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与交际翻译视角:政治文本中数字词的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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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政治文献的英译在对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数字词在政治文献中属于高频词,也赋予独特的政治含义。以语义和交际翻译视角检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英译策略,发现其数字词以语义翻译为主、交际翻译为辅;前者在表达出语境语义的同时,还保留了原文的语言文化特色;后者则准确传达了原文的信息。两大翻译策略的有效使用,使译文准确、简洁,在译出了习主席语言风格特色的同时,还使中国的政治理念得到有效传播。
  关键词:语义翻译;交际翻译;数字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4-0111-04
  一、引言
  政治文献英译是我国对外宣传翻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林榕等,20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以下简称“《理政II》”)收录了习近平2014至2017年的重要讲话,是国内政治文献的代表作,亦是政治文本翻译研究的首选材料。政治文体言简意赅的语言特征常体现在数字词的使用上,即数字词是政治文本语言的鲜明特色之一。数字词既可以表示确数和概数,也可以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尤其在政治语境下,数字短语常被赋予独特的政治含义。数字词应译为表面的意义还是延伸意义,应采用什么翻译策略和方法,都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自建《理政II》平行语料库,对该政治文本中的数字词进行分类和检索,并基于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评析其中数字词的英译,从而总结出政治文本数字词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二、政治文本英译研究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视角
  (一)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
  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一书中,纽马克提出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这两个概念,以缩小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译文对源语和目的语侧重点的差距。同时,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完善了直译和意译这两个概念。语义翻译试图在目的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源语精确的语境意义。而交际翻译则试图让读者获得的效果与源语读者所获得的效果尽可能地接近(Newmark,1981)。
  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区别在于:1)语义翻译强调译文是否准确还原原文的意义,交际翻译则注重译文是否准确传达原文的信息;2)语义翻译要求译文与原文的语义和句法结构尽可能接近,而交际翻译译文可以脱离原文的结构;3)语义翻译用于表情型文本,而交际翻译用于信息型和感染性文本;4)语义翻译忠实于原文作者,而交际翻译只关注译文读者;5)交际翻译中,译者有权修改逻辑错误,改变原文的句法结构;6)语义翻译保留了源语的文化意象,而交际翻译把外来元素带入目标语文化(Munday,2016)
  (二)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在政治文本英译中的运用
  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从提出至今已有约40年的历史,但国内从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视角分析政治文本英译的研究并不多见。现有文献多数选取《政府工作报告》、白皮书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等作为研究材料,并从词汇、句法和修辞或语篇层面对文本的英译展开分析论述(郝诗亮,2012;张琳琳,2012),另外也有从文化方面进行的分析(张婧,2014)。范云(2012)、郝诗亮(2012)、郭书廷(2013)和张婧(2014)认为政治文献的翻译宜优先采用语义翻译,然后再考虑交际翻译。张琳琳(2012)则认为可使用交际翻译来准确传达信息,使用语义翻译来保留原文的语言特点和文化特色。
  目前,国内对数字词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也在少数,现有的文献大多以诗词、习语、科技文本、文学作品等文本作为研究材料,且主要从文化、语言符号学、模糊语义学和目的论等视角展开,鲜有研究从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视角探讨数字词的英译策略。而政治文本中的数字词英译研究更是凤毛麟角,知网仅收录了三篇相关文献,且都以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文本(张文果,2009;曾国秀,2016;王琼,2017)。这三个研究分析了汉语数字词的英译策略,并得出数字词的英译可采用直译、直译加注释和意译法。曾国秀还提出了忽略不译法和改译法,王琼则提出了零翻译。由此可见,学界对政治文本中数字词的翻译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而数字词是中国特色词汇表达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不仅为政治文本数字词英译提供翻译参考,还弥补了数字词翻译研究关键文本类型的不足。
  三、《理政II》中数字词的英译评析
  数字词具有实指和虚指的功能。当数字起实指作用时,表示字面的数量或顺序。当数字起虚指作用时,表示数量多或少,但不表示字面的具体数目。根据数字实质和虚指的功能,我们将在政治文本中的数字词划分为三类:数字普通名词、数字专有名词和数字习语。其中,数字专有名词又可分为外来词和中国特色政治术语。以下基于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结合实例对《理政II》中的数字词的英译进行评析。
  (一)数字普通名词
  数字普通名词指某类人、事或物,其中数字为实指。《理政II》中大量使用数字普通名词表示数目或顺序,体现出政治文献简洁与准确的语言特征,例如:三大战略举措(three strategic moves)、四大宗旨(four purposes)、七项原则(seven principles)、六大经济(six major economic corridors)、五大发展理念(?e development concepts)等。在翻译此类数字词时,应当做到准确传递其语境意义,并尽量保持形式一致。
  例1: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译文:Development is the top priority of the Party and our country,and holds the key to solving all problems in China.   例2: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他信念执着、从不消沉。
  译文:During the 10-year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remained steadfast in his convictions and never surrendered to setbacks.
  “第一要务”和“十年内乱”都是由“数字+名词”组成的数字普通名词,其中“一”和“十”均为实指。译者没有把“第一”译为字面上的?st,原因是?st只表示次序排在第一位,容易让读者误解为要事中的第一件。译者采用了语义翻译,选择了top一词,准确表达出原文的“最重要的”语境意义。“十年”在句中表达的语境意义与字面意思相同,译者同样采取了语义翻译,保持与原文一致的词法结构。“内乱”本该译为civil/internal turmoil,但译者考虑到文化大革命包含了国内的意思,所以“内乱”只译出了“动乱”。
  (二)数字专有名词
  1.外来词
  外来词指从一种语言借到另一种语言中的词,本文指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数字政治术语,通常为实指。例如:零和对抗(zero-sum confrontation)、二十国集团(G20)、第三产业(the tertiary industry)、第四次工业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等。
  例3: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
  译文:China advocates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nd opposes the Cold War mentality and zero-sum games.
  例4:中國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译文:China will never seek hegemony or bully others,but will always side with the Third World.
  “零和博弈”与“第三世界”均属于外来词,分别对应英文中的“zero-sum games”和“the Third World”。既然是外来词,说明现存的译法是约定俗成的,译者可直接借用英文表达。原文作者没有加注释,默认读者具备相关背景知识,语义翻译注重展现原作的思维过程,因而,译文也无需加注或解释外来词术语。
  2.中国特色政治术语
  数字中国特色政治术语指中国特有的带数字的政治词汇,涉及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反映了中国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现象,通常是实指。在《理政II》中,这类短语常有冒号,用于区分于普通名词。例如:五大支柱(?e major pillars)、九二共识(1992 Consensus)、三严三实(Three Guidelines for Ethical Behavior and Three Basic Rules of Conduct)、三重一大(major issues,important appointments and removals,major projects,and the use of large amounts of money)等。翻译此类表达,应特别注意准确传递原文信息,使译文达到预定的交际效果。
  例5:既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系列要求,又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突破口,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
  译文:We have committed to strengthening Party discipline, while improving Party conduct and upholding integrity, striving to eliminate the Four Malfeasances* that are so strongly opposed by the public.
  注释:*This refers to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excessive bureaucracy,self-indulgence,and extravagance.
  “四风”系佛教术语,在习主席的讲话中,它被赋予了政治含义,即四种不正之风。语义翻译尊重语境,译文除了在形式上与原文保持一致,还选用Malfeasance(渎职行为)一词,精确传达出不正之风的语境意义。同时,语义翻译只有在词汇的联想意义对于原文信息传递至关重要时,才会帮助读者理解联想意义。“四风”在《理政II》中一共出现了6次,该句子是它第一次出现,因此译者加注解释了四种不正之风的具体指代,以弥补译入语读者相关背景信息的缺失,从而使译文达到传递重要政治信息的交际目的。而为了避免重复解释,力求译文的准确简洁,以下出现该词时便无需添加注释了。
  例6: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
  译文:The state will build a ?ancing system that bene?s all, and strengthen financial services to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agriculture,rural areas,farmers,and remote areas.
  “三农”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指农村、农业和农民。该短语首先应考虑运用语义翻译处理为“three+名词”。但是,其具体指代的英译项分别为rural areas,agriculture和farmers,名词间没有相同的词缀,也没有共用的定语,不能合并语义项。运用交际翻译时,译者常常使抽象事物具体化(李书琴等,2008)。此例中,译者采用了交际翻译,把“三农”译为三个具体的名词短语,尽管脱离了原文的形式,但确保了原文的抽象概念在目的语文化中得到了准确、完整的传递。   (三)数字习语
  数字习语指政治文本中带有浓厚民族色彩和鲜明文化内涵的数字表达。数字习语中的数字通常为虚指,往往不表示具体的数量,而表示数量的多少。在《理政II》中,习主席使用了大量的数字习语,使其风格更接地气,例如:零敲碎打,孟母三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等等。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在传递原文信息的基础之上,再现原文作者的语言风格,是译者要面临的一大挑战。
  例7:他一生“三落三起”都是因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译文:The three falls and three rises in his political career were all the results of his ?m stance in upholding truth and correcting mistakes...
  当源语与译入语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运用语义翻译可以达到最佳交际效果。语义翻译使译文与原文的形式更为接近,并尽量保留原文的声音效果,如果原文语言与译文语言的规范相差不大,还要保留原文句子的长短,保留原文用于强调的词的位置(林小芹,1987)。这里的“三落三起”是指邓小平一生所遭受的三次“失意”与“得意”,对应英文中“ups and downs”或者“rise and fall”的文化意象。译文不仅与原文保持在构词法上的一致,且保留了原文抑扬顿挫的声音效果。此外,原文为了突出邓小平意志坚定,不可动摇,先说“落”后说“起”,译文没有按照英文的表达习惯处理为rises and falls,而是保留了中文的顺序,不仅忠实于原文作者,突出了作者的强调意图,也使译文在形式上尽可能地靠近原文。
  例8:我们既要用铁的纪律整治各种面上的顶风违纪行为,更要睁大火眼金睛,任凭不正之风“七十二变”,也要把它们揪出来,有多少就处理多少。
  译文:We must crack down on any violation of Party discipline with an iron ?t,and be able to discern any form of misconduct no matter what it may have morphed into.
  习主席的一大语言风格是平易近人,通俗易懂,这与他善用俗语和修辞分不开。例8中的“七十二变”字面意思是指孙悟空能变成七十二种人或物,在此句中引申为“变化多端的手段”。当原文中的形象语言不能在译文中再现时,就要用交际翻译译出喻义(林小芹,1987)。由于英文中没有72变这种文化意象,造成了语义空缺,所以译者采取交际翻译,使原文的喻义能被目的语读者所理解。其次,“七十二变”并非确指七十二种变化,而是虚指多种变化。若采用语义翻译处理为seventy-two changes,就完全曲解了原文意思,同时也没有译出它在该句中的贬义含义。此外,交际翻译要求译者重新组织句法,运用更常见的搭配和常用的词,使译文流畅、地道,简明易懂(林小芹,1987)。“七十二变”在原文中系名词转换动词的用法,译文将其处理为一个“名词+从句”,改变了原文的句法结构,使用英语中常见的搭配morph into来传递原文“变化多端”的信息。该译文流畅、清晰,使译入语读者获得了与源语读者类似的阅读感受。
  综上所述,政治文本中的数字普通名词主要采用语义翻译;数字专有名词中的外来词,可采取回译法,中国特色政治术语则优先采用语义翻译,若术语在文中第一次出现,还需加上注释加以解释说明;数字习语也分两种情况:1)习语若能在目的语中找到对应的文化意象,可采用语义翻译;2)若存在语义空缺,则采用交际翻译,可适当调整句式,使译文更清晰,能够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
  四、结语
  本文借助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视角,分析了《理政II》当中数字词的英译策略和方法。研究结果表明,该书中数字词的英译遵循了以语义翻译为主,交际翻译为辅的翻译原则,这印证了纽马克对于政治文本翻译策略的基本判断。根据纽马克文本类型理论,政治文本属于表情型文本,以表情功能为主,同时兼具信息和感染功能。语义翻译更适用于表情型文本,而交际翻译适用于信息型和感染型文本(Newmark,1988)。总而言之,语义翻译使政论文中数字词的英译在表达出其语境语义的同时,还保留了原文的语言文化特色,而交际翻译则准确传达了原文的信息,并使目的语读者得到了源语读者相似的阅读效果,这两大翻译策略的有效使用,使译文达到了准确和简洁的目的,在译出了习主席语言风格特色的同时,还使中国的政治理念得到了有效传播。
  参考文献:
  [1]李书琴,钱宏.试论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典籍翻译策略之选择[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2]林榕,林大津.政治文献英译:文化翻译观——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为例[J].东南学术,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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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Newmark,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Oxford:Pergemon Press,1981.
  [6]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London/Toronto/Sydney/Tokyo:Prentice-Hall,1988.
  [7]Xi Jinping.Xi Jinping: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M].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17.
  [8]Jeremy Munda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Routledge,2016.
  作者简介:李国梁(1996—),男,汉族,广东湛江人,单位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方慧(1983—),女,汉族,江西南昌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翻译学。
  (责任编辑:御夫)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英译策略研究(2018126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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