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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形势下农村集体经济日益成为基层公共服务的重要支撑与村庄管理有效运行的保障。通过对浙江省126个经济薄弱村调研结果发现，集体经济的发展受到农户收入水平、农村区域地理环境、村庄规模以及村庄内部党员结构、宗族结构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基于关键要素的分析进一步发现，集体经济发展不仅是资源要素禀赋问题，也是合作治理视角下交易成本与社会成本的管理问题。发展集体经济日益从一个生产性问题变成管理性的农村资源规划与利用的难题。因此，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合作治理成本的有效化解。重新认识集体经济发展的依赖与功能是未来集体经济再造的关键，也是村庄有效治理的前提。
关键词：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村庄再造;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1-0090-06
一、问题提出
发展集体经济一直是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特别是在2006年税费改革之后，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极大的困境：村级组织所要承当的公共事务日益增多，而所能运用的集体资源越来越少。虽然对农业的反哺力度不断增大，但是分配并不平均，且反哺政策的实施主要针对个人。村庄在公共事务统筹能力上变得日益力不从心。在当前体制下，村级集体经济在保障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提供农村公共设施、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重新认识集体经济，是村庄再造的关键。
已有文献对集体经济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集体经济适应性问题，也就是对于集体经济效果评价;二是对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这两个方面是在不同研究主题下对集体经济的再认识。对于集体经济评价，主要是以人民公社为研究主题，分析其内在机制与失败的原因，为今后发展集体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而对于集体经济模式的探讨，则是以合作组织研究为载体，它突破了原有集体经济概念，为我国今后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除去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上的争论，就目前而言，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受到那些因素的影响？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究竟是一个资源要素问题，还是村庄内部管理问题？集体经济未来承当的角色是生产为载体的农户组织形式，还是以服务为纽带的社区公共服务支撑？这些问题都是当前我国集体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困惑，本文正是基于此，通过对浙江省126个经济薄弱村的调研，对集体经济薄弱村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的了解，来理清集体经济发展困境所在。
二、集体经济发展再认识
许多学者认为，集体所有制适应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生产力水平较低、组织起来以提高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化度的要求[2]。但现实的经验并没有完全支撑这样的论断，组织起来的可能并不是因为生产力水平较低，而具有较高生产力水平的地区也并不是组织匮乏的地区。重新认识集体经济是发展集体经济的首要步骤，特别是基于我国集体经济发展历史，更能够进一步理清集体经济发展的思路。
（一）以人民公社为研究载体的集体经济再评价
由于原有对集体经济认识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研究基本上是在“合作化=集体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讨论问题[3]。而人民公社正是这一模式下最好的样本。因此，对集体经济的再认识主要集中于人民公社的再分析。对于人民公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凡想理解中国现代化的人都不能绕开公社，研究公社是把握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4]不论是社会学视角下对于人民公社运行条件与机制的了解，还是人类学与历史学对于人民公社的挖掘与还原，以及从政治学角度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基层政权问题、基层民主问题等，都从不同的侧面来理解人民公社组织下的运行状况。而经济学则特别关注人民公社的经济产出和效率问题。张军（1998）认为要素的流动性缺乏，使得人民公社缺乏发展的空间。林毅夫（1992）则从博弈论的视角考察人民公社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对于社员退出权的剥夺，使得人民公社的性质从“重复博弈”转变为“一次性博弈”，最终使得监督成本极大上升，与此同时劳动积极性下降，组织效率极大地滑坡。此外，陈剑波（1996）、谭秋成（1998）、周其仁（2002）、梅德平（2004）、傅晨（2006）分别基于剩余所有权、制度变迁、模糊产权等角度分析人民公社内部缺乏效率的原因。
自人民公社解体后，对集体经济效果的评价成为学者们对计划经济进一步认识的研究载体。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对“统”的层面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人民公社制度失败的原因分析。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微观机制讨论，基于人民公社这一特殊的集体经济模式，从效率角度作为最终的价值评价来理解集体经济发展的逻辑。
（二）以合作组织为研究载体的集体经济再探索
人民公社解体后，虽然农村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但人们依然对于农村缺乏长效发展机制而感到担忧。组织一直是学者们呼吁的话题，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先生对于农民缺乏自己的组织而感到深深的忧虑，也一直在呼吁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如果有合作组织相互补充，那就如虎添翼，实现新的飞跃。”早期的学者如牛若峰（1997）、夏英（1999）、周建华（1999）等以产业化、组织化的视角来揭示我国农业发展中组织的必要性，靳相木（1998）等讨论了农业产业组织创新的制度涵义，郭红东（1998）等则将农业产业组织及其组织创新视为农业产业化的关键[5]。
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难以对接成为农业发展的瓶颈。分散化的小农经营使得市场风险不断增大，与此同时安全卫生问题难以有效地控制。吴学凡（2006）从三个方面提出发展农业组织化势在必行。首先，发展农业组织化与现实的制度安排相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农业组织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离不开农业组织化，农业产业化的兴起需要农业组织化。其次，农业组织化是破解“三农”问题的路径依赖。最后，农业组织化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现实依靠[6]。侯军岐（2003）认为，发展农业组织是农民利益得到保护的关键。张红宇（2007）通过分析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市场条件和实践基础表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正当其时[7]。 无论是基于人民公社对集体经济的再评价，还是对合作组织发展的进一步认识，发展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已经成为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出路之一。不论是近郊地区利用市场优势，还是远郊地区利用资源优势，发展集体经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特别是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大、社会治理成本与风险不断增加的情况，有效分担交易成本与合作压力是发展集体经济的重要任务。因此，对于集体经济的再认识应该摆脱效率维度的生产问题，更需要公平维度下的分配问题。新的集体经济不再是单一生产性问题，而是农村长效发展、和谐发展的治理结构问题。
三、浙江省W市集体经济薄弱村基本描述与要素分解
2012年浙江省下发了《关于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意见》（浙委办2012年79号），进一步明确了经济薄弱村的标准：省定经济薄弱村是指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且经营性收入（村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和投资收益之和）在5万元以下，村级组织运转困难的村。W市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在浙江省全省经济发展的前列。工农业发展水平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是个体经济发展使得村庄经济不断提升，但也正是基于此，使得村庄内部利益主体不断多元。村集体经济发展受到各种力量的影响。因此，以此为调研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据2012年W市统计年鉴显示，W市截至2012年底共有126个行政村为集体经济薄弱村，涉及人口11.26万，占W市人口的9.41%。许多村落由于集体经济薄弱、村内部矛盾较大、合作成本无法分担，最终使得农村组织基本运转存在困难。因此，发展集体经济能够有效解决村组织基本运行问题，实现农村公共事务有序发展。
（一）W市经济薄弱村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涉及W市全部经济薄弱村，共涉及W市15个镇街道。按照乡镇财政收入的标准，将126个村落分为五组，每组涉及三个镇街道（分组依据为乡镇街道财政收入，从1组到5组，财政收入由小到大）。基本情况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所调研的126个经济薄弱村中，其内部存在较大的差异。集体经济薄弱村的数量并没有与经济收入变动呈现出相反的变动。与此同时，人口、耕地面积以及山林面积都没有与集体经济薄弱村数量呈现出较强的一致变动。从集体经济薄弱村内部来看，各个村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无论是村庄内部的资源，还是村庄自身的规模。在所调研的126个样本中，村庄规模最小的只有38户，而最大则有866户。人口数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所调研的样本中，人口最少的村庄仅为133人，最大的为2 456人。
（二）集体经济发展要素分析
将样本调查资料中指标量做简单处理。首先，将劳动力与村庄总人口之比作为一个新的衡量村庄人口结构的变量。LF变量可以反映出村庄人口的结构，也可以表示为村庄人力资源的情况。由于在样本中人口变动较大，这样处理可以剔除一些变异变量。其次，由于浙东南地区属于耕地资源比较紧张的地区，村庄自然资源衡量标志采用山林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这一变量一方面可以反映出该村落自然环境，同时也可以了解该村落的村庄环境。
由此，形成新的对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解释的相关变量（如表2）。从表2中我们可知，观察变量由原来的人口、劳动力、耕地面积、山林面积、乡镇财政收入、村集体收入、集体经营性收入、村总收入、农民人均收入等变为该表中几个关键变量。
依据上述变量，对样本数据进行新的描述。我们得出，相比原始表的描述，此处变量的方差较小，一定意义上在构造新的变量过程中，剔除了一些变异数据，使其在描述上更加合乎逻辑。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村庄集体收入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也是我们进一步解释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
（三）集体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无论是基于人民公社的反思，还是基于合作社的探索。现阶段集体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一个管理问题，基层干部则是管理的主要载体。因此，探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情况就必须思考村干部以及党员和宗族势力在其中的影响。因此，本文研究集体经济将加入以党员干部为主要考察变量的因素分析。
在本文的谈论中，我们选取四个有效变量。一是村党员干部数量，虽然党员干部数量受到人口规模的影响，但是不同规模的党员数量，可以反映出一个村落政治资源的运行。二是村干部的任期，本文选取村主任与村长两个职位的任期作为参考变量，来反映村庄的稳定性因素。第三，我们选取村长是否为党员这一变量因素，来考察两委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从检验的角度来看，村长能不能成为党员，基本上是一个村庄是否和谐的重要指标。因此，在前述五个变量之外，又选取了三个变量作为考量集体经济发展检验管理维度（详见表3）。
四、集体经济薄弱的进一步分析
从经济薄弱村基本情况，分解出八个相关变量，以此来分析影响经济薄弱村发展的原因。在此，做八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利用stata软件，做九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4。
从表4中我们可以得出：在变量关系中两类变量的相关情况各不相同。第一类变量（LF、VS、NE、DM、IC）这些传统认为的集体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与集体经济收入这个变量之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相关性。
（一）基于要素变量的集体经济发展分析
劳动力要素在当下的农村已经不再是作为一种资源要素存在，而是反映村庄活力的一个标志。劳动力要素存量的背后是一个劳动力流动的过程。“空心化”的村庄不仅在中西部存在，在东部同样也有这种现象，缺乏必要的集体经济使得村庄在人口迁移上存在一个“推力”。而较好的村庄集体经济则会形成一种“拉力”，从而形成“离土不离乡”的人口就业格局。村庄自然环境在村庄发展上也是一个较为关键的因素。传统认为集体经济是一种合作应对困境的发展模式，但是自然因素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变成了集体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自然条件越好，可能集体经济发展越有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在靠近城市的郊区，土地的变性成为集体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市场化程度在集体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个正相关的关系。改革以来的集体经济发展，并不是仅仅从生存视角的选择，而是在市场之上对农村资产的有效利用与资源的有效开发。因此，市场化的推进对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如果能够在市场化推进中解决好村庄治理难题，那么集体经济发展的困境并不是一个真命题。
（二）基于管理视角的集体经济发展分析
从管理视角来看集体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针对村干部的协调性问题。本文所采取的三个变量（DY、RQ、DF）就是基于干部冲突与村干部的延续性问题来理解的。党员作为一种村庄力量的纽带，不仅是一个政治因素，也是一个经济因素。村庄中的党员数量虽然与村庄人口有关，但是党员的数量与结构在村庄动员中具有不可低估的能量。其次，作为村干部之间关系的两个关键变量RQ与DF，能够反映村庄在发展过程中的持续性以及管理中的有效性。村集体经济的薄弱一定意义上与干部的不协调有关。在调研的村庄中，干部冲突不和谐是村庄发展的一个影响因素。一定意义上，也可以验证本文所指出的“集体经济发展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管理问题”。
（三）进一步理解集体经济发展的因素
在上述的两类变量中，VS、DY、IC并不是较为显著。但是经过分类之后，发现存在不同的相关问题。详见表5。
在调研样本中依据集体收入的高低选取前40个村庄与后40个村庄，将前面不显著的变量做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发现，在收入较好的村庄中人均收入也较高，而且党员数量与村庄规模都与集体收入存在正相关性;而在发展较差的村庄三个变量与较好村庄的关系存在很大的不同，党员数量与村庄集体经济收入发展存在一个较小的负相关性，这表明在集体经济发展衰落的同时，也影响了其政治建设;而村庄规模这一治理的范围，在较差的村庄中表现为负相关性，表明因协调成本的加大而使得村庄治理困境加深。
五、结论与思考
从集体行动的困境逻辑解读，到国家兴衰的分配性问题解读，奥尔森所展示的问题也可以应用到对集体经济的再认识上。丹尼斯·缪勒在肯尼斯·阿罗工作的基础上所表明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不断增加所造成的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不断上升[8]。而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利益的不断多元化，使集体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现阶段，村庄发展需要一定的集体经济支撑，而集体经济的功能也需要相应的延伸。一方面表现在，面对“给予型”背景下的“以工补农”发展阶段，集体组织的薄弱使得再分配过程不断受到来自村民的合法性挑战;其次，由于现阶段给予的策略与单纯“输血式”扶贫的差异，使得村庄配套设施难以建立，许多项目难以落地。因而，重新认识集体经济在村庄发展中的功能，是集体经济发展的首要步骤，也是新时期村庄再造的根本。
（一）集体经济发展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集体经济的发展，历来是集体经济发展讨论的焦点。传统观点认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对于集体经济的生成却认识不足。从集体化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再到劳动力迁徙不断加剧的今日农村，原有的集体经济都退回到仅有的集体资产。在调研村落中我们发现，就普遍意义上来看，现阶段集体经济发展更多的是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从浙江省W市的调研资料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集体经济发展并没有显示出很强的相关性。发展集体经济是否为发展经济的手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因为集体经济的再造更多地依赖于管理手段、干部队伍、村民意识的提升。
（二）集体经济发展是否与市场区位优势有关
集体经济发展与市场区位之间的关系，在调研的村落中也没有显示出相应的规律性。但是市场区位的变化确实是集体经济再造的有效契机。市场区位的变化，使得农村内部“资源-资产”结构发生变化。分配性问题日益成为村庄发展的关键。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近郊的村庄，由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原有的村内资源变为增值的资本，村庄发展面临重要的机遇期。村庄内部的分配性问题又一次使得集体经济发展具备了良好的条件，但是此时的集体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基于共同体视角的分配性合作治理过程。
市场因素以及与此相伴的资源环境禀赋，使得村庄在发展集体经济上存在较大的可依赖性。资源要素以及与此伴随的区位价值，是新时期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依赖。能否建立有效的村集体经济模式，关键在于对资源要素的有效化管理。
（三）集体经济发展的管理因素
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要素之中，特别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建立完善的社会转型时期，集体经济的再认识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相比传统集体经济的发展功能，现阶段更应关注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分配功能。因而管理要素就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大部分经济薄弱村都存在干部组织内部矛盾问题，或是由于宗族势力或是由于发展思路等因素。而党员队伍素质，也成为影响村庄组织动员以及整合的关键性力量。
与此同时，村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是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许多村落之所以难以有效地发展集体经济，就是由于干部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使得许多集体性事务由于村内部较高的治理成本问题而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
（四）集体经济发展的依赖与分配功能
重新认识集体经济，关键在于理解新时期集体经济发展的依赖以及新时期集体经济所承担的社会功能。面对新形势农村建设的需要，集体经济的功能已经不再局限于致富功能，而更多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聚合-分配”职能。集体经济的发展必须重塑自身的社会功能，而这就需要更高要求的管理职能。这一点也是传统对于集体经济发展讨论的一个盲区。
当前农村特有的统分经营模式，在“分”的意义上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在“统”的问题上却建设不足，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对于“统”的模式与功能缺乏正确的认识。集体经济作为统合经营的有效手段，必须依赖村内资源，合理有效地开展民主化建设，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引入治理要素。一方面能够使得村内治理达到和谐，另一方面能够有效利用资源谋求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就目前而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三资”（农村集体经济中的资金、资产、资源）的有效利用。“三资”的有效利用更多的是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管理话题。随着农户参与意识以及民主管理意识的不断提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首要面临的将是一个民主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忠根.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现状与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2007，（8）：64-70.
[2]宗寒.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几个问题[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2）：38-45.
[3]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4]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5]郭红东，和丕禅.“农户+农户合作中介组织+市场”在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组织创新[J].农业经济问题，1998，（8）：12-16.
[6]吴学凡.我国新型农业组织化：现实的必然选择[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9）：60-63.
[7]张红宇.对新时期农民组织化几个问题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7，（3）：4-10.
[8]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责任编辑：曹华青
Rethinking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Ma Chaofeng1， Xue Meiqin2
（1.Party School of CPC Wenling Municipal Committee， Wenling 317500， Chian;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ort grassroots public service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village management oper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found that 126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household income level， the impact of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rural area， the size of the village and the village of internal party structure， clan structure and other factors. Further found that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a problem of resource endowment， but also transaction costs and social costs cooperativ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Therefore， the key li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collective resolv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costs.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is the key to the future of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Key words： Economic backwardness village;Collective economy;Village reconstruction;Cooperative governance
关键词：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村庄再造;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1-0090-06
一、问题提出
发展集体经济一直是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特别是在2006年税费改革之后，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极大的困境：村级组织所要承当的公共事务日益增多，而所能运用的集体资源越来越少。虽然对农业的反哺力度不断增大，但是分配并不平均，且反哺政策的实施主要针对个人。村庄在公共事务统筹能力上变得日益力不从心。在当前体制下，村级集体经济在保障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提供农村公共设施、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重新认识集体经济，是村庄再造的关键。
已有文献对集体经济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集体经济适应性问题，也就是对于集体经济效果评价;二是对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这两个方面是在不同研究主题下对集体经济的再认识。对于集体经济评价，主要是以人民公社为研究主题，分析其内在机制与失败的原因，为今后发展集体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而对于集体经济模式的探讨，则是以合作组织研究为载体，它突破了原有集体经济概念，为我国今后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除去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上的争论，就目前而言，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受到那些因素的影响？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究竟是一个资源要素问题，还是村庄内部管理问题？集体经济未来承当的角色是生产为载体的农户组织形式，还是以服务为纽带的社区公共服务支撑？这些问题都是当前我国集体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困惑，本文正是基于此，通过对浙江省126个经济薄弱村的调研，对集体经济薄弱村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的了解，来理清集体经济发展困境所在。
二、集体经济发展再认识
许多学者认为，集体所有制适应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生产力水平较低、组织起来以提高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化度的要求[2]。但现实的经验并没有完全支撑这样的论断，组织起来的可能并不是因为生产力水平较低，而具有较高生产力水平的地区也并不是组织匮乏的地区。重新认识集体经济是发展集体经济的首要步骤，特别是基于我国集体经济发展历史，更能够进一步理清集体经济发展的思路。
（一）以人民公社为研究载体的集体经济再评价
由于原有对集体经济认识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研究基本上是在“合作化=集体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讨论问题[3]。而人民公社正是这一模式下最好的样本。因此，对集体经济的再认识主要集中于人民公社的再分析。对于人民公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凡想理解中国现代化的人都不能绕开公社，研究公社是把握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4]不论是社会学视角下对于人民公社运行条件与机制的了解，还是人类学与历史学对于人民公社的挖掘与还原，以及从政治学角度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基层政权问题、基层民主问题等，都从不同的侧面来理解人民公社组织下的运行状况。而经济学则特别关注人民公社的经济产出和效率问题。张军（1998）认为要素的流动性缺乏，使得人民公社缺乏发展的空间。林毅夫（1992）则从博弈论的视角考察人民公社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对于社员退出权的剥夺，使得人民公社的性质从“重复博弈”转变为“一次性博弈”，最终使得监督成本极大上升，与此同时劳动积极性下降，组织效率极大地滑坡。此外，陈剑波（1996）、谭秋成（1998）、周其仁（2002）、梅德平（2004）、傅晨（2006）分别基于剩余所有权、制度变迁、模糊产权等角度分析人民公社内部缺乏效率的原因。
自人民公社解体后，对集体经济效果的评价成为学者们对计划经济进一步认识的研究载体。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对“统”的层面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人民公社制度失败的原因分析。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微观机制讨论，基于人民公社这一特殊的集体经济模式，从效率角度作为最终的价值评价来理解集体经济发展的逻辑。
（二）以合作组织为研究载体的集体经济再探索
人民公社解体后，虽然农村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但人们依然对于农村缺乏长效发展机制而感到担忧。组织一直是学者们呼吁的话题，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先生对于农民缺乏自己的组织而感到深深的忧虑，也一直在呼吁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如果有合作组织相互补充，那就如虎添翼，实现新的飞跃。”早期的学者如牛若峰（1997）、夏英（1999）、周建华（1999）等以产业化、组织化的视角来揭示我国农业发展中组织的必要性，靳相木（1998）等讨论了农业产业组织创新的制度涵义，郭红东（1998）等则将农业产业组织及其组织创新视为农业产业化的关键[5]。
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难以对接成为农业发展的瓶颈。分散化的小农经营使得市场风险不断增大，与此同时安全卫生问题难以有效地控制。吴学凡（2006）从三个方面提出发展农业组织化势在必行。首先，发展农业组织化与现实的制度安排相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农业组织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离不开农业组织化，农业产业化的兴起需要农业组织化。其次，农业组织化是破解“三农”问题的路径依赖。最后，农业组织化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现实依靠[6]。侯军岐（2003）认为，发展农业组织是农民利益得到保护的关键。张红宇（2007）通过分析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市场条件和实践基础表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正当其时[7]。 无论是基于人民公社对集体经济的再评价，还是对合作组织发展的进一步认识，发展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已经成为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出路之一。不论是近郊地区利用市场优势，还是远郊地区利用资源优势，发展集体经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特别是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大、社会治理成本与风险不断增加的情况，有效分担交易成本与合作压力是发展集体经济的重要任务。因此，对于集体经济的再认识应该摆脱效率维度的生产问题，更需要公平维度下的分配问题。新的集体经济不再是单一生产性问题，而是农村长效发展、和谐发展的治理结构问题。
三、浙江省W市集体经济薄弱村基本描述与要素分解
2012年浙江省下发了《关于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意见》（浙委办2012年79号），进一步明确了经济薄弱村的标准：省定经济薄弱村是指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且经营性收入（村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和投资收益之和）在5万元以下，村级组织运转困难的村。W市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在浙江省全省经济发展的前列。工农业发展水平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是个体经济发展使得村庄经济不断提升，但也正是基于此，使得村庄内部利益主体不断多元。村集体经济发展受到各种力量的影响。因此，以此为调研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据2012年W市统计年鉴显示，W市截至2012年底共有126个行政村为集体经济薄弱村，涉及人口11.26万，占W市人口的9.41%。许多村落由于集体经济薄弱、村内部矛盾较大、合作成本无法分担，最终使得农村组织基本运转存在困难。因此，发展集体经济能够有效解决村组织基本运行问题，实现农村公共事务有序发展。
（一）W市经济薄弱村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涉及W市全部经济薄弱村，共涉及W市15个镇街道。按照乡镇财政收入的标准，将126个村落分为五组，每组涉及三个镇街道（分组依据为乡镇街道财政收入，从1组到5组，财政收入由小到大）。基本情况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所调研的126个经济薄弱村中，其内部存在较大的差异。集体经济薄弱村的数量并没有与经济收入变动呈现出相反的变动。与此同时，人口、耕地面积以及山林面积都没有与集体经济薄弱村数量呈现出较强的一致变动。从集体经济薄弱村内部来看，各个村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无论是村庄内部的资源，还是村庄自身的规模。在所调研的126个样本中，村庄规模最小的只有38户，而最大则有866户。人口数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所调研的样本中，人口最少的村庄仅为133人，最大的为2 456人。
（二）集体经济发展要素分析
将样本调查资料中指标量做简单处理。首先，将劳动力与村庄总人口之比作为一个新的衡量村庄人口结构的变量。LF变量可以反映出村庄人口的结构，也可以表示为村庄人力资源的情况。由于在样本中人口变动较大，这样处理可以剔除一些变异变量。其次，由于浙东南地区属于耕地资源比较紧张的地区，村庄自然资源衡量标志采用山林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这一变量一方面可以反映出该村落自然环境，同时也可以了解该村落的村庄环境。
由此，形成新的对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解释的相关变量（如表2）。从表2中我们可知，观察变量由原来的人口、劳动力、耕地面积、山林面积、乡镇财政收入、村集体收入、集体经营性收入、村总收入、农民人均收入等变为该表中几个关键变量。
依据上述变量，对样本数据进行新的描述。我们得出，相比原始表的描述，此处变量的方差较小，一定意义上在构造新的变量过程中，剔除了一些变异数据，使其在描述上更加合乎逻辑。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村庄集体收入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也是我们进一步解释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
（三）集体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无论是基于人民公社的反思，还是基于合作社的探索。现阶段集体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一个管理问题，基层干部则是管理的主要载体。因此，探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情况就必须思考村干部以及党员和宗族势力在其中的影响。因此，本文研究集体经济将加入以党员干部为主要考察变量的因素分析。
在本文的谈论中，我们选取四个有效变量。一是村党员干部数量，虽然党员干部数量受到人口规模的影响，但是不同规模的党员数量，可以反映出一个村落政治资源的运行。二是村干部的任期，本文选取村主任与村长两个职位的任期作为参考变量，来反映村庄的稳定性因素。第三，我们选取村长是否为党员这一变量因素，来考察两委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从检验的角度来看，村长能不能成为党员，基本上是一个村庄是否和谐的重要指标。因此，在前述五个变量之外，又选取了三个变量作为考量集体经济发展检验管理维度（详见表3）。
四、集体经济薄弱的进一步分析
从经济薄弱村基本情况，分解出八个相关变量，以此来分析影响经济薄弱村发展的原因。在此，做八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利用stata软件，做九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4。
从表4中我们可以得出：在变量关系中两类变量的相关情况各不相同。第一类变量（LF、VS、NE、DM、IC）这些传统认为的集体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与集体经济收入这个变量之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相关性。
（一）基于要素变量的集体经济发展分析
劳动力要素在当下的农村已经不再是作为一种资源要素存在，而是反映村庄活力的一个标志。劳动力要素存量的背后是一个劳动力流动的过程。“空心化”的村庄不仅在中西部存在，在东部同样也有这种现象，缺乏必要的集体经济使得村庄在人口迁移上存在一个“推力”。而较好的村庄集体经济则会形成一种“拉力”，从而形成“离土不离乡”的人口就业格局。村庄自然环境在村庄发展上也是一个较为关键的因素。传统认为集体经济是一种合作应对困境的发展模式，但是自然因素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变成了集体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自然条件越好，可能集体经济发展越有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在靠近城市的郊区，土地的变性成为集体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市场化程度在集体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个正相关的关系。改革以来的集体经济发展，并不是仅仅从生存视角的选择，而是在市场之上对农村资产的有效利用与资源的有效开发。因此，市场化的推进对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如果能够在市场化推进中解决好村庄治理难题，那么集体经济发展的困境并不是一个真命题。
（二）基于管理视角的集体经济发展分析
从管理视角来看集体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针对村干部的协调性问题。本文所采取的三个变量（DY、RQ、DF）就是基于干部冲突与村干部的延续性问题来理解的。党员作为一种村庄力量的纽带，不仅是一个政治因素，也是一个经济因素。村庄中的党员数量虽然与村庄人口有关，但是党员的数量与结构在村庄动员中具有不可低估的能量。其次，作为村干部之间关系的两个关键变量RQ与DF，能够反映村庄在发展过程中的持续性以及管理中的有效性。村集体经济的薄弱一定意义上与干部的不协调有关。在调研的村庄中，干部冲突不和谐是村庄发展的一个影响因素。一定意义上，也可以验证本文所指出的“集体经济发展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管理问题”。
（三）进一步理解集体经济发展的因素
在上述的两类变量中，VS、DY、IC并不是较为显著。但是经过分类之后，发现存在不同的相关问题。详见表5。
在调研样本中依据集体收入的高低选取前40个村庄与后40个村庄，将前面不显著的变量做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发现，在收入较好的村庄中人均收入也较高，而且党员数量与村庄规模都与集体收入存在正相关性;而在发展较差的村庄三个变量与较好村庄的关系存在很大的不同，党员数量与村庄集体经济收入发展存在一个较小的负相关性，这表明在集体经济发展衰落的同时，也影响了其政治建设;而村庄规模这一治理的范围，在较差的村庄中表现为负相关性，表明因协调成本的加大而使得村庄治理困境加深。
五、结论与思考
从集体行动的困境逻辑解读，到国家兴衰的分配性问题解读，奥尔森所展示的问题也可以应用到对集体经济的再认识上。丹尼斯·缪勒在肯尼斯·阿罗工作的基础上所表明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不断增加所造成的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不断上升[8]。而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利益的不断多元化，使集体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现阶段，村庄发展需要一定的集体经济支撑，而集体经济的功能也需要相应的延伸。一方面表现在，面对“给予型”背景下的“以工补农”发展阶段，集体组织的薄弱使得再分配过程不断受到来自村民的合法性挑战;其次，由于现阶段给予的策略与单纯“输血式”扶贫的差异，使得村庄配套设施难以建立，许多项目难以落地。因而，重新认识集体经济在村庄发展中的功能，是集体经济发展的首要步骤，也是新时期村庄再造的根本。
（一）集体经济发展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集体经济的发展，历来是集体经济发展讨论的焦点。传统观点认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对于集体经济的生成却认识不足。从集体化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再到劳动力迁徙不断加剧的今日农村，原有的集体经济都退回到仅有的集体资产。在调研村落中我们发现，就普遍意义上来看，现阶段集体经济发展更多的是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从浙江省W市的调研资料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集体经济发展并没有显示出很强的相关性。发展集体经济是否为发展经济的手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因为集体经济的再造更多地依赖于管理手段、干部队伍、村民意识的提升。
（二）集体经济发展是否与市场区位优势有关
集体经济发展与市场区位之间的关系，在调研的村落中也没有显示出相应的规律性。但是市场区位的变化确实是集体经济再造的有效契机。市场区位的变化，使得农村内部“资源-资产”结构发生变化。分配性问题日益成为村庄发展的关键。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近郊的村庄，由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原有的村内资源变为增值的资本，村庄发展面临重要的机遇期。村庄内部的分配性问题又一次使得集体经济发展具备了良好的条件，但是此时的集体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基于共同体视角的分配性合作治理过程。
市场因素以及与此相伴的资源环境禀赋，使得村庄在发展集体经济上存在较大的可依赖性。资源要素以及与此伴随的区位价值，是新时期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依赖。能否建立有效的村集体经济模式，关键在于对资源要素的有效化管理。
（三）集体经济发展的管理因素
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要素之中，特别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建立完善的社会转型时期，集体经济的再认识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相比传统集体经济的发展功能，现阶段更应关注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分配功能。因而管理要素就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大部分经济薄弱村都存在干部组织内部矛盾问题，或是由于宗族势力或是由于发展思路等因素。而党员队伍素质，也成为影响村庄组织动员以及整合的关键性力量。
与此同时，村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是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许多村落之所以难以有效地发展集体经济，就是由于干部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使得许多集体性事务由于村内部较高的治理成本问题而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
（四）集体经济发展的依赖与分配功能
重新认识集体经济，关键在于理解新时期集体经济发展的依赖以及新时期集体经济所承担的社会功能。面对新形势农村建设的需要，集体经济的功能已经不再局限于致富功能，而更多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聚合-分配”职能。集体经济的发展必须重塑自身的社会功能，而这就需要更高要求的管理职能。这一点也是传统对于集体经济发展讨论的一个盲区。
当前农村特有的统分经营模式，在“分”的意义上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在“统”的问题上却建设不足，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对于“统”的模式与功能缺乏正确的认识。集体经济作为统合经营的有效手段，必须依赖村内资源，合理有效地开展民主化建设，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引入治理要素。一方面能够使得村内治理达到和谐，另一方面能够有效利用资源谋求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就目前而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三资”（农村集体经济中的资金、资产、资源）的有效利用。“三资”的有效利用更多的是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管理话题。随着农户参与意识以及民主管理意识的不断提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首要面临的将是一个民主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忠根.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现状与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2007，（8）：64-70.
[2]宗寒.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几个问题[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2）：38-45.
[3]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4]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5]郭红东，和丕禅.“农户+农户合作中介组织+市场”在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组织创新[J].农业经济问题，1998，（8）：12-16.
[6]吴学凡.我国新型农业组织化：现实的必然选择[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9）：60-63.
[7]张红宇.对新时期农民组织化几个问题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7，（3）：4-10.
[8]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责任编辑：曹华青
Rethinking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Ma Chaofeng1， Xue Meiqin2
（1.Party School of CPC Wenling Municipal Committee， Wenling 317500， Chian;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ort grassroots public service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village management oper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found that 126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household income level， the impact of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rural area， the size of the village and the village of internal party structure， clan structure and other factors. Further found that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a problem of resource endowment， but also transaction costs and social costs cooperativ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Therefore， the key li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collective resolv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costs.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is the key to the future of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Key words： Economic backwardness village;Collective economy;Village reconstruction;Cooperative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