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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生命体在胚胎早期因为各种原因发育不良，它就会以为自己一生都将面临这种恶劣的条件。为了适应环境，这个生命体往往会发育出一些节省或高效利用能量的性状，以期获得生存的优势。这本来是自然选择赋予我们的利器，然而如果恶劣的后天环境并未出现，这种现实与预测之间的失衡不但使得那些“高效”的性状毫无用武之地，反而成了危害我们健康的凶器，让我们变得肥胖臃肿、无法有效调节血糖,最终患上心血管疾病。
1986年，南安普敦大学的戴维·巴克尔（David Barker）教授在整理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的出生与死亡记录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上世纪二十年代婴儿死亡率高的地区，到了六七十年代后，也正是心血管疾病致死率高的地区。他于是大胆推论：既然高婴儿死亡率往往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出生于这类地区的人们很可能在人生早期就经历了营养不良，而这就成为了他们成年后心血管疾病高发的原因之一。虽然这类无法细究到个人的笼统研究，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巴克尔却为此着迷，继续探寻下去。
巴克尔与同事追踪了五千多名出生于1911-1931年的英国婴儿，发现那些出生重量轻的孩子，在成年后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概率有所升高。这篇文章发表在著名杂志《柳叶刀》上，被广为引用。由于出生重量常常被看做是胎儿在母体内营养状况的指标，巴克尔认为这证明了慢性病与生命发展最早期的营养状况息息相关。他在这一领域内不断前行，将研究扩展到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等一系列疾病。正是由于这些研究，“都哈理论”开始引人注目。数十年间，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家受此启发，进入此行，做出许多激动人心的发现。
然而，此类研究也受到许多质疑。有人认为他们所用的统计方法有重大谬误，有人则指出实验设计中的不足之处，还有人指责巴克尔爱对研究结果进行过分解读。此外，母亲的营养状况毕竟只是影响出生重量的诸多因素之一，要从巴克尔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得出“胎儿期营养不足导致后天慢性疾病风险增高”的因果结论，实在勉强。
然而，若要证明因果关系，流行病研究中的“金标准”是随机双盲对照实验。可是，无论从伦理道德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说，都不可能将怀孕的母亲作小白鼠般对待，分组进行营养配给管制的实验。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些不幸的历史事件却成为难得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就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早期营养不良，成年后更易肥胖
对于阿姆斯特丹的人民，1944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严酷。由于战争，荷兰的农业与运输业都一片凋敝。阿姆斯特丹城中，饥荒开始了。
到了五月，阿姆斯特丹终于解放，食物供给迅速恢复正常，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上万人未能熬过寒冬，死于营养不良。正如巴克尔的研究所暗示的，那个悲惨的冬天在那些不幸（或有幸？）出生在饥荒中的上千婴儿的体内书写下了特殊的印记。
有关荷兰饥荒的第一篇研究文章发表在1976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研究者发现，在三十万名参军入伍的荷兰男青年中，那些母亲在怀孕早期经历了饥荒的人更易得肥胖症。有趣的是，在那些在胎儿后期或者在出生后才经历饥荒的人中，却没有观察到类似的现象。这首次提醒人们：也许在怀孕期间，某些时期的胎儿对营养状况特别敏感。
2000年，又一批研究者发现，在胎儿发育早期经历饥荒的荷兰人中，冠心病的普遍程度达到从未经历饥荒人群的三倍之多。在过去几十年中，科学家们对这一人群的研究从未停歇。他们发现，在胎儿期经历饥荒与许多成年后的慢性疾病都有联系，其中包括：血糖不耐受（与糖尿病有关的指标）、高血压、高血脂,甚至乳腺癌、精神分裂与认知衰退。所涉疾病之广，令人惊叹。
在荷兰饥荒结束的十五年后，一场现代史上的空前灾难降临在中国的土地上。1959年后的三年饥荒，“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以千万计。
近十年中，随着出生于那段历史中的婴儿步入中老年时期，关于中国三年饥荒的研究也开始慢慢浮现出来，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提供了对荷兰饥荒研究的支持。
调查发现出生于、或在生命早期经历三年饥荒的人比那些生于饥荒之后的人更易肥胖。而且这一现象在女性中尤其明显，并且几乎仅限于受灾严重的地区。而另一项研究发现，在重灾区，出生于饥荒时期的人群中，高血糖的普遍程度可以达到生于饥荒前、后的人群的2-4倍。
环境变好，健康反而恶化？
让我们再次回到巴克尔，他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英国，随着上个世纪人均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持续上升。可是令人难解的是，如果它真是一种“富贵病”，那为什么这种疾病却在英国的贫困人群中更为普遍呢？这富裕与贫困之间，有着怎样的微妙联系与共同作用呢？
北欧国家往往有着极好国家公共卫生系统，以及覆盖全民的出生、死亡,甚至长达一生的健康疾病的记录，为流行病学家研究人群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巴克尔从医院中找来三千多名生于上世纪初的男子的出生档案，并在他们的小学文件中获得每年的身高体重数据，又根据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在国家死亡记录中找到死于冠心病的那些人。在对这些海量数据的分析中，一些有趣的现象浮出水面。
巴克尔首先证实了自己过去的研究成果：出生重量轻的婴儿死于冠心病的可能性更高。然而，进一步将小学的身高体重数据加以考虑后，他发现，那些出生时轻而小的婴儿，如果在童年和少年时代迅速成长，体重指数（BMI）很可能赶上甚至超过同龄的孩子，这些人成年后死于冠心病的风险尤其的高；相反，如果一个人出生时重量较轻，且一直保持低体重的话，他的冠心病风险并不比那些出生重量正常的孩子高上太多。
相似的现象，在对饥荒研究中一再被证实。在饥荒与慢性病的关系中，胎儿期的经历只是拼图中的一片，要加上后天的环境与成长才可窥见全图：出生于荷兰饥荒时期且成年后患有肥胖症的人与仅出生于饥荒时期却保持苗条或未经饥荒却患肥胖症的人相比，患糖尿病的风险都有提高。相似的，在出生于中国三年饥荒且成年后经济条件富足的中国农民中，高血糖的普遍程度竟达到仅生于饥荒,或者仅享受成年后富足生活的人群的4-2倍。
为何后天良好的环境反而会恶化胎儿期不良环境对人体健康的负作用？针对这一令人困惑不解的研究发现，巴克尔在1995年提出“节约表型学说”（The thrifty phenotype）。他认为，如果一个生命体在胚胎早期因为各种原因发育不良，它就会以为自己一生都将面临这种恶劣的条件。为了适应环境，这个生命体往往会发育出一些节省或高效利用能量的性状，以期获得生存的优势。这本来是自然选择赋予我们的利器，然而如果恶劣的后天环境并未出现，这种现实与预测之间的失衡不但使得那些“高效”的性状毫无用武之地，反而成了危害我们健康的凶器，让我们变得肥胖臃肿、无法有效调节血糖、最终患上心血管疾病。
巴克尔预言，当占有大半世界人口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得到发展,并开始采纳高油脂高热量的西方食谱与缺乏运动的生活方式后，已经生而具有“节约表型”的人群，将面临巨大的健康风险。
1986年，南安普敦大学的戴维·巴克尔（David Barker）教授在整理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的出生与死亡记录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上世纪二十年代婴儿死亡率高的地区，到了六七十年代后，也正是心血管疾病致死率高的地区。他于是大胆推论：既然高婴儿死亡率往往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出生于这类地区的人们很可能在人生早期就经历了营养不良，而这就成为了他们成年后心血管疾病高发的原因之一。虽然这类无法细究到个人的笼统研究，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巴克尔却为此着迷，继续探寻下去。
巴克尔与同事追踪了五千多名出生于1911-1931年的英国婴儿，发现那些出生重量轻的孩子，在成年后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概率有所升高。这篇文章发表在著名杂志《柳叶刀》上，被广为引用。由于出生重量常常被看做是胎儿在母体内营养状况的指标，巴克尔认为这证明了慢性病与生命发展最早期的营养状况息息相关。他在这一领域内不断前行，将研究扩展到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等一系列疾病。正是由于这些研究，“都哈理论”开始引人注目。数十年间，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家受此启发，进入此行，做出许多激动人心的发现。
然而，此类研究也受到许多质疑。有人认为他们所用的统计方法有重大谬误，有人则指出实验设计中的不足之处，还有人指责巴克尔爱对研究结果进行过分解读。此外，母亲的营养状况毕竟只是影响出生重量的诸多因素之一，要从巴克尔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得出“胎儿期营养不足导致后天慢性疾病风险增高”的因果结论，实在勉强。
然而，若要证明因果关系，流行病研究中的“金标准”是随机双盲对照实验。可是，无论从伦理道德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说，都不可能将怀孕的母亲作小白鼠般对待，分组进行营养配给管制的实验。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些不幸的历史事件却成为难得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就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早期营养不良，成年后更易肥胖
对于阿姆斯特丹的人民，1944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严酷。由于战争，荷兰的农业与运输业都一片凋敝。阿姆斯特丹城中，饥荒开始了。
到了五月，阿姆斯特丹终于解放，食物供给迅速恢复正常，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上万人未能熬过寒冬，死于营养不良。正如巴克尔的研究所暗示的，那个悲惨的冬天在那些不幸（或有幸？）出生在饥荒中的上千婴儿的体内书写下了特殊的印记。
有关荷兰饥荒的第一篇研究文章发表在1976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研究者发现，在三十万名参军入伍的荷兰男青年中，那些母亲在怀孕早期经历了饥荒的人更易得肥胖症。有趣的是，在那些在胎儿后期或者在出生后才经历饥荒的人中，却没有观察到类似的现象。这首次提醒人们：也许在怀孕期间，某些时期的胎儿对营养状况特别敏感。
2000年，又一批研究者发现，在胎儿发育早期经历饥荒的荷兰人中，冠心病的普遍程度达到从未经历饥荒人群的三倍之多。在过去几十年中，科学家们对这一人群的研究从未停歇。他们发现，在胎儿期经历饥荒与许多成年后的慢性疾病都有联系，其中包括：血糖不耐受（与糖尿病有关的指标）、高血压、高血脂,甚至乳腺癌、精神分裂与认知衰退。所涉疾病之广，令人惊叹。
在荷兰饥荒结束的十五年后，一场现代史上的空前灾难降临在中国的土地上。1959年后的三年饥荒，“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以千万计。
近十年中，随着出生于那段历史中的婴儿步入中老年时期，关于中国三年饥荒的研究也开始慢慢浮现出来，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提供了对荷兰饥荒研究的支持。
调查发现出生于、或在生命早期经历三年饥荒的人比那些生于饥荒之后的人更易肥胖。而且这一现象在女性中尤其明显，并且几乎仅限于受灾严重的地区。而另一项研究发现，在重灾区，出生于饥荒时期的人群中，高血糖的普遍程度可以达到生于饥荒前、后的人群的2-4倍。
环境变好，健康反而恶化？
让我们再次回到巴克尔，他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英国，随着上个世纪人均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持续上升。可是令人难解的是，如果它真是一种“富贵病”，那为什么这种疾病却在英国的贫困人群中更为普遍呢？这富裕与贫困之间，有着怎样的微妙联系与共同作用呢？
北欧国家往往有着极好国家公共卫生系统，以及覆盖全民的出生、死亡,甚至长达一生的健康疾病的记录，为流行病学家研究人群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巴克尔从医院中找来三千多名生于上世纪初的男子的出生档案，并在他们的小学文件中获得每年的身高体重数据，又根据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在国家死亡记录中找到死于冠心病的那些人。在对这些海量数据的分析中，一些有趣的现象浮出水面。
巴克尔首先证实了自己过去的研究成果：出生重量轻的婴儿死于冠心病的可能性更高。然而，进一步将小学的身高体重数据加以考虑后，他发现，那些出生时轻而小的婴儿，如果在童年和少年时代迅速成长，体重指数（BMI）很可能赶上甚至超过同龄的孩子，这些人成年后死于冠心病的风险尤其的高；相反，如果一个人出生时重量较轻，且一直保持低体重的话，他的冠心病风险并不比那些出生重量正常的孩子高上太多。
相似的现象，在对饥荒研究中一再被证实。在饥荒与慢性病的关系中，胎儿期的经历只是拼图中的一片，要加上后天的环境与成长才可窥见全图：出生于荷兰饥荒时期且成年后患有肥胖症的人与仅出生于饥荒时期却保持苗条或未经饥荒却患肥胖症的人相比，患糖尿病的风险都有提高。相似的，在出生于中国三年饥荒且成年后经济条件富足的中国农民中，高血糖的普遍程度竟达到仅生于饥荒,或者仅享受成年后富足生活的人群的4-2倍。
为何后天良好的环境反而会恶化胎儿期不良环境对人体健康的负作用？针对这一令人困惑不解的研究发现，巴克尔在1995年提出“节约表型学说”（The thrifty phenotype）。他认为，如果一个生命体在胚胎早期因为各种原因发育不良，它就会以为自己一生都将面临这种恶劣的条件。为了适应环境，这个生命体往往会发育出一些节省或高效利用能量的性状，以期获得生存的优势。这本来是自然选择赋予我们的利器，然而如果恶劣的后天环境并未出现，这种现实与预测之间的失衡不但使得那些“高效”的性状毫无用武之地，反而成了危害我们健康的凶器，让我们变得肥胖臃肿、无法有效调节血糖、最终患上心血管疾病。
巴克尔预言，当占有大半世界人口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得到发展,并开始采纳高油脂高热量的西方食谱与缺乏运动的生活方式后，已经生而具有“节约表型”的人群，将面临巨大的健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