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融于一白”，阳光其实是有七种颜色的，但合在一起成了最为纯净的白色。这句话用来形容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人和诗再恰当不过了。东晋儒道玄三学大行其道，不同学派可谓并驾齐驱，这三学对陶渊明人生价值取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儒
　　陶渊明生于东晋，此时由于战乱和割据等原因，帝国一元化的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被打破，而定型于西汉中期以经学为主、以独尊儒家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走向。
　　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后来因为丧父被寄养在外祖父家。外祖父孟嘉是当时的名士，家里藏书很多，这给予了陶渊明阅读的机会。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接触了大量儒家、道家的经典之作，这也为他身上所体现出的不同人生志趣奠定基础。
　　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感，陶渊明祖上是开国功勋，位及人臣，家族显赫，这多少会在陶渊明心里刻上烙印。面对家族的没落，这种自发的进取精神油然而生。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使得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会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思考，这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坚强脊梁精神的体现，也使得他们遭受着最大的精神痛苦。同古代文人一样，陶渊明也追求人生的不朽价值，渴望通过“立德”“立功”“立名”来追求自我价值和名誉。
　　道
　　道家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超脱，人性是复杂的，人生是多变的，道家的“自然”，是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带有玄思的品格和自适的情趣，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包括陶渊明在内的很多文人从儒家的“独善”之路找到了通往道家思想的大门。于是就有了“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后来的大词人辛弃疾在遭遇现实不幸的时候，想到了陶渊明。于是，辛弃疾以陶渊明作为他在被迫归隐时的精神导师，在闲暇时，跨越时空，与陶渊明一道农耕、赏菊、饮酒。但是，他们又是不一样的，生活的时代不一样，个人成长经历、禀性都不一样，使得他们又是截然不同的。
　　玄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的自觉的时期。玄学的兴起，推动了文人对个体人生价值的思考，促使他们的思想以探求理想的人格为中心课题。这个时代注定是一个迥异于其他时期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人注定是特例独行的文人，于是有了嵇康、阮籍，有了谢灵运、陶渊明。在“贵无”思想的深刻影响下，魏晋士人要么徜徉山水，要么琴诗自乐，魏晋士人或追求超凡脱俗的生活，或“动违礼法”，或“以任放自达”。陶渊明便是前者行为方式的代表。
　　少年时期的陶渊明心怀建功立业的伟大理想，“少年罕人事，犹好在六经”，“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猛志逸四海”。联系陶渊明的少年经历，在儒家思想及其家族环境的影响下，陶渊明心中有着巨大的抱负，渴望“大济于苍生”。这个时期的陶渊明就象唐朝初期的很多文人一样，胸怀抱负，积极进取，因而诗人的内心对生活充满了幻想。
　　尽管陶渊明胸怀“大济于苍生”的远大抱负，而大地主庄园经济的根基依然存在，门阀制度依然根深蒂固，门阀士族在社会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当时的封建国家主要代表门阀士族的利益。而实现社会阶层上下流通的途径，并不是才华抱负，而是出身。政治的黑暗，门阀制度的排挤，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这是他仕途不通和悲剧的原因。
　　即使陶渊明做过一些小官，体会到的依然是政治的倾轧和人性的黑暗，这一点在诗歌中得到了反映。《归取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诗人由于出于生计和政治上的复杂因素，出外为官。一方面，诗人违心为官，寄人篱下，饱受冷眼，遭遇歧视，身受侮辱；另一方面，诗人性本高洁，颇好自然，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而身处牢笼，因此内心苦闷，本性遭到扭曲，在关键时刻深深后悔，如有大梦初醒的感觉。每天不得自由，诗人追求自然，崇尚自由的的浪漫情怀溢于言表，也充分透露出诗人厌恶官场、渴望远离世俗的情怀。
　　从《归园田居》也可以看到诗人终于回到了自己梦想多年的乡村，过上了至少在表面看起来悠闲自得的田间生活，心境平和自然。全诗的景物描写，犹为感人，常见的乡村景物与农事，使诗人仿佛解脱了多年的痛苦。可以想象诗人归隐后与农人谈天说地，亲自躬耕，远离世俗与政治，过着怡人自乐的乡间生活。
　　
　　倪树干，教师，现居广东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