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11”以后，为打击恐怖主义，很多国家的外交政策有所改变，人们再次认识到传统安全的重要性。今天，各国的外交政策再一次调整，只不过这一次是因为经济危机，而且这改变和7年前同样深刻。
　　
　　应对危机比危机本身更具影响力
　　
　　一次经济危机不会带来像恐怖袭击那样的杀戮和破坏。从目前来看，经济危机的影响还不算集中，是长期性的且不易觉察。但可以预见，它最终的影响会更加深刻，波及更多国家，覆盖生活各个方面。
　　以往的经验说明，相比危及本身，如何应对危机更能决定我们的命运。美国1930年出台的《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已经证明如果应对不当，一次衰退就可以引发一次大萧条。(注：美国当年为了增加内需，出台该关税法提高进口产品成本，限制国民使用进口产品，但引来其他国家报复，最终导致出口锐减。)
　　在应对眼前的这场危机时，一些明显的错误也已经显现：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迁就，搁置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只关注国内问题以及向极端主义的妥协等等。如果在一年前，这样的警告会被斥为大惊小怪，但如今’那些正在竭力保住政权的政府，以及像匈牙利和冰岛这样已经倒台的政府，却已经深刻体会到这些警告决不是空穴来风。
　　当然，经济危机不仅促成了“忧虑政治”，还为“希望政治”注入动力。所谓的“正统观点”已经崩溃，留下的空间需要由进步或是倒退的新理念来填补。为占据主动，那些秉持“进步”的有识之士必须解决导致这场危机的主要问题：存在于全球经济、环境和政治领域的不平衡。
　　
　　追根溯源：三种不平衡
　　
　　经济方面，穷人和富人间的不平衡正是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因为银行要借钱给那些根本无力偿款贷款的人们。而财政盈余国家和赤字上升国家间形成的金融失衡使一些压低利率，并直接催生了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产品。
　　现在，美国人开始存钱了。中国正竭力鼓励消费，高风险的金融产品逐渐失宠。尽管如此，已有的“失衡”不会自我纠正，穷富差距仍正在扩大。为此，各国需要重新平衡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间的关系，创造更合理的分配体系，而发达国家有责任继续援助贫穷国家。
　　在环境方面，我们面对能源消耗和能源再生能力间的不平衡。眼下的经济危机使我们解决“环境失衡”更具可能性和必要性。有可能性，是因为各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为投资低排放的能源、交通和住宅项目提供了大好时机。有必要性，是因为一旦经济复苏，原油价格恢复到每桶140美元后，美国、欧盟和日本每年将为此付出8000亿美元，要知道这相当于他们已有经济刺激计划总额的一半。
　　最后谈到政治失衡，这不仅指国内的权力分配，还涉及政治的民旗陲和市场的全球陛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主导的多边机制和逐渐东移的全球财富间的矛盾。西方主导的多边机制，使其很难提出具体而全面的应对方法。这次危机为加强多边主义，改善权力和义务分配提供了契机：G20峰会已为各国高层共同解决危机提供了平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获得了更强的资金支持，形成了更合理的代表制。各国政府从未像今天这样，在经济问题上如此紧密合作。
　　经济危机使相互对立的力量得以释放，不论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在今天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以上所说的那些“失衡”给我们带来不安全感，也让我们所有人变得更加贫穷，但它也给我们带来机会，如今时机已到，让我们努力找到一种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