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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以后，叶子龙还总能清晰地回想起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形。那是1935年11月的一天，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县下寺湾村，19岁的中央军委机要股译电员叶子龙一溜小跑来到毛泽东的窑洞送一份电报。门是闭着的，叶子龙便以他那特有的大嗓门喊了一声“报告”——就是这一声洪亮的、带着浓烈湖南口音的“报告”，使得叶子龙来到毛泽东身边，做起了他的机要秘书。从1935年到1962年，叶子龙做了27年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在时间长度上仅次于政治秘书陈伯达。
1935年的毛泽东，刚刚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来到陕北。当时，毛泽东的身边有两位秘书，一位是妻子兼任生活秘书贺子珍，一位是李一氓。李一氓是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最短的秘书，仅仅两个月后，就被调到陕甘省委担任宣传部长。贺子珍在长征途中为掩护伤员负过伤，身体一直不大好——后来更是远赴苏联治病。另有一位实际从事机要秘书工作的参谋黄有凤，也很快调往红一方面军当机要科长。
恰好这时，叶子龙自己找上门来了。
不叫赵子龙，叫叶子龙
叶子龙生于1916年12月，是湖南浏阳人。1927年初秋，湖南和江西边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虽然一度受到重挫，不过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改变攻打长沙的原计划，撤到江西井冈山地区。随后几年，革命的火种撒遍三湘大地、湘赣边界和赣南闽西等地。
“到株洲，当红军去。”1930年8月，14岁的叶子龙经本村一位共产党员的介绍，与4位小伙伴一起，到株洲去参加工农红军。走了一程，一位谨慎的伙伴提议，参加革命之前最好把名字改一改，以免给家里人增添麻烦。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叶子龙本来叫叶良和，是祖父给取的。改什么名字好呢？一位伙伴建议他改为“赵子龙”。这个名字很霸气。但是叶子龙觉得不好，认为自己根本不能与赵子龙相比。伙伴就说：那就叫子龙，还姓叶吧。自此，“叶子龙”这个名字就跟了他一辈子。
兢兢业业的机要秘书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提名4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和田家英，经周恩来提议后又加上江青。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大秘书”。这五大秘书中，陈伯达和胡乔木是政治秘书，田家英是日常秘书，江青是生活秘书，叶子龙是机要秘书。
机要秘书的职责，主要是拆阅、处理送到毛泽东处的有关文件和重要信件，经过筛选后加上标题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传出去的文件和信件，则经由机要秘书送走。这需要机要秘书具备很强的保密意识和保密能力。
晚年毛泽东曾对机要秘书张玉凤说：“做我的秘书难也不难；不难的是，只管收收发发。难的是，要守纪律。你做秘书可以看中央给我的文件，而汪东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他们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讷、毛远新他们，如果不让看，他们也不能看……”但从叶子龙此前的工作经历看，他似乎并不能胜任这一工作。
在成为毛泽东机要秘书之前，叶子龙曾在红七军团司令部任译电员，主要工作是管理机要文件和翻译电报。有一次，叶子龙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1934年2月，部队攻占福建沙县县城后，他竟将随身携带的译电密码盘弄丢了。这可是一件大事。如果密码盘被敌人获得，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红一方面政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亲自过问此事，严肃地批评了叶子龙。此事影响之大，甚至惊动了日理万机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好在后来查明，那个丢失的密码盘在销毁文件时烧掉了，并未落到敌人手里。事后，叶子龙被组织上处以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并被调离译电员岗位——经过“密码盘”事件，叶子龙的保密意识增强了很多，也养成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习惯。27年的机要秘书生涯，他见证了毛泽东参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经手的绝密文件、信件数不胜数，但从来没有因保密工作没有做好，而挨领导的批评。
机要秘书工作，单调而重复。就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收收发发间，叶子龙居然发明了一种“圈阅”制度，沿用至今。如果你有幸看到一些密级很高的文件，上面往往有各位领导的签名，签名上还画了一个圈——这表示画圈人看过了这份文件。
1948年前后，中共在解放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很关心土改的进展情况，以及在土改中出现的问题。但那段时期，毛一直在陕北的山沟沟与胡宗南部队周旋，所以只能通过电报了解土改的最新情况。
大約是3月的一天，毛泽东突然向政治秘书胡乔木询问一封中央工委发来、内容为土改工作的电报。胡乔木赶紧找叶子龙要。叶子龙告诉他，所有中央工委发来的电报，都已在第一时间送给毛泽东。胡乔木也表示记得毛泽东曾看过那封电报，也许是他忘了这事。但这只能算秘书们的工作失误。为了避免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叶子龙跟胡乔木商量，以后凡是送给毛泽东及各位中央领导的文件、电报，均请领导签名，然后画一个圈，以示看过这份文件、电报。商量好了，两人就去向毛泽东提建议。毛泽东倒是爽快地同意了，立即示范，在一份已看过的文件上签上名字，然后在“毛”上画一个圈，认认真真签了日期。
毛泽东把文件交给叶子龙、胡乔木，表示以后领导审看文件就这么“圈阅”，“画圈为证”，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追究哪一个环节的责任。
只要看到叶子龙，就能找到毛泽东
在外界看来，机要秘书叶子龙是毛泽东形影不离的随行者。有毛泽东在的地方，叶子龙一定在；只要看到了叶子龙，毛泽东必然就在附近。
在战争年代，秘书的职责并不总是泾渭分明。很多时候，叶子龙这位机要秘书，还要承担生活秘书的部分职责。延安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叶子龙经常背着一支气枪出去转悠，有时打得一两只斑鸠，便亲自到厨房烹调，改善一下毛泽东的伙食。
有一次，叶子龙生病发高烧，离开了一段时间。毛泽东身边突然没了人，感到非常不方便，第二天就派人传话过来，说他吃不上饭了，叶子龙便安排管理员给他送去饭菜。一等病好，叶立即回到毛泽东身边。 1937年，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去苏联治病。1938年夏天，毛泽东与从上海来的演员江青走到了一起。他们能够走到一起，叶子龙起了“红娘”的作用——江青想请毛泽东看戏，就是通过叶子龙转达。交往了一段时间，两个人生活在了一起。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同意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
叶子龙不但为毛泽东当“红娘”，还为他们操办婚宴。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肃清王明右倾思潮的影响。会议不但聚集了中共在各地的领导，还召集了大部分八路军将領。会议结束后，11月19日，贺龙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走时突然回头问“主席结婚大喜为什么不请客”。毛泽东马上安排叶子龙请部分中央领导吃饭。
叶子龙带了两元钱，到延安城里采购了一些鸡蛋、猪肉、水果和蔬菜（那时物价便宜），回来当晚办了两桌饭菜。请了周恩来、朱德、贺龙、王若飞等人来吃饭。席间，王若飞酒喝多了，一直骂“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忙叫叶子龙把王若飞送了回去。
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领导很多，请一批人吃饭显然不够。第二天，叶子龙在毛泽东的吩咐下，又办了一桌饭菜，请张闻天、李富春、罗瑞卿、滕代远等人吃饭。
正因为这种形影不离的关系，叶子龙看到了毛泽东在工作和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细节——
1949年10月2日，毛泽东收到苏联政府发来的承认外交关系的外交照会，他非常兴奋地拉着叶子龙的手使劲摇着，说：“好么！谢谢你！我们拉拉手！”
毛岸英牺牲于朝鲜战场后，叶子龙目睹了毛泽东以坚强意志忍受噩耗的悲痛场面。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毛泽东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毛泽东突然告诉叶子龙，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
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倡议实行火葬签名册”上签名。毛泽东见叶子龙没有动，就问：“你为什么不签，是不是怕火葬啊？”叶子龙说：“我不怕这个，是怕不够格。”说完走到桌前，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是第72个签名的人……
这些珍贵的细节，已从叶子龙的回忆录里走出来，成为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挨了毛主席的批评
毛泽东很少批评人，尤其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但他一旦发起火来，也会呛得人吃不消。作为随行者，叶子龙当然少不了挨毛泽东的批评。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启程，往北平进发。3月25日上午，毛泽东一行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改乘汽车至颐和园休息。颐和园是著名的皇家园林，1924年对外开放，接纳游人。毛泽东信步走进颐和园，看到里面静悄悄的，一个游人都没有，就询问原因。叶子龙告诉他，为了首长的安全，当天公园不开放。毛泽东不高兴了，说：“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像什么样子？”转身离开颐和园。
时至中午，毛泽东说肚子饿了，要吃饭。他们休息的地方没有准备饭菜，也没有工作人员，只有一个房间摆着熄火了很久的煤炉。叶子龙等人找来煤炭，准备烧火做饭。可在这之前，他们一直使用柴灶做饭，从没用过煤炉，因此弄得满屋黑烟，还没生着火。毛泽东很生气，毫不客气地批评叶子龙：“怎么连炉子都生不着？统统撤职。”
叶子龙心里很是委屈，却也无可奈何。怎么办呢？他马上来到街上，买了一堆芝麻烧饼和熟肉。回来时，煤炉已经发着火了，还烧开了一壶水，屋里暖和起来。
毛泽东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吃了烧饼和熟肉后，他兴致勃勃地夸奖起叶子龙来，说他很会采购，“这是京城的名吃呢。我30年前在北京时经常吃的。”
“秘密录音”事件
如果说偶尔挨毛泽东的批评，是秘书工作中难以避免的事情，那么秘密“录音”事件，则是叶子龙终生难以咽下的“苦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对他的一言一行进行记录，显得尤为重要。叶子龙向周恩来、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中央领导进行过汇报，建议采用录音的方式，记录、整理和保留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他们都同意了。
195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采购了一批录音设备，配置了专门的录音人员。随后，机要室对中央领导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进行了录音。对于机要室的录音，毛泽东是知道的，而且认可录音的做法。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1960年1月，在召开上海会议期间，叶子龙专门就录音事宜向毛泽东汇报，表示这是为了保存珍贵的语音文字资料。毛泽东的回答是“那好嘛”。事实上，毛泽东曾经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这也表明，毛泽东明确表示赞成录音，只是要像“圈阅”制度一样，形成明文的程序。
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对录音资料的整理和保留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这些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稿，都保存在机要室，除非经过杨尚昆批准，原则上不外借。后来，《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向机要室借阅毛泽东的录音稿，也是严格按照程序履行了报批手续。在录音的范围，机要室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规定，即四种情况可以录音：一、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三、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四、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这些规定，也报送到毛泽东处，取得了他的同意。
诚然，录音是一种先进的记录和保留资料的方式，但大家都忽视了，毛泽东讲话历来都不喜欢人家做记录。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看到杨尚昆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他们的小本子拿过去看，问他们记录这些做什么，叫他们以后不要记录了。1959年，毛泽东外出，杨尚昆、罗瑞卿等人随行。杨尚昆让叶子龙向毛主席请示，能否带一个速记员，毛不同意说：“这是推卸责任，拿我作挡箭牌。”1959年11月，中央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讲中苏关系时，特意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生气了，马上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录音，并在会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毫无疑问，这些风暴之前的预兆，被杨尚昆、叶子龙等人忽略了。
根据杨尚昆的回忆，1961年春天，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闻讯后大发雷霆，指示要查清此事，严肃处理。
“秘密录音”事件就此浮出水面，
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机要室，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5月17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毛泽东指示：“机要室必须把过去历年来的录音带统统销毁。”经过周恩来和彭真的请求，才留下了少量的录音带。
“秘密录音”带来的政治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文革”时期，叶子龙本人因此案被监护审查了七年。毛泽东知道后，亲自过问了此事，说：“叶子龙政治上没有问题，不能用法西斯的手段对待他。”叶子龙方才逃过一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
第一个看望出狱的王光美
从性格上说，叶子龙是实诚而重感情的人。否则，他也不会被长期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或许正因为此，在毛泽东五大秘书中，他的结局最好，既不像田家英那样壮年身死，也不像胡乔木那样几度打入“冷宫”，更不像陈伯达、江青那样身败名裂，成为党和国家的罪人。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毛泽东无关。
叶子龙离开中南海后，被安排到地方工作。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的心理难免有不平衡之处。实在想不通了，就跟别人发了几句牢骚。不知怎么搞的，这些话被彭真知道了。政治局开会时，彭真在会上顺口说笑了一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主持会议的刘少奇问是谁，彭真回答说是叶子龙。刘少奇勃然大怒，要彭真把叶子龙抓起来，“枪毙”，而且还重复了一遍。在场的人都愣了。后来，彭真赶紧让叶子龙作检讨。刘少奇看了检讨，没说什么，也没做批示。
“文革”开始了，刘少奇以国家主席、党内二号人物之尊，被打倒在地。似乎就在一夜之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揭批刘少奇的狂潮。按照当时很多人的想法和做法，曾差点被刘少奇“枪毙”的叶子龙，如果站出来“反戈一击”，检举揭发刘少奇的“罪行”，以他掌握的资料，没准能够立功过关呢。但当时因“秘密录音”案件也在接受审查的叶子龙不但没有“反戈一击”，还仗义执言，“打死我也不信刘少奇反对毛主席！”
刘少奇妻子王光美也遭到批斗，被关入秦城监狱。1978年12月22日，在叶剑英、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的关怀下，王光美终于获释。从秦城监狱出来后，第一个去看望她的居然是叶子龙。在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叶子龙的这种做法让王光美感动不已。
刘少奇之子刘源回忆，叶子龙走后，王光美号啕大哭。
本文参考了《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叶永烈《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 （湖北人民出版社）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王凡《聆听历史细节》（当代中国出版社）、韦君宜《思痛录》（十月文艺出版社）、蘇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罗平汉《党史细节》（人民出版社 ）等书籍。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1935年的毛泽东，刚刚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来到陕北。当时，毛泽东的身边有两位秘书，一位是妻子兼任生活秘书贺子珍，一位是李一氓。李一氓是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最短的秘书，仅仅两个月后，就被调到陕甘省委担任宣传部长。贺子珍在长征途中为掩护伤员负过伤，身体一直不大好——后来更是远赴苏联治病。另有一位实际从事机要秘书工作的参谋黄有凤，也很快调往红一方面军当机要科长。
恰好这时，叶子龙自己找上门来了。
不叫赵子龙，叫叶子龙
叶子龙生于1916年12月，是湖南浏阳人。1927年初秋，湖南和江西边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虽然一度受到重挫，不过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改变攻打长沙的原计划，撤到江西井冈山地区。随后几年，革命的火种撒遍三湘大地、湘赣边界和赣南闽西等地。
“到株洲，当红军去。”1930年8月，14岁的叶子龙经本村一位共产党员的介绍，与4位小伙伴一起，到株洲去参加工农红军。走了一程，一位谨慎的伙伴提议，参加革命之前最好把名字改一改，以免给家里人增添麻烦。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叶子龙本来叫叶良和，是祖父给取的。改什么名字好呢？一位伙伴建议他改为“赵子龙”。这个名字很霸气。但是叶子龙觉得不好，认为自己根本不能与赵子龙相比。伙伴就说：那就叫子龙，还姓叶吧。自此，“叶子龙”这个名字就跟了他一辈子。
兢兢业业的机要秘书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提名4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和田家英，经周恩来提议后又加上江青。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大秘书”。这五大秘书中，陈伯达和胡乔木是政治秘书，田家英是日常秘书，江青是生活秘书，叶子龙是机要秘书。
机要秘书的职责，主要是拆阅、处理送到毛泽东处的有关文件和重要信件，经过筛选后加上标题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传出去的文件和信件，则经由机要秘书送走。这需要机要秘书具备很强的保密意识和保密能力。
晚年毛泽东曾对机要秘书张玉凤说：“做我的秘书难也不难；不难的是，只管收收发发。难的是，要守纪律。你做秘书可以看中央给我的文件，而汪东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他们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讷、毛远新他们，如果不让看，他们也不能看……”但从叶子龙此前的工作经历看，他似乎并不能胜任这一工作。
在成为毛泽东机要秘书之前，叶子龙曾在红七军团司令部任译电员，主要工作是管理机要文件和翻译电报。有一次，叶子龙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1934年2月，部队攻占福建沙县县城后，他竟将随身携带的译电密码盘弄丢了。这可是一件大事。如果密码盘被敌人获得，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红一方面政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亲自过问此事，严肃地批评了叶子龙。此事影响之大，甚至惊动了日理万机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好在后来查明，那个丢失的密码盘在销毁文件时烧掉了，并未落到敌人手里。事后，叶子龙被组织上处以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并被调离译电员岗位——经过“密码盘”事件，叶子龙的保密意识增强了很多，也养成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习惯。27年的机要秘书生涯，他见证了毛泽东参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经手的绝密文件、信件数不胜数，但从来没有因保密工作没有做好，而挨领导的批评。
机要秘书工作，单调而重复。就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收收发发间，叶子龙居然发明了一种“圈阅”制度，沿用至今。如果你有幸看到一些密级很高的文件，上面往往有各位领导的签名，签名上还画了一个圈——这表示画圈人看过了这份文件。
1948年前后，中共在解放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很关心土改的进展情况，以及在土改中出现的问题。但那段时期，毛一直在陕北的山沟沟与胡宗南部队周旋，所以只能通过电报了解土改的最新情况。
大約是3月的一天，毛泽东突然向政治秘书胡乔木询问一封中央工委发来、内容为土改工作的电报。胡乔木赶紧找叶子龙要。叶子龙告诉他，所有中央工委发来的电报，都已在第一时间送给毛泽东。胡乔木也表示记得毛泽东曾看过那封电报，也许是他忘了这事。但这只能算秘书们的工作失误。为了避免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叶子龙跟胡乔木商量，以后凡是送给毛泽东及各位中央领导的文件、电报，均请领导签名，然后画一个圈，以示看过这份文件、电报。商量好了，两人就去向毛泽东提建议。毛泽东倒是爽快地同意了，立即示范，在一份已看过的文件上签上名字，然后在“毛”上画一个圈，认认真真签了日期。
毛泽东把文件交给叶子龙、胡乔木，表示以后领导审看文件就这么“圈阅”，“画圈为证”，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追究哪一个环节的责任。
只要看到叶子龙，就能找到毛泽东
在外界看来，机要秘书叶子龙是毛泽东形影不离的随行者。有毛泽东在的地方，叶子龙一定在；只要看到了叶子龙，毛泽东必然就在附近。
在战争年代，秘书的职责并不总是泾渭分明。很多时候，叶子龙这位机要秘书，还要承担生活秘书的部分职责。延安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叶子龙经常背着一支气枪出去转悠，有时打得一两只斑鸠，便亲自到厨房烹调，改善一下毛泽东的伙食。
有一次，叶子龙生病发高烧，离开了一段时间。毛泽东身边突然没了人，感到非常不方便，第二天就派人传话过来，说他吃不上饭了，叶子龙便安排管理员给他送去饭菜。一等病好，叶立即回到毛泽东身边。 1937年，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去苏联治病。1938年夏天，毛泽东与从上海来的演员江青走到了一起。他们能够走到一起，叶子龙起了“红娘”的作用——江青想请毛泽东看戏，就是通过叶子龙转达。交往了一段时间，两个人生活在了一起。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同意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
叶子龙不但为毛泽东当“红娘”，还为他们操办婚宴。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肃清王明右倾思潮的影响。会议不但聚集了中共在各地的领导，还召集了大部分八路军将領。会议结束后，11月19日，贺龙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走时突然回头问“主席结婚大喜为什么不请客”。毛泽东马上安排叶子龙请部分中央领导吃饭。
叶子龙带了两元钱，到延安城里采购了一些鸡蛋、猪肉、水果和蔬菜（那时物价便宜），回来当晚办了两桌饭菜。请了周恩来、朱德、贺龙、王若飞等人来吃饭。席间，王若飞酒喝多了，一直骂“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忙叫叶子龙把王若飞送了回去。
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领导很多，请一批人吃饭显然不够。第二天，叶子龙在毛泽东的吩咐下，又办了一桌饭菜，请张闻天、李富春、罗瑞卿、滕代远等人吃饭。
正因为这种形影不离的关系，叶子龙看到了毛泽东在工作和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细节——
1949年10月2日，毛泽东收到苏联政府发来的承认外交关系的外交照会，他非常兴奋地拉着叶子龙的手使劲摇着，说：“好么！谢谢你！我们拉拉手！”
毛岸英牺牲于朝鲜战场后，叶子龙目睹了毛泽东以坚强意志忍受噩耗的悲痛场面。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毛泽东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毛泽东突然告诉叶子龙，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
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倡议实行火葬签名册”上签名。毛泽东见叶子龙没有动，就问：“你为什么不签，是不是怕火葬啊？”叶子龙说：“我不怕这个，是怕不够格。”说完走到桌前，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是第72个签名的人……
这些珍贵的细节，已从叶子龙的回忆录里走出来，成为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挨了毛主席的批评
毛泽东很少批评人，尤其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但他一旦发起火来，也会呛得人吃不消。作为随行者，叶子龙当然少不了挨毛泽东的批评。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启程，往北平进发。3月25日上午，毛泽东一行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改乘汽车至颐和园休息。颐和园是著名的皇家园林，1924年对外开放，接纳游人。毛泽东信步走进颐和园，看到里面静悄悄的，一个游人都没有，就询问原因。叶子龙告诉他，为了首长的安全，当天公园不开放。毛泽东不高兴了，说：“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像什么样子？”转身离开颐和园。
时至中午，毛泽东说肚子饿了，要吃饭。他们休息的地方没有准备饭菜，也没有工作人员，只有一个房间摆着熄火了很久的煤炉。叶子龙等人找来煤炭，准备烧火做饭。可在这之前，他们一直使用柴灶做饭，从没用过煤炉，因此弄得满屋黑烟，还没生着火。毛泽东很生气，毫不客气地批评叶子龙：“怎么连炉子都生不着？统统撤职。”
叶子龙心里很是委屈，却也无可奈何。怎么办呢？他马上来到街上，买了一堆芝麻烧饼和熟肉。回来时，煤炉已经发着火了，还烧开了一壶水，屋里暖和起来。
毛泽东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吃了烧饼和熟肉后，他兴致勃勃地夸奖起叶子龙来，说他很会采购，“这是京城的名吃呢。我30年前在北京时经常吃的。”
“秘密录音”事件
如果说偶尔挨毛泽东的批评，是秘书工作中难以避免的事情，那么秘密“录音”事件，则是叶子龙终生难以咽下的“苦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对他的一言一行进行记录，显得尤为重要。叶子龙向周恩来、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中央领导进行过汇报，建议采用录音的方式，记录、整理和保留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他们都同意了。
195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采购了一批录音设备，配置了专门的录音人员。随后，机要室对中央领导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进行了录音。对于机要室的录音，毛泽东是知道的，而且认可录音的做法。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1960年1月，在召开上海会议期间，叶子龙专门就录音事宜向毛泽东汇报，表示这是为了保存珍贵的语音文字资料。毛泽东的回答是“那好嘛”。事实上，毛泽东曾经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这也表明，毛泽东明确表示赞成录音，只是要像“圈阅”制度一样，形成明文的程序。
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对录音资料的整理和保留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这些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稿，都保存在机要室，除非经过杨尚昆批准，原则上不外借。后来，《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向机要室借阅毛泽东的录音稿，也是严格按照程序履行了报批手续。在录音的范围，机要室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规定，即四种情况可以录音：一、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三、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四、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这些规定，也报送到毛泽东处，取得了他的同意。
诚然，录音是一种先进的记录和保留资料的方式，但大家都忽视了，毛泽东讲话历来都不喜欢人家做记录。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看到杨尚昆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他们的小本子拿过去看，问他们记录这些做什么，叫他们以后不要记录了。1959年，毛泽东外出，杨尚昆、罗瑞卿等人随行。杨尚昆让叶子龙向毛主席请示，能否带一个速记员，毛不同意说：“这是推卸责任，拿我作挡箭牌。”1959年11月，中央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讲中苏关系时，特意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生气了，马上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录音，并在会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毫无疑问，这些风暴之前的预兆，被杨尚昆、叶子龙等人忽略了。
根据杨尚昆的回忆，1961年春天，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闻讯后大发雷霆，指示要查清此事，严肃处理。
“秘密录音”事件就此浮出水面，
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机要室，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5月17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毛泽东指示：“机要室必须把过去历年来的录音带统统销毁。”经过周恩来和彭真的请求，才留下了少量的录音带。
“秘密录音”带来的政治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文革”时期，叶子龙本人因此案被监护审查了七年。毛泽东知道后，亲自过问了此事，说：“叶子龙政治上没有问题，不能用法西斯的手段对待他。”叶子龙方才逃过一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
第一个看望出狱的王光美
从性格上说，叶子龙是实诚而重感情的人。否则，他也不会被长期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或许正因为此，在毛泽东五大秘书中，他的结局最好，既不像田家英那样壮年身死，也不像胡乔木那样几度打入“冷宫”，更不像陈伯达、江青那样身败名裂，成为党和国家的罪人。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毛泽东无关。
叶子龙离开中南海后，被安排到地方工作。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的心理难免有不平衡之处。实在想不通了，就跟别人发了几句牢骚。不知怎么搞的，这些话被彭真知道了。政治局开会时，彭真在会上顺口说笑了一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主持会议的刘少奇问是谁，彭真回答说是叶子龙。刘少奇勃然大怒，要彭真把叶子龙抓起来，“枪毙”，而且还重复了一遍。在场的人都愣了。后来，彭真赶紧让叶子龙作检讨。刘少奇看了检讨，没说什么，也没做批示。
“文革”开始了，刘少奇以国家主席、党内二号人物之尊，被打倒在地。似乎就在一夜之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揭批刘少奇的狂潮。按照当时很多人的想法和做法，曾差点被刘少奇“枪毙”的叶子龙，如果站出来“反戈一击”，检举揭发刘少奇的“罪行”，以他掌握的资料，没准能够立功过关呢。但当时因“秘密录音”案件也在接受审查的叶子龙不但没有“反戈一击”，还仗义执言，“打死我也不信刘少奇反对毛主席！”
刘少奇妻子王光美也遭到批斗，被关入秦城监狱。1978年12月22日，在叶剑英、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的关怀下，王光美终于获释。从秦城监狱出来后，第一个去看望她的居然是叶子龙。在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叶子龙的这种做法让王光美感动不已。
刘少奇之子刘源回忆，叶子龙走后，王光美号啕大哭。
本文参考了《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叶永烈《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 （湖北人民出版社）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王凡《聆听历史细节》（当代中国出版社）、韦君宜《思痛录》（十月文艺出版社）、蘇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罗平汉《党史细节》（人民出版社 ）等书籍。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