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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22日上午，我采访了老同志吕良、何恒夫妇。吕良、何恒夫妇住在南昌市一个僻静的小院里，院子里的樟树枝繁叶茂，在冬日的阳光下散发出阵阵清香。老人的家很简朴，木制的老门窗、老地板,旧式的老家具，使人仿佛置身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穿过客厅，走进书房，两位朴素、慈祥的老人已坐在藤椅上等候了。
两位老人年近九旬，吕老有点耳背，何老咽喉发炎，嗓音有些沙哑,但他们思维清晰，言谈间透出一股儒雅之气。随着采访的开始，两位老人把我一下子带入几十年前的革命岁月中。
“当时我们加入共产党干革命，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是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
吕良1916年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高陂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大埔县地处粤西，境内群山环抱，溪流众多，是客家聚居地。吕良在淳厚的客家文化氛围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在高陂读完小学后考入大埔县中，1934年考入百侯中学艺友师范就读。
百侯中学在20世纪30年代，以推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运动而著名，当时在全国享有“北有晓庄，南有百侯”的美誉。百侯中学下设艺友师范。陶行知认为，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便是艺友制师范教育，艺友制的根本方法是教学做合一。在艺友师范的学习经历，使吕良养成了勤于动手的习惯。陶行知先生的教诲“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青年吕良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从此他和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百侯中学期间，在一批进步教师的引导下，吕良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的书刊，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逐步认识到，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惟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才有希望，人民才能翻身。于是他毅然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1935年春，吕良和几位进步同学一起来到广西南宁，进入南宁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南宁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是著名教育家雷沛鸿先生为推广“乡村教育”、“平民教育”而创办的。在这里，吕良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他一边在南宁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读书，一边在当地的国民基础学校教书，同时积极参加党的地下革命活动。他于1935年秋加入共青团，1936年转为中共党员。当时党的地下组织办了一份名为《新动向》的刊物，吕良负责刻钢版、油印。后来，他奉组织之命来到上海，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生活教育社”工作。“七?七”事变前夕，党组织派吕良等四位同志前往延安。
“我原来的名字叫李良史，在我登上火车去延安之前，党组织给我改名吕良。”吕老说。
何老接过话题说：“那时因为斗争的需要，我们都有党内的名字。我1919年11月出生，原名叫阳玉蓉，何恒是我在党内的名字。为了从事地下工作的需要，我也曾化名吴静。我在学生时代参加地下党工作，因年纪小，性格比较泼辣，绰号叫‘小辣椒’。我们俩是在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认识的。那时，我受一些进步老师的影响参加了革命，1935年冬加入共青团，1936年转为中共党员。当时我们互相只知道同是进步青年，组织上的事都互相保密。他去上海、延安，都没有告诉我。后来党组织也派我去延安，路过西安时遇到一位熟人，告诉我吕良也在延安。我这才知道他的下落。”
“红军长征经过广西，我和几位同志欲前往加入红军，但上级组织没有批准，因为白区革命工作也需要人。”说到当时与红军擦肩而过，没赶上长征，何老至今仍有些遗憾。
“当时我们加入共产党干革命，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是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在谈到参加革命的原因时，两位老人说。
“来到延安，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快乐，虽然当时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
1937年吕良到达延安，先后任陕甘宁边区教育部（后改称教育厅）编辑、副科长、督学，边区中学（边区师范）教务主任、绥德专署和延安专署教育科长。延安时期，吕良著有《一个实施战时教育的学校》、《边区的社会教育》和新文字教材。何恒在延安曾任抗大391第三期女生队学员兼支部书记、第四期专职支部书记，马列主义学院毕业后任绥德市委宣传部长。两人于1940年在延安结婚。
“来到延安，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快乐，虽然当时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 说起延安，两位老人一下子激动起来，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和毛泽东的“实践第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观点不谋而合。为纪念陶行知，延安中学1946年改名为“行知中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成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验基地。深受陶行知教育思想熏陶的吕良来到延安，适逢其时。
吕老回忆说：“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学，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学。我当时任边区中学教务主任兼政治教员。后来为躲避日机轰炸，边区中学从延安搬到100多里外的安塞县吊儿沟。那时没有交通工具，搬迁全靠师生们的手提肩扛，大家翻山越岭，走一趟需两天，来来回回整整搬了半个月。”一到吊儿沟，师生们就自己动手挖窑洞、平操场。桌凳是学生从河沟里弄来石板做的。边区中学注重抗战教育，内容上各科均增加了抗战方面的材料，政治常识课注重宣讲抗战形势，自然常识教学生防空、防毒常识，写作课教学生写抗战标语、路条、墙报，历史课介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史实，地理课教学生绘制战区地图，音乐课教唱抗战歌曲。
边区中学的师生们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生产粮食，种菜，养羊、养牛，纺纱织布。通过劳动，学生们既学会了劳动技能，又锻炼了身体，磨练了思想，使所学知识和劳动实践结合起来。师生们还积极协助当地政府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利用冬天空闲时间为群众办冬学，教他们识字、政治常识、算术、唱歌，宣传国内外大事。边区中学的许多学生担任冬学的老师，他们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吃住在群众家里，深受群众欢迎。
“毛主席的侄子和警卫员都曾在边区中学学习。”吕良回忆说，“毛主席对边区中学非常关心，曾亲笔题词表扬边区中学，肯定了学校结合抗战实际、结合劳动生产的办学方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并讲了一些勉励的话。我一直把毛主席的亲笔题词珍藏在身边。后来在一次行军途中被雨水淋湿，我拿出来晒的时候不幸遗失了。”说到这，吕老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为总结推广边区中学的办学经验，吕良曾撰写《边区中学----一所特殊的学校》一书，扉页上是毛主席的题词。书稿送到上海的商务书局，可惜后来该书局遭日机轰炸，书稿毁于战火，最终没能出版。
在边区教育部工作时，吕良曾和老教育家徐特立共住一孔窑洞。说起徐老，吕良充满着崇敬之情。当时的延安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担任教育部长的徐老和其他同志一样只有一套棉衣。由于没有替换的衣服，又缺水洗澡，大家身上都长了虱子。闲暇时，大家就脱下衣服来捉虱子。徐老当时已年过花甲，眼神不好，吕良就经常帮徐老把头发里、衣服里的虱子捉出来。
当时延安工作很紧张，生活非常艰苦。有的同志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孩子送给当地的老百姓。那时陕北老百姓的孩子成活率不高，所以陕北人很喜欢孩子。吕良在边区教育厅工作时，一位同志将自己的孩子送给了远离延安的甘泉县的一位老乡。孩子送走后，他又特别想念。吕良当时身体很单薄，有一次抱着自己发烧的孩子上医院，走到半路，因为抱不动，又返回来了，没有去成医院。但是，当吕良得知那位同志很思念自己的孩子时，二话没说，就一个人走了几十里路赶到甘泉，几经周折找到了那位老乡，做了许多工作，说了不少好话，终于将孩子抱回延安，交给了那位同志。该同志非常感动，解放后都一直念念不忘这件事。
何恒到达延安后不久，她惟一的弟弟也瞒着母亲投身革命，来到延安。“我弟弟是和几个同学一块儿从广西出发的，他们身上没有钱，路上非常艰难。当时我在抗大学习，听说弟弟到了延安，一下课，就到中央办公厅借了一匹马去看弟弟。弟弟所在的抗大分校在盘龙山，距延安70多里路。别看我个子小，但很勇敢，愣是一个人骑着马，翻山越岭，赶了几十里的山路。到了抗大分校，不巧弟弟出去打靶训练了，直到晚上才等到弟弟回来。我和弟弟谈了一个晚上，因为第二天早上要听重要报告，天没亮我又赶回了学校。没想到这竟是我和弟弟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弟弟上了前线，1942年在太行山一次反‘扫荡’的战斗中牺牲了。”说到这，何老的眼里噙满了泪花。“直到解放后，对母亲我都隐瞒着，骗母亲说，弟弟到苏联学习去了。为此，直到母亲去世，连应为母亲办理的烈属证都没有去办理。”
“当听到吕良还活着的消息时，我的眼泪哗地一下就流出来了。”
解放战争时期，吕良先后担任长春市教育局长，吉林省教育厅秘书主任、副厅长、厅长；何恒先后任吉林省民主学院政治指导员，吉林市教育局副局长。
抗日战争后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局部反攻，扩大抗日根据地。1944年11月1日，王震的三五九旅改编成南下支队誓师出征。不久，中央又组织了一批南方籍干部南下支援，吕良参加了这支南下队伍。队伍刚过黄河，就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上级命令他们火速赶往东北。于是，吕良又踏上了奔赴东北的征程。
吕老回忆说：“我们当时是从内蒙古绕道去东北的，走了5个月，辗转6000多里。我现在脚上的鸡眼，就是那次长途行军时长出来的。当时行军异常艰苦，有一次实在没有吃的，就打乌鸦充饥。后来在接收长春时，一支刚被解放军收编的国民党部队突然‘反水’，把我们包围在一栋大楼里。我们几位同志身上只配有短枪，敌众我寡，情况十分危急。我们一面沉着应战，一面派人求援。最后援军赶到，击溃了敌人，才化险为夷。”
吕良随部队离开延安后不久，就传来了他牺牲的消息。何恒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惊呆了，但她很快就镇静下来，以忘我地工作来冲淡心中的悲痛。日本投降后，面对国民党调兵东北的严峻形势，党中央及时作出了进军东北的决定。为此，延安组织了大批干部到东北去，何恒也报了名。同志们都劝她不要去，因为路途遥远，还要经过敌人的多道封锁线，非常危险，何况她当时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但何恒坚定地回答，我参加革命不是来享受的。她找来一头毛驴，做了两个木摇床，一边一个驮着两个年仅四、五岁的儿子就跟着队伍出发了。进军东北的干部大队在敌占区的缝隙中艰难地行进着，每天起早贪黑地赶路，吃的是在延安磨的面糊。一路上，何恒除了照看自己的两个孩子外，还一直帮助照看宋琏同志（解放后任北京市检察长）的一对儿女。一天过河滩时，驴子惊了，摔坏了摇床，何恒只好把孩子绑在驴子上继续行军。蒋军占领山海关后，干部大队从张家口去东北的路走不通了，只好改走海路。路过山东时，何恒的钱包被小偷偷走了，她只得忍痛把自己惟一的毛衣卖了钱留着急用。一路上，不知越过了多少封锁线。到达山东烟台后，大家躺在渔船底下偷渡过海，接着又从大连乘苏军的船只到朝鲜，再经朝鲜到达吉林省图们市，前后历时近一年。
“当时白栋材同志任图们市的书记。白书记是我们在延安时的老朋友，他从干部大队的名单中看到‘何恒’的名字，立刻把我和孩子接到他家，告诉我吕良就在附近的延吉。”何恒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激动不已，“当听到吕良还活着的消息时，我的眼泪哗地一下就流出来了。”
“我们的事很平凡。”
1949年6月，吕良、何恒随解放大军进入南昌。新中国成立后，吕良历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江西省委文教部部长、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还兼任过江西大学校长、江西电视大学校长、江西教育学会会长。何恒历任南昌市教育局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副主席、市科协主席、江西省妇联副主任、江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江西省政协秘书长。
解放后，吕良、何恒把一腔热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江西省和南昌市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他们对党的忠诚和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始终都没有改变，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铮铮风骨和气节。在“反右”运动中，吕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所领导的单位硬是没有划一个右派，保护了一大批干部；“文革”中，吕良尽管自己挨批，但他从不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几十年来，他们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何恒身为南昌市主管文教的书记，常年坚持骑自行车上班。在一次赶去开会的途中，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摔伤了手臂。身为党的领导干部，他们深知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他们经常教育孩子要艰苦朴素，刻苦学习，要平易近人，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具有胸怀宽广和无私奉献精神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我们的事很平凡。”这是整个采访过程中两位老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采访结束，已近中午。在回编辑部的路上，我边走边沉思着，不由想起陶行知先生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不正是吕良、何恒两位革命老人一生的写照吗？想到这，我不禁加快了脚步……
两位老人年近九旬，吕老有点耳背，何老咽喉发炎，嗓音有些沙哑,但他们思维清晰，言谈间透出一股儒雅之气。随着采访的开始，两位老人把我一下子带入几十年前的革命岁月中。
“当时我们加入共产党干革命，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是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
吕良1916年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高陂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大埔县地处粤西，境内群山环抱，溪流众多，是客家聚居地。吕良在淳厚的客家文化氛围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在高陂读完小学后考入大埔县中，1934年考入百侯中学艺友师范就读。
百侯中学在20世纪30年代，以推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运动而著名，当时在全国享有“北有晓庄，南有百侯”的美誉。百侯中学下设艺友师范。陶行知认为，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便是艺友制师范教育，艺友制的根本方法是教学做合一。在艺友师范的学习经历，使吕良养成了勤于动手的习惯。陶行知先生的教诲“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青年吕良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从此他和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百侯中学期间，在一批进步教师的引导下，吕良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的书刊，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逐步认识到，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惟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才有希望，人民才能翻身。于是他毅然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1935年春，吕良和几位进步同学一起来到广西南宁，进入南宁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南宁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是著名教育家雷沛鸿先生为推广“乡村教育”、“平民教育”而创办的。在这里，吕良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他一边在南宁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读书，一边在当地的国民基础学校教书，同时积极参加党的地下革命活动。他于1935年秋加入共青团，1936年转为中共党员。当时党的地下组织办了一份名为《新动向》的刊物，吕良负责刻钢版、油印。后来，他奉组织之命来到上海，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生活教育社”工作。“七?七”事变前夕，党组织派吕良等四位同志前往延安。
“我原来的名字叫李良史，在我登上火车去延安之前，党组织给我改名吕良。”吕老说。
何老接过话题说：“那时因为斗争的需要，我们都有党内的名字。我1919年11月出生，原名叫阳玉蓉，何恒是我在党内的名字。为了从事地下工作的需要，我也曾化名吴静。我在学生时代参加地下党工作，因年纪小，性格比较泼辣，绰号叫‘小辣椒’。我们俩是在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认识的。那时，我受一些进步老师的影响参加了革命，1935年冬加入共青团，1936年转为中共党员。当时我们互相只知道同是进步青年，组织上的事都互相保密。他去上海、延安，都没有告诉我。后来党组织也派我去延安，路过西安时遇到一位熟人，告诉我吕良也在延安。我这才知道他的下落。”
“红军长征经过广西，我和几位同志欲前往加入红军，但上级组织没有批准，因为白区革命工作也需要人。”说到当时与红军擦肩而过，没赶上长征，何老至今仍有些遗憾。
“当时我们加入共产党干革命，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是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在谈到参加革命的原因时，两位老人说。
“来到延安，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快乐，虽然当时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
1937年吕良到达延安，先后任陕甘宁边区教育部（后改称教育厅）编辑、副科长、督学，边区中学（边区师范）教务主任、绥德专署和延安专署教育科长。延安时期，吕良著有《一个实施战时教育的学校》、《边区的社会教育》和新文字教材。何恒在延安曾任抗大391第三期女生队学员兼支部书记、第四期专职支部书记，马列主义学院毕业后任绥德市委宣传部长。两人于1940年在延安结婚。
“来到延安，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快乐，虽然当时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 说起延安，两位老人一下子激动起来，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和毛泽东的“实践第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观点不谋而合。为纪念陶行知，延安中学1946年改名为“行知中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成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验基地。深受陶行知教育思想熏陶的吕良来到延安，适逢其时。
吕老回忆说：“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学，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学。我当时任边区中学教务主任兼政治教员。后来为躲避日机轰炸，边区中学从延安搬到100多里外的安塞县吊儿沟。那时没有交通工具，搬迁全靠师生们的手提肩扛，大家翻山越岭，走一趟需两天，来来回回整整搬了半个月。”一到吊儿沟，师生们就自己动手挖窑洞、平操场。桌凳是学生从河沟里弄来石板做的。边区中学注重抗战教育，内容上各科均增加了抗战方面的材料，政治常识课注重宣讲抗战形势，自然常识教学生防空、防毒常识，写作课教学生写抗战标语、路条、墙报，历史课介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史实，地理课教学生绘制战区地图，音乐课教唱抗战歌曲。
边区中学的师生们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生产粮食，种菜，养羊、养牛，纺纱织布。通过劳动，学生们既学会了劳动技能，又锻炼了身体，磨练了思想，使所学知识和劳动实践结合起来。师生们还积极协助当地政府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利用冬天空闲时间为群众办冬学，教他们识字、政治常识、算术、唱歌，宣传国内外大事。边区中学的许多学生担任冬学的老师，他们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吃住在群众家里，深受群众欢迎。
“毛主席的侄子和警卫员都曾在边区中学学习。”吕良回忆说，“毛主席对边区中学非常关心，曾亲笔题词表扬边区中学，肯定了学校结合抗战实际、结合劳动生产的办学方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并讲了一些勉励的话。我一直把毛主席的亲笔题词珍藏在身边。后来在一次行军途中被雨水淋湿，我拿出来晒的时候不幸遗失了。”说到这，吕老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为总结推广边区中学的办学经验，吕良曾撰写《边区中学----一所特殊的学校》一书，扉页上是毛主席的题词。书稿送到上海的商务书局，可惜后来该书局遭日机轰炸，书稿毁于战火，最终没能出版。
在边区教育部工作时，吕良曾和老教育家徐特立共住一孔窑洞。说起徐老，吕良充满着崇敬之情。当时的延安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担任教育部长的徐老和其他同志一样只有一套棉衣。由于没有替换的衣服，又缺水洗澡，大家身上都长了虱子。闲暇时，大家就脱下衣服来捉虱子。徐老当时已年过花甲，眼神不好，吕良就经常帮徐老把头发里、衣服里的虱子捉出来。
当时延安工作很紧张，生活非常艰苦。有的同志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孩子送给当地的老百姓。那时陕北老百姓的孩子成活率不高，所以陕北人很喜欢孩子。吕良在边区教育厅工作时，一位同志将自己的孩子送给了远离延安的甘泉县的一位老乡。孩子送走后，他又特别想念。吕良当时身体很单薄，有一次抱着自己发烧的孩子上医院，走到半路，因为抱不动，又返回来了，没有去成医院。但是，当吕良得知那位同志很思念自己的孩子时，二话没说，就一个人走了几十里路赶到甘泉，几经周折找到了那位老乡，做了许多工作，说了不少好话，终于将孩子抱回延安，交给了那位同志。该同志非常感动，解放后都一直念念不忘这件事。
何恒到达延安后不久，她惟一的弟弟也瞒着母亲投身革命，来到延安。“我弟弟是和几个同学一块儿从广西出发的，他们身上没有钱，路上非常艰难。当时我在抗大学习，听说弟弟到了延安，一下课，就到中央办公厅借了一匹马去看弟弟。弟弟所在的抗大分校在盘龙山，距延安70多里路。别看我个子小，但很勇敢，愣是一个人骑着马，翻山越岭，赶了几十里的山路。到了抗大分校，不巧弟弟出去打靶训练了，直到晚上才等到弟弟回来。我和弟弟谈了一个晚上，因为第二天早上要听重要报告，天没亮我又赶回了学校。没想到这竟是我和弟弟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弟弟上了前线，1942年在太行山一次反‘扫荡’的战斗中牺牲了。”说到这，何老的眼里噙满了泪花。“直到解放后，对母亲我都隐瞒着，骗母亲说，弟弟到苏联学习去了。为此，直到母亲去世，连应为母亲办理的烈属证都没有去办理。”
“当听到吕良还活着的消息时，我的眼泪哗地一下就流出来了。”
解放战争时期，吕良先后担任长春市教育局长，吉林省教育厅秘书主任、副厅长、厅长；何恒先后任吉林省民主学院政治指导员，吉林市教育局副局长。
抗日战争后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局部反攻，扩大抗日根据地。1944年11月1日，王震的三五九旅改编成南下支队誓师出征。不久，中央又组织了一批南方籍干部南下支援，吕良参加了这支南下队伍。队伍刚过黄河，就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上级命令他们火速赶往东北。于是，吕良又踏上了奔赴东北的征程。
吕老回忆说：“我们当时是从内蒙古绕道去东北的，走了5个月，辗转6000多里。我现在脚上的鸡眼，就是那次长途行军时长出来的。当时行军异常艰苦，有一次实在没有吃的，就打乌鸦充饥。后来在接收长春时，一支刚被解放军收编的国民党部队突然‘反水’，把我们包围在一栋大楼里。我们几位同志身上只配有短枪，敌众我寡，情况十分危急。我们一面沉着应战，一面派人求援。最后援军赶到，击溃了敌人，才化险为夷。”
吕良随部队离开延安后不久，就传来了他牺牲的消息。何恒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惊呆了，但她很快就镇静下来，以忘我地工作来冲淡心中的悲痛。日本投降后，面对国民党调兵东北的严峻形势，党中央及时作出了进军东北的决定。为此，延安组织了大批干部到东北去，何恒也报了名。同志们都劝她不要去，因为路途遥远，还要经过敌人的多道封锁线，非常危险，何况她当时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但何恒坚定地回答，我参加革命不是来享受的。她找来一头毛驴，做了两个木摇床，一边一个驮着两个年仅四、五岁的儿子就跟着队伍出发了。进军东北的干部大队在敌占区的缝隙中艰难地行进着，每天起早贪黑地赶路，吃的是在延安磨的面糊。一路上，何恒除了照看自己的两个孩子外，还一直帮助照看宋琏同志（解放后任北京市检察长）的一对儿女。一天过河滩时，驴子惊了，摔坏了摇床，何恒只好把孩子绑在驴子上继续行军。蒋军占领山海关后，干部大队从张家口去东北的路走不通了，只好改走海路。路过山东时，何恒的钱包被小偷偷走了，她只得忍痛把自己惟一的毛衣卖了钱留着急用。一路上，不知越过了多少封锁线。到达山东烟台后，大家躺在渔船底下偷渡过海，接着又从大连乘苏军的船只到朝鲜，再经朝鲜到达吉林省图们市，前后历时近一年。
“当时白栋材同志任图们市的书记。白书记是我们在延安时的老朋友，他从干部大队的名单中看到‘何恒’的名字，立刻把我和孩子接到他家，告诉我吕良就在附近的延吉。”何恒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激动不已，“当听到吕良还活着的消息时，我的眼泪哗地一下就流出来了。”
“我们的事很平凡。”
1949年6月，吕良、何恒随解放大军进入南昌。新中国成立后，吕良历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江西省委文教部部长、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还兼任过江西大学校长、江西电视大学校长、江西教育学会会长。何恒历任南昌市教育局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副主席、市科协主席、江西省妇联副主任、江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江西省政协秘书长。
解放后，吕良、何恒把一腔热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江西省和南昌市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他们对党的忠诚和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始终都没有改变，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铮铮风骨和气节。在“反右”运动中，吕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所领导的单位硬是没有划一个右派，保护了一大批干部；“文革”中，吕良尽管自己挨批，但他从不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几十年来，他们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何恒身为南昌市主管文教的书记，常年坚持骑自行车上班。在一次赶去开会的途中，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摔伤了手臂。身为党的领导干部，他们深知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他们经常教育孩子要艰苦朴素，刻苦学习，要平易近人，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具有胸怀宽广和无私奉献精神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我们的事很平凡。”这是整个采访过程中两位老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采访结束，已近中午。在回编辑部的路上，我边走边沉思着，不由想起陶行知先生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不正是吕良、何恒两位革命老人一生的写照吗？想到这，我不禁加快了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