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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以为古时帝王凛然不容侵犯，其实在清代之前，士大夫当面抨击皇帝的事例可谓史不绝书。明朝的政治苛严，士大夫冒犯龙颜，有被廷杖乃至杀头的风险，但明代士风高昂，士大夫冒死上书者前赴后继，显得很悲壮。宋代则“以仁厚立国”，视公议为“国之元气”，优容士论，认为“以言逐人，非盛世所宜有”，两宋三百余年，除了一二特例，少有因言事而被羞辱、杀戮者，顶多只是贬黜，因而朝野议论尤盛。
北宋仁宗朝嘉祐二年（1057年），十八岁的苏辙进士及第，参加殿试制科，这位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新进士，所做的策论竟将矛头直指宋仁宗：“陛下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谘议，便殿无所顾问。”应该说这是不实的指控，因为仁宗的私生活还是比较克制的。曾有一年秋天，京师的市场刚刚出现海鲜蛤蜊，内廷尚食局也买了二十八枚给皇上尝尝鲜，仁宗问：“其价几何？”答曰：“每枚千钱。”仁宗闻之很不高兴，说道：“我常诫尔辈不可侈靡，今一下箸便花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蛤蜊。仁宗在位期间，至少有六次放遣宫女出宫，每次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
原来苏辙是“闻之道路”，听信了坊间的流言，便在策论中不客气地指斥皇帝。当时有大臣提出，“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建议仁宗罢了苏辙的功名。但宋仁宗极力回护少年轻狂的苏辙：“朕设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并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史官编录”之职。皇帝也没有要求苏辙交待谣言来自何人，也未叫人深究坊间何以有谣言传布。一桩小事，就此翻过，风轻云淡。而宽待士论，则成为宋朝的一项“祖宗法”传了下来。
转眼到了南宋光宗朝的绍熙二年春（1191年），因为“雷雪交作”，天有异象，宋光宗下诏“求言”（指君主要求臣民上书言事——编者注）。有一位叫做俞古的太学生，便上书皇帝，以严厉的语气斥骂道：陛下“即位以来……宴游无度，声乐无绝，昼日不足，继之以夜，宫女进献不时，伶人出入无节，宦官侵夺权政，随加宠赐，或至超迁。内中宫殿，已历三朝，何陋之有？奚用更建楼台，接于云汉，月榭风亭，不辄兴作。深为陛下不取也”。宋光宗是一个不成器的皇帝，私生活不检点，气度也远不如北宋的仁宗，“览书震怒”，下了一道特旨，说将此人抓起来，谪放远方州郡，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这一刑罚，当时叫做“编管”。应该说，比之明清时期动辄将“忤逆”之人廷杖、杀头，处罚甚轻。但尽管如此，宋光宗的特旨还是受到大臣的抵制。中书舍人莫叔光告诉执政的宰相，不可执行这一特旨。台谏官谢深甫也上书宋光宗：陛下“以天变求言，未闻旌赏而反罪之，则是名求而实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事体耳”，坚决不同意将俞古“编管”，因为“言事无罪”乃是朝廷的“事体”，不可破坏。
最后，皇帝只好将对俞古的处罚改为“送秀州听读”，即送到秀州的学校，在官方监护下继续读书。但据南宋方志《嘉泰会稽志》的记述，即使是“听读”这样的轻罚，也被廷臣认为不当，莫叔光立即“缴奏”，即拒不起草处分俞古的诏书，说“弭灾异不宜有罪言者之名”。最后，“事竟寝”，对俞古不再有任何处罚。
这一事件也成了南宋的一则具有政治效力的先例，被后来的士大夫援引来证明“言者无罪”，以对抗压制言论的权势。几年后，宋光宗因为实在不成器，被士大夫集团“罢黜”，他的儿子宋宁宗继位，次年改元庆元。时韩侂胄揽权，排斥异己，使用谋略迫使深孚众望的宰相赵汝愚罢相。韩侂胄之举引发京城士子的强烈抗议，周端朝、张衡、徐范、蒋傅、林仲麟、杨宏中等六名太学生联名上书，指斥韩侂胄一党乃“小人中伤君子”。但宋宁宗对上书不加理会，六名太学生又将上书的副本抄写多份，广为散发。
韩侂胄大怒，鼓动宋宁宗下诏，称杨宏中等人“妄乱上书，扇摇国是，各送五百里外编管”。但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舍人邓驿拒不草诏，说：“自建太学以来，上书言事者无时无之。累朝仁圣相继，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归本贯或他州，听读而已……陛下今日编管杨宏中等六名……睿断过严，人情震骇。所有录黄（皇帝的意旨），臣未敢书行。”宋宁宗与韩侂胄不得不将“编管”改为“听读”。六名太学生虽被“听读”，但公道自在人心，天下士子已将他们誉为“庆元六君子”。
苏辙“诽谤”皇帝而受优容，尚可以说体现了宋仁宗生性之仁厚，不过宋光宗与宋宁宗这两位皇帝，显然就谈不上“仁厚”了。太学生俞古与“庆元六君子”之所以敢“放胆妄言”，且能够逃过严厉的惩处，首先是得益于宋朝确立下来的“不加罪于言事者”的祖制。相传宋太祖在太庙立下誓约，要求赵氏君主“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言者无罪，从此成为宋朝的一个惯例。宋神宗年间，苏轼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宋朝第一个年号）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
其次，假设赵宋皇帝一意孤行，必欲加罪于言事之人，在程序上也难以通过。因为按宋朝的权力架构，中书舍人可以拒绝起草不合祖制的诏书，台谏官也可以将他们认为不当的诏书追缴回来。皇权受到制度性的制衡。更重要的是，这套保护言事者的制度又养成了一种“言者无忌”的风气，“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制度可能会变成死物，風气则是活的制度；制度或可以一夜之间变更，风气则难以挑战。
这样，不管是宋光宗、宋宁宗，还是权臣韩侂胄，如果想从重治罪“妄乱上书”的太学生，则不但违背祖宗法，在程序上也会受到抵制，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总之，执法的成本非常高。
韩侂胄当政之时，诬道学为“伪学”，制造“庆元党禁”，压制异论，是宋代言论管制最严厉的时期之一。即便如此，韩侂胄亦不敢（也不能）禁绝议论。庆元二年（1196年），太学生敖器之在京城的城墙上贴了一首诗——那时候的城墙、宫墙、楼壁，就如网络时代的BBS，上面有许多议论时政的“题壁诗”，类似于今日的帖子——其中两句写道：“九原若见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并署上“敖器之”的大名。“一时都下竞传”，都知道诗乃出自敖器之的手笔。诗中的“韩忠献”即韩侂胄的先祖、北宋名臣韩琦。这首诗分明是在讽刺韩侂胄没有脸面见他的祖宗。但韩侂胄“闻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后登进士第，今犹在选调中”（岳珂《史》）。敖器之后来考中进士，老韩也没给他小鞋穿。（另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敖器之题诗后潜逃，后给韩侂胄写信请罪，韩原谅了他。但叶绍翁的这则记录错漏百出，这里不采信。）
韩侂胄用事日久，所引荐之亲信，“率多非类”，不仅士子愤愤不平，民间也生怨气。有一位不知姓名的临安市井画家，作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一群乌贼出没于潮头，并题上“满潮都是贼”五字，谐音“满朝都是贼”。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时政讽刺漫画。画家还将漫画刻成雕版，印制出来后在市场上兜售，一文钱一张，引得京城儿童纷纷买来玩耍。临安府得悉，将那名市井画家找来，打了几板子便放走了。这个处罚，应该说也是较轻的。放在清代的所谓“康雍乾盛世”，必定是砍头甚至族诛的重罪。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华夏文明之所以“造极于赵宋之世”，既是文明积累与演进的结果，亦是由两宋比较开明、宽厚的制度环境所培育。华夏文明之“复振”，也必将有赖于重塑宽松、包容的制度与风气。
（作者系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
北宋仁宗朝嘉祐二年（1057年），十八岁的苏辙进士及第，参加殿试制科，这位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新进士，所做的策论竟将矛头直指宋仁宗：“陛下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谘议，便殿无所顾问。”应该说这是不实的指控，因为仁宗的私生活还是比较克制的。曾有一年秋天，京师的市场刚刚出现海鲜蛤蜊，内廷尚食局也买了二十八枚给皇上尝尝鲜，仁宗问：“其价几何？”答曰：“每枚千钱。”仁宗闻之很不高兴，说道：“我常诫尔辈不可侈靡，今一下箸便花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蛤蜊。仁宗在位期间，至少有六次放遣宫女出宫，每次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
原来苏辙是“闻之道路”，听信了坊间的流言，便在策论中不客气地指斥皇帝。当时有大臣提出，“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建议仁宗罢了苏辙的功名。但宋仁宗极力回护少年轻狂的苏辙：“朕设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并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史官编录”之职。皇帝也没有要求苏辙交待谣言来自何人，也未叫人深究坊间何以有谣言传布。一桩小事，就此翻过，风轻云淡。而宽待士论，则成为宋朝的一项“祖宗法”传了下来。
转眼到了南宋光宗朝的绍熙二年春（1191年），因为“雷雪交作”，天有异象，宋光宗下诏“求言”（指君主要求臣民上书言事——编者注）。有一位叫做俞古的太学生，便上书皇帝，以严厉的语气斥骂道：陛下“即位以来……宴游无度，声乐无绝，昼日不足，继之以夜，宫女进献不时，伶人出入无节，宦官侵夺权政，随加宠赐，或至超迁。内中宫殿，已历三朝，何陋之有？奚用更建楼台，接于云汉，月榭风亭，不辄兴作。深为陛下不取也”。宋光宗是一个不成器的皇帝，私生活不检点，气度也远不如北宋的仁宗，“览书震怒”，下了一道特旨，说将此人抓起来，谪放远方州郡，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这一刑罚，当时叫做“编管”。应该说，比之明清时期动辄将“忤逆”之人廷杖、杀头，处罚甚轻。但尽管如此，宋光宗的特旨还是受到大臣的抵制。中书舍人莫叔光告诉执政的宰相，不可执行这一特旨。台谏官谢深甫也上书宋光宗：陛下“以天变求言，未闻旌赏而反罪之，则是名求而实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事体耳”，坚决不同意将俞古“编管”，因为“言事无罪”乃是朝廷的“事体”，不可破坏。
最后，皇帝只好将对俞古的处罚改为“送秀州听读”，即送到秀州的学校，在官方监护下继续读书。但据南宋方志《嘉泰会稽志》的记述，即使是“听读”这样的轻罚，也被廷臣认为不当，莫叔光立即“缴奏”，即拒不起草处分俞古的诏书，说“弭灾异不宜有罪言者之名”。最后，“事竟寝”，对俞古不再有任何处罚。
这一事件也成了南宋的一则具有政治效力的先例，被后来的士大夫援引来证明“言者无罪”，以对抗压制言论的权势。几年后，宋光宗因为实在不成器，被士大夫集团“罢黜”，他的儿子宋宁宗继位，次年改元庆元。时韩侂胄揽权，排斥异己，使用谋略迫使深孚众望的宰相赵汝愚罢相。韩侂胄之举引发京城士子的强烈抗议，周端朝、张衡、徐范、蒋傅、林仲麟、杨宏中等六名太学生联名上书，指斥韩侂胄一党乃“小人中伤君子”。但宋宁宗对上书不加理会，六名太学生又将上书的副本抄写多份，广为散发。
韩侂胄大怒，鼓动宋宁宗下诏，称杨宏中等人“妄乱上书，扇摇国是，各送五百里外编管”。但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舍人邓驿拒不草诏，说：“自建太学以来，上书言事者无时无之。累朝仁圣相继，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归本贯或他州，听读而已……陛下今日编管杨宏中等六名……睿断过严，人情震骇。所有录黄（皇帝的意旨），臣未敢书行。”宋宁宗与韩侂胄不得不将“编管”改为“听读”。六名太学生虽被“听读”，但公道自在人心，天下士子已将他们誉为“庆元六君子”。
苏辙“诽谤”皇帝而受优容，尚可以说体现了宋仁宗生性之仁厚，不过宋光宗与宋宁宗这两位皇帝，显然就谈不上“仁厚”了。太学生俞古与“庆元六君子”之所以敢“放胆妄言”，且能够逃过严厉的惩处，首先是得益于宋朝确立下来的“不加罪于言事者”的祖制。相传宋太祖在太庙立下誓约，要求赵氏君主“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言者无罪，从此成为宋朝的一个惯例。宋神宗年间，苏轼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宋朝第一个年号）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
其次，假设赵宋皇帝一意孤行，必欲加罪于言事之人，在程序上也难以通过。因为按宋朝的权力架构，中书舍人可以拒绝起草不合祖制的诏书，台谏官也可以将他们认为不当的诏书追缴回来。皇权受到制度性的制衡。更重要的是，这套保护言事者的制度又养成了一种“言者无忌”的风气，“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制度可能会变成死物，風气则是活的制度；制度或可以一夜之间变更，风气则难以挑战。
这样，不管是宋光宗、宋宁宗，还是权臣韩侂胄，如果想从重治罪“妄乱上书”的太学生，则不但违背祖宗法，在程序上也会受到抵制，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总之，执法的成本非常高。
韩侂胄当政之时，诬道学为“伪学”，制造“庆元党禁”，压制异论，是宋代言论管制最严厉的时期之一。即便如此，韩侂胄亦不敢（也不能）禁绝议论。庆元二年（1196年），太学生敖器之在京城的城墙上贴了一首诗——那时候的城墙、宫墙、楼壁，就如网络时代的BBS，上面有许多议论时政的“题壁诗”，类似于今日的帖子——其中两句写道：“九原若见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并署上“敖器之”的大名。“一时都下竞传”，都知道诗乃出自敖器之的手笔。诗中的“韩忠献”即韩侂胄的先祖、北宋名臣韩琦。这首诗分明是在讽刺韩侂胄没有脸面见他的祖宗。但韩侂胄“闻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后登进士第，今犹在选调中”（岳珂《史》）。敖器之后来考中进士，老韩也没给他小鞋穿。（另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敖器之题诗后潜逃，后给韩侂胄写信请罪，韩原谅了他。但叶绍翁的这则记录错漏百出，这里不采信。）
韩侂胄用事日久，所引荐之亲信，“率多非类”，不仅士子愤愤不平，民间也生怨气。有一位不知姓名的临安市井画家，作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一群乌贼出没于潮头，并题上“满潮都是贼”五字，谐音“满朝都是贼”。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时政讽刺漫画。画家还将漫画刻成雕版，印制出来后在市场上兜售，一文钱一张，引得京城儿童纷纷买来玩耍。临安府得悉，将那名市井画家找来，打了几板子便放走了。这个处罚，应该说也是较轻的。放在清代的所谓“康雍乾盛世”，必定是砍头甚至族诛的重罪。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华夏文明之所以“造极于赵宋之世”，既是文明积累与演进的结果，亦是由两宋比较开明、宽厚的制度环境所培育。华夏文明之“复振”，也必将有赖于重塑宽松、包容的制度与风气。
（作者系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