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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医生有三大法宝：第一是语言，第二是药物，第三是手术刀。时下，医生给患者看病时“说得少、问得少、听得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某些医生的形象是，左手是苦涩的药物，右手是冰冷的手术刀。他要么金口难开，要么一开口说死你。
5元和50元的区别
【主持人】 新年聚会时，单位邀请很多退休老同志参加，闲聊间一位老领导说起了“就医”话题，引起了大家共鸣和我的注意：这位老同志每月求诊一次，基本上开同样的药。他有三种选择：五元普通门诊号，全部可报销；十五元专家号，自已承担一部分；五十元特需专家号，全部自理。由于他病情已稳定，故完全可以只挂普通门诊号。但他每次都挂特需五十元的号。人们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五元钱的普通门诊号，医师说不让我说，也不和我说；十五元钱的专家号，医师听我说，却不与我说；五十元的号，医师让我说，听我说，也和我说……”
【何教授】医疗服务界现阶段是存在这类需要改进的问题。人人都有沟通的欲望和权利，忽略了这一点，亦属对患者权利的忽视，会引发一些负面的结果。而对于癌症患者，要求沟通的欲望也是十分强烈的。例如，北京有关机构对800多名癌症患者做过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癌症患者都有与别人交流沟通的意愿。其中，98%的癌症患者愿意与医生护士交流想法；78%的癌症患者愿意与亲戚、朋友谈论病情；更有96%的癌症患者表示愿意参加各种集体活动。这也属于他们的基本权利之一。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他说医生有三大法宝：第一是语言，第二是药物，第三是手术刀。
三句话说死病人
【主持人】 哦，真的呀？为什么这么说呢？
【何教授】 之所以把语言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在他看来，医生的语言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这其实是暗示效应。良好的暗示产生非常好的作用，医生几句好话，病人马上眉开眼笑，精神就好，走路也轻快。
有这样一件真人真事：一个医生，三句话说死了一个病人。第一句：“你的病呀，来晚了。”病人一听就急了，赶紧求他：“大夫呀，我们大老远慕名而来，求您想想办法吧。”这时，大夫来了第二句：“你这个病呀，没治了。”病人又求他。大夫的第三句话是：“你早干吗去了？”病人听完这三句话，好像一盆凉水兜头浇下，心想完了！他眼皮耷拉着，头都抬不起来了。回到家，家人一看他这样子，忙问这是怎么了。病人说：“大夫说了，我来晚了，没治了，我早干吗去了。”他上午11点半离开诊室，下午4点嘴唇发紫，晚上8点进急诊室，第二天凌晨2点就去世了。
时下，医生给患者看病时“说得少、问得少、听得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某些医院和医生那里，只见药物和手术刀，而“三冬暖”的“良言”几乎成了绝对稀缺的资源。所以，这些医生需要改进的：第一，要重视病人，加强与患者的言语沟通；第二，沟通的秘诀是尊重和爱心。
适当尊重患者选择权
【主持人】 何教授，如果沟通中发现医生和患者的意见相左，怎么处理？
【何教授】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可能会引起很多的争议。在此，我们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陈某是退休的高级工程师，肺癌患者，求治时65岁，稍通医学。2004年2月，他与儿女辗转找到我。我检查后，建议先行手术切除，看病理后再作中西医结合诊治。他反问道：“为什么所有的医师都要我开刀？我能不能不开刀？我有没有选择不开刀的权利呢？”我无言以对，只能说：“开刀也许对您来说，是最佳的选择。”
两天后，他被子女强行送进了一家专科医院，医师会诊后还是说要动手术。老人坚决反对。倔强的他，等医师一走，就独自逃回了家，并再次找到我，恳切地说：“我只选择中医药治疗，即使失败了，也与您无关，您放心地治疗吧。”类似的不愿接受手术、化放疗的患者，我们见得不少，但大多属文化层次不高者，而知识分子却很少很少。“病生在我身上，怎么治疗，关系到我的生命，难道我没有权利选择吗？！”以此方式诘问和捍卫自己的权利，我更是生平第一次碰到。由于治疗方式是患者自己选择的，所以他也非常配合，其结果十分喜人。以中医零毒抑瘤治疗一周后，咯血便止，9个月后，CT显示病灶明显缩小。目前已过了５０多个月，快接近五年了。近两年来还经常郊游、垂钓、参加舞会等，一如常人，活得有滋有味。中药也已基本不吃了。
【何教授】 此案例给了我多项启示：其一：患者有没有选择治疗方法的权利？有的话，医师的科学推论（诊疗意见）与患者的自我选择之间有矛盾时，又应作怎样的协调平衡，如何取舍？这不仅是医学伦理问题，也涉及医学决策中的如何评估及有冲突时怎样权衡。对此，我个人认定：意识清晰、有一定文化水平且获悉了病之实情及各种治疗方案利弊的患者，应该有这么一个不容剥夺的权利。医师这时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帮助他分析病情及各种疗法的利弊，以利于患者做出更理性的选择。
其二：违拗了患者的意愿，强行施治，有好的动机一定就有好的治疗效果吗？对此，我们持基本否定态度。近来，我治疗一个瘦弱的72岁老妇人，亦被怀疑肺癌，但无特殊不适，老人反对手术，家属却特当回事，特地从北京请来医师主刀，结果，过了3个月，病妇瘦得更甚，又徒增胸痛、咳嗽等，天天埋怨子女，如此情绪，何从谈及康复？因此，在肿瘤治疗中，应认可患者有自我选择的权利，应在一定程度尊重患者的意愿，这才是人性化的医疗。
必要时患者可以参与决策
【何教授】 有些患者久病成医，或者其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和求索精神，我们认为，这样的肿瘤患者在知晓了各种后果的前提下，可以参与医生选择治疗方案的决策过程。
【主持人】 这是患者对医生更高级的一种沟通权了吧。
【何教授】 是的，所以要有针对性的把握。
有一案例值得一提：杨某是哲学教授出身，后转任某重要领导。因长期疲劳、身体透支，确诊为晚期胰腺癌，已无手术指征。他第一时间知道了自己病情，然后收集各种相关资料。京城一流的中西医肿瘤专家拜访了十多位，放化疗效果不佳。通过有关部门，找到上海中医药大学，邀我赴京会诊。我一到北京，他用整个下午认真和我讨论了有关胰腺癌的几乎所有话题，从生理机制到病理机制，从哲学思路到伦理角度，足足谈了三四个小时。深入探讨后，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中医药零毒抑瘤治疗胰腺癌的“独木桥”。现两年有余，他早已恢复全职工作，同时每周打一次高尔夫球。若不提示，谁都不信他曾是个命悬一线的晚期胰腺癌患者。
作为哲学专家，思考严密，若不参与讨论决策，只是被动地接受治疗，也许疗效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强调：对这类患者让他们参与讨论治疗方案，也是对患者权利的一种维护。
5元和50元的区别
【主持人】 新年聚会时，单位邀请很多退休老同志参加，闲聊间一位老领导说起了“就医”话题，引起了大家共鸣和我的注意：这位老同志每月求诊一次，基本上开同样的药。他有三种选择：五元普通门诊号，全部可报销；十五元专家号，自已承担一部分；五十元特需专家号，全部自理。由于他病情已稳定，故完全可以只挂普通门诊号。但他每次都挂特需五十元的号。人们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五元钱的普通门诊号，医师说不让我说，也不和我说；十五元钱的专家号，医师听我说，却不与我说；五十元的号，医师让我说，听我说，也和我说……”
【何教授】医疗服务界现阶段是存在这类需要改进的问题。人人都有沟通的欲望和权利，忽略了这一点，亦属对患者权利的忽视，会引发一些负面的结果。而对于癌症患者，要求沟通的欲望也是十分强烈的。例如，北京有关机构对800多名癌症患者做过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癌症患者都有与别人交流沟通的意愿。其中，98%的癌症患者愿意与医生护士交流想法；78%的癌症患者愿意与亲戚、朋友谈论病情；更有96%的癌症患者表示愿意参加各种集体活动。这也属于他们的基本权利之一。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他说医生有三大法宝：第一是语言，第二是药物，第三是手术刀。
三句话说死病人
【主持人】 哦，真的呀？为什么这么说呢？
【何教授】 之所以把语言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在他看来，医生的语言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这其实是暗示效应。良好的暗示产生非常好的作用，医生几句好话，病人马上眉开眼笑，精神就好，走路也轻快。
有这样一件真人真事：一个医生，三句话说死了一个病人。第一句：“你的病呀，来晚了。”病人一听就急了，赶紧求他：“大夫呀，我们大老远慕名而来，求您想想办法吧。”这时，大夫来了第二句：“你这个病呀，没治了。”病人又求他。大夫的第三句话是：“你早干吗去了？”病人听完这三句话，好像一盆凉水兜头浇下，心想完了！他眼皮耷拉着，头都抬不起来了。回到家，家人一看他这样子，忙问这是怎么了。病人说：“大夫说了，我来晚了，没治了，我早干吗去了。”他上午11点半离开诊室，下午4点嘴唇发紫，晚上8点进急诊室，第二天凌晨2点就去世了。
时下，医生给患者看病时“说得少、问得少、听得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某些医院和医生那里，只见药物和手术刀，而“三冬暖”的“良言”几乎成了绝对稀缺的资源。所以，这些医生需要改进的：第一，要重视病人，加强与患者的言语沟通；第二，沟通的秘诀是尊重和爱心。
适当尊重患者选择权
【主持人】 何教授，如果沟通中发现医生和患者的意见相左，怎么处理？
【何教授】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可能会引起很多的争议。在此，我们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陈某是退休的高级工程师，肺癌患者，求治时65岁，稍通医学。2004年2月，他与儿女辗转找到我。我检查后，建议先行手术切除，看病理后再作中西医结合诊治。他反问道：“为什么所有的医师都要我开刀？我能不能不开刀？我有没有选择不开刀的权利呢？”我无言以对，只能说：“开刀也许对您来说，是最佳的选择。”
两天后，他被子女强行送进了一家专科医院，医师会诊后还是说要动手术。老人坚决反对。倔强的他，等医师一走，就独自逃回了家，并再次找到我，恳切地说：“我只选择中医药治疗，即使失败了，也与您无关，您放心地治疗吧。”类似的不愿接受手术、化放疗的患者，我们见得不少，但大多属文化层次不高者，而知识分子却很少很少。“病生在我身上，怎么治疗，关系到我的生命，难道我没有权利选择吗？！”以此方式诘问和捍卫自己的权利，我更是生平第一次碰到。由于治疗方式是患者自己选择的，所以他也非常配合，其结果十分喜人。以中医零毒抑瘤治疗一周后，咯血便止，9个月后，CT显示病灶明显缩小。目前已过了５０多个月，快接近五年了。近两年来还经常郊游、垂钓、参加舞会等，一如常人，活得有滋有味。中药也已基本不吃了。
【何教授】 此案例给了我多项启示：其一：患者有没有选择治疗方法的权利？有的话，医师的科学推论（诊疗意见）与患者的自我选择之间有矛盾时，又应作怎样的协调平衡，如何取舍？这不仅是医学伦理问题，也涉及医学决策中的如何评估及有冲突时怎样权衡。对此，我个人认定：意识清晰、有一定文化水平且获悉了病之实情及各种治疗方案利弊的患者，应该有这么一个不容剥夺的权利。医师这时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帮助他分析病情及各种疗法的利弊，以利于患者做出更理性的选择。
其二：违拗了患者的意愿，强行施治，有好的动机一定就有好的治疗效果吗？对此，我们持基本否定态度。近来，我治疗一个瘦弱的72岁老妇人，亦被怀疑肺癌，但无特殊不适，老人反对手术，家属却特当回事，特地从北京请来医师主刀，结果，过了3个月，病妇瘦得更甚，又徒增胸痛、咳嗽等，天天埋怨子女，如此情绪，何从谈及康复？因此，在肿瘤治疗中，应认可患者有自我选择的权利，应在一定程度尊重患者的意愿，这才是人性化的医疗。
必要时患者可以参与决策
【何教授】 有些患者久病成医，或者其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和求索精神，我们认为，这样的肿瘤患者在知晓了各种后果的前提下，可以参与医生选择治疗方案的决策过程。
【主持人】 这是患者对医生更高级的一种沟通权了吧。
【何教授】 是的，所以要有针对性的把握。
有一案例值得一提：杨某是哲学教授出身，后转任某重要领导。因长期疲劳、身体透支，确诊为晚期胰腺癌，已无手术指征。他第一时间知道了自己病情，然后收集各种相关资料。京城一流的中西医肿瘤专家拜访了十多位，放化疗效果不佳。通过有关部门，找到上海中医药大学，邀我赴京会诊。我一到北京，他用整个下午认真和我讨论了有关胰腺癌的几乎所有话题，从生理机制到病理机制，从哲学思路到伦理角度，足足谈了三四个小时。深入探讨后，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中医药零毒抑瘤治疗胰腺癌的“独木桥”。现两年有余，他早已恢复全职工作，同时每周打一次高尔夫球。若不提示，谁都不信他曾是个命悬一线的晚期胰腺癌患者。
作为哲学专家，思考严密，若不参与讨论决策，只是被动地接受治疗，也许疗效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强调：对这类患者让他们参与讨论治疗方案，也是对患者权利的一种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