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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文章，建议堂堂正正地将政府治理机构（行政权力）延伸到村一级，而不是所谓“村民自治”。
正打算落笔时，遇到山东平度发生纵火事件，心中充塞着悲愤，虽然强征土地、警察抢尸之类恶性事件早已听闻多起。好在这个事件已引起广泛关注，我写本文前《京华时报》有評论，标题旗帜鲜明《欲知平度真相先查征地内幕》；《南方都市报》3月23日社评是《平度事件：村民以身守土，谁在以身试法》；据最新报道，记者证实中纪委受理平度纵火举报……相信这个事件，在全国民众关注下，会有一个公正可信的说法。
那么，让我们心平气和地来讨论中国农村的治理制度问题。
说起来，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通过，2010年修订），此法自公布之日起就开始生效施行。但很多时候，它只是“看起来很美”。
首先是“村民自治”名不副实。“村民自治”的提法始见于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而前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第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
实际上，真正由村民自由、直接选举的很少。曾轰动一时的广东省汕尾市“乌坎（村）事件”，也表明真正的村民自由直接选举，是多么罕见而有新闻价值的事情。曾被广为宣传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领导人沈浩，其实是安徽省财政厅下派的干部。他是党委书记，不是村委会主任，但却是实际上的村级权力组织的负责人。他抛妻别女，在小岗村“舍小家为大家”，鞠躬尽瘁，但其治理小岗村的法理依据是什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请问 “领导和支持”“支持和保障”的边界是什么？对村民自治的具体事务，他有决策权吗？有否决权吗？
其次是，所谓“村民自治”上下失控。村干部不是党政干部，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却比官员有更大更直接的财产支配权，又不受村民监督，几个人勾结起来便可为所欲为。
最近，广州中院对白云区明星村党支部书记梁锡全等5人、东华村村委会主任周本财等23人涉嫌受贿的两宗案件进行了一审宣判。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判处梁锡全、周本财有期徒刑，其他26名村官也因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被判刑。29名村干部被认定的受贿款项共计1200万元。
当地媒体报道说“据广州市检察院此前通报，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成为涉农职务犯罪高发群体。2012年查办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以及经济合作社社长和村财务人员占查办总人数的48.4%。”“这些村官掌握着农村集体组织的人、财、物，尤其是部分通过贿选上来的村官，手中的权力也变成其收回“投资”、捞取更大利益的重要工具。涉农贪污贿赂犯罪形式趋向复杂，由过去一人犯罪逐渐向多人的窝案、串案犯罪转变。涉农犯罪多与村干部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说了算有关。在很多村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是村长和书记说了算，村民会议的平台形同虚设，且村务公开、村账镇记、成立村民理财小组等制度，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尤其是对征地补偿款重大款项的管理，款项的使用、分配没有得到跟踪监督、审计。”（《碉堡式受贿1200万元 白云29名村官齐齐坐监》，《广州日报》2014年3月20日）
所谓“村民自治”的乱象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要坚持这套制度呢？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政权就只建到县一级吗？虽说古代也没有乡政权，但如今的人口、产业形态和财富总额岂是古代地广人稀时可比的。古代有宗族自治，现在有吗？能有吗？古代有告老还乡的乡绅主持乡村的公益、调解和教育等事务，现有还能有多少这样的“朝廷命官”？现在也不能和人民公社时代相比，那时的村（生产大队）和组（生产队）并非如其名称所示是纯粹的经济生产组织，而是一套严密的社会监管体系。当然那不是人性化的且不适合市场经济，不足为训。
最近，我去台湾南投县埔里镇桃米里参观“九二一”地震后的重建和村民自治。陪同我的桃米休闲农业区推展协会总干事罗树海先生告诉我，台湾的村和里（乡的下级是村，镇的下级是里）是最基层政府组织，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村民有自己的自治组织、不止一个两个，那是真正的非政府组织。2014年台湾“七合一”（“直辖市”市长、“直辖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选举，其中就包括选举村长（里长）。我想，真正的自治组织，不论是按行业、按年龄，还是按志向、按兴趣，等等，都是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而与以一定区域为范围的行政性（带国家与法律强制性）的管理不是一回事。
如果政府的权力（同时意味着责任）正大光明地建到村一级，村官纳入公务员系统的管理考绩，那么乡村治理的乱象会少很多，至少运作要规范得多，责任也更明确。至于行政权力要接受村民和社会监督，这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正打算落笔时，遇到山东平度发生纵火事件，心中充塞着悲愤，虽然强征土地、警察抢尸之类恶性事件早已听闻多起。好在这个事件已引起广泛关注，我写本文前《京华时报》有評论，标题旗帜鲜明《欲知平度真相先查征地内幕》；《南方都市报》3月23日社评是《平度事件：村民以身守土，谁在以身试法》；据最新报道，记者证实中纪委受理平度纵火举报……相信这个事件，在全国民众关注下，会有一个公正可信的说法。
那么，让我们心平气和地来讨论中国农村的治理制度问题。
说起来，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通过，2010年修订），此法自公布之日起就开始生效施行。但很多时候，它只是“看起来很美”。
首先是“村民自治”名不副实。“村民自治”的提法始见于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而前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第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
实际上，真正由村民自由、直接选举的很少。曾轰动一时的广东省汕尾市“乌坎（村）事件”，也表明真正的村民自由直接选举，是多么罕见而有新闻价值的事情。曾被广为宣传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领导人沈浩，其实是安徽省财政厅下派的干部。他是党委书记，不是村委会主任，但却是实际上的村级权力组织的负责人。他抛妻别女，在小岗村“舍小家为大家”，鞠躬尽瘁，但其治理小岗村的法理依据是什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请问 “领导和支持”“支持和保障”的边界是什么？对村民自治的具体事务，他有决策权吗？有否决权吗？
其次是，所谓“村民自治”上下失控。村干部不是党政干部，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却比官员有更大更直接的财产支配权，又不受村民监督，几个人勾结起来便可为所欲为。
最近，广州中院对白云区明星村党支部书记梁锡全等5人、东华村村委会主任周本财等23人涉嫌受贿的两宗案件进行了一审宣判。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判处梁锡全、周本财有期徒刑，其他26名村官也因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被判刑。29名村干部被认定的受贿款项共计1200万元。
当地媒体报道说“据广州市检察院此前通报，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成为涉农职务犯罪高发群体。2012年查办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以及经济合作社社长和村财务人员占查办总人数的48.4%。”“这些村官掌握着农村集体组织的人、财、物，尤其是部分通过贿选上来的村官，手中的权力也变成其收回“投资”、捞取更大利益的重要工具。涉农贪污贿赂犯罪形式趋向复杂，由过去一人犯罪逐渐向多人的窝案、串案犯罪转变。涉农犯罪多与村干部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说了算有关。在很多村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是村长和书记说了算，村民会议的平台形同虚设，且村务公开、村账镇记、成立村民理财小组等制度，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尤其是对征地补偿款重大款项的管理，款项的使用、分配没有得到跟踪监督、审计。”（《碉堡式受贿1200万元 白云29名村官齐齐坐监》，《广州日报》2014年3月20日）
所谓“村民自治”的乱象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要坚持这套制度呢？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政权就只建到县一级吗？虽说古代也没有乡政权，但如今的人口、产业形态和财富总额岂是古代地广人稀时可比的。古代有宗族自治，现在有吗？能有吗？古代有告老还乡的乡绅主持乡村的公益、调解和教育等事务，现有还能有多少这样的“朝廷命官”？现在也不能和人民公社时代相比，那时的村（生产大队）和组（生产队）并非如其名称所示是纯粹的经济生产组织，而是一套严密的社会监管体系。当然那不是人性化的且不适合市场经济，不足为训。
最近，我去台湾南投县埔里镇桃米里参观“九二一”地震后的重建和村民自治。陪同我的桃米休闲农业区推展协会总干事罗树海先生告诉我，台湾的村和里（乡的下级是村，镇的下级是里）是最基层政府组织，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村民有自己的自治组织、不止一个两个，那是真正的非政府组织。2014年台湾“七合一”（“直辖市”市长、“直辖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选举，其中就包括选举村长（里长）。我想，真正的自治组织，不论是按行业、按年龄，还是按志向、按兴趣，等等，都是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而与以一定区域为范围的行政性（带国家与法律强制性）的管理不是一回事。
如果政府的权力（同时意味着责任）正大光明地建到村一级，村官纳入公务员系统的管理考绩，那么乡村治理的乱象会少很多，至少运作要规范得多，责任也更明确。至于行政权力要接受村民和社会监督，这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