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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中央苏区独立发行了货币。从当时“一苏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1]P71和临时中央政府为兑换国家银行纸币发布的命令来看，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相关规定还强调：“对持票要求兑换者，须尽量兑付现洋，不得拒绝。”[1]P319由此可见，中央苏区实行以银圆为核心的特殊的银币本位制，既具有银本位制度的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其一，“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以通用的银圆为本位，一元纸币等于一元银圆”[2]P135。这从国家银行的发行准备情况可以得到佐证：1932年底的现金准备余额为389480元，其中银圆339335元[2]P145。其二，中央苏区时期，本位币银币和纸币在市场上同时流通，银币既充当了货币金属，又具有流通货币的职能。其三，由于中央苏区当时处于革命战争背景下的战时金融管制时期，中央苏区货币存在自由全额兑付、约束兑付、停止兑付等特殊情形，其兑付机制具有战时金融管制下的银本位特殊性。系统深入考证研究中央苏区时期的货币兑付情况，挖掘其兑付机制的历史价值及作用，并基于货币时间价值视角论证其当代价值。
一、中央苏区应兑付货币的框架测算
在银本位制下，国家银行货币可自由兑换，投入到市场流通领域后会形成现实或潜在的兑付银圆需求;同理，国家银行其他发行或代理发行的公债、借谷票、存款等具有“债务契约”性质的各类票证，其实质上也是具有可兑换性质的苏区“准货币”，在理论上也会产生兑付需求。由此，可以大体上从上述四个方面测算中央苏区货币的兑付需求总量。为便于计算，本课题的计量币值统一为银圆（如无特别说明，下同）。一是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总量测算。根据《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决算书》查证，国家银行自1932年7月份开始发行纸币，到1934年10月，发行总数约达800万元[3]P18。二是国家银行各项存款。现有史料明确记载这一数据的仅有1932年12月31日“国家银行存款总额为175448元”[2]P92。由于当时中央苏区群众刚从豪绅地主资本家压迫下解放出来，资金来源较少，国家银行存款业务并不活跃，该数据可以大致代表当时的存款总体水平。三是代理发行的公债总额。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6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行第一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50万元[1]P332;11月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发出一百二十八万元，比原定数目超过八万余元”[2]P100。1933年8月，又发行了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2]P287。四是借谷票总量测算。反映红军部队在“借谷运动”中所借的谷子（即稻谷），“去年（1933年——笔者注）我们工农群众热烈的借了16万担谷子给苏维埃解决了前方红军的粮食问题”[4]P67。“1933年11月兴国县长岗乡的稻谷价格涨到4元7角。”[2]P158我们按5元/担价格计算，折合约80万元。到了1934年，借谷数量迅速扩大，据陈潭秋在《秋收粮食动员的总结》里称：“收集五十八万余担。”[4]P68在价格上，1934年3月17日，人民委员会指责邓子恢“写信给于都县苏，说如群众不愿依照规定的价格交纳谷子时，则以十元一担作价交钱……”[4]P454尽管邓子恢因此受到处分，但作为财政部长，他所定的粮价则应大体代表官方的标准。按此价格计算，1934年所借谷子应值580万元。汇总计算1933—1934年借谷票折合银圆660万元。
综上分析，可以大体测算出理论上中央苏区货币最终需兑付的总量为19555448元，其中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约800万元、各项存款为175448元、代理发行公债约478万元、借谷票等其他准货币约660万元。
二、中央苏区兑付机制的历史考证
基于上述理论设定，根据中央苏区纸币流通及兑付的特征，结合兑付方式及兑付时间的不同，本课题将其分为五个历史阶段：一是1932年7月—1933年4月的全额兑付时期。这一时期由于银圆充足，可以保证市场上的兑付需求，因此能完全执行“应兑尽兑”的政策。二是1933年5月—1933年底的约束兑付时期。随着贸易入超的不断加剧，现金外流严重，导致苏区市场上现金逐渐减少，难以满足兑付需求，苏区建立现金登记制度，只允许有进出口贸易需求的居民兑付银圆。三是1934年初—1934年10月的停止兑付时期。据原瑞金县苏主席杨世珠回忆：“一九三四年，苏区票子开始不能兑现了，币值下跌了。”[4]P277此时，市场上已经基本没有银圆流通，国家银行完全停止兑付。四是在长征途中的流动兑付期。“遵义是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唯一发行纸币的地方……十天时间里，主要是紧张地进行纸币的发行与回笼货币的活动。”[3]P21五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政策兑付期，主要包括20世纪50年代、80年代集中对苏票公开兑换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政策。
（一）全额兑付时期
全额兑付时期大体情况如下：
兑付依据为1932年6月21日发布的第十四号命令《关于各级政府各部队的经理机关要代理兑换国家银行发行之各种钞票》。
兑付机构主要有国家银行分支机构、兑换处和代兑处。“在八月间成立了福建分行，白砂及南阳两兑换处;在江西建立了江西兑换处、瑞金兑换处;……在各县政府、各军经理机关设立了代兑处数十处。”[2]P81
兑付渠道主要是通过兑换所、代兑所进行的官方兑换。因这一时期国家银行纸币的信用较好，尚未发现有文献记载出现了民间兑换行市。
兑付比价情况。纸币官方兑付比价1∶1。在第十四号命令中，明确“1元钞票1张，兑付光洋1元，如光洋与什洋价格不同的地方，什洋应照补水。”“1角辅币券每10张兑付光洋1元，不满1元者不兑。”[1]P319在此期间纸币树立了较好的信用，出于偏好的不同，甚至出现了低于1∶1的比价。据曹菊如回忆：“有的人因银圆携带不方便，愿收纸币不收银圆。搞民间贸易的人，甚至用银圆到银行兑换纸币，愿付百分之几的贴水。”[3]P3例如，宁都县就曾出现纸币升水的情况，“九十九元的纸币换一百块银圆”[4]P377。公债因可十足用作完纳商业税土地税，可认为1∶1。 兑付方式主要有现洋兑付、公债抵税等方式。纸币一般与银圆进行兑付;因第一期革命公债条例第六条允许“本项公债完全得以十足作用的完纳商业税土地税等等”[1]P332，所以第一期公债票则主要通过抵税方式进行兑付。
兑付品种主要有纸币、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以及存款。
兑付保障有章可依。为了保证兑付能顺利进行，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首先，制定钞票兑付办法规范兑换行为。其次，在《国家银行暂行章程》中增加发行准备制度，规定国家银行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的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1]P382。再次，出台了《国库暂行条例》规范库存现金管理，“银行不得任意自行挪用金库之在库金”[5]P1112。
实际兑付金额情况可分1932年7—12月、1933年1—4月两个阶段进行考证。1932年7—12月兑付情况：纸币与银圆兑付情况，从1932年国家银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营业实际报告表可以看出，在“汇兑”一栏中，实现纸币兑付银圆165881.18元，银圆兑付纸币166003.77元，扎差后净收入银圆122.59元;在“兑换处往来”一栏中，收方总额为163090.36元，付方总额为145286.18元，即国家银行通过兑换处兑进纸币17804.18元。据此，可知1932年纸币兑付银圆额为17681.59元;存款兑付情况，1932年国家银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营业实际报告表中各项存款为175448元，其中暂时存款余额为22787元，特别存款余额150000元，特别往来存款余额2660元，各项存款收方总額为62001.76元（支取存款），付方总额为237449.82元（吸收存款），扎差付方余额为175448元;第一期战争公债的兑付情况，因可十足通用，据此，我们认为第一期50万元的战争公债已经通过税收、租金冲抵的方式兑付。1933年1—4月兑付情况：由于这段时间没有更为翔实的数据资料，因此我们以1932年的月平均数进行推算。兑换所及代兑所都是8月份以后成立，1932年以5个月计算，则月均实现纸币净兑换量（扎差）为3536.12元，据此，1—4月的净兑换纸币量14145.27元。由于第二期公债还本付息日在1933年6月以后，所以其间不存在到期未兑付情况。综上可得，全额兑付期累计实现纸币兑换总额为31826.86元，未兑付存款余额为175448元。
（二）约束兑付时期
约束兑付时期大体情况如下：
兑付依据同前。
兑付机构为国家银行分支机构、兑换处和代兑处。
兑付渠道主要是通过兑换所、代兑所进行的官方兑换，但是也存在民间自发自愿的行市交易。例如，1934年1月，长汀县破获了一起破坏苏维埃金融案，案犯余天昌经常用纸币收买银圆[2]P184。
兑付比价方面，纸币官方比价仍为1∶1，民间兑付比价各地从1.87∶1到7.25∶1不等，随行就市。例如，长汀县有用58元国家银行纸币收买8元银圆[2]P184;河背街“振昌恒”老板胡夏州用3元国家银行纸币收买银圆1元，然后将所收的银圆又以1元售国家银行纸币3元5角的价格卖给别人[2]P184。公债票十足通用，即比价为1∶1。
兑付方式有现洋兑付、公债抵租税、无偿兑付和公债抵债等方式。纸币一般与银圆进行兑付;第二期公债规定“于满期后准予完纳一切租税，十足通用，期未满前不准抵纳租税”[1]P486，即为抵租税方式兑付;另“超额完成公债推销计划后不久，不少群众建议将公债券无偿交还政府，作为支援战争的捐献，不再向政府领取本息”[4]P490，即为无偿兑付方式;“同时，凡未退还的到期公债均可调换经济建设公债”[4]P491，这是公债抵付方式。
兑付品种主要有纸币、第二期革命公债。
兑付保障方面，除上一个时期出台的规章制度及办法外，为增加现金供给及减少现金流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一，制定《现金出口登记条例》，实行现金管理，规定“凡运现洋往白区，须向银行及兑换所兑换大洋者须带有现金出口证为凭，如在苏区使用，无出口证为凭者，一律兑换国币及毫洋”[5]P720;其二，发展对外贸易，增加现金收入[4]406;其三，发展苏区工业品的生产，减少进口[4]P407;其四，集中银产制造银币[4]P407。
兑付金额。其一，国家银行纸币与银圆兑付情况。“最近各地银行发生挤兑现象”[2]P150，可认为群众的兑付要求基本上为纸币兑银圆，且只能有出口证的才得以兑换，据此，我们可以用这一时期的贸易差来计算当时的兑付金额。据课题组《苏区时期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货币供需研究》一文测算，1933年全年的贸易逆差543万元，货币流通次数为1.63次，则可得实际需要的流通额为543/1.63等于140万元。其二，第二期战争公债因在到期后可抵租、抵税、抵公债，且有部分群众退回公债，在此种情况下，第二期公债应已经全部兑换完毕。
（三）停止兑付时期
停止兑付时期大体情况如下：
兑付依据同前。
兑付机构为国家银行分支机构。
兑付渠道方面，官方全面停兑，存在民间兑付。
兑付比价主要是民间兑付比价，与约束兑付时期的比价情况一样，从1.87∶1到7.25∶1不等。经济建设公债还不到兑付期，“本公债利息，从1934年10月起，分7年支付，每元每年利息大洋5分。”“本公债还本，从1936年10月起，分5年偿还”[5]P865。据此可认为没有这一时期兑付公债。
兑付方式主要是现洋兑付。
兑付品种上，因官方兑付全面停止，因此兑付品种、保障、金额均可认为无，但是存在借谷票抵税兑付，“征收土地税九万四千余担（连还旧借谷大概将近十二万担）[4]P68。 兑付金额考证：1934年抵土地税的借谷票为12万担减去9.4万余担约2.6万担，按1933年5元/担的价格计算，则兑付金额为13万元。
（四）流动兑付时期
流动兑付时期大体情况如下：
兑付依据同前。
兑付机构是国家银行分支机构，临时兑换处[2]P197。
兑付渠道为官方兑付。
兑付比价“最低时（红军长征时）为12∶l”[6]P47。
兑付方式有实物兑付和现洋兑付两种方式，“红军进城后，没收了很多食盐，公开出售给群众。当时，一方面红军战士用出国家银行的纸币，另一方面出售食盐又可收回国家银行的纸币。在红军即将离开，尚有部分纸币未收回，即用现洋兑回”[3]P21。
兑付品种主要有国家银行纸币、存款。
兑付保障。“每次发行货币还由国民经济部贴出布告，说明国家银行纸币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保证全部兑现的。”[2]P196兑付金额。其一是纸币兑付。“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将红军没收到的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廉价公开出售给当地群众，但出售时只收国家银行纸币。”[2]P197由于只在遵义休整了10天时间，据此，我们以25万元计算;“要离开遵义的头一天晚上，银行工作人员用现洋兑回纸币，兑到将近天亮才结束”[3]P22。由于兑付时间较短，推测当时的兑付金额不大，笔者没有找到更为翔实的资料记载当时兑付金额，在此仅能从兑付时间上大体估算在2万元左右。其二是存款兑付。从1932年的报表中看，当时有特别存款、往来存款分别为150000元、2660元，这部分存款主要是部队、机关的财政性存款，因长征所有现洋都随部队带走，可认为152660元全部兑付。
（五）政策兑付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苏区货币的原兑付机构、依据、渠道等兑付机制均已不复存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已退出流通及“兑付”阶段。但党和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散存民间的苏票、公债等组织了收兑工作，因此，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可视为政策兑付时期。政策兑付主要是考证1950—1951年期间的兑付以及苏区振兴以后的兑付，1958年、1980的收兑多为零星小金额的兑换，且无官方公布的详细数据资料，暂不纳入本课题兑付总量。
兑付依据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50年8月20日下发的《关于收兑苏维埃时期钞票的指示》。
兑付机构为各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兑付渠道为官方兑付。
兑付比价。1∶1500（旧币）[6]P48。
兑付方式。第一套人民币兑换。
兑付品种主要有国家银行纸币、公债、铜圆票。
兑付金额为779434元（详见表1）。
综上所述，可得出1950年之前已实现兑付的金额为3881402元，其中纸币兑付1817554元，公债兑付1781187元，借谷票兑付130000元，未兑付存款额为22782元。
三、苏票兑付缺口及其现值折算
（一）苏票兑付缺口超八成
综上考证可知，应兑付苏票总额为19555448元，但因当时属战时特征的苏区货币兑付机制，在经济上由于货币超发，违反了货币流通规律，在政治军事上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等因素，使这一兑付机制实际运行中发生诸多障碍而失灵，最终苏票兑付完全停止。例如，中央苏区群众手持的纸币在全国解放之前没能兑付，经济建设公债也因在主力红军长征之前未到还本付息期而未能兑付，借粮运动中所借谷子则大部未能兑付。由于国民党军队攻入苏区时没收销毁，加之历时久远，群众保管不善自然灭失了许多，这些部分目前已无法考证。从现有史料看，1950年以前已完成兑付的苏票金额为3881402元，兑付缺口达15674046.03元，兑付缺口超八成;按苏区全盛時期453万人计算，人均未兑付金额达3.46元。
（二）未兑付苏票的现值增长逾千倍
1.折算方法。折算中考虑了量和价两方面的因素，对于量的折算，本课题采用较为常见的复利计算，可得出未兑付银圆数量。其计算公式为：
Y=X*（1+i）^n
公式中Y为本息总额，X为本金，i为利率，n为时间。
同时，由于金属币本身有价值，因此在折算现值中，同时将银圆价值计算在内，本课题通过银价*重量这个计算方法，将银圆折成现价人民币。当时每个银圆重量为27g，单价按2014年12月31日上海黄金交易所3455元/千克的收盘价计算，每个银圆的人民币价格为93.285元。
2.折算利率。因为存款利率变化较大，且无法获取相应期限的存款金额，故无法计算出长期存款的加权平均利率。而学术界认为可用长期债券利率作为基准利率，因此，本课题用长期债券的加权平均利率替代平均利率水平。据查证，截至目前最长期限的国债为30年期，2002年以后才发行，因此我们以2002年以来发行的30年期国债，计算得出其加权平均利率为4.04%（见表3）。
3.折算结果。通过计算可得，未兑付苏票的现值总额按复利计算为37257万银圆，折算人民币约为347亿元，与当时的15674046元相比已达2200多倍。
四、兑付机制的历史意义及启示
（一）兑付机制折射出中央苏区伟大的历史贡献
一方面，原中央苏区群众未兑付的纸币、债券等苏票达1560多万元，按货币时间计算，其价值近400亿元。这些都是苏区人民群众用生命、真金白银、粮食等物资对革命战争做出的巨大财力支持和重大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2012年国家出台的苏区振兴政策进一步印证并肯定了中央苏区的贡献作用。自国务院批准下发了《若干意见》后，仅2012年、2013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分别下达赣州市补助资金583亿元，已远远超过课题组测算的未兑付苏票的货币时间价值347亿元，这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对原中央苏区的充分肯定和扶持，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兑付机制体现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中央苏区货币兑付机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特点。国家银行准备金中有相当一部分现金是发动广大军民筹集。据不完全统计，仅兴国、瑞金、宁都、于都、胜利、安远、寻乌等县，除了完成应交的土地税、公债款外，还另外节省粮食70余万担、经费90余万元供给政府和红军，许多妇女甚至将头上戴的金银首饰都捐献给了国家[7]P209。毛泽东曾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表明，此时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眾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据群众”的群众观点已初步确立。这无疑对当前我们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三）货币发行兑付机制应遵循货币流通规律
马克思说：“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成为价值符号。”货币的价值是以一定数量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铸币作为货币发行的保证基金来体现的。国家银行发行货币初期，由于发行基金充足，深得苏区群众的信赖，苏票的兑换顺畅;后来因物资紧缺大量发行货币，最终导致苏票全面停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这给我们的警示是，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都要充分考量经济实际才能确保货币政策符合经济规律要求。
（四）振兴苏区是传承发扬苏区精神的历史担当和历史使命
当年苏区军民为建立和实行苏区货币制度所进行的努力，以及勇于开拓、大公无私的彻底革命精神，也是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是苏区精神的重要部分，这一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又与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脉相承，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新时期，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要将苏区精神进一步传承和发扬光大，把苏区振兴当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当起苏区振兴发展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2]罗华素，廖平之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3]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曹菊如文稿[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
[4]许毅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6]李焱胜.建国初期江西省“苏票”收兑工作述评[J].武汉金融，2006（10）.
[7]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张荣辉
一、中央苏区应兑付货币的框架测算
在银本位制下，国家银行货币可自由兑换，投入到市场流通领域后会形成现实或潜在的兑付银圆需求;同理，国家银行其他发行或代理发行的公债、借谷票、存款等具有“债务契约”性质的各类票证，其实质上也是具有可兑换性质的苏区“准货币”，在理论上也会产生兑付需求。由此，可以大体上从上述四个方面测算中央苏区货币的兑付需求总量。为便于计算，本课题的计量币值统一为银圆（如无特别说明，下同）。一是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总量测算。根据《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决算书》查证，国家银行自1932年7月份开始发行纸币，到1934年10月，发行总数约达800万元[3]P18。二是国家银行各项存款。现有史料明确记载这一数据的仅有1932年12月31日“国家银行存款总额为175448元”[2]P92。由于当时中央苏区群众刚从豪绅地主资本家压迫下解放出来，资金来源较少，国家银行存款业务并不活跃，该数据可以大致代表当时的存款总体水平。三是代理发行的公债总额。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6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行第一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50万元[1]P332;11月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发出一百二十八万元，比原定数目超过八万余元”[2]P100。1933年8月，又发行了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2]P287。四是借谷票总量测算。反映红军部队在“借谷运动”中所借的谷子（即稻谷），“去年（1933年——笔者注）我们工农群众热烈的借了16万担谷子给苏维埃解决了前方红军的粮食问题”[4]P67。“1933年11月兴国县长岗乡的稻谷价格涨到4元7角。”[2]P158我们按5元/担价格计算，折合约80万元。到了1934年，借谷数量迅速扩大，据陈潭秋在《秋收粮食动员的总结》里称：“收集五十八万余担。”[4]P68在价格上，1934年3月17日，人民委员会指责邓子恢“写信给于都县苏，说如群众不愿依照规定的价格交纳谷子时，则以十元一担作价交钱……”[4]P454尽管邓子恢因此受到处分，但作为财政部长，他所定的粮价则应大体代表官方的标准。按此价格计算，1934年所借谷子应值580万元。汇总计算1933—1934年借谷票折合银圆660万元。
综上分析，可以大体测算出理论上中央苏区货币最终需兑付的总量为19555448元，其中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约800万元、各项存款为175448元、代理发行公债约478万元、借谷票等其他准货币约660万元。
二、中央苏区兑付机制的历史考证
基于上述理论设定，根据中央苏区纸币流通及兑付的特征，结合兑付方式及兑付时间的不同，本课题将其分为五个历史阶段：一是1932年7月—1933年4月的全额兑付时期。这一时期由于银圆充足，可以保证市场上的兑付需求，因此能完全执行“应兑尽兑”的政策。二是1933年5月—1933年底的约束兑付时期。随着贸易入超的不断加剧，现金外流严重，导致苏区市场上现金逐渐减少，难以满足兑付需求，苏区建立现金登记制度，只允许有进出口贸易需求的居民兑付银圆。三是1934年初—1934年10月的停止兑付时期。据原瑞金县苏主席杨世珠回忆：“一九三四年，苏区票子开始不能兑现了，币值下跌了。”[4]P277此时，市场上已经基本没有银圆流通，国家银行完全停止兑付。四是在长征途中的流动兑付期。“遵义是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唯一发行纸币的地方……十天时间里，主要是紧张地进行纸币的发行与回笼货币的活动。”[3]P21五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政策兑付期，主要包括20世纪50年代、80年代集中对苏票公开兑换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政策。
（一）全额兑付时期
全额兑付时期大体情况如下：
兑付依据为1932年6月21日发布的第十四号命令《关于各级政府各部队的经理机关要代理兑换国家银行发行之各种钞票》。
兑付机构主要有国家银行分支机构、兑换处和代兑处。“在八月间成立了福建分行，白砂及南阳两兑换处;在江西建立了江西兑换处、瑞金兑换处;……在各县政府、各军经理机关设立了代兑处数十处。”[2]P81
兑付渠道主要是通过兑换所、代兑所进行的官方兑换。因这一时期国家银行纸币的信用较好，尚未发现有文献记载出现了民间兑换行市。
兑付比价情况。纸币官方兑付比价1∶1。在第十四号命令中，明确“1元钞票1张，兑付光洋1元，如光洋与什洋价格不同的地方，什洋应照补水。”“1角辅币券每10张兑付光洋1元，不满1元者不兑。”[1]P319在此期间纸币树立了较好的信用，出于偏好的不同，甚至出现了低于1∶1的比价。据曹菊如回忆：“有的人因银圆携带不方便，愿收纸币不收银圆。搞民间贸易的人，甚至用银圆到银行兑换纸币，愿付百分之几的贴水。”[3]P3例如，宁都县就曾出现纸币升水的情况，“九十九元的纸币换一百块银圆”[4]P377。公债因可十足用作完纳商业税土地税，可认为1∶1。 兑付方式主要有现洋兑付、公债抵税等方式。纸币一般与银圆进行兑付;因第一期革命公债条例第六条允许“本项公债完全得以十足作用的完纳商业税土地税等等”[1]P332，所以第一期公债票则主要通过抵税方式进行兑付。
兑付品种主要有纸币、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以及存款。
兑付保障有章可依。为了保证兑付能顺利进行，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首先，制定钞票兑付办法规范兑换行为。其次，在《国家银行暂行章程》中增加发行准备制度，规定国家银行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的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1]P382。再次，出台了《国库暂行条例》规范库存现金管理，“银行不得任意自行挪用金库之在库金”[5]P1112。
实际兑付金额情况可分1932年7—12月、1933年1—4月两个阶段进行考证。1932年7—12月兑付情况：纸币与银圆兑付情况，从1932年国家银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营业实际报告表可以看出，在“汇兑”一栏中，实现纸币兑付银圆165881.18元，银圆兑付纸币166003.77元，扎差后净收入银圆122.59元;在“兑换处往来”一栏中，收方总额为163090.36元，付方总额为145286.18元，即国家银行通过兑换处兑进纸币17804.18元。据此，可知1932年纸币兑付银圆额为17681.59元;存款兑付情况，1932年国家银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营业实际报告表中各项存款为175448元，其中暂时存款余额为22787元，特别存款余额150000元，特别往来存款余额2660元，各项存款收方总額为62001.76元（支取存款），付方总额为237449.82元（吸收存款），扎差付方余额为175448元;第一期战争公债的兑付情况，因可十足通用，据此，我们认为第一期50万元的战争公债已经通过税收、租金冲抵的方式兑付。1933年1—4月兑付情况：由于这段时间没有更为翔实的数据资料，因此我们以1932年的月平均数进行推算。兑换所及代兑所都是8月份以后成立，1932年以5个月计算，则月均实现纸币净兑换量（扎差）为3536.12元，据此，1—4月的净兑换纸币量14145.27元。由于第二期公债还本付息日在1933年6月以后，所以其间不存在到期未兑付情况。综上可得，全额兑付期累计实现纸币兑换总额为31826.86元，未兑付存款余额为175448元。
（二）约束兑付时期
约束兑付时期大体情况如下：
兑付依据同前。
兑付机构为国家银行分支机构、兑换处和代兑处。
兑付渠道主要是通过兑换所、代兑所进行的官方兑换，但是也存在民间自发自愿的行市交易。例如，1934年1月，长汀县破获了一起破坏苏维埃金融案，案犯余天昌经常用纸币收买银圆[2]P184。
兑付比价方面，纸币官方比价仍为1∶1，民间兑付比价各地从1.87∶1到7.25∶1不等，随行就市。例如，长汀县有用58元国家银行纸币收买8元银圆[2]P184;河背街“振昌恒”老板胡夏州用3元国家银行纸币收买银圆1元，然后将所收的银圆又以1元售国家银行纸币3元5角的价格卖给别人[2]P184。公债票十足通用，即比价为1∶1。
兑付方式有现洋兑付、公债抵租税、无偿兑付和公债抵债等方式。纸币一般与银圆进行兑付;第二期公债规定“于满期后准予完纳一切租税，十足通用，期未满前不准抵纳租税”[1]P486，即为抵租税方式兑付;另“超额完成公债推销计划后不久，不少群众建议将公债券无偿交还政府，作为支援战争的捐献，不再向政府领取本息”[4]P490，即为无偿兑付方式;“同时，凡未退还的到期公债均可调换经济建设公债”[4]P491，这是公债抵付方式。
兑付品种主要有纸币、第二期革命公债。
兑付保障方面，除上一个时期出台的规章制度及办法外，为增加现金供给及减少现金流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一，制定《现金出口登记条例》，实行现金管理，规定“凡运现洋往白区，须向银行及兑换所兑换大洋者须带有现金出口证为凭，如在苏区使用，无出口证为凭者，一律兑换国币及毫洋”[5]P720;其二，发展对外贸易，增加现金收入[4]406;其三，发展苏区工业品的生产，减少进口[4]P407;其四，集中银产制造银币[4]P407。
兑付金额。其一，国家银行纸币与银圆兑付情况。“最近各地银行发生挤兑现象”[2]P150，可认为群众的兑付要求基本上为纸币兑银圆，且只能有出口证的才得以兑换，据此，我们可以用这一时期的贸易差来计算当时的兑付金额。据课题组《苏区时期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货币供需研究》一文测算，1933年全年的贸易逆差543万元，货币流通次数为1.63次，则可得实际需要的流通额为543/1.63等于140万元。其二，第二期战争公债因在到期后可抵租、抵税、抵公债，且有部分群众退回公债，在此种情况下，第二期公债应已经全部兑换完毕。
（三）停止兑付时期
停止兑付时期大体情况如下：
兑付依据同前。
兑付机构为国家银行分支机构。
兑付渠道方面，官方全面停兑，存在民间兑付。
兑付比价主要是民间兑付比价，与约束兑付时期的比价情况一样，从1.87∶1到7.25∶1不等。经济建设公债还不到兑付期，“本公债利息，从1934年10月起，分7年支付，每元每年利息大洋5分。”“本公债还本，从1936年10月起，分5年偿还”[5]P865。据此可认为没有这一时期兑付公债。
兑付方式主要是现洋兑付。
兑付品种上，因官方兑付全面停止，因此兑付品种、保障、金额均可认为无，但是存在借谷票抵税兑付，“征收土地税九万四千余担（连还旧借谷大概将近十二万担）[4]P68。 兑付金额考证：1934年抵土地税的借谷票为12万担减去9.4万余担约2.6万担，按1933年5元/担的价格计算，则兑付金额为13万元。
（四）流动兑付时期
流动兑付时期大体情况如下：
兑付依据同前。
兑付机构是国家银行分支机构，临时兑换处[2]P197。
兑付渠道为官方兑付。
兑付比价“最低时（红军长征时）为12∶l”[6]P47。
兑付方式有实物兑付和现洋兑付两种方式，“红军进城后，没收了很多食盐，公开出售给群众。当时，一方面红军战士用出国家银行的纸币，另一方面出售食盐又可收回国家银行的纸币。在红军即将离开，尚有部分纸币未收回，即用现洋兑回”[3]P21。
兑付品种主要有国家银行纸币、存款。
兑付保障。“每次发行货币还由国民经济部贴出布告，说明国家银行纸币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保证全部兑现的。”[2]P196兑付金额。其一是纸币兑付。“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将红军没收到的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廉价公开出售给当地群众，但出售时只收国家银行纸币。”[2]P197由于只在遵义休整了10天时间，据此，我们以25万元计算;“要离开遵义的头一天晚上，银行工作人员用现洋兑回纸币，兑到将近天亮才结束”[3]P22。由于兑付时间较短，推测当时的兑付金额不大，笔者没有找到更为翔实的资料记载当时兑付金额，在此仅能从兑付时间上大体估算在2万元左右。其二是存款兑付。从1932年的报表中看，当时有特别存款、往来存款分别为150000元、2660元，这部分存款主要是部队、机关的财政性存款，因长征所有现洋都随部队带走，可认为152660元全部兑付。
（五）政策兑付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苏区货币的原兑付机构、依据、渠道等兑付机制均已不复存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已退出流通及“兑付”阶段。但党和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散存民间的苏票、公债等组织了收兑工作，因此，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可视为政策兑付时期。政策兑付主要是考证1950—1951年期间的兑付以及苏区振兴以后的兑付，1958年、1980的收兑多为零星小金额的兑换，且无官方公布的详细数据资料，暂不纳入本课题兑付总量。
兑付依据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50年8月20日下发的《关于收兑苏维埃时期钞票的指示》。
兑付机构为各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兑付渠道为官方兑付。
兑付比价。1∶1500（旧币）[6]P48。
兑付方式。第一套人民币兑换。
兑付品种主要有国家银行纸币、公债、铜圆票。
兑付金额为779434元（详见表1）。
综上所述，可得出1950年之前已实现兑付的金额为3881402元，其中纸币兑付1817554元，公债兑付1781187元，借谷票兑付130000元，未兑付存款额为22782元。
三、苏票兑付缺口及其现值折算
（一）苏票兑付缺口超八成
综上考证可知，应兑付苏票总额为19555448元，但因当时属战时特征的苏区货币兑付机制，在经济上由于货币超发，违反了货币流通规律，在政治军事上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等因素，使这一兑付机制实际运行中发生诸多障碍而失灵，最终苏票兑付完全停止。例如，中央苏区群众手持的纸币在全国解放之前没能兑付，经济建设公债也因在主力红军长征之前未到还本付息期而未能兑付，借粮运动中所借谷子则大部未能兑付。由于国民党军队攻入苏区时没收销毁，加之历时久远，群众保管不善自然灭失了许多，这些部分目前已无法考证。从现有史料看，1950年以前已完成兑付的苏票金额为3881402元，兑付缺口达15674046.03元，兑付缺口超八成;按苏区全盛時期453万人计算，人均未兑付金额达3.46元。
（二）未兑付苏票的现值增长逾千倍
1.折算方法。折算中考虑了量和价两方面的因素，对于量的折算，本课题采用较为常见的复利计算，可得出未兑付银圆数量。其计算公式为：
Y=X*（1+i）^n
公式中Y为本息总额，X为本金，i为利率，n为时间。
同时，由于金属币本身有价值，因此在折算现值中，同时将银圆价值计算在内，本课题通过银价*重量这个计算方法，将银圆折成现价人民币。当时每个银圆重量为27g，单价按2014年12月31日上海黄金交易所3455元/千克的收盘价计算，每个银圆的人民币价格为93.285元。
2.折算利率。因为存款利率变化较大，且无法获取相应期限的存款金额，故无法计算出长期存款的加权平均利率。而学术界认为可用长期债券利率作为基准利率，因此，本课题用长期债券的加权平均利率替代平均利率水平。据查证，截至目前最长期限的国债为30年期，2002年以后才发行，因此我们以2002年以来发行的30年期国债，计算得出其加权平均利率为4.04%（见表3）。
3.折算结果。通过计算可得，未兑付苏票的现值总额按复利计算为37257万银圆，折算人民币约为347亿元，与当时的15674046元相比已达2200多倍。
四、兑付机制的历史意义及启示
（一）兑付机制折射出中央苏区伟大的历史贡献
一方面，原中央苏区群众未兑付的纸币、债券等苏票达1560多万元，按货币时间计算，其价值近400亿元。这些都是苏区人民群众用生命、真金白银、粮食等物资对革命战争做出的巨大财力支持和重大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2012年国家出台的苏区振兴政策进一步印证并肯定了中央苏区的贡献作用。自国务院批准下发了《若干意见》后，仅2012年、2013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分别下达赣州市补助资金583亿元，已远远超过课题组测算的未兑付苏票的货币时间价值347亿元，这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对原中央苏区的充分肯定和扶持，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兑付机制体现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中央苏区货币兑付机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特点。国家银行准备金中有相当一部分现金是发动广大军民筹集。据不完全统计，仅兴国、瑞金、宁都、于都、胜利、安远、寻乌等县，除了完成应交的土地税、公债款外，还另外节省粮食70余万担、经费90余万元供给政府和红军，许多妇女甚至将头上戴的金银首饰都捐献给了国家[7]P209。毛泽东曾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表明，此时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眾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据群众”的群众观点已初步确立。这无疑对当前我们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三）货币发行兑付机制应遵循货币流通规律
马克思说：“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成为价值符号。”货币的价值是以一定数量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铸币作为货币发行的保证基金来体现的。国家银行发行货币初期，由于发行基金充足，深得苏区群众的信赖，苏票的兑换顺畅;后来因物资紧缺大量发行货币，最终导致苏票全面停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这给我们的警示是，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都要充分考量经济实际才能确保货币政策符合经济规律要求。
（四）振兴苏区是传承发扬苏区精神的历史担当和历史使命
当年苏区军民为建立和实行苏区货币制度所进行的努力，以及勇于开拓、大公无私的彻底革命精神，也是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是苏区精神的重要部分，这一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又与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脉相承，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新时期，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要将苏区精神进一步传承和发扬光大，把苏区振兴当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当起苏区振兴发展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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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