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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系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刘东皇副教授之专著，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该著作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从中国经济高出口（高不了）、高投资（不能高）和低消费（低的居民消费）的宏观背景下，研究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长效应和扩大居民消费途径。在扩大居民消费的问题上基于居民不敢消费、不能消费、不愿消费的考虑从未来不确定性、收入分配和公共支出三个视角系统地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制约因素，据此提出启动居民消费推进中国经济由投资和出口驱动向投资、出口和消费协调驱动转变的相关建议。该著作为中国居民消费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是何因素制约着中国居民消费方面具有创新性的贡献。笔者认为，该书的主要思想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扩大居民消费的增长绩效
作者认为，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是高度依赖的。投资需求作为一种引致需求是由最终需求决定的，过去国外对中国产品的出口需求快速增长成为中国投资需求的最终需求支撑。然而，传统的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日渐突显，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日益增大，这引起我们认识到需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加快推进经济增长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的紧迫性。[1]
居民消费是内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扩大居民消费是应对外需冲击给我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重要措施。该著作指出，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除了具有引致投资效应外，还具有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和优化经济结构等功能，具有长期增长效应。[2]此外，依据经济理论与大国经济的发展经验，建立在消费需求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具有较高的质量：一，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波动性往往较大，建立在消费需求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具有相对较强的平稳性；二，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往往带有“粗放型”的特征，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性较大，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三，中国过去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人际收入分配格局恶化，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性较差。因此，该著作认为，当前背景下需要扩大居民消费，使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重要驱动力，以推进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二、中国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
增强经济增长消费驱动力需要厘清制约消费的因素，作者基于主流的预防性储蓄理论从未来不确定性、收入分配和公共支出三个视角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未来不确定性导致居民不敢消费
世界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有着相对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的预防性动机强度并不高，甚至超前消费。而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中，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理性的城乡居民都不得不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3]该书运用SSM模型估测了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动机强度，城乡居民预防性动机强度远高于合理的2-5区间范围，且呈现稳步上升的演变态势，中国经济转型期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滞后使得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难免表现出越来越谨慎，越来越“不敢消费”。
（二）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导致居民不能消费
该著作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分离的视角分析了要素分配和规模分配对消费的影响。在要素分配方面，该著作证明了劳动报酬率持续下降极大限制着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整个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以后，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有下降的趋势，经过再分配政策调节后，该比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再分配的功能也受到扭曲，未能达到有效扩大居民消费的效果。在规模分配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城乡居民内部之间差距等都有扩大的趋势，作者也证明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制约着消费成长。
（三）公共支出转型滞后导致居民不愿消费
作者认为，中国公共支出转型是滞后的，主要表现为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社会文教方面支出增长相对缓慢，卫生、社会保障、贫困补贴等的支出比例不高，离提供民生性公共物品为主的公共支出结构还相去甚远。虽然中国城镇化在持续推进，但仍然接近一半的人口在农村，且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消费的最大潜力还是在农村。然而，长期以来城市偏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公共支出也具有较强的“非农偏好”[4]，公共支出支农力度在持续下降，且公共支农支出的结构也不尽合理，极大地限制了公共支出对城乡居民的“挤入”效应。
三、化解居民消费制约因素的途径
该著作作者认为，化解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变革是关键。有必要为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一）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使居民敢于消费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已成为当前限制居民消费需求成长的重要障碍之一，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解决城乡居民“有钱不敢花”的根源所在。2012年6月，国务院通过了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和社保基金会制定的《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该纲要从制度缺失、城乡社会保障统筹、社会保障覆盖面、保障标准、社会救助体系、社会保障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对未来五年社会保障工作做了部署。应全面贯彻《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水平适度、持续稳定的社会保障网。
（二）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居民能于消费
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是限制居民消费需求扩张的重要因素，在收入分配制度变革中，提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确保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缩小城乡差距和改善人际收入分配格局等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驱动力的重要内容。应建立合理的分配秩序，探索企事业职工工资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增强城乡居民消费的基础，特别应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政策等应提升低收入者的收入，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透明化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使人际收入分配格局朝着“橄榄型”演进。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持续完善以解决城乡居民“想花没钱花”的问题。
（三）推进财政税收制度变革使居民乐于消费
现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及税种结构划分不尽合理，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进一步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税制改革应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财政支出应健全公共财政预算，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强化预算公开责任制度，加快预算公开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持续增加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发挥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
总之，该书是一部系统深入研究中国居民消费的状况特征、制约因素与增长效应的学术著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肯定和推介。
参考文献：
[1]洪银兴.马克思的消费力理论和扩大消费需求[J].经济学动态，2010（3）：10-15.
[2]刘东皇.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居民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统计与决策，2011（2）：114-117.
[3]宋铮.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研究[J].金融研究，1999（6）：46-50.
[4]官永彬.转轨时期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2）：15-25.
责任编辑 徐 晶
一、扩大居民消费的增长绩效
作者认为，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是高度依赖的。投资需求作为一种引致需求是由最终需求决定的，过去国外对中国产品的出口需求快速增长成为中国投资需求的最终需求支撑。然而，传统的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日渐突显，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日益增大，这引起我们认识到需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加快推进经济增长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的紧迫性。[1]
居民消费是内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扩大居民消费是应对外需冲击给我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重要措施。该著作指出，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除了具有引致投资效应外，还具有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和优化经济结构等功能，具有长期增长效应。[2]此外，依据经济理论与大国经济的发展经验，建立在消费需求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具有较高的质量：一，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波动性往往较大，建立在消费需求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具有相对较强的平稳性；二，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往往带有“粗放型”的特征，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性较大，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三，中国过去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人际收入分配格局恶化，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性较差。因此，该著作认为，当前背景下需要扩大居民消费，使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重要驱动力，以推进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二、中国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
增强经济增长消费驱动力需要厘清制约消费的因素，作者基于主流的预防性储蓄理论从未来不确定性、收入分配和公共支出三个视角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未来不确定性导致居民不敢消费
世界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有着相对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的预防性动机强度并不高，甚至超前消费。而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中，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理性的城乡居民都不得不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3]该书运用SSM模型估测了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动机强度，城乡居民预防性动机强度远高于合理的2-5区间范围，且呈现稳步上升的演变态势，中国经济转型期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滞后使得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难免表现出越来越谨慎，越来越“不敢消费”。
（二）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导致居民不能消费
该著作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分离的视角分析了要素分配和规模分配对消费的影响。在要素分配方面，该著作证明了劳动报酬率持续下降极大限制着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整个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以后，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有下降的趋势，经过再分配政策调节后，该比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再分配的功能也受到扭曲，未能达到有效扩大居民消费的效果。在规模分配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城乡居民内部之间差距等都有扩大的趋势，作者也证明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制约着消费成长。
（三）公共支出转型滞后导致居民不愿消费
作者认为，中国公共支出转型是滞后的，主要表现为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社会文教方面支出增长相对缓慢，卫生、社会保障、贫困补贴等的支出比例不高，离提供民生性公共物品为主的公共支出结构还相去甚远。虽然中国城镇化在持续推进，但仍然接近一半的人口在农村，且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消费的最大潜力还是在农村。然而，长期以来城市偏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公共支出也具有较强的“非农偏好”[4]，公共支出支农力度在持续下降，且公共支农支出的结构也不尽合理，极大地限制了公共支出对城乡居民的“挤入”效应。
三、化解居民消费制约因素的途径
该著作作者认为，化解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变革是关键。有必要为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一）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使居民敢于消费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已成为当前限制居民消费需求成长的重要障碍之一，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解决城乡居民“有钱不敢花”的根源所在。2012年6月，国务院通过了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和社保基金会制定的《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该纲要从制度缺失、城乡社会保障统筹、社会保障覆盖面、保障标准、社会救助体系、社会保障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对未来五年社会保障工作做了部署。应全面贯彻《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水平适度、持续稳定的社会保障网。
（二）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居民能于消费
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是限制居民消费需求扩张的重要因素，在收入分配制度变革中，提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确保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缩小城乡差距和改善人际收入分配格局等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驱动力的重要内容。应建立合理的分配秩序，探索企事业职工工资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增强城乡居民消费的基础，特别应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政策等应提升低收入者的收入，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透明化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使人际收入分配格局朝着“橄榄型”演进。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持续完善以解决城乡居民“想花没钱花”的问题。
（三）推进财政税收制度变革使居民乐于消费
现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及税种结构划分不尽合理，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进一步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税制改革应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财政支出应健全公共财政预算，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强化预算公开责任制度，加快预算公开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持续增加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发挥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
总之，该书是一部系统深入研究中国居民消费的状况特征、制约因素与增长效应的学术著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肯定和推介。
参考文献：
[1]洪银兴.马克思的消费力理论和扩大消费需求[J].经济学动态，2010（3）：10-15.
[2]刘东皇.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居民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统计与决策，2011（2）：114-117.
[3]宋铮.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研究[J].金融研究，1999（6）：46-50.
[4]官永彬.转轨时期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2）：15-25.
责任编辑 徐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