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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以为古时帝王凛然不容侵犯,其实在清代之前,士大夫当面抨击皇帝的事例可谓史不绝书。明朝的政治苛严,士大夫冒犯龙颜,有被廷杖乃至杀头的风险,但明代士风高昂,士大夫冒死上书者前赴后继,显得很悲壮。宋代则“以仁厚立国”,视公议为“国之元气”,优容士论,认为“以言逐人,非盛世所宜有”,两宋三百余年,除了一二特例,少有因言事而被羞辱、杀戮者,顶多只是贬黜,因而朝野议论尤盛。
北宋仁宗朝嘉祐二年(1057年),十八岁的苏辙进士及第,参加殿试制科,这位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新进士,所做的策论竟将矛头直指宋仁宗:“陛下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谘议,便殿无所顾问。”应该说这是不实的指控,因为仁宗的私生活还是比较克制的。曾有一年秋天,京师的市场刚刚出现海鲜蛤蜊,内廷尚食局也买了二十八枚给皇上尝尝鲜,仁宗问:“其价几何?”答曰:“每枚千钱。”仁宗闻之很不高兴,说道:“我常诫尔辈不可侈靡,今一下箸便花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蛤蜊。仁宗在位期间,至少有六次放遣宫女出宫,每次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
原来苏辙是“闻之道路”,听信了坊间的流言,便在策论中不客气地指斥皇帝。当时有大臣提出,“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建议仁宗罢了苏辙的功名。但宋仁宗极力回护少年轻狂的苏辙:“朕设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并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史官编录”之职。皇帝也没有要求苏辙交待谣言来自何人,也未叫人深究坊间何以有谣言传布。一桩小事,就此翻过,风轻云淡。而宽待士论,则成为宋朝的一项“祖宗法”传了下来。
转眼到了南宋光宗朝的绍熙二年春(1191年),因为“雷雪交作”,天有异象,宋光宗下诏“求言”(指君主要求臣民上书言事——编者注)。有一位叫做俞古的太学生,便上书皇帝,以严厉的语气斥骂道:陛下“即位以来……宴游无度,声乐无绝,昼日不足,继之以夜,宫女进献不时,伶人出入无节,宦官侵夺权政,随加宠赐,或至超迁。内中宫殿,已历三朝,何陋之有?奚用更建楼台,接于云汉,月榭风亭,不辄兴作。深为陛下不取也”。宋光宗是一个不成器的皇帝,私生活不检点,气度也远不如北宋的仁宗,“览书震怒”,下了一道特旨,说将此人抓起来,谪放远方州郡,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这一刑罚,当时叫做“编管”。应该说,比之明清时期动辄将“忤逆”之人廷杖、杀头,处罚甚轻。但尽管如此,宋光宗的特旨还是受到大臣的抵制。中书舍人莫叔光告诉执政的宰相,不可执行这一特旨。台谏官谢深甫也上书宋光宗:陛下“以天变求言,未闻旌赏而反罪之,则是名求而实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事体耳”,坚决不同意将俞古“编管”,因为“言事无罪”乃是朝廷的“事体”,不可破坏。
最后,皇帝只好将对俞古的处罚改为“送秀州听读”,即送到秀州的学校,在官方监护下继续读书。但据南宋方志《嘉泰会稽志》的记述,即使是“听读”这样的轻罚,也被廷臣认为不当,莫叔光立即“缴奏”,即拒不起草处分俞古的诏书,说“弭灾异不宜有罪言者之名”。最后,“事竟寝”,对俞古不再有任何处罚。
这一事件也成了南宋的一则具有政治效力的先例,被后来的士大夫援引来证明“言者无罪”,以对抗压制言论的权势。几年后,宋光宗因为实在不成器,被士大夫集团“罢黜”,他的儿子宋宁宗继位,次年改元庆元。时韩侂胄揽权,排斥异己,使用谋略迫使深孚众望的宰相赵汝愚罢相。韩侂胄之举引发京城士子的强烈抗议,周端朝、张衡、徐范、蒋傅、林仲麟、杨宏中等六名太学生联名上书,指斥韩侂胄一党乃“小人中伤君子”。但宋宁宗对上书不加理会,六名太学生又将上书的副本抄写多份,广为散发。
韩侂胄大怒,鼓动宋宁宗下诏,称杨宏中等人“妄乱上书,扇摇国是,各送五百里外编管”。但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舍人邓驿拒不草诏,说:“自建太学以来,上书言事者无时无之。累朝仁圣相继,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归本贯或他州,听读而已……陛下今日编管杨宏中等六名……睿断过严,人情震骇。所有录黄(皇帝的意旨),臣未敢书行。”宋宁宗与韩侂胄不得不将“编管”改为“听读”。六名太学生虽被“听读”,但公道自在人心,天下士子已将他们誉为“庆元六君子”。
苏辙“诽谤”皇帝而受优容,尚可以说体现了宋仁宗生性之仁厚,不过宋光宗与宋宁宗这两位皇帝,显然就谈不上“仁厚”了。太学生俞古与“庆元六君子”之所以敢“放胆妄言”,且能够逃过严厉的惩处,首先是得益于宋朝确立下来的“不加罪于言事者”的祖制。相传宋太祖在太庙立下誓约,要求赵氏君主“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言者无罪,从此成为宋朝的一个惯例。宋神宗年间,苏轼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宋朝第一个年号)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
其次,假设赵宋皇帝一意孤行,必欲加罪于言事之人,在程序上也难以通过。因为按宋朝的权力架构,中书舍人可以拒绝起草不合祖制的诏书,台谏官也可以将他们认为不当的诏书追缴回来。皇权受到制度性的制衡。更重要的是,这套保护言事者的制度又养成了一种“言者无忌”的风气,“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制度可能会变成死物,風气则是活的制度;制度或可以一夜之间变更,风气则难以挑战。
这样,不管是宋光宗、宋宁宗,还是权臣韩侂胄,如果想从重治罪“妄乱上书”的太学生,则不但违背祖宗法,在程序上也会受到抵制,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总之,执法的成本非常高。
韩侂胄当政之时,诬道学为“伪学”,制造“庆元党禁”,压制异论,是宋代言论管制最严厉的时期之一。即便如此,韩侂胄亦不敢(也不能)禁绝议论。庆元二年(1196年),太学生敖器之在京城的城墙上贴了一首诗——那时候的城墙、宫墙、楼壁,就如网络时代的BBS,上面有许多议论时政的“题壁诗”,类似于今日的帖子——其中两句写道:“九原若见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并署上“敖器之”的大名。“一时都下竞传”,都知道诗乃出自敖器之的手笔。诗中的“韩忠献”即韩侂胄的先祖、北宋名臣韩琦。这首诗分明是在讽刺韩侂胄没有脸面见他的祖宗。但韩侂胄“闻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后登进士第,今犹在选调中”(岳珂《史》)。敖器之后来考中进士,老韩也没给他小鞋穿。(另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敖器之题诗后潜逃,后给韩侂胄写信请罪,韩原谅了他。但叶绍翁的这则记录错漏百出,这里不采信。)
韩侂胄用事日久,所引荐之亲信,“率多非类”,不仅士子愤愤不平,民间也生怨气。有一位不知姓名的临安市井画家,作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一群乌贼出没于潮头,并题上“满潮都是贼”五字,谐音“满朝都是贼”。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时政讽刺漫画。画家还将漫画刻成雕版,印制出来后在市场上兜售,一文钱一张,引得京城儿童纷纷买来玩耍。临安府得悉,将那名市井画家找来,打了几板子便放走了。这个处罚,应该说也是较轻的。放在清代的所谓“康雍乾盛世”,必定是砍头甚至族诛的重罪。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华夏文明之所以“造极于赵宋之世”,既是文明积累与演进的结果,亦是由两宋比较开明、宽厚的制度环境所培育。华夏文明之“复振”,也必将有赖于重塑宽松、包容的制度与风气。
(作者系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
北宋仁宗朝嘉祐二年(1057年),十八岁的苏辙进士及第,参加殿试制科,这位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新进士,所做的策论竟将矛头直指宋仁宗:“陛下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谘议,便殿无所顾问。”应该说这是不实的指控,因为仁宗的私生活还是比较克制的。曾有一年秋天,京师的市场刚刚出现海鲜蛤蜊,内廷尚食局也买了二十八枚给皇上尝尝鲜,仁宗问:“其价几何?”答曰:“每枚千钱。”仁宗闻之很不高兴,说道:“我常诫尔辈不可侈靡,今一下箸便花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蛤蜊。仁宗在位期间,至少有六次放遣宫女出宫,每次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
原来苏辙是“闻之道路”,听信了坊间的流言,便在策论中不客气地指斥皇帝。当时有大臣提出,“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建议仁宗罢了苏辙的功名。但宋仁宗极力回护少年轻狂的苏辙:“朕设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并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史官编录”之职。皇帝也没有要求苏辙交待谣言来自何人,也未叫人深究坊间何以有谣言传布。一桩小事,就此翻过,风轻云淡。而宽待士论,则成为宋朝的一项“祖宗法”传了下来。
转眼到了南宋光宗朝的绍熙二年春(1191年),因为“雷雪交作”,天有异象,宋光宗下诏“求言”(指君主要求臣民上书言事——编者注)。有一位叫做俞古的太学生,便上书皇帝,以严厉的语气斥骂道:陛下“即位以来……宴游无度,声乐无绝,昼日不足,继之以夜,宫女进献不时,伶人出入无节,宦官侵夺权政,随加宠赐,或至超迁。内中宫殿,已历三朝,何陋之有?奚用更建楼台,接于云汉,月榭风亭,不辄兴作。深为陛下不取也”。宋光宗是一个不成器的皇帝,私生活不检点,气度也远不如北宋的仁宗,“览书震怒”,下了一道特旨,说将此人抓起来,谪放远方州郡,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这一刑罚,当时叫做“编管”。应该说,比之明清时期动辄将“忤逆”之人廷杖、杀头,处罚甚轻。但尽管如此,宋光宗的特旨还是受到大臣的抵制。中书舍人莫叔光告诉执政的宰相,不可执行这一特旨。台谏官谢深甫也上书宋光宗:陛下“以天变求言,未闻旌赏而反罪之,则是名求而实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事体耳”,坚决不同意将俞古“编管”,因为“言事无罪”乃是朝廷的“事体”,不可破坏。
最后,皇帝只好将对俞古的处罚改为“送秀州听读”,即送到秀州的学校,在官方监护下继续读书。但据南宋方志《嘉泰会稽志》的记述,即使是“听读”这样的轻罚,也被廷臣认为不当,莫叔光立即“缴奏”,即拒不起草处分俞古的诏书,说“弭灾异不宜有罪言者之名”。最后,“事竟寝”,对俞古不再有任何处罚。
这一事件也成了南宋的一则具有政治效力的先例,被后来的士大夫援引来证明“言者无罪”,以对抗压制言论的权势。几年后,宋光宗因为实在不成器,被士大夫集团“罢黜”,他的儿子宋宁宗继位,次年改元庆元。时韩侂胄揽权,排斥异己,使用谋略迫使深孚众望的宰相赵汝愚罢相。韩侂胄之举引发京城士子的强烈抗议,周端朝、张衡、徐范、蒋傅、林仲麟、杨宏中等六名太学生联名上书,指斥韩侂胄一党乃“小人中伤君子”。但宋宁宗对上书不加理会,六名太学生又将上书的副本抄写多份,广为散发。
韩侂胄大怒,鼓动宋宁宗下诏,称杨宏中等人“妄乱上书,扇摇国是,各送五百里外编管”。但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舍人邓驿拒不草诏,说:“自建太学以来,上书言事者无时无之。累朝仁圣相继,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归本贯或他州,听读而已……陛下今日编管杨宏中等六名……睿断过严,人情震骇。所有录黄(皇帝的意旨),臣未敢书行。”宋宁宗与韩侂胄不得不将“编管”改为“听读”。六名太学生虽被“听读”,但公道自在人心,天下士子已将他们誉为“庆元六君子”。
苏辙“诽谤”皇帝而受优容,尚可以说体现了宋仁宗生性之仁厚,不过宋光宗与宋宁宗这两位皇帝,显然就谈不上“仁厚”了。太学生俞古与“庆元六君子”之所以敢“放胆妄言”,且能够逃过严厉的惩处,首先是得益于宋朝确立下来的“不加罪于言事者”的祖制。相传宋太祖在太庙立下誓约,要求赵氏君主“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言者无罪,从此成为宋朝的一个惯例。宋神宗年间,苏轼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宋朝第一个年号)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
其次,假设赵宋皇帝一意孤行,必欲加罪于言事之人,在程序上也难以通过。因为按宋朝的权力架构,中书舍人可以拒绝起草不合祖制的诏书,台谏官也可以将他们认为不当的诏书追缴回来。皇权受到制度性的制衡。更重要的是,这套保护言事者的制度又养成了一种“言者无忌”的风气,“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制度可能会变成死物,風气则是活的制度;制度或可以一夜之间变更,风气则难以挑战。
这样,不管是宋光宗、宋宁宗,还是权臣韩侂胄,如果想从重治罪“妄乱上书”的太学生,则不但违背祖宗法,在程序上也会受到抵制,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总之,执法的成本非常高。
韩侂胄当政之时,诬道学为“伪学”,制造“庆元党禁”,压制异论,是宋代言论管制最严厉的时期之一。即便如此,韩侂胄亦不敢(也不能)禁绝议论。庆元二年(1196年),太学生敖器之在京城的城墙上贴了一首诗——那时候的城墙、宫墙、楼壁,就如网络时代的BBS,上面有许多议论时政的“题壁诗”,类似于今日的帖子——其中两句写道:“九原若见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并署上“敖器之”的大名。“一时都下竞传”,都知道诗乃出自敖器之的手笔。诗中的“韩忠献”即韩侂胄的先祖、北宋名臣韩琦。这首诗分明是在讽刺韩侂胄没有脸面见他的祖宗。但韩侂胄“闻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后登进士第,今犹在选调中”(岳珂《史》)。敖器之后来考中进士,老韩也没给他小鞋穿。(另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敖器之题诗后潜逃,后给韩侂胄写信请罪,韩原谅了他。但叶绍翁的这则记录错漏百出,这里不采信。)
韩侂胄用事日久,所引荐之亲信,“率多非类”,不仅士子愤愤不平,民间也生怨气。有一位不知姓名的临安市井画家,作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一群乌贼出没于潮头,并题上“满潮都是贼”五字,谐音“满朝都是贼”。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时政讽刺漫画。画家还将漫画刻成雕版,印制出来后在市场上兜售,一文钱一张,引得京城儿童纷纷买来玩耍。临安府得悉,将那名市井画家找来,打了几板子便放走了。这个处罚,应该说也是较轻的。放在清代的所谓“康雍乾盛世”,必定是砍头甚至族诛的重罪。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华夏文明之所以“造极于赵宋之世”,既是文明积累与演进的结果,亦是由两宋比较开明、宽厚的制度环境所培育。华夏文明之“复振”,也必将有赖于重塑宽松、包容的制度与风气。
(作者系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