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教杨绛先生的散文《老王》时，许多年轻教师都按照教参上的说法，将这一课的主旨仅仅归结为对以老王为代表的底层劳动人物“在不幸生活中不改善良淳朴天性”的讴歌。作品的确反映了这个主题，这是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中轻而易举地读到的东西。但如果将作品的主旨完全归结于此，笔者认为违背了作者的写作初衷，甚至可以说将作者看得太浅薄了。
　　其实，本文的主旨，即作者的写作意图，是人物的颂歌，但更是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这主要从文章所叙的“三送”（送冰、送人、送香油和鸡蛋）和最后一段可以看出。
　　最后一段很重要，杨绛做过改动，即“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原文是“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理解了这句话就理解了作者的心情，理解了作者在文中要表达的思想。
　　作者为什么要说自己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呢？从“三送”中完全可以得知作者是没有让老王“吃亏”的，不管是附带送冰、送先生上医院还是送来香油和鸡蛋都是付了钱的，按道理说不上“多吃多占”，更谈不上“愧怍”呀。但作者却是“几年过去了”才“渐渐明白”，看来作者一直在思考和拷问自己与老王的交往，这一切是真的让她“愧怍”不已呀！那么“多吃多占”到底该如何理解呢？理解了“多吃多占”也就理解了作者为何“愧怍”了。
　　作品中的“三送”从老王的层面来看，当然是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忠厚老实和热心肠。但如果从作者的层面来看，如果只是“送”而不“往”，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无疑是莫大的耻辱，无异于接受了别人的施舍与同情。那么怎样的“往”才是自己可以做到的和最好的呢？在作者的心目中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一切都量化为钱。因此，在“附带送冰”可以“车费减半”时，“我”是“当然不要他减半”；送先生上医院老王“坚决不肯拿钱”而“我一定要给钱”；老王临终送来香油和鸡蛋，“我”谢过“好香油”“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拿钱）”，而且“赶忙解释”“就免得托人捎了”。如此种种，知识分子的那种“来而不往非礼也”“君子之交淡如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等狭隘的“高贵”就呈现于纸面。
　　但老王如此热心“帮助”作者一家是为了将这一切换成钱补贴己用吗？老王的确很穷，但只要将视角转入那个特殊的年代就可以一清二楚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杨绛夫妇无疑是被批判被打击的对象，是“牛鬼蛇神”，是所有的“当家作主”的“工农阶层”所不愿意接触的对象。老王无疑是地地道道的“工农阶层”，按道理他是不屑于与作者一家交往的，更谈不上会主动帮助他们，因为一不小心自己就有可能受到牵连，成为批斗的对象。因此，老王对作者一家的热心与帮助应该是发自内心，是对杨绛一家的真正的怜悯与崇敬，是勇敢的，是不期待得到回报的。尽管每次老王都收下了作者的钱，但这正是他的良苦用心：让作者心安理得，让作者不要心怀愧疚，让作者不要“想得太多”！在当时，尽管作者对老王也是心怀感激，但到底有没有将老王当成一个与自己平等的对象来看待呢？显然是没有！这种心态有点像现在我们对那些在建筑工地上劳作的建筑工人的态度差不多：我们感激他们给城市带来的变化，同情他们的辛劳，但我们从来就只把他们当作“民工”，当作下层人民，甚至时时刻刻提防着他们，怕他们给我们带来麻烦给城市带来不安定……
　　因此，所谓“多吃多占”是作者发自内心的对自己灵魂的剖析与拷问。在当时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老王不顾自己身体多病，省吃俭用将节省下来的香油和鸡蛋送给作者，还说“我不吃”，这对作者而言，本身就是“多吃多占”，更何况自己因为知识分子的“高贵”而曲解了别人真情的怜悯与帮助呢？有许多东西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但那个特殊时期的真挚的感情是无法用金钱来量化的！因此，作者“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觉得自己是“拿钱去侮辱他”，心中很是“愧怍”。作者在老王去世几年后，终于发现了灵魂深处的那些不太光彩的东西，于是就借《老王》这篇散文将它一一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我们也并没有因此而贬低杨绛先生的为人或是改变对她的看法，反而从中看到了一个大家的涵养与风范。
　　那么作者又为何要将“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改成“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呢？我没有查阅到作者自己的解释。妄加揣测，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在那个可怕的年代，自己和丈夫是被打击被批斗的对象，却有幸得到了如老王一般的热心民众的关心与帮助，幸运地活了下来，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而老王却是在贫困与疾病中悲惨地死去，这既是老王的不幸，也是时代的悲哀。二是自己在若干年之后终于得以省悟当年对老王的“侮辱”与“不公平”，终于有了胆量将它“公之于众”，从而使自己的灵魂得到一次洗涤，这难道不是“幸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