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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文学现实是，谈当下的文学创作，不可回避的是“底层文学”。
与以往“底层文学”在思想上的区别是——“新底层文学”的思想特征是两个字——“翻心”，以此与过去的“翻身”为区别。
“底层文学”的先锋意义乃在于它传导出的是当下的、鲜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影响下，民众发出的呻吟和呼喊，欢笑和悲啼！表现出的是作家们面对当下现实生活所持有的——与现实秩序永不妥协的“同情心、正义感、斗争性”。
新世纪以来，“新底层文学”的出现，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必然收获！无论持反对态度或赞成态度，且不论持何种态度，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新底层文学”所表现出来的，让人难以忽视的、巨大的冲击力的存在。
关于“新底层文学”，太多的评论家说过太多的话，我在这里只列举其持反对意见的谈一下，某评论家说：“论者都注意到，底层写作的作家容易夸大底层的苦难，悲痛、绝望淹没了作家对具体生活情境与存在的状态的描述，底层不再是具体的生活，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个体，而是以抽象的，让人可怜的形象出现，与此同时，作家夸大他们作为一个有意识的阶层的力量，制造出底层即将反抗或群体革命即将开始的氛围……这些都导致了文本意义的简单化倾向。”
这段批评一开始就很滑稽，“论者都注意到”，我们且不说这里边有多少论者？也不知道这些论者是否都齐心协力地注意到了“底层”写作的作家，“容易夸大底层的苦难。”这论者不知道都包括了哪些人，容易夸大底层的苦难又不知都指涉了哪些作品？这位评论家又说，底层写作“制造”出底层即将反抗和群体革命即将开始的氛围。而且说，因为这“夸大”和“制造”，所以“导致了文本意义的简单化倾向”。在这里，那些致力于“底层写作”的作家几乎被说成是——一群企图策反的坏分子，这些作家不但坏，而且拙劣，因为他们冒犯了某些评论家们娇嫩的、文学的清规戒律——“导致了文本意义的简单化倾向”。在这里，不难看出这位评论家的偏激，他在指责“底层写作”出了偏差的同时，暴露了自己的偏差，偏差所在，那就是客观、科学、认真的批评精神的缺席！我们知道，几乎是所有的文学想像都远远没有现实生活那么丰富、那么驳杂、那么既黑又白！现实生活中只有你想不到的，而没有没发生过的！这位评论家在他的同一篇文章里说，“文学虽然必须以现实所支撑，但当文学被要求一定为"现实"（重大的、社会的、政治的现实）服务时，总会结出这样的怪胎。”这个怪胎指什么？用这位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底层写作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历史感，小说只在一个平面上展开叙述，故事场景与人物的意义指向单一，谴责和反抗是主旋律，而深度的思考和辩证几乎没有。”且不说这位评论家的“历史感”是什么，“意义的单一”又是什么，也不必问他的“深度思考”是什么？大量的“底层文学”作品表明，他们通过文学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乃是面对真相每每被刻意遮蔽的当下的底层生活，努力让人们看到真正的现实。“底层文学”的文学精神在于与虚假的、欺骗和瞒哄的文学现象不妥协！近些年来，正因为“底层文学”面对现实生活表现出来的良知，才获得了广泛的喝彩。可以说，近几年有力度的、优秀的、能够打动人心的好作品大多出自“新底层文学”。“新底层文学”关注底层生活状态，其实是一种对社会阶层的整体关注，也表达了人们对新的文学可能性的审美期待。
“新底层文学”的意义何在？用现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就是“翻心”。从“翻身”到“翻心”，是“里程碑”式的标志。“翻身”完成的是从奴隶到主人的变化，而“翻心”却是从底层关照我们这个社会。“翻心”要求的是创造出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平等、互助、尊严。人与人关系改变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的这个社会更加和谐美好。“新底层文学”的主人公们大多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工人、农民，但我们现在写工人和农民，和过去写工农兵本质上是不一样的。过去努力塑造工农兵形象是以塑造“新人”为目的，“伪现实”的成分较大，“理想化”的弊病之一就是严重脱离现实。写作的最好态度，是用我们作家的心去迎接底层那灼热的目光注视！努力全面、真实地反映生活，而不是去努力塑造什么榜样！举个例子，你是不是就可以说《金瓶梅》是低于生活？《红楼梦》就一定是高于生活？能不能这么说？不能。所以说，当下的“新底层文学”不能与当年的塑造工农兵形象放在一起谈。当下的、优秀的“新底层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延续了中国文学中的“问题小说”的传统。从20世纪初叶圣陶的问题小说到解放后赵树理的问题小说都是以关注社会问题为主要目标。“新底层文学”关注的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上存在的某些问题，比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日见增大和传统价值观失序的问题。
被评论界在2002年之后提起的“新底层文学”写作，和民粹主义、精英主义、纯文学有很大不同，“新底层文学”展示的是中国当代的矛盾现状。青年评论家李云雷说“底层文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先锋精神。就近几年的文学作品而言，能够打动人的佳作大多都出自“底层文学”。近几年的“底层文学”由于对底层生活的真情关注，而获得了普遍喝彩，其真正先锋意义的光彩何在？就在于它面对当下生活，表现出来的“同情心、正义感、斗争性”！这9个字是多少年来一直被人们谈论的一个很老的话题，正是基于“同情心、正义感、斗争性”这3点，那些优秀的“底层文学”作品才散发出动人的、独有的、与现实秩序永不妥协的光彩！陈福民说过这样一句话：“底层文学”确实成为了当代文学批评关注度最高的话题，在这个话题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以及相关的从业人员；近十年来文学与批评之间的关系从没这样亲近和接近过；底层生活时刻拷问着作家的良知，“底层文学”的存在才使得以文学展现时代全貌成为一种可能。
“底层文学”传导出的是当下的、鲜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影响下，民众发出的呻吟和呼喊，欢笑和悲啼！之所以说“底层文学”具有真正的先锋意义，道理就在这里。
陈应松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说，“虽然底层文学遭到了那么多的批评和责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给近几年寂寞而不景气的文坛带来了一些生机，这几年最好的小说还是出自底层文学，我在这里不想为一种什么文学正名，我只是想说，凡是与人民站在一起的艺术，它的生命力是强劲的，亲近人民是一个作家的道德底线，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想让我们的文学风尚变成——当你一提到人民、生活、良知的时候，就有人会发出嘲笑！”
就当下的“底层文学”创作和关于“底层文学”的种种批评，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当一部分批评家的文学理想遭到鲜活的、优秀的“底层文学”作品的撞击时——哪怕是和相对有些粗糙的文学作品相撞时，我想他们也大可不必放下客观、科学、严肃的批评精神！——“夸大”和“制造”出来的无的放矢的指责永远不可能取代客观、科学、认真的批评精神！让我们对真正的批评精神心存敬畏！
有一句古诗是这样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言，“底层文学”具有真正的先锋意义，其意义就在于“不问鬼神问苍生！”——让我们对生活心存敬畏！让我们对民众心存敬畏！借用蔡翔的一句话——“谁能逃避底层灼热的目光注视！”
“底层文学”真正意义上的先锋精神就在于它与现实秩序永不妥协；就在于它面对当代社会生活所持有的“同情心、正义感、斗争性”！我们期待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伟大的作品，也期待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伟大的批评！
寻找“工业题材”变模糊了的主人公
□阳 光
当下工业题材的创作出现了“冷落和边缘”的现象。究其原因之一，是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工业题材”和“产业工人”在许多作家的视野中消失了，这种消失是旧有的体制话语与现实话语的矛盾。我们多年来主流文化表现对象的“工业题材”似乎消失了，其主体“产业工人”形象也模糊了。
人们习惯的主流文学话语中，把重要社会题材分为工业题材、农业题材与军事题材（包括革命历史战争题材），与题材划分相对应的观念是文学主要表现的对象工人、农民与士兵。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军事题材与军人，概念和对象是清楚的，几乎没有改变。农村题材与农民，范畴有所扩大，但“三农”问题不会产生认识上的混乱。工业题材和产业工人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化进程在今天体现为城市化的进程，城市是社会经济的重心，但城市题材不等于工业题材。我们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作家何建明也当了全国劳模，但写知识分子不等于写工业题材。就是直接写经济生活的作品，比方说写IT业，写信息革命，是我们原有意义上的工业题材吗？不是。知识分子在科技比重较大的行业中是主体，所写的虽然是现代产业，但表现得更多的是知识阶层。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工业题材”和“产业工人”，准确表述应该是在“中国制造”的那些产业，那些在流水线上的底层“无产者”！
原来意义的“工业题材”是指中国经济基石的国有工厂和发生在工厂里的厂长书记和工人们的故事。现在，中国工业体系的构架是，数量不多但规模可观的国有大型企业和成千上万难以计数的民营以及合资、外资企业。纪实报告文学在表现和反映国有大企业方面的成就，充分体现和代表了国家意志对“公有制”的肯定态度。然而，作为社会发展和激荡的部分，恰恰是最大多数最基层的新兴“产业大军”———不仅在国有更多是民营私企和外资生产线上的产业工人。
我们不习惯称呼这两亿之众为“产业工人”，我们在几十年中形成的“户口”思维，把它们称为“农民工”。是的，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除了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外，连一个城市身份都没有！但是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对产业工人的描述，我们会发现，正在中国每一个城市中辛勤劳作的“两亿”劳动者，是支撑着中国高速发展的最根本最伟大的产业大军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省就吸纳了上千万农民工，从而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它们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最大多数，也是从未有过的浩浩荡荡的产业大军！经过三十年的产业调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水平据国家统计已经达到46％。中国未来的希望何在？就在于今后中国的城市能继续吸纳这两亿来自农村的“强劳力”及其他们的家庭（按一个农民工供养一个半人），那么就是五亿农民将变成城市人！这是中国最伟大的变革———几亿乡下人用血和汗去换取城市人资格的进程，何等伟大，何等惊心，何等悲壮！关注两亿农民工，就是关注世界上最大的一次人口变迁革命，就是关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上亿人命运变迁的轨迹。当然，已经有人在关心了，但若仅仅把它当做“打工文学”，当做“关心弱势群体”，那么，我们就丢失了一次真正抓住巨大变革中最可贵的机会！近年来涌现了大量表现农民进城特别是打工者的诗作，有许多优秀的打工青年，如谢叮南、郑小琼、屏子等，都成了当代中国诗坛上活跃的诗人。但是，我们感到，就是这样，身份不明依然是许多写作者的困惑。
写工业题材说到底是写工人，写创造历史的底层劳动者。传统计划经济下的产业工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作家们关注并写下了正处在“下岗失业”的断臂之痛中的工人命运。两亿乡下人离乡离家，到城市追寻幸福之梦，他们面对的不是书记厂长和铁饭碗，而是千差万别的老板和流水线上的血汗拼搏与底层向上的挣扎，这是身份变更的蜕变之痛，社会却依然认定他们是农民！当然，他们的户口还写着农民，正如华西村的吴仁宝揣着农民户口却领导着一个巨大的现代工贸商一体的公司。当我们变化一下自己的眼光，就会发现，两亿城市“农民工”确实又是一个农业题材。请留心，中国城市的命运和农村的命运都系于他们之身，难道这不是当代最重大的现实题材？他们难道不是文学最应该关注却关注不够的“最大多数”？
与以往“底层文学”在思想上的区别是——“新底层文学”的思想特征是两个字——“翻心”，以此与过去的“翻身”为区别。
“底层文学”的先锋意义乃在于它传导出的是当下的、鲜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影响下，民众发出的呻吟和呼喊，欢笑和悲啼！表现出的是作家们面对当下现实生活所持有的——与现实秩序永不妥协的“同情心、正义感、斗争性”。
新世纪以来，“新底层文学”的出现，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必然收获！无论持反对态度或赞成态度，且不论持何种态度，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新底层文学”所表现出来的，让人难以忽视的、巨大的冲击力的存在。
关于“新底层文学”，太多的评论家说过太多的话，我在这里只列举其持反对意见的谈一下，某评论家说：“论者都注意到，底层写作的作家容易夸大底层的苦难，悲痛、绝望淹没了作家对具体生活情境与存在的状态的描述，底层不再是具体的生活，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个体，而是以抽象的，让人可怜的形象出现，与此同时，作家夸大他们作为一个有意识的阶层的力量，制造出底层即将反抗或群体革命即将开始的氛围……这些都导致了文本意义的简单化倾向。”
这段批评一开始就很滑稽，“论者都注意到”，我们且不说这里边有多少论者？也不知道这些论者是否都齐心协力地注意到了“底层”写作的作家，“容易夸大底层的苦难。”这论者不知道都包括了哪些人，容易夸大底层的苦难又不知都指涉了哪些作品？这位评论家又说，底层写作“制造”出底层即将反抗和群体革命即将开始的氛围。而且说，因为这“夸大”和“制造”，所以“导致了文本意义的简单化倾向”。在这里，那些致力于“底层写作”的作家几乎被说成是——一群企图策反的坏分子，这些作家不但坏，而且拙劣，因为他们冒犯了某些评论家们娇嫩的、文学的清规戒律——“导致了文本意义的简单化倾向”。在这里，不难看出这位评论家的偏激，他在指责“底层写作”出了偏差的同时，暴露了自己的偏差，偏差所在，那就是客观、科学、认真的批评精神的缺席！我们知道，几乎是所有的文学想像都远远没有现实生活那么丰富、那么驳杂、那么既黑又白！现实生活中只有你想不到的，而没有没发生过的！这位评论家在他的同一篇文章里说，“文学虽然必须以现实所支撑，但当文学被要求一定为"现实"（重大的、社会的、政治的现实）服务时，总会结出这样的怪胎。”这个怪胎指什么？用这位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底层写作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历史感，小说只在一个平面上展开叙述，故事场景与人物的意义指向单一，谴责和反抗是主旋律，而深度的思考和辩证几乎没有。”且不说这位评论家的“历史感”是什么，“意义的单一”又是什么，也不必问他的“深度思考”是什么？大量的“底层文学”作品表明，他们通过文学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乃是面对真相每每被刻意遮蔽的当下的底层生活，努力让人们看到真正的现实。“底层文学”的文学精神在于与虚假的、欺骗和瞒哄的文学现象不妥协！近些年来，正因为“底层文学”面对现实生活表现出来的良知，才获得了广泛的喝彩。可以说，近几年有力度的、优秀的、能够打动人心的好作品大多出自“新底层文学”。“新底层文学”关注底层生活状态，其实是一种对社会阶层的整体关注，也表达了人们对新的文学可能性的审美期待。
“新底层文学”的意义何在？用现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就是“翻心”。从“翻身”到“翻心”，是“里程碑”式的标志。“翻身”完成的是从奴隶到主人的变化，而“翻心”却是从底层关照我们这个社会。“翻心”要求的是创造出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平等、互助、尊严。人与人关系改变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的这个社会更加和谐美好。“新底层文学”的主人公们大多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工人、农民，但我们现在写工人和农民，和过去写工农兵本质上是不一样的。过去努力塑造工农兵形象是以塑造“新人”为目的，“伪现实”的成分较大，“理想化”的弊病之一就是严重脱离现实。写作的最好态度，是用我们作家的心去迎接底层那灼热的目光注视！努力全面、真实地反映生活，而不是去努力塑造什么榜样！举个例子，你是不是就可以说《金瓶梅》是低于生活？《红楼梦》就一定是高于生活？能不能这么说？不能。所以说，当下的“新底层文学”不能与当年的塑造工农兵形象放在一起谈。当下的、优秀的“新底层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延续了中国文学中的“问题小说”的传统。从20世纪初叶圣陶的问题小说到解放后赵树理的问题小说都是以关注社会问题为主要目标。“新底层文学”关注的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上存在的某些问题，比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日见增大和传统价值观失序的问题。
被评论界在2002年之后提起的“新底层文学”写作，和民粹主义、精英主义、纯文学有很大不同，“新底层文学”展示的是中国当代的矛盾现状。青年评论家李云雷说“底层文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先锋精神。就近几年的文学作品而言，能够打动人的佳作大多都出自“底层文学”。近几年的“底层文学”由于对底层生活的真情关注，而获得了普遍喝彩，其真正先锋意义的光彩何在？就在于它面对当下生活，表现出来的“同情心、正义感、斗争性”！这9个字是多少年来一直被人们谈论的一个很老的话题，正是基于“同情心、正义感、斗争性”这3点，那些优秀的“底层文学”作品才散发出动人的、独有的、与现实秩序永不妥协的光彩！陈福民说过这样一句话：“底层文学”确实成为了当代文学批评关注度最高的话题，在这个话题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以及相关的从业人员；近十年来文学与批评之间的关系从没这样亲近和接近过；底层生活时刻拷问着作家的良知，“底层文学”的存在才使得以文学展现时代全貌成为一种可能。
“底层文学”传导出的是当下的、鲜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影响下，民众发出的呻吟和呼喊，欢笑和悲啼！之所以说“底层文学”具有真正的先锋意义，道理就在这里。
陈应松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说，“虽然底层文学遭到了那么多的批评和责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给近几年寂寞而不景气的文坛带来了一些生机，这几年最好的小说还是出自底层文学，我在这里不想为一种什么文学正名，我只是想说，凡是与人民站在一起的艺术，它的生命力是强劲的，亲近人民是一个作家的道德底线，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想让我们的文学风尚变成——当你一提到人民、生活、良知的时候，就有人会发出嘲笑！”
就当下的“底层文学”创作和关于“底层文学”的种种批评，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当一部分批评家的文学理想遭到鲜活的、优秀的“底层文学”作品的撞击时——哪怕是和相对有些粗糙的文学作品相撞时，我想他们也大可不必放下客观、科学、严肃的批评精神！——“夸大”和“制造”出来的无的放矢的指责永远不可能取代客观、科学、认真的批评精神！让我们对真正的批评精神心存敬畏！
有一句古诗是这样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言，“底层文学”具有真正的先锋意义，其意义就在于“不问鬼神问苍生！”——让我们对生活心存敬畏！让我们对民众心存敬畏！借用蔡翔的一句话——“谁能逃避底层灼热的目光注视！”
“底层文学”真正意义上的先锋精神就在于它与现实秩序永不妥协；就在于它面对当代社会生活所持有的“同情心、正义感、斗争性”！我们期待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伟大的作品，也期待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伟大的批评！
寻找“工业题材”变模糊了的主人公
□阳 光
当下工业题材的创作出现了“冷落和边缘”的现象。究其原因之一，是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工业题材”和“产业工人”在许多作家的视野中消失了，这种消失是旧有的体制话语与现实话语的矛盾。我们多年来主流文化表现对象的“工业题材”似乎消失了，其主体“产业工人”形象也模糊了。
人们习惯的主流文学话语中，把重要社会题材分为工业题材、农业题材与军事题材（包括革命历史战争题材），与题材划分相对应的观念是文学主要表现的对象工人、农民与士兵。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军事题材与军人，概念和对象是清楚的，几乎没有改变。农村题材与农民，范畴有所扩大，但“三农”问题不会产生认识上的混乱。工业题材和产业工人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化进程在今天体现为城市化的进程，城市是社会经济的重心，但城市题材不等于工业题材。我们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作家何建明也当了全国劳模，但写知识分子不等于写工业题材。就是直接写经济生活的作品，比方说写IT业，写信息革命，是我们原有意义上的工业题材吗？不是。知识分子在科技比重较大的行业中是主体，所写的虽然是现代产业，但表现得更多的是知识阶层。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工业题材”和“产业工人”，准确表述应该是在“中国制造”的那些产业，那些在流水线上的底层“无产者”！
原来意义的“工业题材”是指中国经济基石的国有工厂和发生在工厂里的厂长书记和工人们的故事。现在，中国工业体系的构架是，数量不多但规模可观的国有大型企业和成千上万难以计数的民营以及合资、外资企业。纪实报告文学在表现和反映国有大企业方面的成就，充分体现和代表了国家意志对“公有制”的肯定态度。然而，作为社会发展和激荡的部分，恰恰是最大多数最基层的新兴“产业大军”———不仅在国有更多是民营私企和外资生产线上的产业工人。
我们不习惯称呼这两亿之众为“产业工人”，我们在几十年中形成的“户口”思维，把它们称为“农民工”。是的，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除了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外，连一个城市身份都没有！但是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对产业工人的描述，我们会发现，正在中国每一个城市中辛勤劳作的“两亿”劳动者，是支撑着中国高速发展的最根本最伟大的产业大军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省就吸纳了上千万农民工，从而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它们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最大多数，也是从未有过的浩浩荡荡的产业大军！经过三十年的产业调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水平据国家统计已经达到46％。中国未来的希望何在？就在于今后中国的城市能继续吸纳这两亿来自农村的“强劳力”及其他们的家庭（按一个农民工供养一个半人），那么就是五亿农民将变成城市人！这是中国最伟大的变革———几亿乡下人用血和汗去换取城市人资格的进程，何等伟大，何等惊心，何等悲壮！关注两亿农民工，就是关注世界上最大的一次人口变迁革命，就是关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上亿人命运变迁的轨迹。当然，已经有人在关心了，但若仅仅把它当做“打工文学”，当做“关心弱势群体”，那么，我们就丢失了一次真正抓住巨大变革中最可贵的机会！近年来涌现了大量表现农民进城特别是打工者的诗作，有许多优秀的打工青年，如谢叮南、郑小琼、屏子等，都成了当代中国诗坛上活跃的诗人。但是，我们感到，就是这样，身份不明依然是许多写作者的困惑。
写工业题材说到底是写工人，写创造历史的底层劳动者。传统计划经济下的产业工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作家们关注并写下了正处在“下岗失业”的断臂之痛中的工人命运。两亿乡下人离乡离家，到城市追寻幸福之梦，他们面对的不是书记厂长和铁饭碗，而是千差万别的老板和流水线上的血汗拼搏与底层向上的挣扎，这是身份变更的蜕变之痛，社会却依然认定他们是农民！当然，他们的户口还写着农民，正如华西村的吴仁宝揣着农民户口却领导着一个巨大的现代工贸商一体的公司。当我们变化一下自己的眼光，就会发现，两亿城市“农民工”确实又是一个农业题材。请留心，中国城市的命运和农村的命运都系于他们之身，难道这不是当代最重大的现实题材？他们难道不是文学最应该关注却关注不够的“最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