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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汉语学术圈内，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研究依然是引人注目的热点之一。在海外中国学研究界，除了少数华裔学者之外，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研究兴趣却日渐寥落，甚至出现了“将五四去中心化”（Decentering the May Fouth）的趋势（王晴佳：《五四运动在西方中国研究中的式微？》，《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识时务”，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仍选择以新文化运动为对象，通过对民初政论杂志的梳理考辨，来思考“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起源”这一问题。换言之，我的意图是希望以以小见大的方式来写作一段新文化运动的“前史”。如此对新文化运动情有独钟，并非因为我对当下史学研究的潮流懵然无知，也不是因为羁绊于思想史研究的固有套路中无法自拔，而是因为在我看来，五四对当代中国学人的意义并未消散，它依然是一个非常“中国化”以及个人化的问题;“将五四去中心化”并未全盘瓦解五四的历史价值，反而凸显出，即使在新的研究范式和文化语境中，新文化运动依然是反思的前提、对话的目标以及无法回避的历史存在。
然而，如何提出新的问题？汪晖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1915年复辟的背景之上，《新青年》高度关注共和的成败，但却拒绝直接讨论国体和政党等所谓“政治”问题（就成员而言，其实未必），转而将青年问题、妇女问题、家庭问题、教育问题、劳工问题、人口问题、语言和文学问题置于讨论中心，不但修改了那种将政治仅仅局限于国体与政党等层面的格局，而且为新的政治营造了基础。政治范围的扩展也为反思新政治的异化提供了持续批判和异议的资源。（《异议的困境与必要性》，《天涯》2009年第2期）
汪晖这里提到的“政治”当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有待于进一步确定的概念。即使《新青年》真的如同汪晖所言，以不谈政治为“新的政治营造了基础”，也应该是并非有意为之，洪宪时期恶劣的舆论环境或许才是他们避谈政治的直接和现实原因。也就是说，策略性是《新青年》创办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汪晖在此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什么才是政治，什么又不属于政治？重新理解“政治”，对我们重新解读清末民初的政论杂志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毫无疑问，晚清以来的政论杂志一直将国体、政体、政党、议会、宪法等现代政治中的基本命题作为讨论的主要内容，这也导致了晚清以来知识界话题“政治化”的特点和倾向，但是，如果跳出狭义的“政治”定义，我们会发现，晚清民初的政论杂志关于美学、文学、语言、家庭、婚姻这些属于文学艺术或私人领域的讨论，其实都可以归之于广义的“政治”，都可以视为某种政治的表现。对社会、思想问题和文化（文学）问题的重新发现和讨论，其实是民初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政治参与的一条途径。
然而，这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政论杂志的“广义的政治表达”对于新文化运动有怎样的意义和关系？应该怎么理解这些政论杂志内容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我们是否可以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理解它？在同一本杂志上的政治论说和文学文本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政治”与“小说”之间（联系到清末翻译的日本政治小说），仅仅只有前者对后者的利用关系吗？政论文体的演变是否也是一种政治？最后，政论杂志在民初的大量涌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在五四中后期的忽然消失，是否又蕴含着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反思？
对于这些广义的思想史命题，如果按照固有的从观念到观念的推演过程去论证，可能事倍功半，劳而无功。反之，如罗志田在谈到学术史研究的思路转换时所言：“唯有时稍转换视角跳出文本之外，则片言也可获殊解。”（《昨天的与世界的：从文化到人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孤立、偶发的历史事件，相反，可以视作此前长时间的知识（思想/观念/意识）积累的产物。正是这些知识与新式教育、出版传媒等社会性因素共同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的必备的一整套资源谱系。以《东方杂志》《大中华》《甲寅》《新青年》为代表的民初政论杂志，本身既是这种资源谱系的一部分，同时又直接提供了新的知识。这些政论杂志对“国体”、“民主”、“宪政”、“法治”等政治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为新文化运动进行了理论上的准备。从对西方政治理论和中国政治现状理想化的描述，到后来对民主宪政理论的多维度反思，都是从否定之否定的角度引出了五四新文化的诸多重要命题，如从国家架构中的民主到以社会为本位的民主（社会性的民主）等等。五四新文化最终从“民主”理论中衍生出反民主，从宪政架构下的民主主义走向以社会为本位的激进的大民主，与此不无关系。
正由于这样，从较为传统的研究视角——这里我指的是启蒙视角——来看，像《甲寅》《大中华》《正谊》等民初政论杂志，甚至更早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改良派刊物，都不应像通常那样被视为新文化的批判对象，而是广义上“民初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因为从知识积累的角度来说，这种政治性的启蒙，同样意味着新知的输入。正因为如此，《甲寅》杂志在政治理念上的“新”就与在文化理念上的“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状况也就不难理解了：它并非表明《甲寅》天然就处于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而是恰恰说明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重心，在这一阶段合乎逻辑地、同时无可避免地处于政治启蒙阶段，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当然选择（除了鲁迅等少数先觉者在更早阶段提出了“立人”的目标）。只有在经过这一历史阶段之后，《新青年》才会在《甲寅》的停刊与“甲寅作者群”的解体中诞生，新文化运动也才会水到渠成。
以《甲寅》《新青年》为代表的一批政论杂志，参与并主导了这一时期知识生产的过程。这些政论杂志既是政治的（参与实际政治斗争），也是文化的、思想的（广义政治），更是知识的（深刻地介入了清民鼎革之际的知识生产）。这些杂志上发生的讨论，在晚清民初新知识生产机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政论文体的变化，也在古文/散文演进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这样的理论架构中，政论杂志对于传统“清议”向民初现代舆论的转化、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以及民初新知识生产机制的复原等问题的意义逐渐彰显，其本身传述的政治观点和理想是否能够成立，反倒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首先，近代政论杂志作为舆论的主要表现形式以及公共领域中的特殊结构和主体，作为新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交往模式，改变了原有的知识生产方式，从而为新文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清末民初数十年的舆论参与，使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发生了改变：从辅佐型的“帝王师”到独立的、公共性的“社会人”（学术的、社会的、为民众代言的）。当然，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处在政治体制之内，但在体制之外已经出现了报刊、学校、书局、学会、公益性组织等流动的生存空间。随着民间社会的发展，体制外知识分子也逐渐分化，出现了学术型精英（现代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前身）、社会型精英和为民众代言型的精英。必须承认，由于新式教育施行不久，新知识、资源的生产和积累都局限于一定的范围，换言之，只有一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成为这些知识的直接被影响者和受益者，民众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下游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但是，近代舆论的出现和报刊的广泛传播，毕竟使得知识分子可以在权力体系之外获得自身价值，使他们可能与下层社会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并从舆论的公共性获得改造社会的力量。
知识分子存在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了知识生产的方式。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由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发动并推行的，那么，分析并描述1911年之后的中国社会是怎样在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帝制的共和体制下（不论这共和体制是多么名不符实）选择并组合这些精英，应该不是毫无意义的。这个问题还可以有另一些问法：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部分是新文学，那么为什么新文学的倡导者不是来自文学领域（既不是来自“桐城派”“文选派”等旧派文学圈子，也不是来自“鸳鸯蝴蝶派”，也不是来自王国维、林传甲等文学研究者），而是来自于其他领域（法律/政治/哲学/逻辑）？换言之，文学的变革为什么是依靠其他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文学家的推动而成功？这些知识分子各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他们对于文学都有所了解，但并不是文学家（至少在刚刚开始鼓吹新文学时还不是）。他们为什么会成为文学这一领域的知识生产者？在知识的生产角度上，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其他知识领域对文学的强行进入和强行改写？这些新文学的提倡者在中国知识界第一次的亮相，往往是以政论家的面貌出现——不应忘记，《新青年》作者群的首次集体亮相并不是为了讨论什么文学问题，而是出现在《甲寅》上——原因何在？所有这些，也许就是我探讨清末民初的政论杂志与新文学关系的最初动因。
社会学家R·柯林斯提出了知识的传承和创新的解释模型——互动仪式链理论和网络结构理论。他认为：“学术群体、师生链条，同时代的竞争对手，是他们共同构成了结构性的力场，学术创新就是在这里面发生的。”（《哲学社会学：智识变迁的全局理论》，吴琼、齐鹏、李志红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有学者进一步解释：“这个力量的结构场域就是知识分子社区。在这个知识分子社区里有他们自己的互动仪式。智识活动是通过这些仪式发生的。互动仪式链由文化资本，情感能量和分层的网络结构组成。没有知识分子社区，对知识分子来说，要有创新的智识活动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没有知识分子社区，形成不了知识分子网络。但是，根据柯林斯，包括代内和代际的知识分子网络对思想观念的提出是不可或缺的。”（陈心想：《知识的传承创新与知识分子社区》，《读书》2004年第11期）实际上，柯林斯强调的是交流和对话对于知识生产的作用。不论是知识分子的互动、知识分子社区或是网络结构，都为观念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平台。柯林斯主要以这一理论分析古希腊以来世界范围内哲学思想的生成。但我认为，这一理论对于阐释以十年为单位的微观历史现象（相对于数百年）同样有效。为什么几乎全部中国近现代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出现在晚清至五四的大约30年（一代人的时间），而这30年为什么成为中国近现代知识生产的黄金时代？以柯林斯的理论来看，清末民初知识生产的迅速增长，与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网络和知识分子社区的蓬勃发展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例如俞樾—章太炎—章门弟子的师生链条，以万木草堂为中心的维新派知识分子网络，包括《新民丛报》《民报》等论敌在内的东京知识分子社区（从表面上看，论战非常激烈，彼此视若仇雠，但从知识的传承和创新来看，这既是观念的竞争，也是一种有效的交流，并且促进了知识的生产）、英美留学生群体、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知识分子网络、以蔡元培为中心的浙江籍新知识分子群体等等。根据不同的线索和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知识分子社区，但它们都是有意义的。其中，公共领域的出现，创造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新交往场域。在各大都会，学堂、报馆、酒家、茶肆、番菜馆甚至妓院都成为知识分子交流沟通的场所，各种团体、集会也日趋活跃，提供了更广泛的思想言论交流的空间。因此，近代报章的流行直接导致了一种以刊物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社区的形成，梁启超系统的《庸言》《大中华》与章士钊、陈独秀主导的《甲寅》《新青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那么，政论杂志又是怎样建构知识分子社区的？一方面，杂志的公共性使意见的表达和交流成为可能，围绕杂志，读者与编者、读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知识共同体”，这在《新青年》表现更明显。因为能够读书读报者、特别是喜读某种书报者，其知识背景、思想观念也应比较接近，有助于一个有共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这种“虚空的共时性”（本雅明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青年》何以在短时间内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通过《新青年》这个平台，具有比较相同的思想和文化理念的新知识分子集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松散而富于弹性的网络。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民间的意见和观念通过编辑者的组织和选择，凝聚为一种声音和舆论，并在全国范围内逐渐传播开来。另一方面，杂志作为公共言论空间，对争论的容忍使不同意见得以共存。异质思想的对立、冲突、反驳，观点之间的公开竞争，立场的种种差异，都是知识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尽管流传的神话与此相反，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能在孤独中创作自己的作品，他们需要和同行进行辩论和讨论，以形成自己的思想。”（刘易斯·科塞著，郭方等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尽管这些政论杂志有时仍不免有门户之见，但就本质而言它们更欢迎争论，有时甚至主动挑起争端。激烈的论战不仅能够吸引同道中人，也能够牢牢地吸引对手的注意力，从而将竞争对手纳入自己的知识网络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和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网络/社区一样，围绕刊物形成的知识分子社区也是动态而不稳定的，随时可能发生分化、解体和重组。围绕《甲寅》而形成的知识分子社区以章士钊为组织领导者，当刊物停刊、章士钊投身仕途之后，这一社区随即解体，并在原有作者群基础上形成以《新青年》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社区。其中，陈独秀与胡适分别扮演着结构组织者与学术组织者的角色。当陈独秀试图摆脱原有的知识分子网络，重建新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社区的时候，原有的知识分子社区就面临解体，必须重组。知识分子社区中学术领导者和结构组织者的身份可以重合，也可以互相转化。在这个结构中是学术领导者，在那个结构中可能就会成为结构组织者。例如，胡适在五四后期形成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社区中就扮演了学术领导者和结构组织者的双重角色。
借助自身的公共性和开放性，政论杂志建构了一种民初新知识阶层的对话、交往、沟通模式，包括前所未有的以现代报刊为载体的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的广泛辩论，导致了我所谓的“异议时期”的出现（尽管这时期非常的短暂）。在政论杂志形成的言论空间中，由于有了一致的讨论主题，知识生产围绕着国家、社会、文化（文学）进行，知识分子自身的专业背景不再成为障碍，反而成为新的知识生产的有利条件（例如胡适的哲学背景、傅斯年的史学背景、李大钊的政治学背景等等）。在其他知识生产领域如文学也是如此。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期内，文人的身份是混乱而不固定的，而种种文学社团的结构也是复杂多样的，进入文学社团的人并不都是纯粹的文人——甚至可以说，在当时没有“纯粹”的文人存在。这样一种结构和文人身份的含混性，都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学面貌，一方面，使文学写作、文学阅读与各个社会阶层相联系而不至于成为狭隘的小众化活动;另一方面则使社会各方面的政治、生活、思想、观念、风俗、信仰等等在文学中得到充分而多元化的反映。不同身份的文人把搅动那个时代的一切重要观念、行为和思想都带到了文学中，从而使文学的社会性大大增强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可以对一个共同话题发言并彼此争论，专业背景在这里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交流、沟通、讨论的机制。如果没有晚清以来舆论的发展和言论空间的出现，这一切都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性言论空间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前提条件之一，或者说，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看，新文化运动就是一次成功的舆论事件。
上述思路，对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而言，显然是有些“越轨”的。它要求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既采用传统的史料考证和梳理，也有正统的思想史研究，更运用了新文化史和知识社会学的某些理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或曰不统一，固然和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也和我近年来的认识发展有关。我以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同时也是“中国研究”。如果仅仅把研究的时间段限制在狭义的“现代”即从1915到1949年这30余年（尽管这个时间概念早已经被突破，但仍然作为二级学科的体制性躯壳限制着研究的发展），或者仅仅把对象限制为“文学”，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研究的碎片化和扁平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源发动力和生命力在于它与中国问题的本质联系，即其理论视野和研究的出发点——或者说思考的起点——应该是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思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真正的学术问题有着自身的逻辑，它能否得到解决，与人为的学科建制无关。因此，就严格的字面含义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就成为一个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概念，一个有待重新审视的学科建制。我们可以分析、解构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话语，将其还原为中国现代历史的一部分，在整个继续发生的中国现代问题（包括当代问题）中，获得自己的意义。而将中国现代文学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将其视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一部分和一个缩影，则必然要求跨学科的研究路径。例如，文体问题为什么在晚清显得重要，因为存在着文体的政治，使用何种文体不仅仅是写作问题或美学问题，而且是意识形态问题。在政治上主张改良主义的“康梁”，文风反而怪异庞杂、肆无忌惮;思想激进推崇革命的章太炎、章士钊，文风却是保守持重;陈独秀在主持《新青年》初期，对文言也宽容有加。粗粗看来，在文人的政治立场与写作风格之间，简直是一种矛盾的关系。因此，讨论文体必然要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研究。所以，一方面是对本民族历史情境的理解、认同和贴近;一方面是将现代文学研究拓展为多学科视野下的文学和历史研究，这或许是值得一试的路径。史家李济曾反复强调，历史研究之目的，是要获得“整个的知识”，也就是要打破旧史学只在文字材料中兜圈子的“内循环式”研究范式，利用一切可能的材料和方法认识历史。其实，这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也极为重要。只有跳出“学科意识”的局限，在朴素、平实地理解民族精神的基础上，自觉地跨越学科之间的藩篱，才能造就一种博洽融通的学术视野，从而获得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个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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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何提出新的问题？汪晖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1915年复辟的背景之上，《新青年》高度关注共和的成败，但却拒绝直接讨论国体和政党等所谓“政治”问题（就成员而言，其实未必），转而将青年问题、妇女问题、家庭问题、教育问题、劳工问题、人口问题、语言和文学问题置于讨论中心，不但修改了那种将政治仅仅局限于国体与政党等层面的格局，而且为新的政治营造了基础。政治范围的扩展也为反思新政治的异化提供了持续批判和异议的资源。（《异议的困境与必要性》，《天涯》2009年第2期）
汪晖这里提到的“政治”当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有待于进一步确定的概念。即使《新青年》真的如同汪晖所言，以不谈政治为“新的政治营造了基础”，也应该是并非有意为之，洪宪时期恶劣的舆论环境或许才是他们避谈政治的直接和现实原因。也就是说，策略性是《新青年》创办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汪晖在此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什么才是政治，什么又不属于政治？重新理解“政治”，对我们重新解读清末民初的政论杂志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毫无疑问，晚清以来的政论杂志一直将国体、政体、政党、议会、宪法等现代政治中的基本命题作为讨论的主要内容，这也导致了晚清以来知识界话题“政治化”的特点和倾向，但是，如果跳出狭义的“政治”定义，我们会发现，晚清民初的政论杂志关于美学、文学、语言、家庭、婚姻这些属于文学艺术或私人领域的讨论，其实都可以归之于广义的“政治”，都可以视为某种政治的表现。对社会、思想问题和文化（文学）问题的重新发现和讨论，其实是民初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政治参与的一条途径。
然而，这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政论杂志的“广义的政治表达”对于新文化运动有怎样的意义和关系？应该怎么理解这些政论杂志内容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我们是否可以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理解它？在同一本杂志上的政治论说和文学文本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政治”与“小说”之间（联系到清末翻译的日本政治小说），仅仅只有前者对后者的利用关系吗？政论文体的演变是否也是一种政治？最后，政论杂志在民初的大量涌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在五四中后期的忽然消失，是否又蕴含着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反思？
对于这些广义的思想史命题，如果按照固有的从观念到观念的推演过程去论证，可能事倍功半，劳而无功。反之，如罗志田在谈到学术史研究的思路转换时所言：“唯有时稍转换视角跳出文本之外，则片言也可获殊解。”（《昨天的与世界的：从文化到人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孤立、偶发的历史事件，相反，可以视作此前长时间的知识（思想/观念/意识）积累的产物。正是这些知识与新式教育、出版传媒等社会性因素共同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的必备的一整套资源谱系。以《东方杂志》《大中华》《甲寅》《新青年》为代表的民初政论杂志，本身既是这种资源谱系的一部分，同时又直接提供了新的知识。这些政论杂志对“国体”、“民主”、“宪政”、“法治”等政治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为新文化运动进行了理论上的准备。从对西方政治理论和中国政治现状理想化的描述，到后来对民主宪政理论的多维度反思，都是从否定之否定的角度引出了五四新文化的诸多重要命题，如从国家架构中的民主到以社会为本位的民主（社会性的民主）等等。五四新文化最终从“民主”理论中衍生出反民主，从宪政架构下的民主主义走向以社会为本位的激进的大民主，与此不无关系。
正由于这样，从较为传统的研究视角——这里我指的是启蒙视角——来看，像《甲寅》《大中华》《正谊》等民初政论杂志，甚至更早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改良派刊物，都不应像通常那样被视为新文化的批判对象，而是广义上“民初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因为从知识积累的角度来说，这种政治性的启蒙，同样意味着新知的输入。正因为如此，《甲寅》杂志在政治理念上的“新”就与在文化理念上的“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状况也就不难理解了：它并非表明《甲寅》天然就处于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而是恰恰说明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重心，在这一阶段合乎逻辑地、同时无可避免地处于政治启蒙阶段，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当然选择（除了鲁迅等少数先觉者在更早阶段提出了“立人”的目标）。只有在经过这一历史阶段之后，《新青年》才会在《甲寅》的停刊与“甲寅作者群”的解体中诞生，新文化运动也才会水到渠成。
以《甲寅》《新青年》为代表的一批政论杂志，参与并主导了这一时期知识生产的过程。这些政论杂志既是政治的（参与实际政治斗争），也是文化的、思想的（广义政治），更是知识的（深刻地介入了清民鼎革之际的知识生产）。这些杂志上发生的讨论，在晚清民初新知识生产机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政论文体的变化，也在古文/散文演进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这样的理论架构中，政论杂志对于传统“清议”向民初现代舆论的转化、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以及民初新知识生产机制的复原等问题的意义逐渐彰显，其本身传述的政治观点和理想是否能够成立，反倒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首先，近代政论杂志作为舆论的主要表现形式以及公共领域中的特殊结构和主体，作为新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交往模式，改变了原有的知识生产方式，从而为新文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清末民初数十年的舆论参与，使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发生了改变：从辅佐型的“帝王师”到独立的、公共性的“社会人”（学术的、社会的、为民众代言的）。当然，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处在政治体制之内，但在体制之外已经出现了报刊、学校、书局、学会、公益性组织等流动的生存空间。随着民间社会的发展，体制外知识分子也逐渐分化，出现了学术型精英（现代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前身）、社会型精英和为民众代言型的精英。必须承认，由于新式教育施行不久，新知识、资源的生产和积累都局限于一定的范围，换言之，只有一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成为这些知识的直接被影响者和受益者，民众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下游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但是，近代舆论的出现和报刊的广泛传播，毕竟使得知识分子可以在权力体系之外获得自身价值，使他们可能与下层社会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并从舆论的公共性获得改造社会的力量。
知识分子存在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了知识生产的方式。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由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发动并推行的，那么，分析并描述1911年之后的中国社会是怎样在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帝制的共和体制下（不论这共和体制是多么名不符实）选择并组合这些精英，应该不是毫无意义的。这个问题还可以有另一些问法：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部分是新文学，那么为什么新文学的倡导者不是来自文学领域（既不是来自“桐城派”“文选派”等旧派文学圈子，也不是来自“鸳鸯蝴蝶派”，也不是来自王国维、林传甲等文学研究者），而是来自于其他领域（法律/政治/哲学/逻辑）？换言之，文学的变革为什么是依靠其他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文学家的推动而成功？这些知识分子各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他们对于文学都有所了解，但并不是文学家（至少在刚刚开始鼓吹新文学时还不是）。他们为什么会成为文学这一领域的知识生产者？在知识的生产角度上，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其他知识领域对文学的强行进入和强行改写？这些新文学的提倡者在中国知识界第一次的亮相，往往是以政论家的面貌出现——不应忘记，《新青年》作者群的首次集体亮相并不是为了讨论什么文学问题，而是出现在《甲寅》上——原因何在？所有这些，也许就是我探讨清末民初的政论杂志与新文学关系的最初动因。
社会学家R·柯林斯提出了知识的传承和创新的解释模型——互动仪式链理论和网络结构理论。他认为：“学术群体、师生链条，同时代的竞争对手，是他们共同构成了结构性的力场，学术创新就是在这里面发生的。”（《哲学社会学：智识变迁的全局理论》，吴琼、齐鹏、李志红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有学者进一步解释：“这个力量的结构场域就是知识分子社区。在这个知识分子社区里有他们自己的互动仪式。智识活动是通过这些仪式发生的。互动仪式链由文化资本，情感能量和分层的网络结构组成。没有知识分子社区，对知识分子来说，要有创新的智识活动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没有知识分子社区，形成不了知识分子网络。但是，根据柯林斯，包括代内和代际的知识分子网络对思想观念的提出是不可或缺的。”（陈心想：《知识的传承创新与知识分子社区》，《读书》2004年第11期）实际上，柯林斯强调的是交流和对话对于知识生产的作用。不论是知识分子的互动、知识分子社区或是网络结构，都为观念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平台。柯林斯主要以这一理论分析古希腊以来世界范围内哲学思想的生成。但我认为，这一理论对于阐释以十年为单位的微观历史现象（相对于数百年）同样有效。为什么几乎全部中国近现代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出现在晚清至五四的大约30年（一代人的时间），而这30年为什么成为中国近现代知识生产的黄金时代？以柯林斯的理论来看，清末民初知识生产的迅速增长，与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网络和知识分子社区的蓬勃发展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例如俞樾—章太炎—章门弟子的师生链条，以万木草堂为中心的维新派知识分子网络，包括《新民丛报》《民报》等论敌在内的东京知识分子社区（从表面上看，论战非常激烈，彼此视若仇雠，但从知识的传承和创新来看，这既是观念的竞争，也是一种有效的交流，并且促进了知识的生产）、英美留学生群体、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知识分子网络、以蔡元培为中心的浙江籍新知识分子群体等等。根据不同的线索和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知识分子社区，但它们都是有意义的。其中，公共领域的出现，创造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新交往场域。在各大都会，学堂、报馆、酒家、茶肆、番菜馆甚至妓院都成为知识分子交流沟通的场所，各种团体、集会也日趋活跃，提供了更广泛的思想言论交流的空间。因此，近代报章的流行直接导致了一种以刊物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社区的形成，梁启超系统的《庸言》《大中华》与章士钊、陈独秀主导的《甲寅》《新青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那么，政论杂志又是怎样建构知识分子社区的？一方面，杂志的公共性使意见的表达和交流成为可能，围绕杂志，读者与编者、读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知识共同体”，这在《新青年》表现更明显。因为能够读书读报者、特别是喜读某种书报者，其知识背景、思想观念也应比较接近，有助于一个有共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这种“虚空的共时性”（本雅明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青年》何以在短时间内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通过《新青年》这个平台，具有比较相同的思想和文化理念的新知识分子集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松散而富于弹性的网络。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民间的意见和观念通过编辑者的组织和选择，凝聚为一种声音和舆论，并在全国范围内逐渐传播开来。另一方面，杂志作为公共言论空间，对争论的容忍使不同意见得以共存。异质思想的对立、冲突、反驳，观点之间的公开竞争，立场的种种差异，都是知识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尽管流传的神话与此相反，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能在孤独中创作自己的作品，他们需要和同行进行辩论和讨论，以形成自己的思想。”（刘易斯·科塞著，郭方等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尽管这些政论杂志有时仍不免有门户之见，但就本质而言它们更欢迎争论，有时甚至主动挑起争端。激烈的论战不仅能够吸引同道中人，也能够牢牢地吸引对手的注意力，从而将竞争对手纳入自己的知识网络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和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网络/社区一样，围绕刊物形成的知识分子社区也是动态而不稳定的，随时可能发生分化、解体和重组。围绕《甲寅》而形成的知识分子社区以章士钊为组织领导者，当刊物停刊、章士钊投身仕途之后，这一社区随即解体，并在原有作者群基础上形成以《新青年》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社区。其中，陈独秀与胡适分别扮演着结构组织者与学术组织者的角色。当陈独秀试图摆脱原有的知识分子网络，重建新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社区的时候，原有的知识分子社区就面临解体，必须重组。知识分子社区中学术领导者和结构组织者的身份可以重合，也可以互相转化。在这个结构中是学术领导者，在那个结构中可能就会成为结构组织者。例如，胡适在五四后期形成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社区中就扮演了学术领导者和结构组织者的双重角色。
借助自身的公共性和开放性，政论杂志建构了一种民初新知识阶层的对话、交往、沟通模式，包括前所未有的以现代报刊为载体的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的广泛辩论，导致了我所谓的“异议时期”的出现（尽管这时期非常的短暂）。在政论杂志形成的言论空间中，由于有了一致的讨论主题，知识生产围绕着国家、社会、文化（文学）进行，知识分子自身的专业背景不再成为障碍，反而成为新的知识生产的有利条件（例如胡适的哲学背景、傅斯年的史学背景、李大钊的政治学背景等等）。在其他知识生产领域如文学也是如此。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期内，文人的身份是混乱而不固定的，而种种文学社团的结构也是复杂多样的，进入文学社团的人并不都是纯粹的文人——甚至可以说，在当时没有“纯粹”的文人存在。这样一种结构和文人身份的含混性，都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学面貌，一方面，使文学写作、文学阅读与各个社会阶层相联系而不至于成为狭隘的小众化活动;另一方面则使社会各方面的政治、生活、思想、观念、风俗、信仰等等在文学中得到充分而多元化的反映。不同身份的文人把搅动那个时代的一切重要观念、行为和思想都带到了文学中，从而使文学的社会性大大增强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可以对一个共同话题发言并彼此争论，专业背景在这里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交流、沟通、讨论的机制。如果没有晚清以来舆论的发展和言论空间的出现，这一切都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性言论空间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前提条件之一，或者说，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看，新文化运动就是一次成功的舆论事件。
上述思路，对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而言，显然是有些“越轨”的。它要求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既采用传统的史料考证和梳理，也有正统的思想史研究，更运用了新文化史和知识社会学的某些理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或曰不统一，固然和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也和我近年来的认识发展有关。我以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同时也是“中国研究”。如果仅仅把研究的时间段限制在狭义的“现代”即从1915到1949年这30余年（尽管这个时间概念早已经被突破，但仍然作为二级学科的体制性躯壳限制着研究的发展），或者仅仅把对象限制为“文学”，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研究的碎片化和扁平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源发动力和生命力在于它与中国问题的本质联系，即其理论视野和研究的出发点——或者说思考的起点——应该是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思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真正的学术问题有着自身的逻辑，它能否得到解决，与人为的学科建制无关。因此，就严格的字面含义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就成为一个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概念，一个有待重新审视的学科建制。我们可以分析、解构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话语，将其还原为中国现代历史的一部分，在整个继续发生的中国现代问题（包括当代问题）中，获得自己的意义。而将中国现代文学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将其视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一部分和一个缩影，则必然要求跨学科的研究路径。例如，文体问题为什么在晚清显得重要，因为存在着文体的政治，使用何种文体不仅仅是写作问题或美学问题，而且是意识形态问题。在政治上主张改良主义的“康梁”，文风反而怪异庞杂、肆无忌惮;思想激进推崇革命的章太炎、章士钊，文风却是保守持重;陈独秀在主持《新青年》初期，对文言也宽容有加。粗粗看来，在文人的政治立场与写作风格之间，简直是一种矛盾的关系。因此，讨论文体必然要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研究。所以，一方面是对本民族历史情境的理解、认同和贴近;一方面是将现代文学研究拓展为多学科视野下的文学和历史研究，这或许是值得一试的路径。史家李济曾反复强调，历史研究之目的，是要获得“整个的知识”，也就是要打破旧史学只在文字材料中兜圈子的“内循环式”研究范式，利用一切可能的材料和方法认识历史。其实，这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也极为重要。只有跳出“学科意识”的局限，在朴素、平实地理解民族精神的基础上，自觉地跨越学科之间的藩篱，才能造就一种博洽融通的学术视野，从而获得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个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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