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说，美国人口和中国人口规模相差悬殊，加上美国城市化进程已经完成，而中国则方兴未艾，两者面临的春运压力相差悬殊，不能光看现象，简单对比。
　　
　　
　　中国春运根本上“无解”
　　
　　
　　 这一说法不无道理。据有关部门预计，从今年1月8日开始的40天时间里，民工流、探亲流、学生流、旅游流、商务流等等都汇聚于此。我国累计有31.58亿人次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出行，相当于全中国人民集体搬家两次。这种出行要求，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说到底，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不在于售票方式不合理，也不是铁道部服务质量有问题，而是由于运能与运量的供求矛盾过大，不管采取哪种售票模式，总会有一部分想要出行的人难以顺利成行。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春运的刚性需求年年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尽管今年国家连续投入大笔资金建设铁路，但铁路建设是一项耗时耗力的长期工程，绝非朝夕可以完成，而且国家也不可能只为春运40天的需求而修建许多在剩余300多天里闲置的铁路，这实在是国民经济无法承受的巨大浪费。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春运将始终是一个难题，即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春运在眼下是无解的。
　　
　　放开销售值得借鉴
　　
　　虽然我们无法马上改变供求关系，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合理的售票方式，让春运售票问题变得更加高效而公平，从而减少民众的不满和抱怨。
　　时评人杨恒均指出，美国“春运”规模虽不像中国那么可怕，但美国人在“双蛋节”期间合家团圆和中国人春节举家团聚一样，是一种深深植根在传统文化深处的信仰，因此这段时间的火车票和飞机票同样非常紧张，热门线路常常也会一票难求。
　　也正是由于在美国买票是彻底的市场化行为，没有所谓的“春运”车票预售限制，车票随时可以购买，票价也会随着供求关系的改变而变化。所以如果你觉得“春运”回家车票难买，就提前去买。许多人都会提前半年就开始计划回家的行程。如果行程规划晚了，或临时起意，低价票都被抢光了，那就只能硬着头皮去买头等舱或商务舱的高价票了。到“春运”前几天，连高价票都被抢光了，那就只能取消或推迟行程了。正因为这是一种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所以“春运”买不到票的美国旅客不会去抱怨航空公司，也不会像中国网民习惯于向铁道部扔臭鸡蛋。
　　不人为设置预售期，不人为控制销售节奏，并不能解决供不应求的问题，但却能让抱怨买不到票的人心服口服：想回家的人多，而火车票少，你想回家就应该早去订票，早去排队，你早干嘛去了呢？这显然是一种最高效又公平的售票模式。
　　正是由于我国飞机票已实现了市场化销售，所以淡季时机票打2折飞机还坐不满，到春运期时全价票也早早被抢光，这样一来，买不到票的旅客想抱怨也没底气。然而火车票却依然被铁道部一家垄断，票价无法随供求关系的改变而自由浮动，这才导致黄牛党泛滥成灾。糟糕的是，铁道部只允许旅客购买10天以内的车票，这相当于设定一个时间点，让全国人民来“秒杀”火车票，人为制造了买火车票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的“杯具”。更糟糕的是，今年为了推广新鲜出炉的网上订票，铁道部竟然将网上订票预售期比网下提前了2天，“秒杀”产品，提前出售的渠道不被挤瘫才怪，更何况提前整整2天，在火车票代售点彻夜排队的农民工能买到票也才奇了怪也。
　　在推行购票实名制的前提下，放开火车票销售时间，既避免了旅客在大冬天彻夜排长队的艰辛，又降低了铁道部春运售票工作的负担，还能少挨很多骂，铁道部何乐而不为呢？
　　
　　短评
　　
　　别拿公众利益自肥
　　
　　文 本刊记者/邢 力
　　
　　春运，承载着在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大潮中，为了生计而背井离乡、辛勤忙碌一年的游子们心中最后也最重要的一丝精神寄托——春节回家已成了中国老百姓难能可贵的共同信仰，因此春运乃是春节前最重要、最容不得出差错的民生工程。原本买不到票的人们只是抱怨铁道部好心办坏事，顶层设计忽视了实际操作困难。然而后来人们却发现，订票网络本可以更加畅通，但铁道部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却硬是把网络给堵死了——堵在了一块名叫“行政垄断”和“利益自肥”的大石头下。
　　近年来，类似这种部门利益绑架公众利益的事件频频发生。比如由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向各卡拉OK运营商收取的数亿元版权费，有50%分配给具体开展收费工作的天合文化，而该公司最终控制人是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该中心正是文化部直属事业单位。也就是说，原本应属于音乐著作权人的版权收益，有一半进入了文化部自己人的腰包。
　　再如轰动一时的号称保护未成年人健康上网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一度被工信部要求在全国中小学和所有新售电脑中预装，然而该软件粗制滥造，错漏百出，盗版剽窃，还严重威胁用户隐私和电脑安全，引起舆论强烈反对，最终不了了之，可国家为此而投入的一年4170万元的采购费还是名正言顺地进了某些人的腰包。
　　由于去年我国各地校车事故频发，工信部迅速公布了“新校车标准”征求意见稿，可人们发现这一标准罔顾中国国情，照搬欧美高标准，几乎不可能在中国全面推行，而这一新标准的最大也是几乎唯一的受益人正是唯一执笔该新标准的宇通客车。
　　还有本应由卫生部负责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实际上却是由蒙牛等乳业巨头起草的，而蒙牛近期正深陷黄曲霉毒素事件而销量大跌。
　　如此种种现象，归根到底是由于权力部门运用手中的行政垄断权力，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或自肥或寻租所造成的。只有让权力置于阳光之下，本着以民为本，科学负责的态度进行行政决策，才能真正称得上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