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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籍河北省丰润县，现改名为唐山市丰润区。清朝末年，正值社会动荡又逢大旱，爷爷因为家里实在太穷，无路可走，只好带着奶奶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一路乞讨去闯关东、挖棒槌（人参）。阴历二月，北方的天气很冷，爷爷2岁多的女儿因为饥寒交迫不幸夭折。一路走了几个月，爷爷一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吉林省磐石县，也就是现在的磐石市。因为想挖人参，而人参只长在山里，爷爷一家只得继续往东走，路经离县城30多公里的都力河村时，正好遇见在那落户的河北老乡。经了解，爷爷才知道挖人参是长年在山里有经验的人才能干的活，便听从乡亲的建议，落户都力河村，并一门心思用在种地上。
我的国仇家恨
我想谈一段我的国仇家恨。日本鬼子把我们家搞得家破人亡。我是1928年12月在磐石县出生的。那时，我们家经过爷爷奶奶几十年的经营，已经比较富裕了。我父亲弟兄6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庄稼把式。我们家置了几十垧地，栓了两挂马车，农闲时用马车搞运输，搞副业，一家老小日子过得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
就在我3岁那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侵占东北，东北人民抗击日寇风起云涌。磐石地理位置重要，地处松辽平原和长白山结合部，西面是松辽平原，东面是长白山，离长白山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这里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满反日风暴中心，也是抗联第一军的发祥地。到了1935年，东北全境几乎都被日寇占领，抗联队伍就驻扎在磐石山区。当年的抗日联军杨靖宇部队把我们家那里发展成为抗日根据地。抗联的人常到我家吃住，我那时年幼，他们来了常常逗我玩。我父亲、叔叔也经常往抗联驻地送粮食等物资。抗联对我们那里的山形地貌非常熟悉，作战经验也十分丰富，供给又有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支持。鬼子每次到山区攻打抗联，由于地形不熟悉，重武器也运不上去，多次吃亏，常常一败涂地、伤亡惨重。于是，鬼子就和汉奸制订了一个恶毒残忍的计划，叫“推大沟”。就是把每条山沟里的百姓杀光、房子烧光，来个“釜底抽薪”，使抗联因失去老百姓的支援困死、饿死在山上。汉奸带路，鬼子发狂，各山沟火光四起，哭声震天，尸横遍野。
鬼子疯狂地烧杀抢掠，当地老百姓只能赶紧逃命啊。我家闻讯，套上马车就往深山逃。鬼子对地形不熟，之前吃过亏，不敢进深山，就把我们家烧光了。由于逃得匆忙，来不及带多少衣服、粮食，我们只能靠山林的野果充饥，夜间担心被鬼子发现，也不敢生火取暖，全家老小在饥寒交迫中度过了20多天。我爷爷那时年岁大，经过这么一折腾，在上山的第六天就不幸去世了。我的三婶身子原来就不太好，加上怀孕，在这又饿又冷的环境中不幸病倒了，后来又早产，可怜她母子也死在深山老林里。我4岁的妹妹因饥寒交迫，突发高烧不退，咳嗽得厉害，也不幸死了。我正直壮年的母亲，一人操持全家生计，她又冷又饿，还要不停干活，后来也累病了。六叔下山打听到鬼子撤走了的消息，全家才稍微放心，用马把我妈妈慢慢驮回家。回到村里一看，房屋全部被烧毁了，仓库的粮食也被烧毁了。此时，妈妈已经站不住了，这些天的劳累使得她彻底垮了，回家第二天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好端端的一户人家，在二十几天里，就被鬼子给整得家破人亡。真是祸不单行，妈妈刚安葬好，来了一伙可恨的胡子（土匪），把我家的马全抢去了。没吃的，没住的，生产工具也没有了，怎么活命啊？更可怕的是，鬼子还会再来烧杀，这里是待不下去了。爸爸和叔叔们商量，决定全家去长春投靠朋友。
那时候，长春改名为新京，成了伪满洲国的“国都”。鬼子在长春大兴土木，大拆大建，把朋友家的店铺拆毁了，一分钱没给，朋友家也破产了。但是他还是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尽其所能帮助我们，在长春四马路帮找了一处租金便宜的堆放杂物的房子，还给我们置办了生活器具。我们一家总算安顿下来了。在长春的两年，日子过得很苦。我爸爸和叔叔们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给人家掏阴沟、挑大粪、修房子、做小工、抬死人、埋死人，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干过，但是全家还是缺衣少食，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我8岁多，就跟着年迈的奶奶去讨饭。9岁那年，二叔来信要我们去他那里。二叔那儿就是现在的内蒙古突泉县。长春离那里有1000多里路。在父亲的朋友倾力相助下，我们筹齐了路费，全家又投奔北大荒的二叔家。在那里，我开始的时候读的是私塾，后来日本人强行搞奴化教育，只好上了日本人办的学校。在学校被迫接受奴化教育的这段历史都被我详细地写进回忆录了。我14岁那年，父亲不幸身故，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家里也无力供我上学了，只好辍学在家，跟着三叔种了4年地。
参军在辽北 彰武打游击
到了1947年5、6月份，东北野战军正攻打四平的时候，我参军了。部队当时伤亡很重啊。区里派了干部来我们屯扩军，动员青年参军。老实说，那时我也没什么觉悟，就是因为家里太穷了，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我就报名参了军。我被留在区里。区机关人少，任务又重，要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扩军、组织担架队、做军鞋等。东北那时很乱啊，土匪很多。因为我家庭成分好，身体也棒，又读了几年书，有点文化，就留在区里当干部。县委成立工作团，到突泉县北开辟新区。我被调到工作团。我1947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当时突泉县归辽北省管，辽北省委书记是陶铸，省长是阎宝航。
1947年夏，我军开始反攻，解放了一些县城，需要地方干部去新解放区建立地方政权。从老解放区抽调许多干部到新解放区，我就是那时被抽调的。我那时是党员，又年轻，才19岁，身体也好。辽北省委工作团是从辽北各县抽调组建的，从突泉县抽调了7位同志。当我们赶到辽北省会白城时，工作团已走了，我们7个人一起去追赶大部队，一路上经常遇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我们靠着我军兵站安排食宿，一直步行到彰武县。从满北到满南也称南下。彰武离沈阳很近，是个战略要冲。辽沈战役时，林彪乘坐的火车就停在彰武火车站，廖耀湘兵团一出沈阳就到彰武。
有一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比较精彩难忘的，就是打游击。从1947年冬到1948年3月，打了几个月游击，这几个月过得异常艰苦。我们到彰武时，国民党第七十九师占领了彰武县城，我们彰武的党政机关搬到离县城60公里的哈尔套镇。我们就在那边打游击。晚上我们去县城边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收缴枪支，天亮就赶回哈尔套。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当时，东北洗脸不用毛巾，用手洗把脸，然后用毛巾一擦，所以东北人带的毛巾都是干毛巾。天冷没有棉帽子戴，我们就把毛巾一扎，捂着耳朵，因此敌人说我们是“包脑袋队”。我们县委、县政府机关转移时，就靠两辆大胶轮马车。大马车拉着县委县政府的全部家当，油印机，刻字钢板，档案材料，还有出布告的纸张。开头没马，我们行李背包都是自己背着。彰武解放后，才换了好枪好马。我们一路上背着包，到处走啊，不能长久在一个地方，国民党军说我们是“背包政府”。由于我们搞地方政权，发动群众斗地主、恶霸、伪满警察，把他们家的土地分了，他们十分痛恨我们地方干部。我们县大队、区中队加起来战斗力不小，胡子也怕，只能找机会偷袭我们。有一天早晨，我们被国民党骑兵给包围了。那次真危险啊，我那时很年轻，第一次经历这个阵势。我们被包围了，就冲出去。我是顺着大沟突围的，我们县委书记、县长也落了马，组织部长挂了彩，若不是县大队及时赶来救援，损失就更大。后来，我军第七纵队和第一纵队打彰武。一个纵队就是一个师，那时不叫师，叫纵队，等于两个师打国民党一个师。我们县干部、战士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1947年12月28日，我军终于攻下了彰武县城，消灭了1万多国民党军。第二天早上进城，城里尸横遍野，没膝深雪都被染成一片一片红色。我们的一些指战员也牺牲了，我们把战士的遗体运到北郊安葬。敌人不甘失败，每天都派飞机来轰炸。就这样在县城清理了几天。没进彰武之前，我用的武器是汉阳造，子弹很少，东北叫老套筒，是中国第一个兵工厂生产的，很落后，打得不准也不远。解放彰武后，我们换了好枪快马。后来我就被分配到三区工作。三区在彰武县的东南，紧靠着新民县，而新民县当时被国民党军占据。那时区里任命我为工作组长，带几个同志去边界高家乡发动群众。解放区穷人翻了身，老百姓分到了土地财产，这对国统区老百姓影响很大。 我们虽然有好枪快马，但是人员少，也缺乏作战经验。敌人来了我们就得跑、躲。尤其是晚上，敌人常常来偷袭，觉都没法睡。南方人大概对马不很熟悉，北方人很熟悉马，前肚带勒得很紧，后肚带松，有嚼子有笼头。马要戴着嚼子，到了驻地就把嚼子取下来，马要吃草，前肚带放开两个扣，后肚带放开，马不卸鞍。睡觉也不敢脱靴，外裤也只脱到膝盖下。一有敌情就立马提上裤子，把马前肚带一提，骑上就跑。遇到紧急情况，相差一分钟结果都是不一样的。1948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我跑了3个地方，连一顿热乎的饺子都没吃到。条件非常艰苦和危险。
这段经历大大锻炼了我的革命意志。当时有些人就禁不住诱惑和考验，叛变了。可耻的叛徒把我们的同志打死了，带着枪跑到敌人那边，就能得到几十块赏银。靠近敌占区，叛徒投敌不难。干革命必须得有坚定的革命信仰，有顽强的毅力。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工作，我们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成立了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按《土地法大纲》进行了土地改革。1948年我被调到县委。
辽沈战役打锦州时，彰武城南柳河大桥被敌军炸断。大兵团作战，运输线就是生命线。火车不通，军用物资如武器弹药、粮、草（骑兵用）供应不上，战场上很难取胜。针对这种情况，县委研究决定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火车在每天太阳下山以后进站，因为每天上午都有从沈阳来的敌机轰炸，如果把火车头炸坏了，那问题就更大了。为了把物资运送过河，全县搞了大动员。各机关团体除了年纪大、身体差的以外，其余同志全部上阵。又调来了几百民兵，征用了几十辆马车。火车进站一停稳，立即迅速卸货、装马车，沿河水浅的地方车拉、人扛运到河对岸，再装上火车或用马车队运往前线。临时铁路桥架好前，我们一直采用这种运输办法。我虽然个头不高，但有把力气，干得特别起劲。肩膀压肿了，背上磨破了，两手攥不拢，腿刮破了，也不在乎。辽沈战役，我立了大功一次。
南下江西
1949年我南下到了江西。我被分到南昌地委，任地委组织部干事。1950年，组织派我到高安县当区委书记。
那个时候党风非常好，我们下乡，到老百姓家吃派饭。农民生活很清苦，红薯藤、红薯叶当菜。我是北方人不习惯吃辣椒。这里的老百姓整点霉豆腐，放点辣椒面儿，下饭，我也入乡随俗，慢慢也就习惯了。老百姓非常节俭，红薯皮都舍不得丢，我们也跟着一道吃红薯皮。
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到县里去开会，去搞整风，每年春节都要搞一次。在正月初二，由区委书记带队到县里开会整风，区里只安排少数人留守。我带领大家背着包到县里。整风一般持续十天到半个月，主要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时的批评是真正的批评啊，相互批评得面红耳赤。批评完了之后，大家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谁也不忌讳，会的后半段评选模范干部，表彰先进同志。我们到县里住哪儿啊？不住旅店，也不住招待所，住到高安师范和高安中学的教室。我们把课桌拼在一起，在上面垫些稻草，当床了，铺卷等行李是我们自己从区里背来的。吃的是大锅饭，我们几个人邀好了一起吃饭。菜用一个大钵子装着，由一个人端着在前面走，后面几个人端碗饭跟着他。饭桌也没有，找一块空地儿把菜钵子搁在那儿，大家就围着菜钵子吃。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咱们这是母鸡式的吃法，就像母鸡带几个小鸡吃。那是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岁月。
我参加了土改，高安土改时我任第五区区委书记。我1952年任县委委员。那时候县委里没有常委，县里领导班子就那么五六个人或六七个人，都是县委委员。1952年我调到县里时，土改复查都已搞完。
搞陶瓷工业建设
1953年，由于国家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抽调大批干部到工业战线。我调到省工业厅，任企业管理科副科长。后来当窑业科长，抓瓷器行业。同志之间关系很融洽。那时时常抽调干部下乡，大家都主动要求下乡。调整工资不是百分之百的升，只有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的调升指标，大部分调不到，大家都互相谦让。共产党毛主席培养的优良传统和延安精神延续到50年代。那时候的干部作风真是好。社会风气也好，没有黄赌毒，老百姓夜不闭户。集体福利办得好，省政府的大食堂办得好，饭菜便宜。那时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观念强，处处为群众利益着想，生怕做错了事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都严格约束自己。我所接触的领导干部无不生活简朴、工作勤奋。
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我是工业厅秘书主任、机关党支部书记，协助厅长抓运动。我积极查找所谓“右派”言论，批判语言尖刻。多年后，当我认识到“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伤害了不少好同志，犯了严重错误时，我深感愧疚。1957年10月“反右”没结束，我被调离工业厅，到景德镇建高级美术瓷厂，就是现在的为民瓷厂。
我在景德镇工作了25年，建树不多，政绩平平，但我确实是出了力，也吃了苦、受了罪的。值得一提的是窑炉改造。景德镇在解放初有81座柴窑，周围12个县供应松材，一年烧松材几十万立方米啊。过度砍伐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而且资源越来越少，瓷厂处于半停工状态。如果不改变燃料结构，千年瓷都的前景堪忧。从1952年就开始搞“以煤代柴”的实验，经过反复试验，但多次失败。1956年烧倒焰窑试验成功，建了100多座煤窑，又出现了新问题，污染很严重。最后建了焦化厂，用煤气烧隧道窑效果很好，既提高了瓷器质量，又减少了污染，焦炭还能综合利用。瓷业生产窑是龙头，瓷胚做得再好，绘画水平再高，过不了烧窑这一关都是枉然。从柴窑到煤窑到烧煤气，几十年历程，可谓千辛万苦。窑炉改造的成功是市委和全市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我只是个参与者。
1959年我任陶瓷工业局局长、市委工交部长。“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了。被解放后，我任陶瓷公司革委会主任。后来，我又被打倒了，被派到临江学习班学习，后又让我到德兴搞工业区，省委组织组给工业区打招呼，不让我在上层机关，让我打了半年多的杂。程世清倒台后，我到701厂当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701厂是小三线厂。2000多人的工厂分散在6条山沟生产，企业亏损。我带领全厂职工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最终扭亏为盈。1974年，我自己要求回景德镇工作。我第三次到陶瓷公司，当陶瓷工业公司党委书记。我三进陶瓷主管部门，我在景德镇搞陶瓷时间最长。1960年，我曾兼任市窑炉改造委副主任（主任是市委副书记兼）。1976年，我任市委副书记兼焦化煤气厂领导小组组长。1977年，我任景德镇市委书记。我大部分时间是搞陶瓷，所以我对陶瓷很有感情。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就爱看书，学习刻苦。有关陶瓷的历史资料，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陶瓷著作我都读过了。 我出身贫苦，文化不高。我在工业厅工作时间3年多，业余时间，我都在努力学文化。江西省省直机关夜校就在东湖边上，夜校办得很好，我学了3年多文化。其间，我从没有休息过礼拜天。每天大清早就去上学，学到7点钟才回来吃早饭，然后去上班，晚上一下班，吃完晚饭我又去上学。每天早晚，每个礼拜天都学，最后学得累出了肝炎，现在想来，那时真是太苦太累了。那时，学校教育制度学苏联，考试成绩搞5分制。我大部分科目考试得了5分。我喜欢写东西，在《江西日报》《景德镇日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我还写了3本小说，都是离休后写的。我没有别的嗜好，生活比较简单。我读了很多书，理论书我也看了不少，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巴黎公社》我看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全看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我都看了，毛主席的书看得最多，还有许多法律政策方面的书。我每到了一个新的岗位，首先都要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1981年，省委要调我到省委办公厅，我起初不愿意来啊。我在景德镇搞陶瓷，都搞出兴趣来了。我在景德镇的日子很好过，工作也得心应手。王泽民调到省委组织部去了，秘书长一职缺人，叫我来担任副秘书长。当年5月份狄生找我谈，我不愿意来。我后来找了江渭清，讨价还价，最后不愿意来也不行啊，要服从组织啊，8月份来报到了。我在办公厅干了两年，没干出什么值得一提的成绩来，因为我不适合搞这个。
落实统战政策 平反冤假错案
1983年4月我调到省委统战部，1984年任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我在统战部有个重要任务，就是落实统战政策。我一到那里就抓落实政策。你们出过一本书叫《江西平反冤假错案》，在里面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来了检查组，经座谈了解，认为落实政策的工作搞得很好。为了平反冤假错案，我跑遍了全省各个县。那时，一些领导干部脑海中不同程度上存在“左”的思想，特别是在落实党外人士政策方面，导致开展工作时遇到很大阻力。有的案件明明是冤假错案，他们就是顶着不给平反。他们不平反，我就钉着不放，就找上门去了，坚决要求落实民族政策，落实宗教政策。比如，南昌佑民寺、九江能仁寺里住了一些人家，费了很大劲才搬出去。许多寺庙里的法器，都被造反派毁掉或弄走了。那些名山啊，著名寺庙啊，我都给他们去落实政策，把法器啊，庙里的那些财产啊，都全力给追回来。少数民族政策，都给一一落实好。武惕予，是民革的。新中国成立前他搞了一个武装，是反对国民党的。但有关部门不承认他们是革命武装。经查找证据，费了许多周折，终于给他们落实了政策。党外人士，因为海外关系、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等原因，受的伤害最多，也最难落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省委直接领导下，我认真抓了为爱国人士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统战政策的工作。十年多来参加这项工作的达1万余人，为爱国人士平反或纠正冤假错案5000余件，复查政治历史结论的3000余人，清理档案材料的2.6万余人，复查纠正错划“右派”1万余人。对“中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所谓有“右派言论”的7000余人，全部复查改正。对错划为“右派”的及其受株连失去工作的家属子女8000余人作了妥善安置，认定起义投诚人员近5000人，为新中国成立后受错误处理的1000余人平反纠正。
责任编辑 张荣辉
我的国仇家恨
我想谈一段我的国仇家恨。日本鬼子把我们家搞得家破人亡。我是1928年12月在磐石县出生的。那时，我们家经过爷爷奶奶几十年的经营，已经比较富裕了。我父亲弟兄6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庄稼把式。我们家置了几十垧地，栓了两挂马车，农闲时用马车搞运输，搞副业，一家老小日子过得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
就在我3岁那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侵占东北，东北人民抗击日寇风起云涌。磐石地理位置重要，地处松辽平原和长白山结合部，西面是松辽平原，东面是长白山，离长白山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这里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满反日风暴中心，也是抗联第一军的发祥地。到了1935年，东北全境几乎都被日寇占领，抗联队伍就驻扎在磐石山区。当年的抗日联军杨靖宇部队把我们家那里发展成为抗日根据地。抗联的人常到我家吃住，我那时年幼，他们来了常常逗我玩。我父亲、叔叔也经常往抗联驻地送粮食等物资。抗联对我们那里的山形地貌非常熟悉，作战经验也十分丰富，供给又有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支持。鬼子每次到山区攻打抗联，由于地形不熟悉，重武器也运不上去，多次吃亏，常常一败涂地、伤亡惨重。于是，鬼子就和汉奸制订了一个恶毒残忍的计划，叫“推大沟”。就是把每条山沟里的百姓杀光、房子烧光，来个“釜底抽薪”，使抗联因失去老百姓的支援困死、饿死在山上。汉奸带路，鬼子发狂，各山沟火光四起，哭声震天，尸横遍野。
鬼子疯狂地烧杀抢掠，当地老百姓只能赶紧逃命啊。我家闻讯，套上马车就往深山逃。鬼子对地形不熟，之前吃过亏，不敢进深山，就把我们家烧光了。由于逃得匆忙，来不及带多少衣服、粮食，我们只能靠山林的野果充饥，夜间担心被鬼子发现，也不敢生火取暖，全家老小在饥寒交迫中度过了20多天。我爷爷那时年岁大，经过这么一折腾，在上山的第六天就不幸去世了。我的三婶身子原来就不太好，加上怀孕，在这又饿又冷的环境中不幸病倒了，后来又早产，可怜她母子也死在深山老林里。我4岁的妹妹因饥寒交迫，突发高烧不退，咳嗽得厉害，也不幸死了。我正直壮年的母亲，一人操持全家生计，她又冷又饿，还要不停干活，后来也累病了。六叔下山打听到鬼子撤走了的消息，全家才稍微放心，用马把我妈妈慢慢驮回家。回到村里一看，房屋全部被烧毁了，仓库的粮食也被烧毁了。此时，妈妈已经站不住了，这些天的劳累使得她彻底垮了，回家第二天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好端端的一户人家，在二十几天里，就被鬼子给整得家破人亡。真是祸不单行，妈妈刚安葬好，来了一伙可恨的胡子（土匪），把我家的马全抢去了。没吃的，没住的，生产工具也没有了，怎么活命啊？更可怕的是，鬼子还会再来烧杀，这里是待不下去了。爸爸和叔叔们商量，决定全家去长春投靠朋友。
那时候，长春改名为新京，成了伪满洲国的“国都”。鬼子在长春大兴土木，大拆大建，把朋友家的店铺拆毁了，一分钱没给，朋友家也破产了。但是他还是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尽其所能帮助我们，在长春四马路帮找了一处租金便宜的堆放杂物的房子，还给我们置办了生活器具。我们一家总算安顿下来了。在长春的两年，日子过得很苦。我爸爸和叔叔们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给人家掏阴沟、挑大粪、修房子、做小工、抬死人、埋死人，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干过，但是全家还是缺衣少食，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我8岁多，就跟着年迈的奶奶去讨饭。9岁那年，二叔来信要我们去他那里。二叔那儿就是现在的内蒙古突泉县。长春离那里有1000多里路。在父亲的朋友倾力相助下，我们筹齐了路费，全家又投奔北大荒的二叔家。在那里，我开始的时候读的是私塾，后来日本人强行搞奴化教育，只好上了日本人办的学校。在学校被迫接受奴化教育的这段历史都被我详细地写进回忆录了。我14岁那年，父亲不幸身故，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家里也无力供我上学了，只好辍学在家，跟着三叔种了4年地。
参军在辽北 彰武打游击
到了1947年5、6月份，东北野战军正攻打四平的时候，我参军了。部队当时伤亡很重啊。区里派了干部来我们屯扩军，动员青年参军。老实说，那时我也没什么觉悟，就是因为家里太穷了，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我就报名参了军。我被留在区里。区机关人少，任务又重，要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扩军、组织担架队、做军鞋等。东北那时很乱啊，土匪很多。因为我家庭成分好，身体也棒，又读了几年书，有点文化，就留在区里当干部。县委成立工作团，到突泉县北开辟新区。我被调到工作团。我1947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当时突泉县归辽北省管，辽北省委书记是陶铸，省长是阎宝航。
1947年夏，我军开始反攻，解放了一些县城，需要地方干部去新解放区建立地方政权。从老解放区抽调许多干部到新解放区，我就是那时被抽调的。我那时是党员，又年轻，才19岁，身体也好。辽北省委工作团是从辽北各县抽调组建的，从突泉县抽调了7位同志。当我们赶到辽北省会白城时，工作团已走了，我们7个人一起去追赶大部队，一路上经常遇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我们靠着我军兵站安排食宿，一直步行到彰武县。从满北到满南也称南下。彰武离沈阳很近，是个战略要冲。辽沈战役时，林彪乘坐的火车就停在彰武火车站，廖耀湘兵团一出沈阳就到彰武。
有一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比较精彩难忘的，就是打游击。从1947年冬到1948年3月，打了几个月游击，这几个月过得异常艰苦。我们到彰武时，国民党第七十九师占领了彰武县城，我们彰武的党政机关搬到离县城60公里的哈尔套镇。我们就在那边打游击。晚上我们去县城边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收缴枪支，天亮就赶回哈尔套。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当时，东北洗脸不用毛巾，用手洗把脸，然后用毛巾一擦，所以东北人带的毛巾都是干毛巾。天冷没有棉帽子戴，我们就把毛巾一扎，捂着耳朵，因此敌人说我们是“包脑袋队”。我们县委、县政府机关转移时，就靠两辆大胶轮马车。大马车拉着县委县政府的全部家当，油印机，刻字钢板，档案材料，还有出布告的纸张。开头没马，我们行李背包都是自己背着。彰武解放后，才换了好枪好马。我们一路上背着包，到处走啊，不能长久在一个地方，国民党军说我们是“背包政府”。由于我们搞地方政权，发动群众斗地主、恶霸、伪满警察，把他们家的土地分了，他们十分痛恨我们地方干部。我们县大队、区中队加起来战斗力不小，胡子也怕，只能找机会偷袭我们。有一天早晨，我们被国民党骑兵给包围了。那次真危险啊，我那时很年轻，第一次经历这个阵势。我们被包围了，就冲出去。我是顺着大沟突围的，我们县委书记、县长也落了马，组织部长挂了彩，若不是县大队及时赶来救援，损失就更大。后来，我军第七纵队和第一纵队打彰武。一个纵队就是一个师，那时不叫师，叫纵队，等于两个师打国民党一个师。我们县干部、战士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1947年12月28日，我军终于攻下了彰武县城，消灭了1万多国民党军。第二天早上进城，城里尸横遍野，没膝深雪都被染成一片一片红色。我们的一些指战员也牺牲了，我们把战士的遗体运到北郊安葬。敌人不甘失败，每天都派飞机来轰炸。就这样在县城清理了几天。没进彰武之前，我用的武器是汉阳造，子弹很少，东北叫老套筒，是中国第一个兵工厂生产的，很落后，打得不准也不远。解放彰武后，我们换了好枪快马。后来我就被分配到三区工作。三区在彰武县的东南，紧靠着新民县，而新民县当时被国民党军占据。那时区里任命我为工作组长，带几个同志去边界高家乡发动群众。解放区穷人翻了身，老百姓分到了土地财产，这对国统区老百姓影响很大。 我们虽然有好枪快马，但是人员少，也缺乏作战经验。敌人来了我们就得跑、躲。尤其是晚上，敌人常常来偷袭，觉都没法睡。南方人大概对马不很熟悉，北方人很熟悉马，前肚带勒得很紧，后肚带松，有嚼子有笼头。马要戴着嚼子，到了驻地就把嚼子取下来，马要吃草，前肚带放开两个扣，后肚带放开，马不卸鞍。睡觉也不敢脱靴，外裤也只脱到膝盖下。一有敌情就立马提上裤子，把马前肚带一提，骑上就跑。遇到紧急情况，相差一分钟结果都是不一样的。1948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我跑了3个地方，连一顿热乎的饺子都没吃到。条件非常艰苦和危险。
这段经历大大锻炼了我的革命意志。当时有些人就禁不住诱惑和考验，叛变了。可耻的叛徒把我们的同志打死了，带着枪跑到敌人那边，就能得到几十块赏银。靠近敌占区，叛徒投敌不难。干革命必须得有坚定的革命信仰，有顽强的毅力。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工作，我们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成立了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按《土地法大纲》进行了土地改革。1948年我被调到县委。
辽沈战役打锦州时，彰武城南柳河大桥被敌军炸断。大兵团作战，运输线就是生命线。火车不通，军用物资如武器弹药、粮、草（骑兵用）供应不上，战场上很难取胜。针对这种情况，县委研究决定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火车在每天太阳下山以后进站，因为每天上午都有从沈阳来的敌机轰炸，如果把火车头炸坏了，那问题就更大了。为了把物资运送过河，全县搞了大动员。各机关团体除了年纪大、身体差的以外，其余同志全部上阵。又调来了几百民兵，征用了几十辆马车。火车进站一停稳，立即迅速卸货、装马车，沿河水浅的地方车拉、人扛运到河对岸，再装上火车或用马车队运往前线。临时铁路桥架好前，我们一直采用这种运输办法。我虽然个头不高，但有把力气，干得特别起劲。肩膀压肿了，背上磨破了，两手攥不拢，腿刮破了，也不在乎。辽沈战役，我立了大功一次。
南下江西
1949年我南下到了江西。我被分到南昌地委，任地委组织部干事。1950年，组织派我到高安县当区委书记。
那个时候党风非常好，我们下乡，到老百姓家吃派饭。农民生活很清苦，红薯藤、红薯叶当菜。我是北方人不习惯吃辣椒。这里的老百姓整点霉豆腐，放点辣椒面儿，下饭，我也入乡随俗，慢慢也就习惯了。老百姓非常节俭，红薯皮都舍不得丢，我们也跟着一道吃红薯皮。
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到县里去开会，去搞整风，每年春节都要搞一次。在正月初二，由区委书记带队到县里开会整风，区里只安排少数人留守。我带领大家背着包到县里。整风一般持续十天到半个月，主要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时的批评是真正的批评啊，相互批评得面红耳赤。批评完了之后，大家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谁也不忌讳，会的后半段评选模范干部，表彰先进同志。我们到县里住哪儿啊？不住旅店，也不住招待所，住到高安师范和高安中学的教室。我们把课桌拼在一起，在上面垫些稻草，当床了，铺卷等行李是我们自己从区里背来的。吃的是大锅饭，我们几个人邀好了一起吃饭。菜用一个大钵子装着，由一个人端着在前面走，后面几个人端碗饭跟着他。饭桌也没有，找一块空地儿把菜钵子搁在那儿，大家就围着菜钵子吃。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咱们这是母鸡式的吃法，就像母鸡带几个小鸡吃。那是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岁月。
我参加了土改，高安土改时我任第五区区委书记。我1952年任县委委员。那时候县委里没有常委，县里领导班子就那么五六个人或六七个人，都是县委委员。1952年我调到县里时，土改复查都已搞完。
搞陶瓷工业建设
1953年，由于国家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抽调大批干部到工业战线。我调到省工业厅，任企业管理科副科长。后来当窑业科长，抓瓷器行业。同志之间关系很融洽。那时时常抽调干部下乡，大家都主动要求下乡。调整工资不是百分之百的升，只有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的调升指标，大部分调不到，大家都互相谦让。共产党毛主席培养的优良传统和延安精神延续到50年代。那时候的干部作风真是好。社会风气也好，没有黄赌毒，老百姓夜不闭户。集体福利办得好，省政府的大食堂办得好，饭菜便宜。那时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观念强，处处为群众利益着想，生怕做错了事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都严格约束自己。我所接触的领导干部无不生活简朴、工作勤奋。
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我是工业厅秘书主任、机关党支部书记，协助厅长抓运动。我积极查找所谓“右派”言论，批判语言尖刻。多年后，当我认识到“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伤害了不少好同志，犯了严重错误时，我深感愧疚。1957年10月“反右”没结束，我被调离工业厅，到景德镇建高级美术瓷厂，就是现在的为民瓷厂。
我在景德镇工作了25年，建树不多，政绩平平，但我确实是出了力，也吃了苦、受了罪的。值得一提的是窑炉改造。景德镇在解放初有81座柴窑，周围12个县供应松材，一年烧松材几十万立方米啊。过度砍伐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而且资源越来越少，瓷厂处于半停工状态。如果不改变燃料结构，千年瓷都的前景堪忧。从1952年就开始搞“以煤代柴”的实验，经过反复试验，但多次失败。1956年烧倒焰窑试验成功，建了100多座煤窑，又出现了新问题，污染很严重。最后建了焦化厂，用煤气烧隧道窑效果很好，既提高了瓷器质量，又减少了污染，焦炭还能综合利用。瓷业生产窑是龙头，瓷胚做得再好，绘画水平再高，过不了烧窑这一关都是枉然。从柴窑到煤窑到烧煤气，几十年历程，可谓千辛万苦。窑炉改造的成功是市委和全市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我只是个参与者。
1959年我任陶瓷工业局局长、市委工交部长。“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了。被解放后，我任陶瓷公司革委会主任。后来，我又被打倒了，被派到临江学习班学习，后又让我到德兴搞工业区，省委组织组给工业区打招呼，不让我在上层机关，让我打了半年多的杂。程世清倒台后，我到701厂当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701厂是小三线厂。2000多人的工厂分散在6条山沟生产，企业亏损。我带领全厂职工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最终扭亏为盈。1974年，我自己要求回景德镇工作。我第三次到陶瓷公司，当陶瓷工业公司党委书记。我三进陶瓷主管部门，我在景德镇搞陶瓷时间最长。1960年，我曾兼任市窑炉改造委副主任（主任是市委副书记兼）。1976年，我任市委副书记兼焦化煤气厂领导小组组长。1977年，我任景德镇市委书记。我大部分时间是搞陶瓷，所以我对陶瓷很有感情。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就爱看书，学习刻苦。有关陶瓷的历史资料，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陶瓷著作我都读过了。 我出身贫苦，文化不高。我在工业厅工作时间3年多，业余时间，我都在努力学文化。江西省省直机关夜校就在东湖边上，夜校办得很好，我学了3年多文化。其间，我从没有休息过礼拜天。每天大清早就去上学，学到7点钟才回来吃早饭，然后去上班，晚上一下班，吃完晚饭我又去上学。每天早晚，每个礼拜天都学，最后学得累出了肝炎，现在想来，那时真是太苦太累了。那时，学校教育制度学苏联，考试成绩搞5分制。我大部分科目考试得了5分。我喜欢写东西，在《江西日报》《景德镇日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我还写了3本小说，都是离休后写的。我没有别的嗜好，生活比较简单。我读了很多书，理论书我也看了不少，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巴黎公社》我看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全看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我都看了，毛主席的书看得最多，还有许多法律政策方面的书。我每到了一个新的岗位，首先都要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1981年，省委要调我到省委办公厅，我起初不愿意来啊。我在景德镇搞陶瓷，都搞出兴趣来了。我在景德镇的日子很好过，工作也得心应手。王泽民调到省委组织部去了，秘书长一职缺人，叫我来担任副秘书长。当年5月份狄生找我谈，我不愿意来。我后来找了江渭清，讨价还价，最后不愿意来也不行啊，要服从组织啊，8月份来报到了。我在办公厅干了两年，没干出什么值得一提的成绩来，因为我不适合搞这个。
落实统战政策 平反冤假错案
1983年4月我调到省委统战部，1984年任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我在统战部有个重要任务，就是落实统战政策。我一到那里就抓落实政策。你们出过一本书叫《江西平反冤假错案》，在里面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来了检查组，经座谈了解，认为落实政策的工作搞得很好。为了平反冤假错案，我跑遍了全省各个县。那时，一些领导干部脑海中不同程度上存在“左”的思想，特别是在落实党外人士政策方面，导致开展工作时遇到很大阻力。有的案件明明是冤假错案，他们就是顶着不给平反。他们不平反，我就钉着不放，就找上门去了，坚决要求落实民族政策，落实宗教政策。比如，南昌佑民寺、九江能仁寺里住了一些人家，费了很大劲才搬出去。许多寺庙里的法器，都被造反派毁掉或弄走了。那些名山啊，著名寺庙啊，我都给他们去落实政策，把法器啊，庙里的那些财产啊，都全力给追回来。少数民族政策，都给一一落实好。武惕予，是民革的。新中国成立前他搞了一个武装，是反对国民党的。但有关部门不承认他们是革命武装。经查找证据，费了许多周折，终于给他们落实了政策。党外人士，因为海外关系、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等原因，受的伤害最多，也最难落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省委直接领导下，我认真抓了为爱国人士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统战政策的工作。十年多来参加这项工作的达1万余人，为爱国人士平反或纠正冤假错案5000余件，复查政治历史结论的3000余人，清理档案材料的2.6万余人，复查纠正错划“右派”1万余人。对“中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所谓有“右派言论”的7000余人，全部复查改正。对错划为“右派”的及其受株连失去工作的家属子女8000余人作了妥善安置，认定起义投诚人员近5000人，为新中国成立后受错误处理的1000余人平反纠正。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