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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新历史小说”登上文学的舞台，成为小说创作格局中的先锋力量。它以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对立的姿势，有意识地逸出传统历史小说规范的思想与主题范畴、置换其重大题材、消解其叙事规范，表现出一种新的哲学观、历史观，从而获得新的文本特征和相应的历史意义。但是新历史小说在共性之下，因作者选材、手法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刘震云的中篇纪实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作为新历史小说较为独特的一枝，发表之时即引起了创作界和评论界的关注。而近年其改编电影的上映，更是掀起了对于其历史叙事的讨论。笔者认为这部小说以大事件的切入视角、小人物的历史言说、纪实性的尝试风格和生命本位的时间观，体现出其在意义层面上的独特之处。
一、大事件——历史的切入视角
时间决定了历史转瞬即逝的特征，面目难以捕捉的特性。逝者如斯的历史，能够存在的只有几种方式：文本记载、实物呈现和民众的口耳相传。西方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理论的贡献是确立了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说：“历史并不是一个文本，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是非叙事的、非再现的；然而，还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①按照新历史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我们至今能够了解的一切有关历史的叙述，充其量是一种历史的文本。历史靠文本为自己赋形，在文本中保留自己的虽死犹生的生命。海登·怀特认为：“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组合。这个做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作的运作。”②基于此，怀特认为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是不分轩轾的。历史学家的工作类似于一个小说家，他笔下的历史文本具有一定的虚构性；那么小说家也可以通过具体的情节结构以及历史事件的组合，来建构一个历史文本。站在今天回望历史，历史能够提供给我们可供我们发现、阐释、信服的文本少之又少。新历史小说作者凭借新历史主义提供的识别参照，激发了创作的灵感、燃起重新认识历史的激情，于是解构历史与重构历史成为他们的一个写作的支点。作为新历史小说家的刘震云，试图打破历史与文学的疆界，重建一个文本的历史，这就是他的《温故一九四二》。纪实小说中，通过对“我姥娘”“花爪舅舅”“范克俭舅舅”“韩书记”的现时记忆和回忆选择，借助美国的《时代周刊》、英国《泰晤士报》、重庆《大公报》的报道，尝试了一次历史文本的重新组合。
“新历史小说第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对重大题材的更置与替换，家族史替代重大政治事件成为新历史小说所青睐、所选择的最主要的题材内容。”③不同于一般新历史小说的小题材、家族性、私密性的特点，刘震云在这部小说中直面的恰恰就是传统历史小说关注和着眼的重大公共性历史事件。1993年，刘震云在完成了故乡系列小说后，在娴熟地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后，在以先锋的姿态完成塑形后，在新历史主义小说泛滥之时，他又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突进，开始重新思考“写什么”的问题。这一次，他从题材上打破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惯例，将视线投向严肃沉重的重大历史事件。这看是退后，实是一次超越；这既是反思，也是一种新的尝试；这是对“新历史小说”家族性、私密性题材滥觞的一次反拨，也是对“新历史小说”创作意义的一次掘进。当历史的严肃性被小说家们嬉笑戏谑的态度所消解，当历史又一次在“新历史小说”中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当“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和再度编码变成了“一种言说”“一种话语”，反思就变得尤为可贵，应该怎样去面对历史，应该在解构的同时，去建构什么？任何一位作者经历否定之否定，方能完成自己螺旋似的写作成长。这一次刘震云将视线投向“阶级”“民族”的问题上，直面历史大事件，以“民间”为中心正面转述并还原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勾勒出事件变化的宽阔场景。它的重心不在于一定要反映压迫/反抗的因果关系，而在于表现当这种潜在矛盾激化的时候，民族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和质问，以此体现出其小说在意义层面上的独特之处。
“题材的分类实际上是一种张扬/抑制、取/舍、保留/排除二元对立的等级监察机制。……事件的‘大’或‘小’意味着‘谁’（主人公）和‘什么’（生活内容，经济类别）将构成作品描写的对象，意味着被描写事件绝对值的大小及意识倾向。”{4}小说题材的“大”与“小”不仅关系作品要旨，而且还是作者文化视角与价值立场的直接体现。刘震云选取的这个公共性的灾荒事件，有着颇有意味的“大”与“小”的辩证关系。大饥荒是一次大事件，因为死了300万人；但是在当时战争语境下，300万无名个体的死“无非是小事一桩”。大饥荒是一次大事件，但是身经灾难的“我”姥娘却因为历次过多，“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所谓的“大”与“小”构成了强烈的反讽，带着后现代式的质疑，带着对历史的嘲讽，带着对人生命运的慨叹，更带着对民族命运的先锋思索，作者“顺着枯燥泛着霉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
二、小人物——历史的叙述者
历史可以被置换为对历史的书写，然而书写的限制因素不仅包括时间、空间、性别的因素，还有权力话语、主导意识形态、文化氛围等共同营造的历史语境。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开启人们去洞察历史文本在制作过程中权力运作的秘密，识破对历史真实解释权的垄断。刘震云的农村生活背景以及“官场小说”的创作经历使得他关心人、关心普通人、关心生活在权力话语遮蔽下的普通民众的生存。这一次他将建构的权力交给了事件中的小人物，普通民众对于历史的言说，间或成为历史的另一种文本存在。历史的事实不一定是“真实”，事实在历史中可以受到任何观念的左右，所谓的“真实”只能出现在人们追求真实的观念构造和话语阐释中。左拉说过：“真实有着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应该是由事件的亲历者自己发出，方为最接近真实。
作者安排的叙述者有我姥娘、花爪舅舅、范克俭舅舅、49年前的县委书记，对于每一位叙述者而言——这是一段漫长而又沉痛的逃荒史。“我这些采访都是零碎的、不完全、不准确的”。这种回忆式的叙述不仅靠想象，靠拼贴，还要靠语言的连缀铺陈，靠叙述者个人的心情主宰和组合，因而呈现出残裂、破碎的状貌。虽然历史的本真状态是客观存在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但是人对于历史真实的把握和描述却注定要以人为起点。站在50年后的今天去挖掘历史、去叙述情节，势必会有个人经验的记忆选择和自我塑造。这种个体对历史碎片化的建构不可能具有宏大叙事框架中连接的有序性。于是，“我” 打开了被尘封已久的历史大门，借助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的报道，在还原白修德与蒋介石的对话中，体悟到蒋介石在赈灾前后的别有用心，从抛包袱到为了维护形象而赈灾。对于历史中所谓的大人物而言，无名个体在历史上是没有位置的，哪怕是死，甚或是无数个无名个体的死。 新历史小说家摆脱线性历史观的影响，会“把一些富有转折或关键意义的历史事件重写为一种欲望或偶发性的记忆”。⑤在文本叙述中，刘震云关注并刻意强调了这种“偶发”的关联性与“关键”的意义，进行了具有反讽意味的历史叙述。1943年至1944年日本大举进攻河南，以六万军队歼灭国军30万军队。关键原因是“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国民政府拒绝援助灾民的原因是战事紧张，而恰恰是这一原因带来的却是其战事失利。“当这个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民众先是以死亡的姿势俯首于冷酷的拒绝，继而以生存的姿态嘲讽于宏大的战争。作者把被筛选和遗忘的个人在历史中的生存境遇、个人在历史中生的渴求和死的挣扎，做出异样解读，着力突出了被社会排斥在边缘的普通受难民众的生存体验，从而使真实的民众的声音从权力遮蔽处浮出历史地表。
“‘新历史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明显变化就是通过将全知全能的外视角改换为限制性内视角（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替代叙事人），从而使被叙述的事件（历史）打上了个人性、秘密性的印记，变‘客观呈现’为‘主观呈现’，历史事件内部的关系性质被重新叙述、重新解释，历史事件的意义内涵被翻新和改写。”{6}抗日战争是1942年大饥荒的背景事件，在建国后的各种艺术形式的反复叙述后，成为了一个意识形态事件，其意义早已超出了事件的本身。在历史教科书和传统伦理道德中，它的形态和语义早已被固定下来。通过灾民来看待这场战争，这就给本段历史打上了个人性、主观性的色彩。国军因为战争的原因而将河南这个包袱抛给日军，日军因为发放军粮而轻易得到灾民的援助取胜国军。这一段夹杂着灾荒的战争历史已经不能单纯用残酷和血腥概括了。所谓的合理其实是对生命的践踏，所谓的不合理其实是对生存的渴盼。战争的合理性受到人文主义的诘问和质疑。生与死的关系，生命与战争的关系、生存与爱国的关系、民众与国家的关系，因为个人的叙述，使得这些关系变得纠结缠绕，意义模糊不清，答案令人震惊。当然任何历史叙述都是叙述者立足于现时视野的再创造，这部文本的“真实”同样也是有待辨析和询问的。而文本的意义则在于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借助民间叙事而潜入文本，去发现历史暗区和荒谬中的备受煎迫痛苦挣扎的个体生命，去记录无情泯灭的生命是如何被历史的谎言所漠视。民间压抑已久的声音登上文学殿堂，表现出了作者对个人主体性和个体生命价值问题、历史境遇中的个人生存问题，尤其是更易受到个体伤害和结构型漠视的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的关注，展示了站在终极人文价值立场进行历史叙事的可能性。
三、纪实体与生命本位的时间观
无论是线性历史观还是系统历史观，存在的前提都是永恒而又普泛的时间维度。诚如海德格尔所说“历史是生存者的此在所特有的发生在时间中的演历”⑦，时间性是历史的本质属性，在构成历史的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维度中，有无数个体生命的一次性的时间性存在。历史叙事如何处理好自己的时间结构，在时间维度中解决历史时间与普通个人时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叙事者的历史观，也就是他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认识。刘震云为重温这段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历史，走访灾难的幸存者，完成调查体纪实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准确还原了1942年中国的大时代环境。在这一叙事过程中，叙述者的人生经验和价值立场决定着历史图像的面目。采用纪实体的方式来完成历史的再叙述，以生命本位的时间观完成对历史的再建构，对于刘震云来说，显然是一次意识明确的尝试。文本立足于现时对历史进行个人化阐释，作者在文本中，力求穿透时间的帷幕，从人文价值的角度出发，重新叙述历史，完成了对于所谓的真实历史的质疑，他也由此成为这场灾难的又一名记述者。以一种戏谑化的叙事揭开历史的面纱，穿越历史的隧洞，走进了1942年，在对这些历史事件做共时性的梳理对比时，凸现了被遗忘已久的300万人的死以及历史对这300万人死的安排与遗忘。纪实的方式给这一年的历史赋予了新的维度，呈现出民间生命本位的历史观和时间观，同时也给我们的阅读提供了更多真实的感受。
“1942”是一个具有时间意义的数字，但它又不仅仅作为一个数字存在，在它的背后隐藏着无数的秘密等待挖掘。文本中的历史时间跨度只有几个月，可是充实在这一历史时间中的，是灾民的个体生命时间，他们由求生到死去的个人生命历程。正史在这个时间段所必须书写的内容被作者淡化处理。作为历史的背景充实在这个特定的时空框架里的，是一个个逃荒家庭中的灾民们、男人和女人们、大人和孩子们在这个逃荒历史时间中的遭遇，是作为民众主体在这一年所无力掌握自身命运的悲凉，是历史的车轮碾压过这无数个体生命时间的无奈。河南灾民的逃荒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1942年的历史，灾民的逃荒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映衬了1942年的世界动荡、战争掠夺、官场腐败。刘震云将他观察历史的眼光，由权力中心移至普通民众的逃难生活中，颠倒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常规方式。作者捕捉到了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两个数字——1200和300，0000，一个是官方的1200，一个是可能接近真实的300，0000。将这生命数字纳入冰冷的历史时间框架中，当权者的欲盖弥彰和历史时间的血腥冷酷使观者震惊而愤怒。刘震云的叙事策略是以具体个体生命的此在的生存填补历史时间1942所留下来的巨大历史空洞，由一个个灾民的时间性存在所构成的普通民众的群体命运，来解释历史时间所理应包蕴的人性内涵。这就是刘震云的生命本位的历史观和时间观，也是刘震云对历史中普通民众的个体命运的思考。
宏大历史因对历史必然性的强调而成为伟人的、大事件的历史，历史的书写者“蒋委员长”认为：“饿死三百万人不会影响历史”，而他的个人利益才是决定历史车轮前进方向盘。于是几千万灾民的救济在历史的书写者那里被搁置起来，300万人的生命被作为包袱从历史的火车上抛掷下去。历史流程本是不确定的，但是因为历史书写者的“合理的历史目的”而变成了一场确定性的事件，所谓的更重要的事件成为漠视个体生命的理由。“丘吉尔感冒”在历史上享有言说的权利，而300万人的死亡却没有相应的位置。“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对历史书写背后探秘，体现出了作者人文主义的叙述立场。
小说的可贵之处不在于敢于叙述300万人的死亡，不在于温故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而在于作者采用一种消解和深掘的姿势，重新书写重大历史事件的另一种文本，重新阐释历史的真相，力图还原真实的历史。作者对死亡背后的探寻，对历史书写的编码机制、叙事功能和其背后隐含的话语权力的质问，对个体在历史中的生存意义的确定，表现出了一位作者的严肃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反思意识。这部小说既是作者对“新历史小说”家族性、私密性题材滥觞的一次反拨，也是完整阐扬自己关于“生命本位”理念的正面表述，体现出其小说在意义层面上的独特之处。
注释：
① [美]Jameson，Fredric，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67.
②[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
③④⑥孙先科：《“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特征及其意识倾向》，《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
⑤盛兴军：《艺术真实的困境与出路》，《文艺评论》1997年第5期。
⑦[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
一、大事件——历史的切入视角
时间决定了历史转瞬即逝的特征，面目难以捕捉的特性。逝者如斯的历史，能够存在的只有几种方式：文本记载、实物呈现和民众的口耳相传。西方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理论的贡献是确立了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说：“历史并不是一个文本，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是非叙事的、非再现的；然而，还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①按照新历史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我们至今能够了解的一切有关历史的叙述，充其量是一种历史的文本。历史靠文本为自己赋形，在文本中保留自己的虽死犹生的生命。海登·怀特认为：“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组合。这个做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作的运作。”②基于此，怀特认为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是不分轩轾的。历史学家的工作类似于一个小说家，他笔下的历史文本具有一定的虚构性；那么小说家也可以通过具体的情节结构以及历史事件的组合，来建构一个历史文本。站在今天回望历史，历史能够提供给我们可供我们发现、阐释、信服的文本少之又少。新历史小说作者凭借新历史主义提供的识别参照，激发了创作的灵感、燃起重新认识历史的激情，于是解构历史与重构历史成为他们的一个写作的支点。作为新历史小说家的刘震云，试图打破历史与文学的疆界，重建一个文本的历史，这就是他的《温故一九四二》。纪实小说中，通过对“我姥娘”“花爪舅舅”“范克俭舅舅”“韩书记”的现时记忆和回忆选择，借助美国的《时代周刊》、英国《泰晤士报》、重庆《大公报》的报道，尝试了一次历史文本的重新组合。
“新历史小说第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对重大题材的更置与替换，家族史替代重大政治事件成为新历史小说所青睐、所选择的最主要的题材内容。”③不同于一般新历史小说的小题材、家族性、私密性的特点，刘震云在这部小说中直面的恰恰就是传统历史小说关注和着眼的重大公共性历史事件。1993年，刘震云在完成了故乡系列小说后，在娴熟地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后，在以先锋的姿态完成塑形后，在新历史主义小说泛滥之时，他又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突进，开始重新思考“写什么”的问题。这一次，他从题材上打破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惯例，将视线投向严肃沉重的重大历史事件。这看是退后，实是一次超越；这既是反思，也是一种新的尝试；这是对“新历史小说”家族性、私密性题材滥觞的一次反拨，也是对“新历史小说”创作意义的一次掘进。当历史的严肃性被小说家们嬉笑戏谑的态度所消解，当历史又一次在“新历史小说”中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当“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和再度编码变成了“一种言说”“一种话语”，反思就变得尤为可贵，应该怎样去面对历史，应该在解构的同时，去建构什么？任何一位作者经历否定之否定，方能完成自己螺旋似的写作成长。这一次刘震云将视线投向“阶级”“民族”的问题上，直面历史大事件，以“民间”为中心正面转述并还原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勾勒出事件变化的宽阔场景。它的重心不在于一定要反映压迫/反抗的因果关系，而在于表现当这种潜在矛盾激化的时候，民族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和质问，以此体现出其小说在意义层面上的独特之处。
“题材的分类实际上是一种张扬/抑制、取/舍、保留/排除二元对立的等级监察机制。……事件的‘大’或‘小’意味着‘谁’（主人公）和‘什么’（生活内容，经济类别）将构成作品描写的对象，意味着被描写事件绝对值的大小及意识倾向。”{4}小说题材的“大”与“小”不仅关系作品要旨，而且还是作者文化视角与价值立场的直接体现。刘震云选取的这个公共性的灾荒事件，有着颇有意味的“大”与“小”的辩证关系。大饥荒是一次大事件，因为死了300万人；但是在当时战争语境下，300万无名个体的死“无非是小事一桩”。大饥荒是一次大事件，但是身经灾难的“我”姥娘却因为历次过多，“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所谓的“大”与“小”构成了强烈的反讽，带着后现代式的质疑，带着对历史的嘲讽，带着对人生命运的慨叹，更带着对民族命运的先锋思索，作者“顺着枯燥泛着霉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
二、小人物——历史的叙述者
历史可以被置换为对历史的书写，然而书写的限制因素不仅包括时间、空间、性别的因素，还有权力话语、主导意识形态、文化氛围等共同营造的历史语境。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开启人们去洞察历史文本在制作过程中权力运作的秘密，识破对历史真实解释权的垄断。刘震云的农村生活背景以及“官场小说”的创作经历使得他关心人、关心普通人、关心生活在权力话语遮蔽下的普通民众的生存。这一次他将建构的权力交给了事件中的小人物，普通民众对于历史的言说，间或成为历史的另一种文本存在。历史的事实不一定是“真实”，事实在历史中可以受到任何观念的左右，所谓的“真实”只能出现在人们追求真实的观念构造和话语阐释中。左拉说过：“真实有着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应该是由事件的亲历者自己发出，方为最接近真实。
作者安排的叙述者有我姥娘、花爪舅舅、范克俭舅舅、49年前的县委书记，对于每一位叙述者而言——这是一段漫长而又沉痛的逃荒史。“我这些采访都是零碎的、不完全、不准确的”。这种回忆式的叙述不仅靠想象，靠拼贴，还要靠语言的连缀铺陈，靠叙述者个人的心情主宰和组合，因而呈现出残裂、破碎的状貌。虽然历史的本真状态是客观存在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但是人对于历史真实的把握和描述却注定要以人为起点。站在50年后的今天去挖掘历史、去叙述情节，势必会有个人经验的记忆选择和自我塑造。这种个体对历史碎片化的建构不可能具有宏大叙事框架中连接的有序性。于是，“我” 打开了被尘封已久的历史大门，借助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的报道，在还原白修德与蒋介石的对话中，体悟到蒋介石在赈灾前后的别有用心，从抛包袱到为了维护形象而赈灾。对于历史中所谓的大人物而言，无名个体在历史上是没有位置的，哪怕是死，甚或是无数个无名个体的死。 新历史小说家摆脱线性历史观的影响，会“把一些富有转折或关键意义的历史事件重写为一种欲望或偶发性的记忆”。⑤在文本叙述中，刘震云关注并刻意强调了这种“偶发”的关联性与“关键”的意义，进行了具有反讽意味的历史叙述。1943年至1944年日本大举进攻河南，以六万军队歼灭国军30万军队。关键原因是“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国民政府拒绝援助灾民的原因是战事紧张，而恰恰是这一原因带来的却是其战事失利。“当这个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民众先是以死亡的姿势俯首于冷酷的拒绝，继而以生存的姿态嘲讽于宏大的战争。作者把被筛选和遗忘的个人在历史中的生存境遇、个人在历史中生的渴求和死的挣扎，做出异样解读，着力突出了被社会排斥在边缘的普通受难民众的生存体验，从而使真实的民众的声音从权力遮蔽处浮出历史地表。
“‘新历史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明显变化就是通过将全知全能的外视角改换为限制性内视角（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替代叙事人），从而使被叙述的事件（历史）打上了个人性、秘密性的印记，变‘客观呈现’为‘主观呈现’，历史事件内部的关系性质被重新叙述、重新解释，历史事件的意义内涵被翻新和改写。”{6}抗日战争是1942年大饥荒的背景事件，在建国后的各种艺术形式的反复叙述后，成为了一个意识形态事件，其意义早已超出了事件的本身。在历史教科书和传统伦理道德中，它的形态和语义早已被固定下来。通过灾民来看待这场战争，这就给本段历史打上了个人性、主观性的色彩。国军因为战争的原因而将河南这个包袱抛给日军，日军因为发放军粮而轻易得到灾民的援助取胜国军。这一段夹杂着灾荒的战争历史已经不能单纯用残酷和血腥概括了。所谓的合理其实是对生命的践踏，所谓的不合理其实是对生存的渴盼。战争的合理性受到人文主义的诘问和质疑。生与死的关系，生命与战争的关系、生存与爱国的关系、民众与国家的关系，因为个人的叙述，使得这些关系变得纠结缠绕，意义模糊不清，答案令人震惊。当然任何历史叙述都是叙述者立足于现时视野的再创造，这部文本的“真实”同样也是有待辨析和询问的。而文本的意义则在于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借助民间叙事而潜入文本，去发现历史暗区和荒谬中的备受煎迫痛苦挣扎的个体生命，去记录无情泯灭的生命是如何被历史的谎言所漠视。民间压抑已久的声音登上文学殿堂，表现出了作者对个人主体性和个体生命价值问题、历史境遇中的个人生存问题，尤其是更易受到个体伤害和结构型漠视的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的关注，展示了站在终极人文价值立场进行历史叙事的可能性。
三、纪实体与生命本位的时间观
无论是线性历史观还是系统历史观，存在的前提都是永恒而又普泛的时间维度。诚如海德格尔所说“历史是生存者的此在所特有的发生在时间中的演历”⑦，时间性是历史的本质属性，在构成历史的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维度中，有无数个体生命的一次性的时间性存在。历史叙事如何处理好自己的时间结构，在时间维度中解决历史时间与普通个人时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叙事者的历史观，也就是他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认识。刘震云为重温这段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历史，走访灾难的幸存者，完成调查体纪实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准确还原了1942年中国的大时代环境。在这一叙事过程中，叙述者的人生经验和价值立场决定着历史图像的面目。采用纪实体的方式来完成历史的再叙述，以生命本位的时间观完成对历史的再建构，对于刘震云来说，显然是一次意识明确的尝试。文本立足于现时对历史进行个人化阐释，作者在文本中，力求穿透时间的帷幕，从人文价值的角度出发，重新叙述历史，完成了对于所谓的真实历史的质疑，他也由此成为这场灾难的又一名记述者。以一种戏谑化的叙事揭开历史的面纱，穿越历史的隧洞，走进了1942年，在对这些历史事件做共时性的梳理对比时，凸现了被遗忘已久的300万人的死以及历史对这300万人死的安排与遗忘。纪实的方式给这一年的历史赋予了新的维度，呈现出民间生命本位的历史观和时间观，同时也给我们的阅读提供了更多真实的感受。
“1942”是一个具有时间意义的数字，但它又不仅仅作为一个数字存在，在它的背后隐藏着无数的秘密等待挖掘。文本中的历史时间跨度只有几个月，可是充实在这一历史时间中的，是灾民的个体生命时间，他们由求生到死去的个人生命历程。正史在这个时间段所必须书写的内容被作者淡化处理。作为历史的背景充实在这个特定的时空框架里的，是一个个逃荒家庭中的灾民们、男人和女人们、大人和孩子们在这个逃荒历史时间中的遭遇，是作为民众主体在这一年所无力掌握自身命运的悲凉，是历史的车轮碾压过这无数个体生命时间的无奈。河南灾民的逃荒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1942年的历史，灾民的逃荒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映衬了1942年的世界动荡、战争掠夺、官场腐败。刘震云将他观察历史的眼光，由权力中心移至普通民众的逃难生活中，颠倒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常规方式。作者捕捉到了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两个数字——1200和300，0000，一个是官方的1200，一个是可能接近真实的300，0000。将这生命数字纳入冰冷的历史时间框架中，当权者的欲盖弥彰和历史时间的血腥冷酷使观者震惊而愤怒。刘震云的叙事策略是以具体个体生命的此在的生存填补历史时间1942所留下来的巨大历史空洞，由一个个灾民的时间性存在所构成的普通民众的群体命运，来解释历史时间所理应包蕴的人性内涵。这就是刘震云的生命本位的历史观和时间观，也是刘震云对历史中普通民众的个体命运的思考。
宏大历史因对历史必然性的强调而成为伟人的、大事件的历史，历史的书写者“蒋委员长”认为：“饿死三百万人不会影响历史”，而他的个人利益才是决定历史车轮前进方向盘。于是几千万灾民的救济在历史的书写者那里被搁置起来，300万人的生命被作为包袱从历史的火车上抛掷下去。历史流程本是不确定的，但是因为历史书写者的“合理的历史目的”而变成了一场确定性的事件，所谓的更重要的事件成为漠视个体生命的理由。“丘吉尔感冒”在历史上享有言说的权利，而300万人的死亡却没有相应的位置。“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对历史书写背后探秘，体现出了作者人文主义的叙述立场。
小说的可贵之处不在于敢于叙述300万人的死亡，不在于温故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而在于作者采用一种消解和深掘的姿势，重新书写重大历史事件的另一种文本，重新阐释历史的真相，力图还原真实的历史。作者对死亡背后的探寻，对历史书写的编码机制、叙事功能和其背后隐含的话语权力的质问，对个体在历史中的生存意义的确定，表现出了一位作者的严肃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反思意识。这部小说既是作者对“新历史小说”家族性、私密性题材滥觞的一次反拨，也是完整阐扬自己关于“生命本位”理念的正面表述，体现出其小说在意义层面上的独特之处。
注释：
① [美]Jameson，Fredric，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67.
②[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
③④⑥孙先科：《“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特征及其意识倾向》，《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
⑤盛兴军：《艺术真实的困境与出路》，《文艺评论》1997年第5期。
⑦[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