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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德育课程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21世纪后开始迅速发展并在总体上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本文以CNKI收录的（1988—2018年）德育课程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学段、作者来源等维度进行统计分析。德育课程教学、课程改革、隐性德育课程的研究热度最高，而德育课程评价与实施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和保守，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研究较少;针对不同学段开展了相应的德育课程研究，而中职阶段的德育课程研究迅速发展并遥遥领先;研究主体较为多元，德育课程的研究人员多来自高校，也包括部分中小学以及职业院校的教师或研究人员。
[关键词]德育课程研究;研究热度;研究方法;研究主体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0）05-0150-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0.05.027
德育课程是道德教育内容或教育影响的形式，是学校道德教育内容与学习经验的组织形式[1] 。虽然道德教育古已有之，但德育作为学科课程，其开设的历史并不悠久，从理论上研究德育课程也是近几十年的事情。道德教育能否作为一门学科或课程来开设曾经存在争议，但事实表明，德育虽不只是通过课程实施，却以课程为主渠道[2] 。世界各国普遍开设德育课程，而且德育课程也发挥着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德育课程相关研究能够反映道德教育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且关乎德育在实践中的实施和发展。目前，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但所涉及的内容和主题比较分散，且缺乏系统性分析和梳理。而内容分析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编码，是对记载下来的书籍、杂志、网页、诗歌、绘画等人类传播媒介的研究，对于某些议题，内容分析法比任何其他调查方法更为适用[3]。 因此，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CNKI收录的德育课程相关文献进行编码分析，以了解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现状、特点和趋势，并期待为后续德育课程研究与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一、数据来源与初步分析
在CNKI的“高级检索”中以“德育課程”为主题，检索发表于2019年之前的中文文献，共发现7 984篇。为获取更精确、更易于内容分析的资料，再以“德育课程”为篇名进行检索，共有文献1 267篇，这些文献将作为初步的数据分析对象。同时，在使用篇名进行检索的过程中发现，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成果首次出现于1988年，于是本文以1988年为检索时间的起始点，搜集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相关文献资料。此外，同等检索条件下换之以近似的“道德教育课程”为篇名进行检索，共发现文献51篇，并将这部分文献补充进去。剔除其中的报道、记事、会议讲话、征文公告等文献154篇，将余下的1 164篇有效论文作为最终的研究对象。
通过计量可视化分析，得出论文发表总体趋势（见图1）。CNKI中“德育课程”相关研究成果最早出现于1988年，由此表明我国德育课程研究起步较晚。以2001年为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德育课程研究数量极少，每年的发文量基本以个位数计;从1988年的1篇到2001年的10篇，虽有所增长，但这12年间的发文总量仅为54篇。2001年以后，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数量迅速增长，并呈波动上升趋势。2002—2008年，德育课程研究发文量的波动幅度较大，但与前一阶段相比增幅明显;从2002年的14篇到2008年的60篇，年均发文量为44篇，7年间发文总量为308篇，比前一阶段增长5.7倍，这与2001年以来新课改的实施紧密关联。2009—2017年，德育课程研究的发文量呈平缓增长趋势，年均发文量约为83.7篇，发文总量为753篇，比前一阶段增长2.4倍;这一阶段发文总量虽明显增长，但年均增长幅度明显降低，呈现稳步发展趋势。2018年，德育课程研究达到发文量的制高点，出现猛增态势。
计量可视化分析的结果也呈现了近30年我国德育课程研究主题分布情况（见图2）。该图可以粗略地反映德育课程研究的主要方向和核心内容，除了针对德育课程本身的研究以外，“德育课程改革”“德育课程教学”“隐性德育课程”这三者的比例较大。德育课程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类型，而唯有隐性德育课程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青睐。图2也透露出另一个重要信息，即我国德育课程研究针对不同的学段和学校类型，主要包括中职、中小学（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下文同）、中学（初中、普通高中，下文同）和高校。其中，“中职”的排序较为靠前，出现的频率也较高，图2中总共涉及4处，这充分说明中职德育课程是学界广为关注的焦点。总体上看，我国德育课程研究主题在分布上有一定的集中区域，但多数研究主题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
二、研究过程
第一步，将CNKI上检索到的1 164篇相关文献作为拟分析对象，并将这些文献进行初步的量化分析，得出了论文的年度发表趋势以及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
第二步，根据研究问题和文献的大致情况设计了4大类目指标，分别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学段、作者来源，并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编码。除了这4个基本变量外，另将论文的发表时间作为一个变量进行编码统计。研究内容的分类基于德育课程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并参考了德育课程相关研究成果。分类过程中遵循了各维度之前相互排斥、穷尽所有主题的原则。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将研究内容分为：德育课程教学、德育课程改革、德育课程类型、德育课程体系与结构、德育课程开发与建设、德育课程实施、德育课程目标与理念、德育课程内容、德育课程综合研究、其他。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发现新的研究内容“德育课程评价”“德育课程资源”，并及时进行补充，增加了两个新的编码类别，最终将研究内容确定为“德育课程教学”“德育课程改革”等12个类别。根据德育课程研究的实际情况，在“德育课程类型”这一类目下设计了5个二级类目，包括隐性德育课程、校本德育课程、活动德育课程、生活德育课程以及其他。研究方法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类别，在“实证研究”下设计了5个二级类目，即调查法、案例法、实验法、访谈法以及其他。研究对象分为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职、高校以及混合型的中小学、中学、职业学校以及其他，共10个类别。作者单位分为小学、中学、职业学校、普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共6个类别。 第三步，根据类目和分析单元确定编码表。由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这些类目不能直接编码，且有两位编码员参与阅读相关文献资料，并进行分析判断与编码，因此需要进行多位编码员之间的信度分析。采取的具体方式为，两位编码员随机抽取研究范围内的10篇文献进行类目的独立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的结果计算出一致性信度;通过对编码员的多次培训以及相互间的讨论，根据内容分析法的信度公式，最后计算出的评判信度为0.89。
第四步，根据编码表对CNKI中的相关文献进行编码评判，并录入SPSS20.0进行统计分析。
三、数据分析
（一）研究内容
德育课程研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为清晰地呈现不同研究内容在不同时间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大致以6年为一个阶段，将1988—2018年划分为5段（如表1所示）。在考虑德育课程研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统计了不同阶段各个研究内容的频数与比例，并通过卡方检验分析各个研究内容在5个阶段的差异。表1数据显示，德育课程教学在所有研究内容中频次最高（f=211，18.1%），其次是德育课程类型（f=169，14.5%）、德育课程改革（f=117，10.1%）、德育课程开发与建设（f=118，10.1%）。研究主内容中频次最低的是德育课程评价（f=26，2.2%），其次是德育课程实施（f=39，3.4%）。这说明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热点包括德育课程教学、德育课程开发与建设以及德育课程改革，而研究的薄弱点为德育课程评价和德育课程实施。由于德育课程评价和德育实施效果评价存在着很大难度，因而这方面的研究较为匮乏。德育课程教学、德育课程改革等研究热点非常切合德育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因而成为研究的重点内容。通过纵向比较可以发现，德育课程实施、德育课程内容、德育课程评价与德育课程资源这4方面的研究内容在前两个阶段的频次为0，在第三阶段才开始出现。德育课程研究的前期主要关注德育课程本身、德育课程开发与建设、德育课程改革这几方面的内容。表1的统计结果也表明，在德育课程研究数量总体上升的趋势下，德育课程综合研究、德育课程教学、德育课程改革等研究内容的发展趋势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0.01），并且在5个时间段上基本都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虽然德育课程教学、德育课程类型等研究内容在第二阶段开始出现，德育课程实施、德育课程评价等研究内容在第三阶段开始出现，但在其出现后也是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总体而言，各个研究内容都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
德育课程类型的多样化与课程内容的综合化，打破了传统德育课程结构与内容的单一性和相对固化[4]。 不同类型的德育课程发挥着不同的价值和作用。我国德育课程研究中涉及了大量关于德育课程类型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探讨。本研究中有关德育课程类型的文献有169篇，占总体的14.5%，反映出研究者对不同类型的德育课程存在较多关注，而关注的焦点主要是隐性德育课程、校本德育课程、活动德育课程以及生活德育课程。其中，隐性德育课程研究的数量最多，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德育课程。由于隐性德育课程少了许多道德说教、道德灌输的成分，且能够产生良好的育人效果，因此较受欢迎。同时，隐性德育课程研究的数量持续上升并在第四阶段到达顶峰后开始下降，这可能是因为相关研究渐趋成熟与完善。另外，校本德育课程研究的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研究热度持续上涨。有关文件指出，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5]。学校利用本地、本校德育资源自行研制和开发校本德育课程是可行的，而对校本德育课程的深入研究能够推动并有利于德育实践的发展。因此，校本德育课程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二）研究方法
研究中所得数据显示，全部的德育课程研究中理论研究占比达89.3%，而实证研究占比仅为10.7%;德育课程的实证研究在第3个阶段，即2001年以后才开始出现，并在此后几个阶段呈缓慢发展的趋势。此外，在少量的德育课程实证研究中，基本采用的是调查法、案例法、实验法、访谈法。同时，德育课程实证研究中案例法使用的频率最高，其次是调查法，而实验法以及其他定量研究方法使用得极少。由此可以得出，我国德育课程研究使用的方法比较单一、保守，缺乏创新和多元。
（三）研究学段
笔者的统计表明，针对幼儿园、初中和普通高中的德育课程研究极少，针对中职的德育研究数量最多（237篇），其次是高校、中小学和小学，其数量依次是235篇、165篇、143篇、124篇。由此可以看出，中职德育课程研究远远超过其他学段的德育课程研究，成为我国德育课程研究领域的热点。通过纵向比较可以发现，针对中职、中小学、中学的德育课程研究持续增长，而中职、中小学的德育课程研究在第4至第5个阶段上的增幅都非常明显。此外，针对中职的德育课程研究在第5个阶段上遥遥领先，超越了其他各个学段。
（四）作者来源
研究发现，德育课程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于高校（45%），其次是职业院校（26%），中小学教师所占比例较小。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主体并不单一，基础教育、职业学校、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师或研究人员都参与到了德育课程的研究。由于中职德育课程研究的数量占有较大比重，所以来自职业院校的教师也相应地在德育课程研究人员分布中占有较高比例。另外，通过时间段与作者来源的交叉分析发现，小学、中学和职业学校的作者数量呈现增长趋势。其中，中学的作者比例在第3阶段时为1.8%，到第5阶段时上升至11.8%，增长明显。在我国，从小学到大学，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设了德育课程，德育课程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之始终[6] 。因而，德育课程研究的主体应多元化，而不局限于高校教师，应鼓励更多的中小学教师参与到德育课程的研究中来。
四、讨论与结论
（一）讨论
1.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发展与政治化的德育课程。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理论成果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起步较晚，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迅速发展。这一结果不禁让人疑惑：道德教育早已存在，有关德育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陆续产生，为何德育课程研究却迟迟未动？其实，这个问题与我国早期的道德教育政治化以及德政不分的历史有关。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初期，道德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德育课程在小学阶段也是以政治课的形式呈现，当时的德育课程几乎是失去德育本义的、政治化的德育课程，而真正意义上的德育课程出现较晚。1981年颁布《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育计划（修订草案）》，要求将小学现行政治课改为思想品德课，故小学思想品德课正式开设于1981年[7] 。中学以及高校政治课的名称、教材、内容等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发生了多次变化，并逐渐向德育课程靠拢。由于道德教育长期以来受到政治教育的挤压，德育课程被政治课程所替代或与之杂糅，正式的德育課程设立较晚，所以专门的德育课程研究也相应出现较晚，且存在较大研究难度，在前期发展比较缓慢。 2.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焦点与不足。我国德育课程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余年里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并且在回应德育课程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若干个重点研究方向。前文的数据也显示，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焦点为德育课程教学、德育课程改革、德育课程建设以及隐性德育课程，这些研究焦点是对德育现实问题与困境的折射。在近70年里，我国德育课程一直经历着变革，其功能定位也经历了一个从服务于国家政治，到服务于市场经济，再到服务于学生生活的基本发展轨迹[8] ;德育课程开始时遵循的学科逻辑逐渐向生活逻辑转变，并体现为注重以人为本，更加关照学生的生活世界;各级各类学校的德育课程设置不断地被调整、更新和改进。这些在德育课程实践中取得的成果离不开德育课程理论研究的指导和推动。因此可以说，道德教育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催生了德育課程改革、德育课程教学等研究焦点，而德育课程改革等相关理论研究又反过来促进了德育课程在实践中的发展和变革。
相关统计结果在表明我国德育课程研究聚焦点的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不足，即德育课程评价、德育课程实施，而有关德育课程内容、德育课程资源的研究也比较缺乏。虽然截至目前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研究的主题也非常多样，但有些研究内容是缺失的，如德育课程管理、德育课程设计。而德育课程评价、德育课程实施方面的研究十分薄弱，其不仅在研究数量上比较匮乏，而且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也存在不足。德育课程评价的难度和复杂性是公认的，但德育课程评价事关学生的道德发展状况，也关乎学校德育课程本身的实施效果，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德育课程研究的不足需要得到弥补和加强，德育课程研究的难点也需要被克服。
3.我国德育课程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在本研究所搜集的千余篇德育课程论文中，近90%的论文为理论思辨研究，而实证研究只占10%左右。德育课程理论研究的丰富反衬出了实证研究的严重不足。此外，实证研究出现较晚，发展也较为缓慢，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多为案例法、调查法，方法比较单一和陈旧。尽管德育课程存在的许多问题需要通过逻辑推理演绎的方式从理论上得以阐明，但诸如德育课程的实施效果、建设情况、课程资源开发情况等现实问题，则更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去解决。同时，工作在基础教育一线的德育教师也需要针对德育课程实践、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的指引。因此，德育课程研究需要在方法上进行突破和转变。
4.中职德育课程研究大量涌现的缘由。中职德育课程研究的发文量自进入21世纪后开始突飞猛进，这与中职学校德育的重要性有关，也与中职德育课程存在诸多亟待解决和研究的问题有关，同时也离不开相关政策的推动。2001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政治课”更名为“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2008年开始了中职学校德育课程的第三次改革。有关文件中也明确指出，“中职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是各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课，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的主阵地”[9]。中职学生的培养质量关系到国家劳动大军的素质，在职业学校开展德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急迫性已成为共识[10]。因此，中职德育课程研究陡增并成为研究热点也不足为怪。然而，中职德育课程研究的数量领先，并远远超过中小学、高校等其他学段还另有原因。在我国，通常是小学开设思想品德课，初中、普通中学和大学开设思想政治课。德育课程在中学和高校通常以政治课的形式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德育。那么，思想政治课相关研究成果就应当被纳入德育课程研究成果之中，但现实中的做法并非如此。对德育课程的认识与现实状态有着一定的背离，德育课程研究数据中并没有包含思想政治课相关研究成果，以至于中学和高校学段的德育课程研究数量落后于中职。
（二）结论
经过对CNKI收录1988—2018年的德育课程相关文献的内容分析，并在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德育课程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起步较晚，在前期的发展较为缓慢，自进入21世纪以后研究数量迅速增加，并在总体上呈持续增长趋势;（2）由于国家一直以来对德育的重视和强调、德育课程相关政策文件的持续颁发以及社会环境发展变化的需要，德育课程研究在未来继续保持增长趋势的可能性极大;（3）德育课程研究体现为重理论、轻实证，以思辨、理论研究为主，少量的实证研究中主要采用案例法和调查法，德育课程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和保守;（4）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并且不断充实与丰富，但同时存在着焦点与不足，具体表现为对德育课程教学、德育课程改革以及德育课程类型中的隐性德育课程研究得较为充分，对德育课程评价与实施的研究较为薄弱;（5）针对小学、中职、高校以及中小学等不同学段或混合学段开展了相应的德育课程研究，其中，针对中职的德育课程研究数量最多，并且发展迅速，远远超过其他学段，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6）德育课程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于高校，基础教育、职业院校的教师或研究人员也占有一定比例，并呈现增长趋势，德育课程研究的主体较为多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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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建军.四十年德育改革的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1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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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易连云.德育课程论：理念与文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163.
[5]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Z].教基[2001]17号.[EB/OL]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8001/201404/xxgk_167343.html，2020-01. [6]李霞.新中国60年学校德育课程的回顾与前瞻[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90-95.
[7]吴慧珠.新中国小学德育课程的演变[J].课程·教材·教法，2006（2）：53-61.
[8]班建武.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超越——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德育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脉络[J].中国德育，2018（20）：24-29.
[9]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2014年修订）[Z].教职成[2014]14号[EB/OL].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051/201501/xxgk_183069. html，2020-01.
[10]胡衛芳.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程实施实效性调研报告[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35）：52-57.
（责任编辑：刘增石）
Abstract： The study of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China began in the late 1980s， and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is paper takes the literature of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CNKI （1988-2018）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make statistical analysis from research contents，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sections， author sources and other dimensions. The research on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eaching， curriculum reform and implicit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the most popular， while the research on eval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relatively weak. The research method is relatively simple and conservative， mainly theoretical research， empirical research is less. The corresponding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the students， and the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search in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stage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is far ahead;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are relatively diversified. The researchers of moral education courses are mostly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luding some teachers or researcher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curriculum research of moral education;heat of research;research method;research subject
[关键词]德育课程研究;研究热度;研究方法;研究主体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0）05-0150-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0.05.027
德育课程是道德教育内容或教育影响的形式，是学校道德教育内容与学习经验的组织形式[1] 。虽然道德教育古已有之，但德育作为学科课程，其开设的历史并不悠久，从理论上研究德育课程也是近几十年的事情。道德教育能否作为一门学科或课程来开设曾经存在争议，但事实表明，德育虽不只是通过课程实施，却以课程为主渠道[2] 。世界各国普遍开设德育课程，而且德育课程也发挥着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德育课程相关研究能够反映道德教育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且关乎德育在实践中的实施和发展。目前，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但所涉及的内容和主题比较分散，且缺乏系统性分析和梳理。而内容分析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编码，是对记载下来的书籍、杂志、网页、诗歌、绘画等人类传播媒介的研究，对于某些议题，内容分析法比任何其他调查方法更为适用[3]。 因此，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CNKI收录的德育课程相关文献进行编码分析，以了解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现状、特点和趋势，并期待为后续德育课程研究与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一、数据来源与初步分析
在CNKI的“高级检索”中以“德育課程”为主题，检索发表于2019年之前的中文文献，共发现7 984篇。为获取更精确、更易于内容分析的资料，再以“德育课程”为篇名进行检索，共有文献1 267篇，这些文献将作为初步的数据分析对象。同时，在使用篇名进行检索的过程中发现，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成果首次出现于1988年，于是本文以1988年为检索时间的起始点，搜集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相关文献资料。此外，同等检索条件下换之以近似的“道德教育课程”为篇名进行检索，共发现文献51篇，并将这部分文献补充进去。剔除其中的报道、记事、会议讲话、征文公告等文献154篇，将余下的1 164篇有效论文作为最终的研究对象。
通过计量可视化分析，得出论文发表总体趋势（见图1）。CNKI中“德育课程”相关研究成果最早出现于1988年，由此表明我国德育课程研究起步较晚。以2001年为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德育课程研究数量极少，每年的发文量基本以个位数计;从1988年的1篇到2001年的10篇，虽有所增长，但这12年间的发文总量仅为54篇。2001年以后，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数量迅速增长，并呈波动上升趋势。2002—2008年，德育课程研究发文量的波动幅度较大，但与前一阶段相比增幅明显;从2002年的14篇到2008年的60篇，年均发文量为44篇，7年间发文总量为308篇，比前一阶段增长5.7倍，这与2001年以来新课改的实施紧密关联。2009—2017年，德育课程研究的发文量呈平缓增长趋势，年均发文量约为83.7篇，发文总量为753篇，比前一阶段增长2.4倍;这一阶段发文总量虽明显增长，但年均增长幅度明显降低，呈现稳步发展趋势。2018年，德育课程研究达到发文量的制高点，出现猛增态势。
计量可视化分析的结果也呈现了近30年我国德育课程研究主题分布情况（见图2）。该图可以粗略地反映德育课程研究的主要方向和核心内容，除了针对德育课程本身的研究以外，“德育课程改革”“德育课程教学”“隐性德育课程”这三者的比例较大。德育课程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类型，而唯有隐性德育课程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青睐。图2也透露出另一个重要信息，即我国德育课程研究针对不同的学段和学校类型，主要包括中职、中小学（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下文同）、中学（初中、普通高中，下文同）和高校。其中，“中职”的排序较为靠前，出现的频率也较高，图2中总共涉及4处，这充分说明中职德育课程是学界广为关注的焦点。总体上看，我国德育课程研究主题在分布上有一定的集中区域，但多数研究主题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
二、研究过程
第一步，将CNKI上检索到的1 164篇相关文献作为拟分析对象，并将这些文献进行初步的量化分析，得出了论文的年度发表趋势以及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
第二步，根据研究问题和文献的大致情况设计了4大类目指标，分别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学段、作者来源，并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编码。除了这4个基本变量外，另将论文的发表时间作为一个变量进行编码统计。研究内容的分类基于德育课程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并参考了德育课程相关研究成果。分类过程中遵循了各维度之前相互排斥、穷尽所有主题的原则。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将研究内容分为：德育课程教学、德育课程改革、德育课程类型、德育课程体系与结构、德育课程开发与建设、德育课程实施、德育课程目标与理念、德育课程内容、德育课程综合研究、其他。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发现新的研究内容“德育课程评价”“德育课程资源”，并及时进行补充，增加了两个新的编码类别，最终将研究内容确定为“德育课程教学”“德育课程改革”等12个类别。根据德育课程研究的实际情况，在“德育课程类型”这一类目下设计了5个二级类目，包括隐性德育课程、校本德育课程、活动德育课程、生活德育课程以及其他。研究方法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类别，在“实证研究”下设计了5个二级类目，即调查法、案例法、实验法、访谈法以及其他。研究对象分为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职、高校以及混合型的中小学、中学、职业学校以及其他，共10个类别。作者单位分为小学、中学、职业学校、普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共6个类别。 第三步，根据类目和分析单元确定编码表。由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这些类目不能直接编码，且有两位编码员参与阅读相关文献资料，并进行分析判断与编码，因此需要进行多位编码员之间的信度分析。采取的具体方式为，两位编码员随机抽取研究范围内的10篇文献进行类目的独立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的结果计算出一致性信度;通过对编码员的多次培训以及相互间的讨论，根据内容分析法的信度公式，最后计算出的评判信度为0.89。
第四步，根据编码表对CNKI中的相关文献进行编码评判，并录入SPSS20.0进行统计分析。
三、数据分析
（一）研究内容
德育课程研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为清晰地呈现不同研究内容在不同时间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大致以6年为一个阶段，将1988—2018年划分为5段（如表1所示）。在考虑德育课程研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统计了不同阶段各个研究内容的频数与比例，并通过卡方检验分析各个研究内容在5个阶段的差异。表1数据显示，德育课程教学在所有研究内容中频次最高（f=211，18.1%），其次是德育课程类型（f=169，14.5%）、德育课程改革（f=117，10.1%）、德育课程开发与建设（f=118，10.1%）。研究主内容中频次最低的是德育课程评价（f=26，2.2%），其次是德育课程实施（f=39，3.4%）。这说明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热点包括德育课程教学、德育课程开发与建设以及德育课程改革，而研究的薄弱点为德育课程评价和德育课程实施。由于德育课程评价和德育实施效果评价存在着很大难度，因而这方面的研究较为匮乏。德育课程教学、德育课程改革等研究热点非常切合德育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因而成为研究的重点内容。通过纵向比较可以发现，德育课程实施、德育课程内容、德育课程评价与德育课程资源这4方面的研究内容在前两个阶段的频次为0，在第三阶段才开始出现。德育课程研究的前期主要关注德育课程本身、德育课程开发与建设、德育课程改革这几方面的内容。表1的统计结果也表明，在德育课程研究数量总体上升的趋势下，德育课程综合研究、德育课程教学、德育课程改革等研究内容的发展趋势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0.01），并且在5个时间段上基本都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虽然德育课程教学、德育课程类型等研究内容在第二阶段开始出现，德育课程实施、德育课程评价等研究内容在第三阶段开始出现，但在其出现后也是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总体而言，各个研究内容都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
德育课程类型的多样化与课程内容的综合化，打破了传统德育课程结构与内容的单一性和相对固化[4]。 不同类型的德育课程发挥着不同的价值和作用。我国德育课程研究中涉及了大量关于德育课程类型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探讨。本研究中有关德育课程类型的文献有169篇，占总体的14.5%，反映出研究者对不同类型的德育课程存在较多关注，而关注的焦点主要是隐性德育课程、校本德育课程、活动德育课程以及生活德育课程。其中，隐性德育课程研究的数量最多，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德育课程。由于隐性德育课程少了许多道德说教、道德灌输的成分，且能够产生良好的育人效果，因此较受欢迎。同时，隐性德育课程研究的数量持续上升并在第四阶段到达顶峰后开始下降，这可能是因为相关研究渐趋成熟与完善。另外，校本德育课程研究的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研究热度持续上涨。有关文件指出，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5]。学校利用本地、本校德育资源自行研制和开发校本德育课程是可行的，而对校本德育课程的深入研究能够推动并有利于德育实践的发展。因此，校本德育课程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二）研究方法
研究中所得数据显示，全部的德育课程研究中理论研究占比达89.3%，而实证研究占比仅为10.7%;德育课程的实证研究在第3个阶段，即2001年以后才开始出现，并在此后几个阶段呈缓慢发展的趋势。此外，在少量的德育课程实证研究中，基本采用的是调查法、案例法、实验法、访谈法。同时，德育课程实证研究中案例法使用的频率最高，其次是调查法，而实验法以及其他定量研究方法使用得极少。由此可以得出，我国德育课程研究使用的方法比较单一、保守，缺乏创新和多元。
（三）研究学段
笔者的统计表明，针对幼儿园、初中和普通高中的德育课程研究极少，针对中职的德育研究数量最多（237篇），其次是高校、中小学和小学，其数量依次是235篇、165篇、143篇、124篇。由此可以看出，中职德育课程研究远远超过其他学段的德育课程研究，成为我国德育课程研究领域的热点。通过纵向比较可以发现，针对中职、中小学、中学的德育课程研究持续增长，而中职、中小学的德育课程研究在第4至第5个阶段上的增幅都非常明显。此外，针对中职的德育课程研究在第5个阶段上遥遥领先，超越了其他各个学段。
（四）作者来源
研究发现，德育课程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于高校（45%），其次是职业院校（26%），中小学教师所占比例较小。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主体并不单一，基础教育、职业学校、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师或研究人员都参与到了德育课程的研究。由于中职德育课程研究的数量占有较大比重，所以来自职业院校的教师也相应地在德育课程研究人员分布中占有较高比例。另外，通过时间段与作者来源的交叉分析发现，小学、中学和职业学校的作者数量呈现增长趋势。其中，中学的作者比例在第3阶段时为1.8%，到第5阶段时上升至11.8%，增长明显。在我国，从小学到大学，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设了德育课程，德育课程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之始终[6] 。因而，德育课程研究的主体应多元化，而不局限于高校教师，应鼓励更多的中小学教师参与到德育课程的研究中来。
四、讨论与结论
（一）讨论
1.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发展与政治化的德育课程。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理论成果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起步较晚，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迅速发展。这一结果不禁让人疑惑：道德教育早已存在，有关德育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陆续产生，为何德育课程研究却迟迟未动？其实，这个问题与我国早期的道德教育政治化以及德政不分的历史有关。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初期，道德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德育课程在小学阶段也是以政治课的形式呈现，当时的德育课程几乎是失去德育本义的、政治化的德育课程，而真正意义上的德育课程出现较晚。1981年颁布《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育计划（修订草案）》，要求将小学现行政治课改为思想品德课，故小学思想品德课正式开设于1981年[7] 。中学以及高校政治课的名称、教材、内容等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发生了多次变化，并逐渐向德育课程靠拢。由于道德教育长期以来受到政治教育的挤压，德育课程被政治课程所替代或与之杂糅，正式的德育課程设立较晚，所以专门的德育课程研究也相应出现较晚，且存在较大研究难度，在前期发展比较缓慢。 2.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焦点与不足。我国德育课程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余年里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并且在回应德育课程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若干个重点研究方向。前文的数据也显示，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焦点为德育课程教学、德育课程改革、德育课程建设以及隐性德育课程，这些研究焦点是对德育现实问题与困境的折射。在近70年里，我国德育课程一直经历着变革，其功能定位也经历了一个从服务于国家政治，到服务于市场经济，再到服务于学生生活的基本发展轨迹[8] ;德育课程开始时遵循的学科逻辑逐渐向生活逻辑转变，并体现为注重以人为本，更加关照学生的生活世界;各级各类学校的德育课程设置不断地被调整、更新和改进。这些在德育课程实践中取得的成果离不开德育课程理论研究的指导和推动。因此可以说，道德教育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催生了德育課程改革、德育课程教学等研究焦点，而德育课程改革等相关理论研究又反过来促进了德育课程在实践中的发展和变革。
相关统计结果在表明我国德育课程研究聚焦点的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不足，即德育课程评价、德育课程实施，而有关德育课程内容、德育课程资源的研究也比较缺乏。虽然截至目前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研究的主题也非常多样，但有些研究内容是缺失的，如德育课程管理、德育课程设计。而德育课程评价、德育课程实施方面的研究十分薄弱，其不仅在研究数量上比较匮乏，而且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也存在不足。德育课程评价的难度和复杂性是公认的，但德育课程评价事关学生的道德发展状况，也关乎学校德育课程本身的实施效果，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德育课程研究的不足需要得到弥补和加强，德育课程研究的难点也需要被克服。
3.我国德育课程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在本研究所搜集的千余篇德育课程论文中，近90%的论文为理论思辨研究，而实证研究只占10%左右。德育课程理论研究的丰富反衬出了实证研究的严重不足。此外，实证研究出现较晚，发展也较为缓慢，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多为案例法、调查法，方法比较单一和陈旧。尽管德育课程存在的许多问题需要通过逻辑推理演绎的方式从理论上得以阐明，但诸如德育课程的实施效果、建设情况、课程资源开发情况等现实问题，则更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去解决。同时，工作在基础教育一线的德育教师也需要针对德育课程实践、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的指引。因此，德育课程研究需要在方法上进行突破和转变。
4.中职德育课程研究大量涌现的缘由。中职德育课程研究的发文量自进入21世纪后开始突飞猛进，这与中职学校德育的重要性有关，也与中职德育课程存在诸多亟待解决和研究的问题有关，同时也离不开相关政策的推动。2001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政治课”更名为“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2008年开始了中职学校德育课程的第三次改革。有关文件中也明确指出，“中职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是各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课，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的主阵地”[9]。中职学生的培养质量关系到国家劳动大军的素质，在职业学校开展德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急迫性已成为共识[10]。因此，中职德育课程研究陡增并成为研究热点也不足为怪。然而，中职德育课程研究的数量领先，并远远超过中小学、高校等其他学段还另有原因。在我国，通常是小学开设思想品德课，初中、普通中学和大学开设思想政治课。德育课程在中学和高校通常以政治课的形式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德育。那么，思想政治课相关研究成果就应当被纳入德育课程研究成果之中，但现实中的做法并非如此。对德育课程的认识与现实状态有着一定的背离，德育课程研究数据中并没有包含思想政治课相关研究成果，以至于中学和高校学段的德育课程研究数量落后于中职。
（二）结论
经过对CNKI收录1988—2018年的德育课程相关文献的内容分析，并在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德育课程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起步较晚，在前期的发展较为缓慢，自进入21世纪以后研究数量迅速增加，并在总体上呈持续增长趋势;（2）由于国家一直以来对德育的重视和强调、德育课程相关政策文件的持续颁发以及社会环境发展变化的需要，德育课程研究在未来继续保持增长趋势的可能性极大;（3）德育课程研究体现为重理论、轻实证，以思辨、理论研究为主，少量的实证研究中主要采用案例法和调查法，德育课程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和保守;（4）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并且不断充实与丰富，但同时存在着焦点与不足，具体表现为对德育课程教学、德育课程改革以及德育课程类型中的隐性德育课程研究得较为充分，对德育课程评价与实施的研究较为薄弱;（5）针对小学、中职、高校以及中小学等不同学段或混合学段开展了相应的德育课程研究，其中，针对中职的德育课程研究数量最多，并且发展迅速，远远超过其他学段，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6）德育课程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于高校，基础教育、职业院校的教师或研究人员也占有一定比例，并呈现增长趋势，德育课程研究的主体较为多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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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衛芳.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程实施实效性调研报告[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35）：52-57.
（责任编辑：刘增石）
Abstract： The study of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China began in the late 1980s， and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is paper takes the literature of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CNKI （1988-2018）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make statistical analysis from research contents，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sections， author sources and other dimensions. The research on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eaching， curriculum reform and implicit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the most popular， while the research on eval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relatively weak. The research method is relatively simple and conservative， mainly theoretical research， empirical research is less. The corresponding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the students， and the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search in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stage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is far ahead;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are relatively diversified. The researchers of moral education courses are mostly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luding some teachers or researcher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curriculum research of moral education;heat of research;research method;research sub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