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吃猪肉，肉摊或超市的里脊、前肘、后肘、当腰等部位，明码标价，任你挑选，只要兜里揣着钱，想买多少买多少，想买哪块买哪块。这在20世纪70年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时肉少人多，有钱也买不到，必须凭票供给，吃肉是很奢侈、很隆重的大事。买肉的人都喜欢挑块肥的，越肥越好，肥肉香，還可煸炒“靠”点猪大油做菜，填补花生油匮乏的缺憾。因此，卖肉的营业员很吃香。
　　1974年，那时的猪肉六角钱一斤，好贵。我正是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平日里没有肉吃，肚里没油水，整天“空落落（落，烟台话读lào）”的。有一次，快到元旦了，老妈看我馋得可怜，给了我一斤肉票和一元钱，让我去买肉，并嘱咐我说，买块五花肉，有肥有瘦，包饺子、炒菜都合适。
　　我怀揣钱、票到肉食店一看，买肉的人排着长龙。肉食店均为国营，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加入了排队的行列。等啊等啊，终于轮到我了。那时买肉全凭营业员说了算，人家从一扇猪肉顺一个方向排着割起，顾客轮到什么是什么，没有挑肥拣瘦的余地。只见那位女营业员割下一块后腿精瘦红肉，准备称重。我赔着笑脸对她说：“师傅，帮我切块五花肉吧。”
　　在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师傅”就是至高无上的尊称了。谁知她看了我一眼，不耐烦地说：“‘师傅’可担待不起，俺就是卖肉的，一人难遂百人心，切到哪块是哪块，都挑肥拣瘦的，这肉还怎么卖？”见我没吱声，她又瞅了我一眼说：“要不要？不要拉倒，下一个！”我气哼哼地丢下一句：“不要！”扭头走出队列，来到队尾，重新排起。我巴望着再次轮到我时，运气好些，能切到一块五花肉。
　　谁知我的运气实在不佳，第二轮好不容易轮到我时，又是一块前肘瘦肉！我仿佛看见母亲失望的眼神。于是，我毅然放弃了这次机会，再一次走到后面重新排队。遗憾的是，就在还差一位就轮到我时，猪肉卖光了。我只得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第二天是星期天，凌晨5点，我就来到肉食店，排了个第一名。我想，来得早，我的排队周转率就高，就不信碰不上个好运气！等啊等啊，直等得我两眼发昏，心慌意乱，终于等到店铺开门卖肉了。我赶紧双手递上肉票。那位卖肉姑娘一见是我，就笑着说：“你这人真有毅力和恒心，我服你了，今天就成全你，我给你挑块五花肉。”说完，她在旁边的肉案上割了一块五花肉，称重后递给我。
　　巧的是，后来有人做媒给我介绍对象，女的竟是那卖肉姑娘。第一次见面，我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那次卖给了我一块五花肉，其实那天我都做好了重排五次队的准备，我这人办事就是一根筋。”谁知她说：“一根筋也挺好的，人应该有股子执著劲儿和恒心。”
　　后来，她成了我妻子。有了在肉店工作的妻子，我家从此近水楼台，总能买到一块肥瘦相宜的五花肉。现在看来，那时这即便不算“职务腐败”，也算是一种“岗位腐败”，因为当年许许多多的人即使有了钱、票，买肉也没有选择肥瘦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