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突出“伊朗之幸”（COV-IranBarekat）的伊朗国产新冠疫苗，6月25日经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开接种，开始为世人所知。
　　虽然疫情肆虐下，关于不把疫情政治化的呼声很高，但由于长期和西方对抗，伊朗在推介国产疫苗时难免突出政治色彩—把国名写进了疫苗名称。
　　伊朗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约8000万人口的国家，6月下旬时累计确诊病例达300多万，死亡8万多人。而且伊朗疫苗接种率偏低，伊朗卫生部在6月初宣布，全国接种第一剂疫苗的人口比例不足5%，接种了第二剂的只有1%。
　　疫苗接种率低，有两方面因素。
　　一方面，哈梅内伊不信任西方的疫苗。伊朗本来参加了全球疫苗分配机制，不过西方生产的辉瑞、莫德纳和阿斯利康三大疫苗开始在全球大规模使用时，2021年1月8日，哈梅内伊在电视直播讲话中说：“禁止进口美国和英国的疫苗。我已经告诉政府官员这一点，现在再公开说出来。”
　　不少分析认为，哈梅内伊之所以要禁止进口美英疫苗，既有担心美英借此要挟伊朗的原因，也因为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伊朗担心用美元在国际市场购买疫苗，账户会被美国冻结。虽然拜登政府表示，民众所需的食品和医药不在制裁之列，但美国的制裁也的确给伊朗购买疫苗造成了不便。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伊朗不想冒险。
　　另一方面，西方内部也有主张“出口疫苗时，先不要管伊朗”的人。来自加州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刘云平（TedLieu）是民主党内较有影响的人物，6月初他在社交媒体上就说，反对拜登政府在出口疫苗方面“一视同仁”。刘云平认为，美国应该优先援助盟友，比如印度和伊朗都需要疫苗的时候，美国就应该先援助印度。刘的言论引起美国一些人的批评，认为他将疫苗政治化，歧视伊朗人。但这样一个重量级的民主党议员，公开表达这种违反全球疫苗分配机制原则的观点，难道是偶然的吗？
　　哈梅內伊也不是一味反对外国疫苗，伊朗也从俄罗斯和中国进口疫苗，并购买了一批“在韩国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但对于直接从“充满敌意”的西方国家进口，伊朗的强硬派们大概会觉得，那是“不争气”的表现。
　　最争气的做法当然是自己研制。实际上，伊朗是较早开始研制新冠疫苗的国家。2020年12月，“伊朗之幸”疫苗开始第一阶段临床试验，一些相关官员、研究人员和他们的家属自愿接种试验。2021年3月和4月，“伊朗之幸”疫苗进入第二和第三期临床试验。5月“伊朗之幸”进入量产，伊朗卫生部门也批准其可用于广泛接种。
　　哈梅内伊在公开接种时，特意说这是“民族的骄傲”，而他坚持要接种国产疫苗，是为了对参加研制的“青年科学家们”表示敬意。
　　伊朗媒体还说，“民族的骄傲”并不止这一款疫苗;伊朗已成为“世界第六个”“西亚第一个”可以生产新冠疫苗的国家;现在还有亚洲、南美和“一个欧洲国家”准备购买“伊朗之幸”疫苗。
　　这种消息自然会令伊朗官员们士气高涨一番，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伊朗之幸”也许会给将在8月上台的当选总统易卜拉欣·莱希带来一点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