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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11”以后,为打击恐怖主义,很多国家的外交政策有所改变,人们再次认识到传统安全的重要性。今天,各国的外交政策再一次调整,只不过这一次是因为经济危机,而且这改变和7年前同样深刻。
应对危机比危机本身更具影响力
一次经济危机不会带来像恐怖袭击那样的杀戮和破坏。从目前来看,经济危机的影响还不算集中,是长期性的且不易觉察。但可以预见,它最终的影响会更加深刻,波及更多国家,覆盖生活各个方面。
以往的经验说明,相比危及本身,如何应对危机更能决定我们的命运。美国1930年出台的《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已经证明如果应对不当,一次衰退就可以引发一次大萧条。(注:美国当年为了增加内需,出台该关税法提高进口产品成本,限制国民使用进口产品,但引来其他国家报复,最终导致出口锐减。)
在应对眼前的这场危机时,一些明显的错误也已经显现: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迁就,搁置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只关注国内问题以及向极端主义的妥协等等。如果在一年前,这样的警告会被斥为大惊小怪,但如今’那些正在竭力保住政权的政府,以及像匈牙利和冰岛这样已经倒台的政府,却已经深刻体会到这些警告决不是空穴来风。
当然,经济危机不仅促成了“忧虑政治”,还为“希望政治”注入动力。所谓的“正统观点”已经崩溃,留下的空间需要由进步或是倒退的新理念来填补。为占据主动,那些秉持“进步”的有识之士必须解决导致这场危机的主要问题:存在于全球经济、环境和政治领域的不平衡。
追根溯源:三种不平衡
经济方面,穷人和富人间的不平衡正是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因为银行要借钱给那些根本无力偿款贷款的人们。而财政盈余国家和赤字上升国家间形成的金融失衡使一些压低利率,并直接催生了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产品。
现在,美国人开始存钱了。中国正竭力鼓励消费,高风险的金融产品逐渐失宠。尽管如此,已有的“失衡”不会自我纠正,穷富差距仍正在扩大。为此,各国需要重新平衡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间的关系,创造更合理的分配体系,而发达国家有责任继续援助贫穷国家。
在环境方面,我们面对能源消耗和能源再生能力间的不平衡。眼下的经济危机使我们解决“环境失衡”更具可能性和必要性。有可能性,是因为各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为投资低排放的能源、交通和住宅项目提供了大好时机。有必要性,是因为一旦经济复苏,原油价格恢复到每桶140美元后,美国、欧盟和日本每年将为此付出8000亿美元,要知道这相当于他们已有经济刺激计划总额的一半。
最后谈到政治失衡,这不仅指国内的权力分配,还涉及政治的民旗陲和市场的全球陛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主导的多边机制和逐渐东移的全球财富间的矛盾。西方主导的多边机制,使其很难提出具体而全面的应对方法。这次危机为加强多边主义,改善权力和义务分配提供了契机:G20峰会已为各国高层共同解决危机提供了平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获得了更强的资金支持,形成了更合理的代表制。各国政府从未像今天这样,在经济问题上如此紧密合作。
经济危机使相互对立的力量得以释放,不论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在今天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以上所说的那些“失衡”给我们带来不安全感,也让我们所有人变得更加贫穷,但它也给我们带来机会,如今时机已到,让我们努力找到一种新的平衡。
应对危机比危机本身更具影响力
一次经济危机不会带来像恐怖袭击那样的杀戮和破坏。从目前来看,经济危机的影响还不算集中,是长期性的且不易觉察。但可以预见,它最终的影响会更加深刻,波及更多国家,覆盖生活各个方面。
以往的经验说明,相比危及本身,如何应对危机更能决定我们的命运。美国1930年出台的《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已经证明如果应对不当,一次衰退就可以引发一次大萧条。(注:美国当年为了增加内需,出台该关税法提高进口产品成本,限制国民使用进口产品,但引来其他国家报复,最终导致出口锐减。)
在应对眼前的这场危机时,一些明显的错误也已经显现: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迁就,搁置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只关注国内问题以及向极端主义的妥协等等。如果在一年前,这样的警告会被斥为大惊小怪,但如今’那些正在竭力保住政权的政府,以及像匈牙利和冰岛这样已经倒台的政府,却已经深刻体会到这些警告决不是空穴来风。
当然,经济危机不仅促成了“忧虑政治”,还为“希望政治”注入动力。所谓的“正统观点”已经崩溃,留下的空间需要由进步或是倒退的新理念来填补。为占据主动,那些秉持“进步”的有识之士必须解决导致这场危机的主要问题:存在于全球经济、环境和政治领域的不平衡。
追根溯源:三种不平衡
经济方面,穷人和富人间的不平衡正是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因为银行要借钱给那些根本无力偿款贷款的人们。而财政盈余国家和赤字上升国家间形成的金融失衡使一些压低利率,并直接催生了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产品。
现在,美国人开始存钱了。中国正竭力鼓励消费,高风险的金融产品逐渐失宠。尽管如此,已有的“失衡”不会自我纠正,穷富差距仍正在扩大。为此,各国需要重新平衡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间的关系,创造更合理的分配体系,而发达国家有责任继续援助贫穷国家。
在环境方面,我们面对能源消耗和能源再生能力间的不平衡。眼下的经济危机使我们解决“环境失衡”更具可能性和必要性。有可能性,是因为各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为投资低排放的能源、交通和住宅项目提供了大好时机。有必要性,是因为一旦经济复苏,原油价格恢复到每桶140美元后,美国、欧盟和日本每年将为此付出8000亿美元,要知道这相当于他们已有经济刺激计划总额的一半。
最后谈到政治失衡,这不仅指国内的权力分配,还涉及政治的民旗陲和市场的全球陛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主导的多边机制和逐渐东移的全球财富间的矛盾。西方主导的多边机制,使其很难提出具体而全面的应对方法。这次危机为加强多边主义,改善权力和义务分配提供了契机:G20峰会已为各国高层共同解决危机提供了平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获得了更强的资金支持,形成了更合理的代表制。各国政府从未像今天这样,在经济问题上如此紧密合作。
经济危机使相互对立的力量得以释放,不论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在今天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以上所说的那些“失衡”给我们带来不安全感,也让我们所有人变得更加贫穷,但它也给我们带来机会,如今时机已到,让我们努力找到一种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