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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角色及其对金融、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不容忽视。
1954年，农历甲午，这一年的12月，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史上 “神武景气”的开始。所谓“神武景气”，意即“神武天皇（传说中的第一任天皇）以来从未有的景气”，从这一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一直延续到80年代。那么日本经济在这一时期高速发展的秘诀在何处？通商产业省（现在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的前身，相当于商务部或国家经委，简称通产省）的角色不容忽视。
商业银行催生财团
在朝鲜战争“特需”和美国人为稳定日元而在日本实施通货紧缩政策的刺激下，日本在40年代后半期迅速实现了经济恢复并加入了西方经济体系。在接下来，日本经济如何发展，以日本政府通商产业省和大藏省为核心的当局就日本经济发展动力问题进行了不断的争论。大体而言，从1954年开始日本经济持续20年的高速发展，日本政府的投资导向与贸易保护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总的来说，50年代中期对日本经济发展的看法分为两种：一派以日本银行总裁一万田尚登（1946-1954年间在任）为代表，主张延续通货紧缩政策，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万田曾经发表过“汽车工业无用论”，他不主张以政府投资的形式去扶植产业，认为这是引起通货膨胀的根源。另一派则以后来成为首相的池田勇人为代表，主张政府是工业资本唯一可靠来源，主张由政府出资来扶持重点产业。两人的争论其实为日本分别建设了两个提升经济的发动机——商业银行贷款和国家银行贷款制度。
一万田尚登不主张国家掏钱去扶植产业，所以他通过12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向急需资金扩充生产的企业发放贷款，而由中央银行给予担保；中央银行只贷款给这12家商业银行，而不和企业直接发生关系。这个制度中有意思的是，企业可以从商业银行中取得超过其偿还能力的贷款额。这样，就形成了和战前财阀类似的以银行为中心的企业体制，一家日本集团由一家负责“输血”的银行为中心，由几家工业企业做产品，一家贸易公司做营销和提供进口原材料，其中贸易公司是通产省从1953年开始就要求生产企业与之合作的，每家企业至少要挂靠一个贸易公司，如果挂靠不了，政府还会为企业指定一个。这样生产企业的两头分别是银行和贸易公司，就形成了产销一体的大集团。
国有银行助力企业
而池田勇人创立的另一套国家直接发放工业贷款的模式就成了商业银行的良好补充。1950年12月28日，在时任大藏大臣的池田的建议下，日本输出银行（即出口银行）成立，在美国占领结束后，改名为日本输出入银行，负责进出口业务，主要是为日本的进口商提供贷款。通产省在需要购买一些指定物资时，就由这家银行通过贷款给进口商补贴，这是种变相的产业指向性投资，该银行的资金来自战后初期的美援和国家预算拨款，到1958年资本帐户达388亿日元，而贷款额达到603亿日元。
另一个更重要的国家银行就是成立于1951年4月20日的日本开发银行，其资金主要是从邮政储蓄存款而来，日本邮政是国营单位，也是日本最庞大的储蓄机构，原因就在当时大藏省的一条规定：个人存款中的前300万日元可以免利息税，而且针对的仅仅是帐户而非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开无数个300万日元以下的免利息税的帐户。更有甚者，邮局还经常提醒存款接近300万的客户到另一个邮局重开帐户。这一政策使得邮局就成了日本最大的吸金机构，到1980年，它的全部储蓄额超过了所有城市银行的总和。
日本开发银行被允许从这样一笔庞大的储蓄资金中借款贷给企业，从1953年开始，大藏省和通产省企业局每年制订一个《财政投资和贷款计划》，来指导资金投资，这个计划的资金占据国家财政预算的1/3到1/2，且完全由经济官僚掌握，不需要经过议会的批准和复查，这大大简化了程序并便利于政府操作。比如在1953-1955年间，由通产省指定，日本开发银行将资金大量投入到了电力、船舶、煤炭、钢铁这四个行业中，占该行全部投资资金的83%。这四个行业中，电力总投资的23.1%，船舶总投资的33.6%，煤炭总投资的29.8%，钢铁总投资的10.6%来自于开发银行。在此后，由国家直接投资的份额逐渐减少，日本开发银行提供的工业资本从1953年的22%下降到1961年的5%（可参见：《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但是，由于一万田和池田建立的国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双轨制，日本开发银行的份额虽然小，却具有导向作用，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如果能吸引到日本开发银行的投资，自然就能轻易获得其他渠道的资金流入。
政策杠杆调节经济
除了投资以外，通产省还可以通过其他经济杠杆进行调节，1954年经济衰退期中，通产省用了一招非常漂亮的“香蕉与糖”战术来振兴船舶工业。当时，由于朝战特需结束，原本兴旺的船舶工业陷入困境。通产省在当年接管了一个名为“日本贸易振兴协会”的民间机构，通过它为船舶工业筹资。当时，日本国内香蕉和糖短缺，价格偏高，进口香蕉和糖利润可达数倍，通产省立刻决定拿这两种商品做文章，从中抽取进口税转交给日本贸易振兴协会用来补贴造船，甚至规定，只要某家贸易公司和造船厂挂钩并保证能以5%的利润补贴船舶出口，就可以获得通产省颁发的古巴糖进口许可证，以2-10倍于进口价的价格在国内出售糖。有这利润，贸易公司迅速行动起来，两年内就为造船工业获得大约100亿日元的补贴，船舶工业的冬天很快过去了。
税收杠杆也是不可缺少的。根据日本学者鹤田俊正的估计，从1950-1970年，由于各种税收优惠，国库的净损失达到了3.1万亿日元，相当于削减公司税率的20%，在1955-1959年间甚至达到了30.2%，将近1/3的税被减免，这自然大大有利于日本公司把更充足的资金投入到设备更新和技术更新上。索尼（Sony）公司的成功就有赖于这一政策。在1946年成立后，政府给索尼的优惠是：产品上市两年后才征收半导体和收音机的货物税，这使得价格能降低到消费者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在“神武景气”期间，几乎每一个日本家庭都普及了“三种神器”：冰箱、洗衣机和黑白电视机，这就是政府对电器行业扶植结出的硕果。
此外，在日本经济增长中，通产省很注意产业布局的合理化，1952年日本通过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该法一方面鼓励对新设备的安装运行提供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另一方面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公款修筑港口、公路、电力网、煤气主道、工业园区以提供给指定的工业行业使用。
在这一法律的推动下，产业布局合理化开始实行，因为日本的产业发展严重依赖进口原材料，而产品又大量出口，所以工厂和港口尽量靠近，成品制造厂和加工厂尽量靠近，形成了一个产业带，这个宏大的产业带集中在太平洋沿岸，如东京湾附近的千叶区就集中了大批石油化工企业，东京、名古屋和大阪三个重要的沿海城市形成了中心都市圈。
（作者系日本史普及作者，著有《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50年》、《幕府时代》、《日本味儿》等著作）
1954年，农历甲午，这一年的12月，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史上 “神武景气”的开始。所谓“神武景气”，意即“神武天皇（传说中的第一任天皇）以来从未有的景气”，从这一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一直延续到80年代。那么日本经济在这一时期高速发展的秘诀在何处？通商产业省（现在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的前身，相当于商务部或国家经委，简称通产省）的角色不容忽视。
商业银行催生财团
在朝鲜战争“特需”和美国人为稳定日元而在日本实施通货紧缩政策的刺激下，日本在40年代后半期迅速实现了经济恢复并加入了西方经济体系。在接下来，日本经济如何发展，以日本政府通商产业省和大藏省为核心的当局就日本经济发展动力问题进行了不断的争论。大体而言，从1954年开始日本经济持续20年的高速发展，日本政府的投资导向与贸易保护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总的来说，50年代中期对日本经济发展的看法分为两种：一派以日本银行总裁一万田尚登（1946-1954年间在任）为代表，主张延续通货紧缩政策，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万田曾经发表过“汽车工业无用论”，他不主张以政府投资的形式去扶植产业，认为这是引起通货膨胀的根源。另一派则以后来成为首相的池田勇人为代表，主张政府是工业资本唯一可靠来源，主张由政府出资来扶持重点产业。两人的争论其实为日本分别建设了两个提升经济的发动机——商业银行贷款和国家银行贷款制度。
一万田尚登不主张国家掏钱去扶植产业，所以他通过12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向急需资金扩充生产的企业发放贷款，而由中央银行给予担保；中央银行只贷款给这12家商业银行，而不和企业直接发生关系。这个制度中有意思的是，企业可以从商业银行中取得超过其偿还能力的贷款额。这样，就形成了和战前财阀类似的以银行为中心的企业体制，一家日本集团由一家负责“输血”的银行为中心，由几家工业企业做产品，一家贸易公司做营销和提供进口原材料，其中贸易公司是通产省从1953年开始就要求生产企业与之合作的，每家企业至少要挂靠一个贸易公司，如果挂靠不了，政府还会为企业指定一个。这样生产企业的两头分别是银行和贸易公司，就形成了产销一体的大集团。
国有银行助力企业
而池田勇人创立的另一套国家直接发放工业贷款的模式就成了商业银行的良好补充。1950年12月28日，在时任大藏大臣的池田的建议下，日本输出银行（即出口银行）成立，在美国占领结束后，改名为日本输出入银行，负责进出口业务，主要是为日本的进口商提供贷款。通产省在需要购买一些指定物资时，就由这家银行通过贷款给进口商补贴，这是种变相的产业指向性投资，该银行的资金来自战后初期的美援和国家预算拨款，到1958年资本帐户达388亿日元，而贷款额达到603亿日元。
另一个更重要的国家银行就是成立于1951年4月20日的日本开发银行，其资金主要是从邮政储蓄存款而来，日本邮政是国营单位，也是日本最庞大的储蓄机构，原因就在当时大藏省的一条规定：个人存款中的前300万日元可以免利息税，而且针对的仅仅是帐户而非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开无数个300万日元以下的免利息税的帐户。更有甚者，邮局还经常提醒存款接近300万的客户到另一个邮局重开帐户。这一政策使得邮局就成了日本最大的吸金机构，到1980年，它的全部储蓄额超过了所有城市银行的总和。
日本开发银行被允许从这样一笔庞大的储蓄资金中借款贷给企业，从1953年开始，大藏省和通产省企业局每年制订一个《财政投资和贷款计划》，来指导资金投资，这个计划的资金占据国家财政预算的1/3到1/2，且完全由经济官僚掌握，不需要经过议会的批准和复查，这大大简化了程序并便利于政府操作。比如在1953-1955年间，由通产省指定，日本开发银行将资金大量投入到了电力、船舶、煤炭、钢铁这四个行业中，占该行全部投资资金的83%。这四个行业中，电力总投资的23.1%，船舶总投资的33.6%，煤炭总投资的29.8%，钢铁总投资的10.6%来自于开发银行。在此后，由国家直接投资的份额逐渐减少，日本开发银行提供的工业资本从1953年的22%下降到1961年的5%（可参见：《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但是，由于一万田和池田建立的国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双轨制，日本开发银行的份额虽然小，却具有导向作用，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如果能吸引到日本开发银行的投资，自然就能轻易获得其他渠道的资金流入。
政策杠杆调节经济
除了投资以外，通产省还可以通过其他经济杠杆进行调节，1954年经济衰退期中，通产省用了一招非常漂亮的“香蕉与糖”战术来振兴船舶工业。当时，由于朝战特需结束，原本兴旺的船舶工业陷入困境。通产省在当年接管了一个名为“日本贸易振兴协会”的民间机构，通过它为船舶工业筹资。当时，日本国内香蕉和糖短缺，价格偏高，进口香蕉和糖利润可达数倍，通产省立刻决定拿这两种商品做文章，从中抽取进口税转交给日本贸易振兴协会用来补贴造船，甚至规定，只要某家贸易公司和造船厂挂钩并保证能以5%的利润补贴船舶出口，就可以获得通产省颁发的古巴糖进口许可证，以2-10倍于进口价的价格在国内出售糖。有这利润，贸易公司迅速行动起来，两年内就为造船工业获得大约100亿日元的补贴，船舶工业的冬天很快过去了。
税收杠杆也是不可缺少的。根据日本学者鹤田俊正的估计，从1950-1970年，由于各种税收优惠，国库的净损失达到了3.1万亿日元，相当于削减公司税率的20%，在1955-1959年间甚至达到了30.2%，将近1/3的税被减免，这自然大大有利于日本公司把更充足的资金投入到设备更新和技术更新上。索尼（Sony）公司的成功就有赖于这一政策。在1946年成立后，政府给索尼的优惠是：产品上市两年后才征收半导体和收音机的货物税，这使得价格能降低到消费者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在“神武景气”期间，几乎每一个日本家庭都普及了“三种神器”：冰箱、洗衣机和黑白电视机，这就是政府对电器行业扶植结出的硕果。
此外，在日本经济增长中，通产省很注意产业布局的合理化，1952年日本通过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该法一方面鼓励对新设备的安装运行提供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另一方面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公款修筑港口、公路、电力网、煤气主道、工业园区以提供给指定的工业行业使用。
在这一法律的推动下，产业布局合理化开始实行，因为日本的产业发展严重依赖进口原材料，而产品又大量出口，所以工厂和港口尽量靠近，成品制造厂和加工厂尽量靠近，形成了一个产业带，这个宏大的产业带集中在太平洋沿岸，如东京湾附近的千叶区就集中了大批石油化工企业，东京、名古屋和大阪三个重要的沿海城市形成了中心都市圈。
（作者系日本史普及作者，著有《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50年》、《幕府时代》、《日本味儿》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