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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拟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角度，探讨五四运动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并着重探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最后基于以上研究，进一步探讨该研究对全球化大环境下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翻译文学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义及应该采取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后殖民翻译理论 五四运动 西方文化 中国翻译文学 影响
一、导论
本文拟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探讨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里程碑似的转折点，期间，西方文化大量输入中国，对中国的翻译界、文学界、甚至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殖民翻译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末一个重要的翻译研究流派，自1997年由道格拉斯.罗宾逊提出后，长期备受关注，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后殖民翻译理论将翻译与政治相联系，强调外部的权力关系或强弱对比关系对翻译的影响，主要探讨译者、翻译活动和译作如何受权力关系制约，以及译者、翻译活动和译文如何塑造或解构权力关系。
当今社会，全球化不可逆转，而以市场为导向的意识形态、西方科技和西方大众文化在全球的传播，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翻译的进行和文化的多样性。在这种大背景下，翻译成了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成文化趋同，也可以促成文化多元。而这个度的掌握则在于各国的理论学者和众多翻译家的实际操作和具体应用。
二、后殖民翻译理论国内外研究概述
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多与对等、意义、技巧等概念相联系，受词、句、篇的束缚。所以传统翻译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是以忠实于原文、不带译者感情的方式，将意思从原文文本传递到目的文本的过程。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晚期，一个研究翻译的全新角度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将翻译与帝国相联系。这种联系正是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诞生根源。道格拉斯·罗宾逊在他的专著《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一书中将翻译解釋为帝国主义理论服务的有效工具，作用是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进行调节。因此后殖民翻译理论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其核心内容就是权力关系。罗宾逊详细论述了和梳理了相关理论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随后有几部重要作品相继问世继续完善了这一理论，它们依次是苏珊·巴斯内特和哈瑞什·特里维蒂编辑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1999），韦努蒂编辑的《翻译研究读本》（2000），根茨勒的《当代翻译理论》修订版（2001），吉里米·芒代的《翻译研究概论—理论与应用》（2001），以及蒂莫志科和根茨勒合编的论文集《翻译与权力》（2002）。
中国国内对于后殖民翻译的研究虽然热烈，但多集中于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后殖民翻译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反思等，或是对某一外国文学著作进行后殖民翻译理论方面的剖析，较少触及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考察。
赵文静所著的《翻译的文化操控—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以Andre Lefevere的改写理论为框架，以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主要论著和翻译为案例，论证这些作品是如何受意识形态和其他文化因素的操控。其中有不少地方都涉及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内容；朱双一的《鲁迅作品中的后殖民文化批判》等文章，主要批判鲁迅提出的国民劣根性。
总体来说，国内较少有文章或著作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全面宏观的考察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翻译文学的特征和形成原因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三、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看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
当我们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看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时，权力关系对比对于中国当时的翻译文学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五四时期中国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在选材和翻译技巧上都做了很大的革新。
首先是翻译的选材。五四时期翻译的主题主要集中于恋爱自由、妇女解放和人的觉醒这几大类。而这些题材的选择实际上是为五四政治运动服务的。不管是五四前期所宣扬的浪漫主义，还是五四后期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促进政治运动。韦努蒂曾在他的著作中提过，译者的现身是一种政治行为。从五四时期翻译的选材我们可以看出，再独立的译者，也会被深深打上时代烙印，不自觉地体现社会和时代的政治意识。
其次是翻译技巧。五四时期的翻译已经大大背离了清末民初的归化式翻译，走向了异化翻译、或者说直译的道路。原先大放异彩的“林译”为启蒙思想家所批判，随意删减、添加、评注的翻译方式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鲁迅提倡的直译、“硬译”等翻译技巧。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翻译家角色意识的建立，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弱势文化屈服于西方强势文化的表现。
四、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翻译文学的特色及其成因
在五四运动前后，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虽然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但相比与印度、爱尔兰等前殖民地国家，中国的翻译文学还是有自己独特之处。
1.中国翻译文学的特色。五四时期中国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有很强的自主性，因为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帝国主义殖民调和的工具。在五四后期，这种特征更为明显，具体表现在他们对于翻译题材的选择。五四政治运动之后，新文化人将翻译的重心转向俄国、东欧和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宣扬俄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等。根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不完全统计，“五四”以后的八年中，印成单行本的187部翻译作品中，俄国65部，法国31部，英国21部……这种明显的趋向性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企图脱离西方主流文化影响的意愿和努力。中国学者不仅在引入异国文化体系的方面的觉悟有所提高，在重建本土文化的方面也加快了进度。五四后期，新文化人提出了“兼取中西，综合创造”的主张，连主张“全盘西化”的主将胡适也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化”的提议。这反映了中国学者既自卑又自傲的复杂心理。这种复杂心理直接导向了中国翻译文学的自主性，尽管这种自主性只是在帝国主义殖民影响与权力对弈的夹缝中生存。 中國的翻译文学还具有不纯性的特征。由于梁启超、周氏兄弟的推介，中国从日本译入的西方思想理论、文学作品数量巨大；同时当时大批的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也加快了日本对于中国的思想输入。这样就使西方的文化在日本就经历了一次东方化的过程，再输入中国就相对容易接受，但其不纯性也有所增加，这就增加了误译的可能性。
中国翻译文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模仿与反抗同时进行。由于受殖民话语的影响，殖民地文化以及很多译者多模仿殖民者或按殖民者的意愿进行翻译。等到了殖民地争取独立阶段，殖民地的译者则多会选择反抗殖民文化的翻译策略。纵观爱尔兰和印度，则都经历了东方主义、民族主义和独立后的文化翻译三个阶段。中国与之相比就有较大的区别了。从清末民初的“中体西用”的翻译观，到“林译”的特殊技巧，再到五四时期大大小小的翻译论战，中国的译者从来就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的抵抗。可以说，模仿和抵抗同时进行是五四时期中国翻译的最大特点。
2.中国翻译文学特点的形成原因。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之所以形成上述三点特点，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的民国政府虽然依附于帝国主义势力，但仍不失为独立的政权体系。政治上的独立使中国不可能像爱尔兰那样被殖民国强行更换语言等文化基础。第二，中国当时受到了多国的殖民侵略。大部分的前殖民地国家都是受到一国的殖民统治。由于中国是同时受到多国的殖民侵略，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这就造成了中国同时接受多国思想文化的情况，故选择权在中国。又因为中国有独立的主权，没有任何一国能够向中国完全输入其殖民文化。第三，中国历史悠久，很多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引入西方文化能够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第四，中國的知识分子觉悟较高。他们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去，在引入西学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五四前后，由翻译文学作为媒介，中国本土文化在翻译、文学和思想文化方面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殖民影响。这是实际上是西方企图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利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文化表现。这就造成了在五四之后的近几十年内中，中国的现代性观念一直笼罩在西方的强势影响下。这种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尤为明显且具有深刻的意义。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在翻译和文化输出输入方面大大失衡。仅就2015年来说，非译本图书的进口与出口比例大致为9：1，译本引进与输出的比例为7：3.正如张颐武所言：“全球化不是一个普世的福音，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使得很多小语种和弱势文化岌岌可危，变成了强势文化的影子。这也正是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现实意义。对于这一问题，中国译者可以采取霍米·巴巴的文化杂糅主义或者韦努蒂的“双向暴力翻译法”，使模仿文化边缘化、同化，为我所用。这样一方面可以弱化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与丰富。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不可能处在和殖民强势话语完全无关的纯净话语中，一味地美化五四之前的过去也是没有意义的。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竭尽全力的在文化殖民的浪潮中保持中华文化的本土特色。这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版）[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2]朱双一.鲁迅作品中的后殖民文化批判[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100-106.
[3]赵文静.翻译的文化操控—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Bhabha，Homi K.1994.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5]Niranjana，Tejaswini.1992.Sitting Translation：History，Post-structuralism，and the Colonial Context[M]Berkeley
【关键词】后殖民翻译理论 五四运动 西方文化 中国翻译文学 影响
一、导论
本文拟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探讨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里程碑似的转折点，期间，西方文化大量输入中国，对中国的翻译界、文学界、甚至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殖民翻译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末一个重要的翻译研究流派，自1997年由道格拉斯.罗宾逊提出后，长期备受关注，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后殖民翻译理论将翻译与政治相联系，强调外部的权力关系或强弱对比关系对翻译的影响，主要探讨译者、翻译活动和译作如何受权力关系制约，以及译者、翻译活动和译文如何塑造或解构权力关系。
当今社会，全球化不可逆转，而以市场为导向的意识形态、西方科技和西方大众文化在全球的传播，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翻译的进行和文化的多样性。在这种大背景下，翻译成了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成文化趋同，也可以促成文化多元。而这个度的掌握则在于各国的理论学者和众多翻译家的实际操作和具体应用。
二、后殖民翻译理论国内外研究概述
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多与对等、意义、技巧等概念相联系，受词、句、篇的束缚。所以传统翻译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是以忠实于原文、不带译者感情的方式，将意思从原文文本传递到目的文本的过程。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晚期，一个研究翻译的全新角度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将翻译与帝国相联系。这种联系正是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诞生根源。道格拉斯·罗宾逊在他的专著《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一书中将翻译解釋为帝国主义理论服务的有效工具，作用是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进行调节。因此后殖民翻译理论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其核心内容就是权力关系。罗宾逊详细论述了和梳理了相关理论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随后有几部重要作品相继问世继续完善了这一理论，它们依次是苏珊·巴斯内特和哈瑞什·特里维蒂编辑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1999），韦努蒂编辑的《翻译研究读本》（2000），根茨勒的《当代翻译理论》修订版（2001），吉里米·芒代的《翻译研究概论—理论与应用》（2001），以及蒂莫志科和根茨勒合编的论文集《翻译与权力》（2002）。
中国国内对于后殖民翻译的研究虽然热烈，但多集中于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后殖民翻译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反思等，或是对某一外国文学著作进行后殖民翻译理论方面的剖析，较少触及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考察。
赵文静所著的《翻译的文化操控—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以Andre Lefevere的改写理论为框架，以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主要论著和翻译为案例，论证这些作品是如何受意识形态和其他文化因素的操控。其中有不少地方都涉及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内容；朱双一的《鲁迅作品中的后殖民文化批判》等文章，主要批判鲁迅提出的国民劣根性。
总体来说，国内较少有文章或著作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全面宏观的考察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翻译文学的特征和形成原因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三、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看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
当我们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看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时，权力关系对比对于中国当时的翻译文学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五四时期中国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在选材和翻译技巧上都做了很大的革新。
首先是翻译的选材。五四时期翻译的主题主要集中于恋爱自由、妇女解放和人的觉醒这几大类。而这些题材的选择实际上是为五四政治运动服务的。不管是五四前期所宣扬的浪漫主义，还是五四后期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促进政治运动。韦努蒂曾在他的著作中提过，译者的现身是一种政治行为。从五四时期翻译的选材我们可以看出，再独立的译者，也会被深深打上时代烙印，不自觉地体现社会和时代的政治意识。
其次是翻译技巧。五四时期的翻译已经大大背离了清末民初的归化式翻译，走向了异化翻译、或者说直译的道路。原先大放异彩的“林译”为启蒙思想家所批判，随意删减、添加、评注的翻译方式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鲁迅提倡的直译、“硬译”等翻译技巧。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翻译家角色意识的建立，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弱势文化屈服于西方强势文化的表现。
四、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翻译文学的特色及其成因
在五四运动前后，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虽然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但相比与印度、爱尔兰等前殖民地国家，中国的翻译文学还是有自己独特之处。
1.中国翻译文学的特色。五四时期中国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有很强的自主性，因为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帝国主义殖民调和的工具。在五四后期，这种特征更为明显，具体表现在他们对于翻译题材的选择。五四政治运动之后，新文化人将翻译的重心转向俄国、东欧和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宣扬俄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等。根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不完全统计，“五四”以后的八年中，印成单行本的187部翻译作品中，俄国65部，法国31部，英国21部……这种明显的趋向性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企图脱离西方主流文化影响的意愿和努力。中国学者不仅在引入异国文化体系的方面的觉悟有所提高，在重建本土文化的方面也加快了进度。五四后期，新文化人提出了“兼取中西，综合创造”的主张，连主张“全盘西化”的主将胡适也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化”的提议。这反映了中国学者既自卑又自傲的复杂心理。这种复杂心理直接导向了中国翻译文学的自主性，尽管这种自主性只是在帝国主义殖民影响与权力对弈的夹缝中生存。 中國的翻译文学还具有不纯性的特征。由于梁启超、周氏兄弟的推介，中国从日本译入的西方思想理论、文学作品数量巨大；同时当时大批的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也加快了日本对于中国的思想输入。这样就使西方的文化在日本就经历了一次东方化的过程，再输入中国就相对容易接受，但其不纯性也有所增加，这就增加了误译的可能性。
中国翻译文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模仿与反抗同时进行。由于受殖民话语的影响，殖民地文化以及很多译者多模仿殖民者或按殖民者的意愿进行翻译。等到了殖民地争取独立阶段，殖民地的译者则多会选择反抗殖民文化的翻译策略。纵观爱尔兰和印度，则都经历了东方主义、民族主义和独立后的文化翻译三个阶段。中国与之相比就有较大的区别了。从清末民初的“中体西用”的翻译观，到“林译”的特殊技巧，再到五四时期大大小小的翻译论战，中国的译者从来就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的抵抗。可以说，模仿和抵抗同时进行是五四时期中国翻译的最大特点。
2.中国翻译文学特点的形成原因。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之所以形成上述三点特点，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的民国政府虽然依附于帝国主义势力，但仍不失为独立的政权体系。政治上的独立使中国不可能像爱尔兰那样被殖民国强行更换语言等文化基础。第二，中国当时受到了多国的殖民侵略。大部分的前殖民地国家都是受到一国的殖民统治。由于中国是同时受到多国的殖民侵略，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这就造成了中国同时接受多国思想文化的情况，故选择权在中国。又因为中国有独立的主权，没有任何一国能够向中国完全输入其殖民文化。第三，中国历史悠久，很多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引入西方文化能够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第四，中國的知识分子觉悟较高。他们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去，在引入西学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五四前后，由翻译文学作为媒介，中国本土文化在翻译、文学和思想文化方面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殖民影响。这是实际上是西方企图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利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文化表现。这就造成了在五四之后的近几十年内中，中国的现代性观念一直笼罩在西方的强势影响下。这种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尤为明显且具有深刻的意义。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在翻译和文化输出输入方面大大失衡。仅就2015年来说，非译本图书的进口与出口比例大致为9：1，译本引进与输出的比例为7：3.正如张颐武所言：“全球化不是一个普世的福音，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使得很多小语种和弱势文化岌岌可危，变成了强势文化的影子。这也正是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现实意义。对于这一问题，中国译者可以采取霍米·巴巴的文化杂糅主义或者韦努蒂的“双向暴力翻译法”，使模仿文化边缘化、同化，为我所用。这样一方面可以弱化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与丰富。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不可能处在和殖民强势话语完全无关的纯净话语中，一味地美化五四之前的过去也是没有意义的。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竭尽全力的在文化殖民的浪潮中保持中华文化的本土特色。这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版）[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2]朱双一.鲁迅作品中的后殖民文化批判[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100-106.
[3]赵文静.翻译的文化操控—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Bhabha，Homi K.1994.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5]Niranjana，Tejaswini.1992.Sitting Translation：History，Post-structuralism，and the Colonial Context[M]Berke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