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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典籍阿译的研究作为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对中国典籍阿译研究成果进行了大致梳理，从总体性研究、单个译本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概括性综述。从研究成果来看，这些年国内典籍阿译研究成果确实在逐年增加，翻译研究的水平和质量也不断提高，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研究数量相对较少、研究不深入、翻译理论研究单一以及研究题材和译本单一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关键词：典籍阿译;研究综述;发展现状
研究现状：
在以知网、万方为主要搜索方式，辅之以线下出版社查找以及档案室资料查找等方式，我们发现在我国中国典籍阿译研究的相关资料相对于英译以及其他常用语言的译本研究而言，中国典籍阿译进行的相关研究较少，可以辅助佐证的材料较少，并且研究存在着译本单一性以及研究角度单一性的特点。虽然存在以上问题和不足，但是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相关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典籍阿译工作以及阿语译本研究工作整体呈现增长态势，趋势向好。
研究意义：
通过总结归纳中国典籍阿译本的相关研究数据，我们可以得知目前在我国被阿译的中国典籍的大致数量和书目信息，根据不同学者对同一译本的不同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此譯本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水平的相关信息，并且根据这些不足，加以改正，为其后的翻译工作者提供借鉴，让其更好的了解我们国内目前的中国典籍阿译的研究现状，为其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基础。
文献——研究综述：
目前，在我国已经完成的中国典籍阿译本的数量在60本左右，但是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在21世纪之前出版的中国典籍阿译本形式大多数为少儿画册、译著以及明信片，据数据统计，当时这一比例占据中国典籍阿译本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在21世纪以来，中国典籍阿译的主要形式是译著，截至目前，约有30本的中国典籍已经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下表展示的是中国典籍阿译的书目信息：
近年来，我国的典籍阿译事业有所发展，王有勇等研究者从总括性研究方面对近年来的典籍阿译事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并且指出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王有勇分析了我国典籍阿译的翻译工作是由中阿双方的翻译人才共同完成的，提出了典籍翻译应该更多使用逆向翻译的方法，坚持“中方主译，阿方润色”相结合的翻译策略，而且提出我国现在典籍阿译面临的两大问题是翻译质量低下和翻译人才匮乏，对中华文化走出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也提倡规范翻译市场、培养阿语翻译人才、积极了解阿拉伯图书出版的情况，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目标。包澄章认为中国典籍阿译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武志勇和刘子潇也提到了中国典籍的翻译工作是国家和民族强盛以及文化魅力的体现。单思明则认为翻译工作的进行有利于促进中阿之间的文学交流、加强两国在语言翻译上的合作，也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文化认同。郭亚文和何明星则认为典籍阿译有益于向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推介中国传统文化。陈福宇和费振玠则认为典籍阿译类型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文学和哲学方面，而且应该翻译部分工程典籍，以便于贴合西方认知。刘树森则认为通过阿译典籍翻译的特殊价值与功能促进人类文明融通、传承与共同发展以及典籍阿译工作应该在文本语义、语体风格与文化内涵等方面达到普遍认同。余涛则认为在典籍阿译的过程中应该参考文化背景，避免出现文化冲突，这样更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高璐夷则认为典籍阿译的工作不仅仅是典籍作品的翻译，而且应是让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一种途径。并且他认为典籍翻译是社会性的活动，翻译工作应该符合国内外环境。刘君则认为典籍的翻译工作应该开拓国际视野，积极调整译介模式，努力改变译者的单一视角，避免片面化的理解。
译本研究是翻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目前从单个典籍译本的研究方面来讲，典籍阿译的译本研究存在着发展缓慢、研究译本单一等问题，并且译本研究主要集中在《论语》、《中庸》、《庄子》等为数不多的哲学典籍上面。刘君和何文静在评述《楚辞》阿译本时说到，在对其阿译本进行翻译的时候存在着翻译过于专业化、缺乏必要注释的情况。这样的疏忽加重了学习者的畏难心理，且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容易造成理解偏差的问题。刘君还提到对《楚辞》这样的经典巨著的译介更应当避免单一的文化立场，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既要保存源语文化的价值也要考虑读者的接受心理。高璐夷在对于《三字经》的译本的研究中提到，我们应该具有文化自信，对于三字经中的一些在现在看来不合时宜的糟粕不应该刻意回避，应该忠实其原文，译者应该保持文化的自觉性。刘树森对李文玲与罗林合作翻译的《弟子规》阿拉伯语译本进行了评价，他认为该译本的翻译基本和中文源语相对应，汉阿双语对照并且配有插图方便读者阅读。陈福宇对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 Stanislas Julien）先后把《丹青》《五金》《蚕桑》等卷摘译成法文其后被转译为阿拉伯语的译本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在典籍阿译的过程中，应该由该专业的学者和翻译者共同完成，这样会使翻译更加准确，他认为这也是上述译本翻译的优势所在。郭亚文高度赞扬了王复翻译的《西厢记》阿拉伯译本，他认为该译本在诗词和唱曲翻译较为细致，也注重结合了阿拉伯语悬诗的特点，很好地还原了原作的曲词。何明星也分别对叙利亚大马士革出版社与中国外文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三国演义》《西游记》《边城及其他故事》《聊斋故事》等阿语版图书，外文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叙利亚著名翻译家哈纳 ·阿布德从英译本转译成阿拉伯文的阿拉伯文版 《刘少奇选集》，叙利亚大马士革出版社与中国外文出版社合作出版由叙利亚著名翻译家、 作家苏海尔 ·艾尤布翻译的从英译本转译成阿语版《水浒传》进行了简单的评述，他认为这些典籍翻译水平较高，是作者结合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进行情境化翻译的重要杰作，是中国典籍阿译事业的重要里程碑。马小明在对马坚翻译的《论语》和穆赫辛·法尔贾尼翻译的《论语》进行对比的时候提到马坚的翻译作品语言精炼，内容准确，行文流畅，其翻译的《论语》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版本。他认为马坚翻译的《论语》打开了阿拉伯国家的人民了解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和哲学的大门，在推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穆赫辛·法尔贾尼翻译的《论语》水平较高，但是由于文化差异，部分概念的翻译传达不准确，比如“仁者”、“礼”等的概念与原文存在偏差，且提到两个译本的共同之处是不同程度使用了增补、省略、加注的处理方法，方便读者阅读。特别强调了马坚的译本更加忠实于原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面工整对等，没有转译隐含内容，但是却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穆赫辛·法尔贾尼的译本则更加倾向于意义对等，添加了很多的情景，使得上下文比较连贯，但正是由于在处理原文内涵的时候过分添加内容，使其译本更像是一个注解版本，而不是原文的译本，其缺点就是过于冗长，很难让读者体验到中国文言文的言简意赅、简洁隽永的特点，并且部分内容过度解释反而曲解了原文的意思。马丽从阐释学翻译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马坚先生翻译的《论语》，首先对原文以及作者和译者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其次对阿语译本中的词汇和句子进行了翻译风格的分析，最后分析了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了分析。崔诗琪还对《红高粱》阿译本进行了研究，她认为译者在翻译的中更多采用了释义的翻译策略，省略和直译次之，归化、增译、减译和脚注法使用较少。他认为这样的策略在方便读者阅读的同时，也极大地损耗了中国的文化元素和文化内涵。薛庆国对哈迪·阿莱维和费拉斯·萨瓦赫翻译的《道德经》进行了研究分析，他提到哈迪的《道德经》译本主要阐释的是道家的本体论、人生论和政治思想，并且和伊斯兰哲学的有关思想进行了对比，分析了道家思想对现在中国革命的影响。他认为费拉斯翻译的《道德经》的特点主要在于译文前的长篇导读和译文之后对每章文字的详细解释，而且费拉斯的《道德经》译本对中西方思想进行对比，还经常使用现代的科学理论印证老子的思想，见解独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我国典籍阿译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及意见建议：
典籍阿译研究目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比如：
译本研究单一。主要集中于《论语》、《道德经》、《庄子》等哲学著作上面，但是已经被译为阿语的中国典籍已经有六十余本，大部分的译本未被研究过，所以在未来的阿译典籍研究中可以多倾向于那些目前没有被研究过的译本上面，这样不仅可以丰富我国典籍阿译的研究内容，从不同的译本研究中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我国目前典籍阿译的问题所在，还有利于后继翻译从业者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
译本研究的翻译理论过于单调。由上文可知，在我国的阿译典籍的研究过程中，“信”、“达”、“雅”的翻译理论和“忠实、通顺”的翻译理论研究占据了阿译典籍研究的绝大部分，因此提倡研究者从诸如功能对等理论、功能翻译理论角度进行阿译典籍作品的研究，这样不仅仅可以丰富我国的阿译典籍的研究内容，也可以对同一作品进行不同视角的阐释，使其译作更加全面地展示在研究者的面前，从而促进阿译典籍研究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洪涛.“大国崛起”之论与明清小说对外传播的问题—《水浒传》、《红楼梦》的译论与研究伦理[J].红楼梦学刊， 2014，（05）：170.
[2]武志勇，刘子潇.《道德经》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历史[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5）：21-22.
[3]张萍.论译者背景对文化翻译的影响——以《水浒传》翻译为例[J].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9，34（1）：128.
[4]郭旭明.中国文化走出去语境下中国民间故事生态翻译探索[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7，38（11）：121.
[5]钟震昊，战嘉璐，黄银润，耿秋實，王东来，卜紫婷. 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民间故事对外传播状况调查[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15）：15-16.
[6]董斌斌，余健明. 典籍翻译二十年研究综述[J].学科探索，2020，（4）：57.
[7]方铭.2016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J].云梦学刊.2019，40（4）：42-43.
[8]刘君.《楚辞》译介的文化立场与海外传播[D].武汉：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20.
[9]高璐夷.《三字经》对外译介研究[J].思考与言说，2018，（8）：183.
[10]余涛.一带一路背景下《三字经》的对外翻译传播研究[J].2018短篇小说-.2018，（3）：8-9.
[11]刘树森. 中文典籍外译的本质与意义——基于三部启蒙经典翻译的考察与思考[M].北京：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2017：12-13.
[12]费振玠，曹洸.从《天工开物》外译情况谈科技翻译[J].徐汇区业余大学，1998：42-43.
[13]陈福宇.晚明工程技术典籍的传播与翻译[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7，17（6）：132-133.
[14]曹瑞斓.黄梅戏外译研究[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14，31（6）：82.
[15]郭亚文.《西厢记》非英语译本在海外的译介和传播[J].四川戏剧，2019，（4）：150.
[16]王有勇.中华典籍阿拉伯语翻译的问题、原则和任务[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0-25（6）：
[17]包澄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现状、基础及挑战[J].西亚非洲，2019，（2）：146-147.
[18]单思明.中国与埃及人文外交研究[D].大连：大连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
[19]何明星.叙利亚，向阿拉伯世界介绍新中国[J].走向世界·出版史料.2010，（3）：107-108.
[20]朱程.《道德经》英语、阿拉伯语译本中的跨文化异同对比研究[M]. 海口：第十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2.
[21]马小明.《论语》两个阿译本的对比分析[J].中国穆斯林2016，（1）：19-21，35.
[22]于美晨.建国年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外译书目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3.
[22]崔诗琪. 莫言《红高粱》阿译本文化元素的翻译研究——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视角[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8.
[23]薛庆国.评《道德经》的两个阿拉伯文译本[J].阿拉伯世界，2001，（1）：72-73.
[24]仲跻昆.谈语言、经典、翻译与文化——以中、阿（拉伯）为例[M].北京：北京论坛（2012）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新格局·新挑战·新思维·新机遇：“文明的构建：语言的沟通与典籍的传播”语言分论坛论文及摘要集，2012：99.
（宁夏大学 750021）
关键词：典籍阿译;研究综述;发展现状
研究现状：
在以知网、万方为主要搜索方式，辅之以线下出版社查找以及档案室资料查找等方式，我们发现在我国中国典籍阿译研究的相关资料相对于英译以及其他常用语言的译本研究而言，中国典籍阿译进行的相关研究较少，可以辅助佐证的材料较少，并且研究存在着译本单一性以及研究角度单一性的特点。虽然存在以上问题和不足，但是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相关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典籍阿译工作以及阿语译本研究工作整体呈现增长态势，趋势向好。
研究意义：
通过总结归纳中国典籍阿译本的相关研究数据，我们可以得知目前在我国被阿译的中国典籍的大致数量和书目信息，根据不同学者对同一译本的不同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此譯本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水平的相关信息，并且根据这些不足，加以改正，为其后的翻译工作者提供借鉴，让其更好的了解我们国内目前的中国典籍阿译的研究现状，为其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基础。
文献——研究综述：
目前，在我国已经完成的中国典籍阿译本的数量在60本左右，但是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在21世纪之前出版的中国典籍阿译本形式大多数为少儿画册、译著以及明信片，据数据统计，当时这一比例占据中国典籍阿译本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在21世纪以来，中国典籍阿译的主要形式是译著，截至目前，约有30本的中国典籍已经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下表展示的是中国典籍阿译的书目信息：
近年来，我国的典籍阿译事业有所发展，王有勇等研究者从总括性研究方面对近年来的典籍阿译事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并且指出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王有勇分析了我国典籍阿译的翻译工作是由中阿双方的翻译人才共同完成的，提出了典籍翻译应该更多使用逆向翻译的方法，坚持“中方主译，阿方润色”相结合的翻译策略，而且提出我国现在典籍阿译面临的两大问题是翻译质量低下和翻译人才匮乏，对中华文化走出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也提倡规范翻译市场、培养阿语翻译人才、积极了解阿拉伯图书出版的情况，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目标。包澄章认为中国典籍阿译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武志勇和刘子潇也提到了中国典籍的翻译工作是国家和民族强盛以及文化魅力的体现。单思明则认为翻译工作的进行有利于促进中阿之间的文学交流、加强两国在语言翻译上的合作，也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文化认同。郭亚文和何明星则认为典籍阿译有益于向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推介中国传统文化。陈福宇和费振玠则认为典籍阿译类型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文学和哲学方面，而且应该翻译部分工程典籍，以便于贴合西方认知。刘树森则认为通过阿译典籍翻译的特殊价值与功能促进人类文明融通、传承与共同发展以及典籍阿译工作应该在文本语义、语体风格与文化内涵等方面达到普遍认同。余涛则认为在典籍阿译的过程中应该参考文化背景，避免出现文化冲突，这样更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高璐夷则认为典籍阿译的工作不仅仅是典籍作品的翻译，而且应是让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一种途径。并且他认为典籍翻译是社会性的活动，翻译工作应该符合国内外环境。刘君则认为典籍的翻译工作应该开拓国际视野，积极调整译介模式，努力改变译者的单一视角，避免片面化的理解。
译本研究是翻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目前从单个典籍译本的研究方面来讲，典籍阿译的译本研究存在着发展缓慢、研究译本单一等问题，并且译本研究主要集中在《论语》、《中庸》、《庄子》等为数不多的哲学典籍上面。刘君和何文静在评述《楚辞》阿译本时说到，在对其阿译本进行翻译的时候存在着翻译过于专业化、缺乏必要注释的情况。这样的疏忽加重了学习者的畏难心理，且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容易造成理解偏差的问题。刘君还提到对《楚辞》这样的经典巨著的译介更应当避免单一的文化立场，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既要保存源语文化的价值也要考虑读者的接受心理。高璐夷在对于《三字经》的译本的研究中提到，我们应该具有文化自信，对于三字经中的一些在现在看来不合时宜的糟粕不应该刻意回避，应该忠实其原文，译者应该保持文化的自觉性。刘树森对李文玲与罗林合作翻译的《弟子规》阿拉伯语译本进行了评价，他认为该译本的翻译基本和中文源语相对应，汉阿双语对照并且配有插图方便读者阅读。陈福宇对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 Stanislas Julien）先后把《丹青》《五金》《蚕桑》等卷摘译成法文其后被转译为阿拉伯语的译本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在典籍阿译的过程中，应该由该专业的学者和翻译者共同完成，这样会使翻译更加准确，他认为这也是上述译本翻译的优势所在。郭亚文高度赞扬了王复翻译的《西厢记》阿拉伯译本，他认为该译本在诗词和唱曲翻译较为细致，也注重结合了阿拉伯语悬诗的特点，很好地还原了原作的曲词。何明星也分别对叙利亚大马士革出版社与中国外文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三国演义》《西游记》《边城及其他故事》《聊斋故事》等阿语版图书，外文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叙利亚著名翻译家哈纳 ·阿布德从英译本转译成阿拉伯文的阿拉伯文版 《刘少奇选集》，叙利亚大马士革出版社与中国外文出版社合作出版由叙利亚著名翻译家、 作家苏海尔 ·艾尤布翻译的从英译本转译成阿语版《水浒传》进行了简单的评述，他认为这些典籍翻译水平较高，是作者结合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进行情境化翻译的重要杰作，是中国典籍阿译事业的重要里程碑。马小明在对马坚翻译的《论语》和穆赫辛·法尔贾尼翻译的《论语》进行对比的时候提到马坚的翻译作品语言精炼，内容准确，行文流畅，其翻译的《论语》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版本。他认为马坚翻译的《论语》打开了阿拉伯国家的人民了解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和哲学的大门，在推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穆赫辛·法尔贾尼翻译的《论语》水平较高，但是由于文化差异，部分概念的翻译传达不准确，比如“仁者”、“礼”等的概念与原文存在偏差，且提到两个译本的共同之处是不同程度使用了增补、省略、加注的处理方法，方便读者阅读。特别强调了马坚的译本更加忠实于原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面工整对等，没有转译隐含内容，但是却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穆赫辛·法尔贾尼的译本则更加倾向于意义对等，添加了很多的情景，使得上下文比较连贯，但正是由于在处理原文内涵的时候过分添加内容，使其译本更像是一个注解版本，而不是原文的译本，其缺点就是过于冗长，很难让读者体验到中国文言文的言简意赅、简洁隽永的特点，并且部分内容过度解释反而曲解了原文的意思。马丽从阐释学翻译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马坚先生翻译的《论语》，首先对原文以及作者和译者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其次对阿语译本中的词汇和句子进行了翻译风格的分析，最后分析了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了分析。崔诗琪还对《红高粱》阿译本进行了研究，她认为译者在翻译的中更多采用了释义的翻译策略，省略和直译次之，归化、增译、减译和脚注法使用较少。他认为这样的策略在方便读者阅读的同时，也极大地损耗了中国的文化元素和文化内涵。薛庆国对哈迪·阿莱维和费拉斯·萨瓦赫翻译的《道德经》进行了研究分析，他提到哈迪的《道德经》译本主要阐释的是道家的本体论、人生论和政治思想，并且和伊斯兰哲学的有关思想进行了对比，分析了道家思想对现在中国革命的影响。他认为费拉斯翻译的《道德经》的特点主要在于译文前的长篇导读和译文之后对每章文字的详细解释，而且费拉斯的《道德经》译本对中西方思想进行对比，还经常使用现代的科学理论印证老子的思想，见解独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我国典籍阿译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及意见建议：
典籍阿译研究目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比如：
译本研究单一。主要集中于《论语》、《道德经》、《庄子》等哲学著作上面，但是已经被译为阿语的中国典籍已经有六十余本，大部分的译本未被研究过，所以在未来的阿译典籍研究中可以多倾向于那些目前没有被研究过的译本上面，这样不仅可以丰富我国典籍阿译的研究内容，从不同的译本研究中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我国目前典籍阿译的问题所在，还有利于后继翻译从业者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
译本研究的翻译理论过于单调。由上文可知，在我国的阿译典籍的研究过程中，“信”、“达”、“雅”的翻译理论和“忠实、通顺”的翻译理论研究占据了阿译典籍研究的绝大部分，因此提倡研究者从诸如功能对等理论、功能翻译理论角度进行阿译典籍作品的研究，这样不仅仅可以丰富我国的阿译典籍的研究内容，也可以对同一作品进行不同视角的阐释，使其译作更加全面地展示在研究者的面前，从而促进阿译典籍研究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洪涛.“大国崛起”之论与明清小说对外传播的问题—《水浒传》、《红楼梦》的译论与研究伦理[J].红楼梦学刊， 2014，（05）：170.
[2]武志勇，刘子潇.《道德经》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历史[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5）：21-22.
[3]张萍.论译者背景对文化翻译的影响——以《水浒传》翻译为例[J].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9，34（1）：128.
[4]郭旭明.中国文化走出去语境下中国民间故事生态翻译探索[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7，38（11）：121.
[5]钟震昊，战嘉璐，黄银润，耿秋實，王东来，卜紫婷. 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民间故事对外传播状况调查[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15）：15-16.
[6]董斌斌，余健明. 典籍翻译二十年研究综述[J].学科探索，2020，（4）：57.
[7]方铭.2016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J].云梦学刊.2019，40（4）：42-43.
[8]刘君.《楚辞》译介的文化立场与海外传播[D].武汉：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20.
[9]高璐夷.《三字经》对外译介研究[J].思考与言说，2018，（8）：183.
[10]余涛.一带一路背景下《三字经》的对外翻译传播研究[J].2018短篇小说-.2018，（3）：8-9.
[11]刘树森. 中文典籍外译的本质与意义——基于三部启蒙经典翻译的考察与思考[M].北京：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2017：12-13.
[12]费振玠，曹洸.从《天工开物》外译情况谈科技翻译[J].徐汇区业余大学，1998：42-43.
[13]陈福宇.晚明工程技术典籍的传播与翻译[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7，17（6）：132-133.
[14]曹瑞斓.黄梅戏外译研究[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14，31（6）：82.
[15]郭亚文.《西厢记》非英语译本在海外的译介和传播[J].四川戏剧，2019，（4）：150.
[16]王有勇.中华典籍阿拉伯语翻译的问题、原则和任务[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0-25（6）：
[17]包澄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现状、基础及挑战[J].西亚非洲，2019，（2）：146-147.
[18]单思明.中国与埃及人文外交研究[D].大连：大连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
[19]何明星.叙利亚，向阿拉伯世界介绍新中国[J].走向世界·出版史料.2010，（3）：107-108.
[20]朱程.《道德经》英语、阿拉伯语译本中的跨文化异同对比研究[M]. 海口：第十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2.
[21]马小明.《论语》两个阿译本的对比分析[J].中国穆斯林2016，（1）：19-21，35.
[22]于美晨.建国年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外译书目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3.
[22]崔诗琪. 莫言《红高粱》阿译本文化元素的翻译研究——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视角[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8.
[23]薛庆国.评《道德经》的两个阿拉伯文译本[J].阿拉伯世界，2001，（1）：72-73.
[24]仲跻昆.谈语言、经典、翻译与文化——以中、阿（拉伯）为例[M].北京：北京论坛（2012）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新格局·新挑战·新思维·新机遇：“文明的构建：语言的沟通与典籍的传播”语言分论坛论文及摘要集，2012：99.
（宁夏大学 75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