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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至2005年开展的农村税费改革和林权制度改革是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精神作出的重大决策，指导思想、具体政策、实施步骤和方法在当时的文件上都有了。我在《党史文苑》上发表过关于江西农村税费改革及林权制度改革的有关文章，也出过《农村重大改革实践与探索》一书。今天我想着重谈谈这次改革的意义。
江西省改革开放30周年时，有关部门组织评选改革开放10件大事，只选了林权制度改革而没有选农村税费改革。实际上，农村税费改革和林权制度改革都是江西省改革开放10件大事之一。如果把农村税费改革和林权制度改革分别列入10件大事，那么比重可能太大了，如果放在一起，作为农业上的大事，列入10件大事也是可以的。有关部门在搞评选的时候，我已经退下来了，也没有跟他们去说这个事。
农村税费改革
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国家本来是在安徽搞试点，其他省份也可选2至3个县（市）按照安徽的模式搞试点。江西开始选余干、樟树和崇义，是完全按照安徽模式搞的。搞完之后，开始扩大试点。全国拟增加5个省份，主要是在中西部粮食主产区，因粮食主产区农民负担重。江西开始没有争取到这个试点。为何没有争取到呢？国家税改办说，你们江西3个县的试点都没有搞好，怎么可能让你们搞全省的试点？3个县试点后，这几个县的老百姓不断到国家税改办上访告状。后来，省委书记孟建柱和省长黄智权联名给朱镕基、温家宝写了信。参加全国人代会的时候，孟建柱让我发言，强烈要求增加江西作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份。时任总理朱镕基表态，同意把江西增加为试点省份，再加上两个自费试点的省份。试点省增加到8个。孟建柱、黄智权在江西批准为试点省后就找我。孟建柱说，老彭啊，农村税费改革比较复杂，这个事情就由你管。我说我管可以，但是按照以往做法，领导小组还是要成立的，书记、省长都要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他说，领导小组可以成立，我和黄智权都可以挂名，你当常务副组长，但是工作由你全权负责，搞得好是你的功劳，搞得不好是你的责任。
既然书记、省长这么说了，我决定把这项改革认真抓起来。我首先要信访办把先行试点的3个县的告状信的原始材料拿给我看。看了以后，我知道群众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计税面积。老百姓对此有意见。这是以二轮承包为基数，要经过土管部门批准缴纳了耕地占用税的被征用的面积才可以减少他的计税面积。老百姓参加二轮承包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土地面积因各种原因变化很大，加上我们过去很多征地手续也不规范。比如，村里办了一所小学，征用了老百姓的农田，确实又没有办理征地手续。而按规定，这个是不能核减计税面积的。因为你没有经过土地主管部门批准，没有缴纳耕地占用税。老百姓不满意，承包地确实减少了面积，不但没有地，没有了粮食收益，相反还要我缴纳农业税，这个不合理呀。因这个上访的很多，安徽也是这样。第二是计税常产。江西是个农业省，农业税收占县财政收入的70%。县里在考虑计税面积、计税常产、计税价格和税率的时候，往往有自己的想法，各级税改办主任都是财政主官担任，所以往往考虑财政收入因素偏重一些。常产是以报表为准的5年的平均产量计算的。有的基层为了政绩，每年上报的产量都是递增的，这与老百姓的实际情况有差距。老百姓不认可，就上访。第三是计税价格。当时市场上粮食的价格已经到了57元一担。国家有税改指导价为54元至59元一担，我们省就低不就高，确定为54元，老百姓不满意。上访主要是这么几大原因。
农村税费改革开始后，每到关键时刻我就下去调研。首先，是核定计税面积的时候，我到了几个地方，比如莲花县的一个村，正逢村里张榜公布计税面积，我就问老百姓，你们对公布的计税面积满意不？老百姓说不满意。为啥不满意？老百姓说，发山洪的时候，把我家的田地都冲掉了一半，现在还不准核减。因为他被冲毁的土地面积没有经过土管部门批准，没有缴纳耕地占用税，所以基层干部只能按照框框来，就是不能核减。很多地方有这种情况。我到安福去的时候，村民就反映，我们这里修路占用我的地，现在还不给我核减面积。我调查了以后，马上打了电话给省税改办，要求第二天就召开会议，把各地市的税改办主任和分管农村税费改革的常务副市长召集来开会，部署如何据实核定计税面积。按照规定三句话，以二轮承包为基数，经过土管部门批准，缴纳了耕地占用税的面积才能核减，实际操作中有种新情况。我当时开会部署就是以二轮承包为基础，大稳定小调整。不管是什么原因减少的土地，经过组织核定，老百姓认可，一律都要核减。例如，他家的田被山洪冲了，村里面核定，老百姓认可，那就核减。村里建小学、修路占用的都核减。根据这一原则据实核减后，进行第二次核定土地面积的张榜公布。公布之后我再下去了解，问老百姓认可吗？老百姓说认可！这个工作做好了，老百姓就不上访了。
在核定计税常产时，我也下去调研。上高县是我省粮食高产县，我到上高县调研时，就看粮食常产张榜公布栏，老百姓围拢过来了。我就问，你们对粮食产量认可吗？老百姓说不认可！什么原因啊？上高全县的粮食平均产量是2300斤。老百姓说，我们从来没打过这么多粮食。我说，你们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多粮食，那么你们实实在在能打得到多少粮食？老百姓说，我们就能打1800斤至1900斤粮食。又到了几个地方，发现同样的问题。我马上打电话，把各个地市税改办主任和分管领导找来开会。我说，下面张榜公布，计算方法也没算错，但是老百姓不认可。当时有的同志说，这个产量不能核减，要让他们知道，吹牛皮是要纳税的。我说，是干部吹牛皮，让老百姓纳税。我说不行，坚决核减下来！老百姓不认可的，统统核减下来。第二个通知发下去了，开始核减计税常产。核减之后，第二次张榜公布，我再下去看，老百姓都认可了。 接着，就是计税价格的确定。之前3个县试点时，按照国家的计税幅度，就低不就高。在全省试点时，我们就高不就低，计税价格比市场粮价略高些，这样老百姓就满意了。再就是户户减负。按照安徽省试点的经验，95%的农户的负担减轻了，还有5%的农户的负担是加重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过去的农业税是人头和田亩各半，税改后农业税完全按田亩计税，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人少田多的负担加重了，人多田少的减负了。我们3个县试点同样是这个结果，我当时觉得这个不合理，农村税费改革的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而现在还有5%的农民税费居然是增加的，这与中央政策精神相违背。我说，我们要统计一下看看到底多少农户的负担是加重的。经过调查统计，全省共8万多户农民负担是加重的。最后我说，不能说95%的农民满意了就说农村税费改革成功了，一项好政策要让100%的农民都说好。我们就定了一条原则，这8万多农户，凡是加重了的一律要减轻，也不要重新计算，就在他去年实际缴纳税费的基础上减去10%，作为他新的农业税。
“据实核定计税面积、据实核定计税常产、户户减负”实施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全省农村税费改革推进以来，国家税改办没有收到一封江西的告状信。国家税改办感觉很奇怪，就派了5个调查组到江西各地明察暗访，最后他们得出结论：江西的税费改革搞得很扎实，制定的政策完全符合中央精神，得民心、顺民意。全国部署农村税费改革的时候，以国务院的名义发了一个文件，把我省“据实核定计税面积、据实核定计税常产、户户减负”三条原则原原本本写进了国务院文件，部署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电视电话会，从中央一直开到乡镇级，乡镇所有的干部集中到县里收看电视电话会。时任总理温家宝讲话，两个省介绍了经验，一个是安徽省，一个是江西省。国家税费改革办负责同志说，安徽省是中央的试点，必须介绍经验，但真正的做法是要按照江西模式。所以，后来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推开的时候，很多省份都到江西来参观。江西模式是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典型。
为什么江西改革开放的10件大事没有把江西的农村税费改革放进去？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省的农村税费改革，以为我们的农村税费改革只是按照中央的做法统一来搞的，不是我们的独创，其实不是那样的。我省的农村税费改革虽然是按全国部署进行的，但我省也有自己的独创，而且这种创新模式被全国推广，这应该是我省对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一大贡献。
林权制度改革
林权制度改革，国家起初是在福建搞试点。主要是在产权转让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没有解决林农的根本利益问题。林改如何搞，国家没有统一部署。我省林业部门开始起草的文件明显带有部门利益的痕迹。一次，孟建柱书记到我的办公室说，老彭啊，林权制度改革，还是要请你来搞。我说，孟书记啊，这个事情就不要我来搞了，我的事太多了，管不过来。他说，你搞我就放心，别人搞我不放心。后来，他在全省林业工作会上，当着国家林业局副局长雷加福的面宣布，我省林权制度改革由省委副书记彭宏松同志领导，你们放心，一定搞得好。
真要我搞，我就要好好地搞啊！我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秘书处问林权制度改革的文件印出来了没有？说已经排了版，还没有印出来。我说，先停下来，把原件拿给我再认真看一下。我打电话给林业厅厅长刘礼祖同志说，刘厅长，你这个文件，原来我也签了，孟书记叫我管，我还得认真管了。等我这几天忙完了，我和你一起下去调查研究。你先选几个县，选一个林业大县，选一个中等的县，一个林业差一点的县。等调研以后再修改这个文件，再印发。不久，我就邀刘礼祖厅长、税改办主任、农工部的一个副部长一起去调研。我们到了崇义县、上犹县、大余县。崇义是全省林业大县，上犹是中等县，大余是差点的县。调研完了，我形成了一种思路。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把刘礼祖同志叫到我的车上，同时还把那个林权制度改革文件的起草人叫到我的车上来，由他记录，我们商量。在从大余回南昌的途中，我一直说，到了南昌思路就说完了。让他拿回去改，我说两天后拿出新的文件来。新的文件基本上把原来的文件全部改掉了，立足点不一样了，立足点是要给林农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其实，这个思路来源于我搞农村税费改革的经验和体会，别人来搞确实不一定能搞好。我如果没有搞过农村税费改革，林权制度改革我也不会有这个思路和想法。我说，林权制度改革有这么几条。第一条，要分山到户。集体林搞不好的，要分给老百姓。第二条，彻底减轻林农负担。有一个政策，18%的育林基金用于发展林业生产，2%的防疫经费用于防止森林病虫害，一起加起来20%，国务院规定的这个政策我们没有权力废止。但是，征收的育林基金分配比例是要向下倾斜，原来是省里集中育林基金的70%，我倒过来了，把大头放到县里面去。除育林基金以外的所有收费项目，不管省、市、县、乡、村哪一级出台的，一律免掉。取消以后，结果是什么样子呢？没搞林权制度改革之前，每方木头大约是450元，老百姓得到多少呢？只得到了150元，300块钱都被各级政府拿掉了。我说为什么老百姓要滥砍滥伐呢？他们滥砍滥伐就是不想缴纳这些税费，他们就100%得到了。免掉了各种乱收费，只征收20%的育林基金，剩下的80%都给老百姓。老百姓得了大头，他们就没有必要滥砍滥伐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止滥砍滥伐。你要让林农得大头，才有积极性，他才能致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过去林业部门说是林木收购价格放开了，其实没有放开。毛竹卖给林业部门办的毛竹加工厂，一根毛竹8块钱收购价，是规定死了的，实际上一根毛竹可以卖到十几块钱，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利益他们没有得到。木头也是一样的，过去林管站收购价就是450元一方。我讲，放开经营，随行就市，外面能卖到高价，你就让他卖。这样一搞，当年杉木就卖800多元一方，毛竹就卖十几元一根，老百姓拍手称快。开始，崇义县是集体林管得最好的一个县。在一次座谈会上，我问一个集体林管得最好的村支书，你那个地方老百姓是愿意集体经营呢，还是会提出来分山呢？我说是不是分山到户由农民自己选择，我们不强求。如果集体林经营得确实很好的，老百姓觉得集体经营好也可以。要把改革的决定权交给老百姓。当时他就说，我可以肯定，我那里老百姓不会要求分山。真正林权制度改革开始后，村里老百姓还是要求分山。我认为，林权制度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一样的，就一条，让老百姓得到利益。除了国家政策规定的，育林基金是国务院规定的，我们没有权力免掉它，其他的负担都给免掉了。 林权制度改革这样一搞，国家林业局的局长、副局长和改革办的主任都来我省调查、开座谈会。开始，林业厅也是安排他们这个点上看看，那个点上看看，他们沉下来了，开这个群众座谈会，开那个基层干部座谈会，开完以后，说江西的林权制度改革搞得好，老百姓是真拥护，基层干部也拥护。最后，国家林业局改革办主任调查完了以后回到南昌，他说，彭书记啊，想不到啊，过去我们每年的林业工作会议都讲要进行林业体制改革，但我不知道林业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改。每次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写，抓不住要领，在你这里看了以后啊，我才知道林业改革怎么改，我明年就按照你这个改革办法来写。在这中间还有个插曲呢。基层政府对免掉各种收费，特别是对免掉村里林地租金很不满意，向林业厅反映。刘礼祖厅长也说，彭书记，福建林业体制改革，林地租金30块钱还是没有免掉。我问，国家有规定吗？他说没有。我说国家没有规定的就不能保留。他到贵州省开林业防火会回来跟我说，彭书记，国家林业局要我跟你带个话，林地租金还是可以保留的。我说，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林地租金没有保留？还不是你说的？你反过头来，用他们的话来压我？我就一条，农民负担不能加重，只能减轻。
林农负担减轻了以后，对市、县、乡财政的压力比较大。为了搞好林改，我们选了三个县试点，铜鼓县搞得比较好。中间我去了一趟中央党校学习，在走之前，我向刘礼祖同志交代，你要操作好两件事：第一件事，分归分，统还是要统，统哪些方面呢，森林防火要统；第二件事，林政管理要加强，不能削弱，如果出现了滥砍滥伐，你改革再好，你说得天花乱坠，滥砍滥伐增加了，那林改就是失败的。你一定要管住这两条。我参加了中央党校学习两个月后回来，我问，3个试点县哪个搞得好？他说铜鼓搞得好。那到铜鼓去开一次现场会，全省县（市）长和林业局长参会。会上，反映最强烈的就是财政压力，取消了林业收费，县、乡财政压力加大了。我说我知道，这样改了以后，会增加县、乡财政的困难，这点我了解，我们只能依靠上级政府逐步予以解决，不能因为困难我们就对改革止步不前，也不能因为困难就总在老百姓头上打主意。我说，农民负担过去怎么加重的啊，就是一没钱，就在老百姓头上打主意，我说谁要再在老百姓头上打主意，我就对谁不客气。全省农村税费改革比全国提前一年免除农业税，这是我们自己省财政拿的钱，大概3亿多。第二年，国家农村税费改革就会免除农业税，提前免除了农业税的钱国家财政还是会拨给我们的。我们就拿这笔钱用于林权制度改革转移支付，解决县、乡、村的财政问题。县一级转移支付，加大对林业县财政支持的力度。每个乡镇增加10万元钱，每个村增加1万元钱，加上农村税费改革时每个村补3.5万元，合计每个村补助4.5万元，基本能够保证村里的正常运转。这么一来，大家都没有意见。
林权制度改革后，国家林业局作了详细的调查，就向国务院汇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回良玉都来看过。温家宝给予了充分肯定：江西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相当于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林权制度改革，国家林业局也不敢提出来分林地。我们省里常委会讨论林改的时候，也有不少同志担心会出现1983年的情况。因为1983年曾分山到户，出现了滥砍滥伐，导致全国性地收回了集体林地。后来，谁也不敢分山到户。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对我说，老彭，你的胆子好大呐。他说：全国1983年出现了反复，最后又收回来了，我们国家林业局都不敢提这个事情。你们搞成功了，为全国提供了经验。温家宝对我省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的评价一点都不过分。全国的林权制度改革的现场会在井冈山召开。最后，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林权制度改革的文件，那个文件的提法和政策全部是我们江西省委文件提到的。所以，林权制度改革是我省改革开放以来10件大事之一，这是得到大家公认的。
我再回过头来讲农村税费改革。我为什么把两个改革放在一起讲呢？因为，我们决策林权制度改革的时候受到农村税费改革的启发，林改政策和农村税费改革有一定的连贯性。税费改革开始的时候，只是减轻农民的负担，不敢提免除农业税。当时，也有许多人提过免除农业税。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可能会有疑虑。第一个是，为什么农村税费改革搞得那么复杂呢？干脆把农业税免掉就算了嘛！当时是不可能的，当时我们国家的财政比较薄弱。搞农村税费改革的时候，全国的财政收入才1万多个亿，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拿出500多个亿来搞农村税费改革都是很伤脑筋的事情。那时候拿50个亿、100个亿出来就像割肉一样，所以只能够减轻负担，当时只能够下这个决心，只能减负，不能免除。不能按照现在的情况，去否定过去的某些做法。那是一个阶段。当时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否则财政承受不了。第二个是，农民负担到底有多重？连中央都没底，其实农民的负担里面，除了国家规定的农业税，还有各种提留统筹，还有附加、集资，都是无底洞。修条路没钱了就去集资，办个学校没钱了就去集资，不断地搞，农民负担多重啊！当时我们开农村税费改革会议，温家宝也说，农村税费改革这么一搞呢，就把农民负担的底摸清了。这为后来免除农业税打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摸清了到底负担有多重，财政能不能承受得了，心中有数了。农村税费改革直到免除农业税，结束了2600多年农民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难点就是农村，应该说农村税费改革为农村全面建成小康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很扎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村税费改革是广大农村，也是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普遍受益的一项德政。
无论是站在省委的角度，还是站在我个人从政的角度，最引以为豪的是农村税费改革和林权制度改革。这是实实在在让江西全省，尔后推广到全国让全国的农民，人人都受益的一件好事，这个事情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我有幸参与这两项工作，感到欣慰，感到高兴，这是我这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两件事。
粮食直补
我觉得，还有一个在农业上值得说的事情就是粮食直补。粮食直补是一项全国性的政策，但方法是我们江西创造的。我给你们说说这个过程。
为了搞粮食直补，财政部在安徽搞了试点。他们试点完了之后，把全国的财政厅厅长找去开了一次会，江西省财政厅厅长胡幼桃会后向我作了汇报。第二年3月份，全国人代会期间，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在江西代表团参加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中间休息时，他找到我说，粮食直补试点财政厅长会反馈的情况，直补的方法其他各省都表示同意，只有一个省表示不同意，据说是你不同意，我们部长想找你谈一谈。我说，不要找我谈，我认为你们那个办法行不通。我这个人组织观念很强，如果你要求全国一定要按照那个方法搞，我们照办。如果容许我自主搞，那就试试看，看最后谁成功！他说你为什么认为我们试点的方法不行。我说，你那个方法是以县为单位，以提供商品粮的多少来确定补贴的数额。一个省有几十上百个县，有的县提供的商品粮多，有的提供的少。如果提供商品粮多的，每亩补贴30元，提供商品粮少的，每亩补贴5元，老百姓会怎么看？县与县之间又不是隔着千山万水，很多是田挨田。那个得5块钱补贴的老百姓就会说，国家的政策虽好，凭什么别人种田每亩补30元，我们每亩补5元，都是基层干部贪污了。如果全国老百姓都说基层干部不好，你说共产党还行吗？就凭这点我看就不行，结果一定是老百姓不拥护。后来部长也没找我谈。
到了2003年，粮食价格飞涨，那年下半年起，国务院连续开了3次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最后一次是2004年初，这次会议规模很大，省长黄智权，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我和副省长危朝安，以及农工部长、农业厅长、财政厅长、发改委主任都去了。温家宝讲了话，说要实行粮食直补，要赶在春耕前把粮食直补的钱发到农民手中。他没说具体怎么补，只谈资金来源。省里的粮食风险基金拿一半，中央补一半。我们省粮食风险基金7个亿，拿一半是3.5亿，中央拿3.5亿，我们就有7个亿。我大体匡算了一下，早稻每亩补10块，晚稻每亩补10块，良种每亩补10块，大致差不多。
怀仁堂的会开到下午6点才散会，我们从会场出来直奔机场，在机场旁边的小店里吃了碗面就去候机室。我和胡幼桃厅长坐一辆车，我把我省的补贴方法讲给他听，他完全同意。我还说，现在一是要快，二是要把钱切实送到老百姓手里去，不能中间截留。农村税费改革结束时，每家每户，早稻面积、晚稻面积全套资料都存了档的。只要乡镇税改办按照每户的承包面积情况，把直补的钱算出来，我们把钱打到农行，农行打到基层营业所，营业所按乡镇税改办的通知填好存折，基层干部把折子发到农民手里去，农民自带身份证去取，干部就没法截留了。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中央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到了候机室，我就向黄省长作了汇报。黄省长说，好。我说，你赞成，请你赶快给孟书记打个电话，建议明天召开常委会研究，我们保证在全国最早把政策落实到位，钱一个礼拜就到老百姓手里面。他跟孟建柱打了个电话，孟建柱说：可以，明天就开常委会。我就把我的想法让税改办写成一个文件。写完后，第二天常委会就发给大家，大家赞成，我们就赶快操作。
在春耕之前不久，国务院开会要求各省汇报直补情况。温家宝总理、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回良玉和其他的副总理都参加了，各个省出席的是分管副省长。当时我正好在北京开政法方面的一个会议，黄智权给我打电话要我去参加国务院的会。我说，不好吧，你还是派个副省长吧。他说你去吧，这件事你说得更清楚。这个会在中南海召开，一进会议室，回良玉就点名批评，河南的被点了，东北的被点了，“粮食直补的钱还没有落实下去啊，听说河南还打起架来啦？江西搞得好，你们回去以后都到江西去学习”。这次会议以后，各个省都到江西来学习粮食直补的做法。现在全国粮食直补的方法就是江西创造的。这个方法现在有了发展。由发存折改为发银行卡，更方便了，凡是给农民的补贴都打入银行卡，叫一卡通。
要创新思维把政策落到实处
我再说一个观点。我们国家在农村、在土地问题上出台过许多政策，但是每个政策都只能管用10多年，顶多20年。我们要根据时间的推移，根据经济的发展，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出台新的政策。有人讲，粮食补贴政策不行了，现在农村又开始出现抛荒了，从而否定粮食补贴政策。这是不对的。我就跟他们讲：粮食补贴政策还是要坚持，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出台新的政策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土地不要抛荒。粮食直补政策是2004年搞的，到现在也有10年了，它的作用在减弱。我到人大工作以后，全国有一个《土地承包法》，我们省人大也制定了《土地承包条例》，就是把上面那些东西细化。比如说，抛荒的要做适当处理，他们就把它细化。抛荒一年的批评教育，抛荒两年的罚款，抛荒三年的要收回土地。省人大法工委搞完了就提出来讨论，我把他们的意见给否掉了。我说你制定细则可以，但你靠这个就能解决土地抛荒问题？你解决不了的。我说如果是少量的抛荒，这个不稀奇。大面积的抛荒，说明我们的农业政策出现了问题，要在政策上研究刺激农业的政策。我说2003年以前大量的土地抛荒，2004年国家出台粮食最低收购价和直补政策，2004年农村的边角荒地都被开垦出来种粮。这个是大政策问题，不是罚款就能解决问题的。我有一个认识，我觉得农村这些个政策啊，就是一定要考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要靠利益刺激，要靠我们出台适合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初期分田到户，解决责任制的问题；后来减免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再后来又出台了粮食直补。不同阶段出台不同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如果再出现抛荒，就要出台新的政策。粮食直补的方法是我们省创造的。现在的粮食直补卡变成了农民的一卡通，农民的各种补贴，比如粮食补贴、良种补贴，还包括柴油补贴，农村的低保、医保都是用这个卡，这个也是我们江西创造的。以前，我们国家也出台过一些给农民的补贴，但不少农民根本没得到。我们的粮食补贴是实实在在地100%地发放到了农民手里，所以出台一项惠民政策，在执行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套好的方法，否则也会落空。
农村税费改革和林权制度改革这两件事情，我是原原本本地把来龙去脉都说了。今天我之所以还详细谈这件事，是因为农村税费改革和林权制度改革是我们党真正惠及100%的农民的一项德政。无论农村税费改革还是林权制度改革，我省都走在全国的前面，推动了全国的改革步伐，这个工作我觉得江西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值得一书。全国派5个督导组来到江西省调查，调查完了以后，证明我们省老百姓不告状是有原因的。我也从农村税费改革和林权制度改革中悟出道理，什么叫作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的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琢磨出一套奇思妙想，而是把中央政策落实为一些具体做法。政策出台它不可能很完善，你要把它完善，你要理解他的实质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一些突破。我相信最后的结果，群众满意中央也会满意的。
责任编辑 彭月才
江西省改革开放30周年时，有关部门组织评选改革开放10件大事，只选了林权制度改革而没有选农村税费改革。实际上，农村税费改革和林权制度改革都是江西省改革开放10件大事之一。如果把农村税费改革和林权制度改革分别列入10件大事，那么比重可能太大了，如果放在一起，作为农业上的大事，列入10件大事也是可以的。有关部门在搞评选的时候，我已经退下来了，也没有跟他们去说这个事。
农村税费改革
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国家本来是在安徽搞试点，其他省份也可选2至3个县（市）按照安徽的模式搞试点。江西开始选余干、樟树和崇义，是完全按照安徽模式搞的。搞完之后，开始扩大试点。全国拟增加5个省份，主要是在中西部粮食主产区，因粮食主产区农民负担重。江西开始没有争取到这个试点。为何没有争取到呢？国家税改办说，你们江西3个县的试点都没有搞好，怎么可能让你们搞全省的试点？3个县试点后，这几个县的老百姓不断到国家税改办上访告状。后来，省委书记孟建柱和省长黄智权联名给朱镕基、温家宝写了信。参加全国人代会的时候，孟建柱让我发言，强烈要求增加江西作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份。时任总理朱镕基表态，同意把江西增加为试点省份，再加上两个自费试点的省份。试点省增加到8个。孟建柱、黄智权在江西批准为试点省后就找我。孟建柱说，老彭啊，农村税费改革比较复杂，这个事情就由你管。我说我管可以，但是按照以往做法，领导小组还是要成立的，书记、省长都要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他说，领导小组可以成立，我和黄智权都可以挂名，你当常务副组长，但是工作由你全权负责，搞得好是你的功劳，搞得不好是你的责任。
既然书记、省长这么说了，我决定把这项改革认真抓起来。我首先要信访办把先行试点的3个县的告状信的原始材料拿给我看。看了以后，我知道群众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计税面积。老百姓对此有意见。这是以二轮承包为基数，要经过土管部门批准缴纳了耕地占用税的被征用的面积才可以减少他的计税面积。老百姓参加二轮承包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土地面积因各种原因变化很大，加上我们过去很多征地手续也不规范。比如，村里办了一所小学，征用了老百姓的农田，确实又没有办理征地手续。而按规定，这个是不能核减计税面积的。因为你没有经过土地主管部门批准，没有缴纳耕地占用税。老百姓不满意，承包地确实减少了面积，不但没有地，没有了粮食收益，相反还要我缴纳农业税，这个不合理呀。因这个上访的很多，安徽也是这样。第二是计税常产。江西是个农业省，农业税收占县财政收入的70%。县里在考虑计税面积、计税常产、计税价格和税率的时候，往往有自己的想法，各级税改办主任都是财政主官担任，所以往往考虑财政收入因素偏重一些。常产是以报表为准的5年的平均产量计算的。有的基层为了政绩，每年上报的产量都是递增的，这与老百姓的实际情况有差距。老百姓不认可，就上访。第三是计税价格。当时市场上粮食的价格已经到了57元一担。国家有税改指导价为54元至59元一担，我们省就低不就高，确定为54元，老百姓不满意。上访主要是这么几大原因。
农村税费改革开始后，每到关键时刻我就下去调研。首先，是核定计税面积的时候，我到了几个地方，比如莲花县的一个村，正逢村里张榜公布计税面积，我就问老百姓，你们对公布的计税面积满意不？老百姓说不满意。为啥不满意？老百姓说，发山洪的时候，把我家的田地都冲掉了一半，现在还不准核减。因为他被冲毁的土地面积没有经过土管部门批准，没有缴纳耕地占用税，所以基层干部只能按照框框来，就是不能核减。很多地方有这种情况。我到安福去的时候，村民就反映，我们这里修路占用我的地，现在还不给我核减面积。我调查了以后，马上打了电话给省税改办，要求第二天就召开会议，把各地市的税改办主任和分管农村税费改革的常务副市长召集来开会，部署如何据实核定计税面积。按照规定三句话，以二轮承包为基数，经过土管部门批准，缴纳了耕地占用税的面积才能核减，实际操作中有种新情况。我当时开会部署就是以二轮承包为基础，大稳定小调整。不管是什么原因减少的土地，经过组织核定，老百姓认可，一律都要核减。例如，他家的田被山洪冲了，村里面核定，老百姓认可，那就核减。村里建小学、修路占用的都核减。根据这一原则据实核减后，进行第二次核定土地面积的张榜公布。公布之后我再下去了解，问老百姓认可吗？老百姓说认可！这个工作做好了，老百姓就不上访了。
在核定计税常产时，我也下去调研。上高县是我省粮食高产县，我到上高县调研时，就看粮食常产张榜公布栏，老百姓围拢过来了。我就问，你们对粮食产量认可吗？老百姓说不认可！什么原因啊？上高全县的粮食平均产量是2300斤。老百姓说，我们从来没打过这么多粮食。我说，你们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多粮食，那么你们实实在在能打得到多少粮食？老百姓说，我们就能打1800斤至1900斤粮食。又到了几个地方，发现同样的问题。我马上打电话，把各个地市税改办主任和分管领导找来开会。我说，下面张榜公布，计算方法也没算错，但是老百姓不认可。当时有的同志说，这个产量不能核减，要让他们知道，吹牛皮是要纳税的。我说，是干部吹牛皮，让老百姓纳税。我说不行，坚决核减下来！老百姓不认可的，统统核减下来。第二个通知发下去了，开始核减计税常产。核减之后，第二次张榜公布，我再下去看，老百姓都认可了。 接着，就是计税价格的确定。之前3个县试点时，按照国家的计税幅度，就低不就高。在全省试点时，我们就高不就低，计税价格比市场粮价略高些，这样老百姓就满意了。再就是户户减负。按照安徽省试点的经验，95%的农户的负担减轻了，还有5%的农户的负担是加重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过去的农业税是人头和田亩各半，税改后农业税完全按田亩计税，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人少田多的负担加重了，人多田少的减负了。我们3个县试点同样是这个结果，我当时觉得这个不合理，农村税费改革的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而现在还有5%的农民税费居然是增加的，这与中央政策精神相违背。我说，我们要统计一下看看到底多少农户的负担是加重的。经过调查统计，全省共8万多户农民负担是加重的。最后我说，不能说95%的农民满意了就说农村税费改革成功了，一项好政策要让100%的农民都说好。我们就定了一条原则，这8万多农户，凡是加重了的一律要减轻，也不要重新计算，就在他去年实际缴纳税费的基础上减去10%，作为他新的农业税。
“据实核定计税面积、据实核定计税常产、户户减负”实施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全省农村税费改革推进以来，国家税改办没有收到一封江西的告状信。国家税改办感觉很奇怪，就派了5个调查组到江西各地明察暗访，最后他们得出结论：江西的税费改革搞得很扎实，制定的政策完全符合中央精神，得民心、顺民意。全国部署农村税费改革的时候，以国务院的名义发了一个文件，把我省“据实核定计税面积、据实核定计税常产、户户减负”三条原则原原本本写进了国务院文件，部署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电视电话会，从中央一直开到乡镇级，乡镇所有的干部集中到县里收看电视电话会。时任总理温家宝讲话，两个省介绍了经验，一个是安徽省，一个是江西省。国家税费改革办负责同志说，安徽省是中央的试点，必须介绍经验，但真正的做法是要按照江西模式。所以，后来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推开的时候，很多省份都到江西来参观。江西模式是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典型。
为什么江西改革开放的10件大事没有把江西的农村税费改革放进去？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省的农村税费改革，以为我们的农村税费改革只是按照中央的做法统一来搞的，不是我们的独创，其实不是那样的。我省的农村税费改革虽然是按全国部署进行的，但我省也有自己的独创，而且这种创新模式被全国推广，这应该是我省对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一大贡献。
林权制度改革
林权制度改革，国家起初是在福建搞试点。主要是在产权转让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没有解决林农的根本利益问题。林改如何搞，国家没有统一部署。我省林业部门开始起草的文件明显带有部门利益的痕迹。一次，孟建柱书记到我的办公室说，老彭啊，林权制度改革，还是要请你来搞。我说，孟书记啊，这个事情就不要我来搞了，我的事太多了，管不过来。他说，你搞我就放心，别人搞我不放心。后来，他在全省林业工作会上，当着国家林业局副局长雷加福的面宣布，我省林权制度改革由省委副书记彭宏松同志领导，你们放心，一定搞得好。
真要我搞，我就要好好地搞啊！我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秘书处问林权制度改革的文件印出来了没有？说已经排了版，还没有印出来。我说，先停下来，把原件拿给我再认真看一下。我打电话给林业厅厅长刘礼祖同志说，刘厅长，你这个文件，原来我也签了，孟书记叫我管，我还得认真管了。等我这几天忙完了，我和你一起下去调查研究。你先选几个县，选一个林业大县，选一个中等的县，一个林业差一点的县。等调研以后再修改这个文件，再印发。不久，我就邀刘礼祖厅长、税改办主任、农工部的一个副部长一起去调研。我们到了崇义县、上犹县、大余县。崇义是全省林业大县，上犹是中等县，大余是差点的县。调研完了，我形成了一种思路。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把刘礼祖同志叫到我的车上，同时还把那个林权制度改革文件的起草人叫到我的车上来，由他记录，我们商量。在从大余回南昌的途中，我一直说，到了南昌思路就说完了。让他拿回去改，我说两天后拿出新的文件来。新的文件基本上把原来的文件全部改掉了，立足点不一样了，立足点是要给林农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其实，这个思路来源于我搞农村税费改革的经验和体会，别人来搞确实不一定能搞好。我如果没有搞过农村税费改革，林权制度改革我也不会有这个思路和想法。我说，林权制度改革有这么几条。第一条，要分山到户。集体林搞不好的，要分给老百姓。第二条，彻底减轻林农负担。有一个政策，18%的育林基金用于发展林业生产，2%的防疫经费用于防止森林病虫害，一起加起来20%，国务院规定的这个政策我们没有权力废止。但是，征收的育林基金分配比例是要向下倾斜，原来是省里集中育林基金的70%，我倒过来了，把大头放到县里面去。除育林基金以外的所有收费项目，不管省、市、县、乡、村哪一级出台的，一律免掉。取消以后，结果是什么样子呢？没搞林权制度改革之前，每方木头大约是450元，老百姓得到多少呢？只得到了150元，300块钱都被各级政府拿掉了。我说为什么老百姓要滥砍滥伐呢？他们滥砍滥伐就是不想缴纳这些税费，他们就100%得到了。免掉了各种乱收费，只征收20%的育林基金，剩下的80%都给老百姓。老百姓得了大头，他们就没有必要滥砍滥伐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止滥砍滥伐。你要让林农得大头，才有积极性，他才能致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过去林业部门说是林木收购价格放开了，其实没有放开。毛竹卖给林业部门办的毛竹加工厂，一根毛竹8块钱收购价，是规定死了的，实际上一根毛竹可以卖到十几块钱，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利益他们没有得到。木头也是一样的，过去林管站收购价就是450元一方。我讲，放开经营，随行就市，外面能卖到高价，你就让他卖。这样一搞，当年杉木就卖800多元一方，毛竹就卖十几元一根，老百姓拍手称快。开始，崇义县是集体林管得最好的一个县。在一次座谈会上，我问一个集体林管得最好的村支书，你那个地方老百姓是愿意集体经营呢，还是会提出来分山呢？我说是不是分山到户由农民自己选择，我们不强求。如果集体林经营得确实很好的，老百姓觉得集体经营好也可以。要把改革的决定权交给老百姓。当时他就说，我可以肯定，我那里老百姓不会要求分山。真正林权制度改革开始后，村里老百姓还是要求分山。我认为，林权制度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一样的，就一条，让老百姓得到利益。除了国家政策规定的，育林基金是国务院规定的，我们没有权力免掉它，其他的负担都给免掉了。 林权制度改革这样一搞，国家林业局的局长、副局长和改革办的主任都来我省调查、开座谈会。开始，林业厅也是安排他们这个点上看看，那个点上看看，他们沉下来了，开这个群众座谈会，开那个基层干部座谈会，开完以后，说江西的林权制度改革搞得好，老百姓是真拥护，基层干部也拥护。最后，国家林业局改革办主任调查完了以后回到南昌，他说，彭书记啊，想不到啊，过去我们每年的林业工作会议都讲要进行林业体制改革，但我不知道林业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改。每次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写，抓不住要领，在你这里看了以后啊，我才知道林业改革怎么改，我明年就按照你这个改革办法来写。在这中间还有个插曲呢。基层政府对免掉各种收费，特别是对免掉村里林地租金很不满意，向林业厅反映。刘礼祖厅长也说，彭书记，福建林业体制改革，林地租金30块钱还是没有免掉。我问，国家有规定吗？他说没有。我说国家没有规定的就不能保留。他到贵州省开林业防火会回来跟我说，彭书记，国家林业局要我跟你带个话，林地租金还是可以保留的。我说，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林地租金没有保留？还不是你说的？你反过头来，用他们的话来压我？我就一条，农民负担不能加重，只能减轻。
林农负担减轻了以后，对市、县、乡财政的压力比较大。为了搞好林改，我们选了三个县试点，铜鼓县搞得比较好。中间我去了一趟中央党校学习，在走之前，我向刘礼祖同志交代，你要操作好两件事：第一件事，分归分，统还是要统，统哪些方面呢，森林防火要统；第二件事，林政管理要加强，不能削弱，如果出现了滥砍滥伐，你改革再好，你说得天花乱坠，滥砍滥伐增加了，那林改就是失败的。你一定要管住这两条。我参加了中央党校学习两个月后回来，我问，3个试点县哪个搞得好？他说铜鼓搞得好。那到铜鼓去开一次现场会，全省县（市）长和林业局长参会。会上，反映最强烈的就是财政压力，取消了林业收费，县、乡财政压力加大了。我说我知道，这样改了以后，会增加县、乡财政的困难，这点我了解，我们只能依靠上级政府逐步予以解决，不能因为困难我们就对改革止步不前，也不能因为困难就总在老百姓头上打主意。我说，农民负担过去怎么加重的啊，就是一没钱，就在老百姓头上打主意，我说谁要再在老百姓头上打主意，我就对谁不客气。全省农村税费改革比全国提前一年免除农业税，这是我们自己省财政拿的钱，大概3亿多。第二年，国家农村税费改革就会免除农业税，提前免除了农业税的钱国家财政还是会拨给我们的。我们就拿这笔钱用于林权制度改革转移支付，解决县、乡、村的财政问题。县一级转移支付，加大对林业县财政支持的力度。每个乡镇增加10万元钱，每个村增加1万元钱，加上农村税费改革时每个村补3.5万元，合计每个村补助4.5万元，基本能够保证村里的正常运转。这么一来，大家都没有意见。
林权制度改革后，国家林业局作了详细的调查，就向国务院汇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回良玉都来看过。温家宝给予了充分肯定：江西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相当于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林权制度改革，国家林业局也不敢提出来分林地。我们省里常委会讨论林改的时候，也有不少同志担心会出现1983年的情况。因为1983年曾分山到户，出现了滥砍滥伐，导致全国性地收回了集体林地。后来，谁也不敢分山到户。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对我说，老彭，你的胆子好大呐。他说：全国1983年出现了反复，最后又收回来了，我们国家林业局都不敢提这个事情。你们搞成功了，为全国提供了经验。温家宝对我省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的评价一点都不过分。全国的林权制度改革的现场会在井冈山召开。最后，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林权制度改革的文件，那个文件的提法和政策全部是我们江西省委文件提到的。所以，林权制度改革是我省改革开放以来10件大事之一，这是得到大家公认的。
我再回过头来讲农村税费改革。我为什么把两个改革放在一起讲呢？因为，我们决策林权制度改革的时候受到农村税费改革的启发，林改政策和农村税费改革有一定的连贯性。税费改革开始的时候，只是减轻农民的负担，不敢提免除农业税。当时，也有许多人提过免除农业税。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可能会有疑虑。第一个是，为什么农村税费改革搞得那么复杂呢？干脆把农业税免掉就算了嘛！当时是不可能的，当时我们国家的财政比较薄弱。搞农村税费改革的时候，全国的财政收入才1万多个亿，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拿出500多个亿来搞农村税费改革都是很伤脑筋的事情。那时候拿50个亿、100个亿出来就像割肉一样，所以只能够减轻负担，当时只能够下这个决心，只能减负，不能免除。不能按照现在的情况，去否定过去的某些做法。那是一个阶段。当时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否则财政承受不了。第二个是，农民负担到底有多重？连中央都没底，其实农民的负担里面，除了国家规定的农业税，还有各种提留统筹，还有附加、集资，都是无底洞。修条路没钱了就去集资，办个学校没钱了就去集资，不断地搞，农民负担多重啊！当时我们开农村税费改革会议，温家宝也说，农村税费改革这么一搞呢，就把农民负担的底摸清了。这为后来免除农业税打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摸清了到底负担有多重，财政能不能承受得了，心中有数了。农村税费改革直到免除农业税，结束了2600多年农民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难点就是农村，应该说农村税费改革为农村全面建成小康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很扎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村税费改革是广大农村，也是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普遍受益的一项德政。
无论是站在省委的角度，还是站在我个人从政的角度，最引以为豪的是农村税费改革和林权制度改革。这是实实在在让江西全省，尔后推广到全国让全国的农民，人人都受益的一件好事，这个事情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我有幸参与这两项工作，感到欣慰，感到高兴，这是我这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两件事。
粮食直补
我觉得，还有一个在农业上值得说的事情就是粮食直补。粮食直补是一项全国性的政策，但方法是我们江西创造的。我给你们说说这个过程。
为了搞粮食直补，财政部在安徽搞了试点。他们试点完了之后，把全国的财政厅厅长找去开了一次会，江西省财政厅厅长胡幼桃会后向我作了汇报。第二年3月份，全国人代会期间，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在江西代表团参加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中间休息时，他找到我说，粮食直补试点财政厅长会反馈的情况，直补的方法其他各省都表示同意，只有一个省表示不同意，据说是你不同意，我们部长想找你谈一谈。我说，不要找我谈，我认为你们那个办法行不通。我这个人组织观念很强，如果你要求全国一定要按照那个方法搞，我们照办。如果容许我自主搞，那就试试看，看最后谁成功！他说你为什么认为我们试点的方法不行。我说，你那个方法是以县为单位，以提供商品粮的多少来确定补贴的数额。一个省有几十上百个县，有的县提供的商品粮多，有的提供的少。如果提供商品粮多的，每亩补贴30元，提供商品粮少的，每亩补贴5元，老百姓会怎么看？县与县之间又不是隔着千山万水，很多是田挨田。那个得5块钱补贴的老百姓就会说，国家的政策虽好，凭什么别人种田每亩补30元，我们每亩补5元，都是基层干部贪污了。如果全国老百姓都说基层干部不好，你说共产党还行吗？就凭这点我看就不行，结果一定是老百姓不拥护。后来部长也没找我谈。
到了2003年，粮食价格飞涨，那年下半年起，国务院连续开了3次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最后一次是2004年初，这次会议规模很大，省长黄智权，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我和副省长危朝安，以及农工部长、农业厅长、财政厅长、发改委主任都去了。温家宝讲了话，说要实行粮食直补，要赶在春耕前把粮食直补的钱发到农民手中。他没说具体怎么补，只谈资金来源。省里的粮食风险基金拿一半，中央补一半。我们省粮食风险基金7个亿，拿一半是3.5亿，中央拿3.5亿，我们就有7个亿。我大体匡算了一下，早稻每亩补10块，晚稻每亩补10块，良种每亩补10块，大致差不多。
怀仁堂的会开到下午6点才散会，我们从会场出来直奔机场，在机场旁边的小店里吃了碗面就去候机室。我和胡幼桃厅长坐一辆车，我把我省的补贴方法讲给他听，他完全同意。我还说，现在一是要快，二是要把钱切实送到老百姓手里去，不能中间截留。农村税费改革结束时，每家每户，早稻面积、晚稻面积全套资料都存了档的。只要乡镇税改办按照每户的承包面积情况，把直补的钱算出来，我们把钱打到农行，农行打到基层营业所，营业所按乡镇税改办的通知填好存折，基层干部把折子发到农民手里去，农民自带身份证去取，干部就没法截留了。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中央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到了候机室，我就向黄省长作了汇报。黄省长说，好。我说，你赞成，请你赶快给孟书记打个电话，建议明天召开常委会研究，我们保证在全国最早把政策落实到位，钱一个礼拜就到老百姓手里面。他跟孟建柱打了个电话，孟建柱说：可以，明天就开常委会。我就把我的想法让税改办写成一个文件。写完后，第二天常委会就发给大家，大家赞成，我们就赶快操作。
在春耕之前不久，国务院开会要求各省汇报直补情况。温家宝总理、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回良玉和其他的副总理都参加了，各个省出席的是分管副省长。当时我正好在北京开政法方面的一个会议，黄智权给我打电话要我去参加国务院的会。我说，不好吧，你还是派个副省长吧。他说你去吧，这件事你说得更清楚。这个会在中南海召开，一进会议室，回良玉就点名批评，河南的被点了，东北的被点了，“粮食直补的钱还没有落实下去啊，听说河南还打起架来啦？江西搞得好，你们回去以后都到江西去学习”。这次会议以后，各个省都到江西来学习粮食直补的做法。现在全国粮食直补的方法就是江西创造的。这个方法现在有了发展。由发存折改为发银行卡，更方便了，凡是给农民的补贴都打入银行卡，叫一卡通。
要创新思维把政策落到实处
我再说一个观点。我们国家在农村、在土地问题上出台过许多政策，但是每个政策都只能管用10多年，顶多20年。我们要根据时间的推移，根据经济的发展，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出台新的政策。有人讲，粮食补贴政策不行了，现在农村又开始出现抛荒了，从而否定粮食补贴政策。这是不对的。我就跟他们讲：粮食补贴政策还是要坚持，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出台新的政策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土地不要抛荒。粮食直补政策是2004年搞的，到现在也有10年了，它的作用在减弱。我到人大工作以后，全国有一个《土地承包法》，我们省人大也制定了《土地承包条例》，就是把上面那些东西细化。比如说，抛荒的要做适当处理，他们就把它细化。抛荒一年的批评教育，抛荒两年的罚款，抛荒三年的要收回土地。省人大法工委搞完了就提出来讨论，我把他们的意见给否掉了。我说你制定细则可以，但你靠这个就能解决土地抛荒问题？你解决不了的。我说如果是少量的抛荒，这个不稀奇。大面积的抛荒，说明我们的农业政策出现了问题，要在政策上研究刺激农业的政策。我说2003年以前大量的土地抛荒，2004年国家出台粮食最低收购价和直补政策，2004年农村的边角荒地都被开垦出来种粮。这个是大政策问题，不是罚款就能解决问题的。我有一个认识，我觉得农村这些个政策啊，就是一定要考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要靠利益刺激，要靠我们出台适合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初期分田到户，解决责任制的问题；后来减免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再后来又出台了粮食直补。不同阶段出台不同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如果再出现抛荒，就要出台新的政策。粮食直补的方法是我们省创造的。现在的粮食直补卡变成了农民的一卡通，农民的各种补贴，比如粮食补贴、良种补贴，还包括柴油补贴，农村的低保、医保都是用这个卡，这个也是我们江西创造的。以前，我们国家也出台过一些给农民的补贴，但不少农民根本没得到。我们的粮食补贴是实实在在地100%地发放到了农民手里，所以出台一项惠民政策，在执行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套好的方法，否则也会落空。
农村税费改革和林权制度改革这两件事情，我是原原本本地把来龙去脉都说了。今天我之所以还详细谈这件事，是因为农村税费改革和林权制度改革是我们党真正惠及100%的农民的一项德政。无论农村税费改革还是林权制度改革，我省都走在全国的前面，推动了全国的改革步伐，这个工作我觉得江西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值得一书。全国派5个督导组来到江西省调查，调查完了以后，证明我们省老百姓不告状是有原因的。我也从农村税费改革和林权制度改革中悟出道理，什么叫作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的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琢磨出一套奇思妙想，而是把中央政策落实为一些具体做法。政策出台它不可能很完善，你要把它完善，你要理解他的实质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一些突破。我相信最后的结果，群众满意中央也会满意的。
责任编辑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