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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戈公振是中国现代新闻学的创始人与泰斗，沉浮于报界数十载，其《中国报学史》是我国现代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报刊历史的专著，为我们了解中国新闻学发展脉络，探求报刊的演变规律提供了诸多启示。虽然今天看来它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其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诸多史料及新闻思想对后世研究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启示
在戈公振、徐宝璜等学者的新闻本位观提出之前，中国的新闻学仅仅处于启蒙阶段。梁启超的一句“报馆有益于国事”既充分表达了当时知识分子“以报报国”的心志和愿望，却也限定了新闻事业作为政治变革“利器”的工具角色。同理，也框定了新闻学作为政治驾驭下“术”的隶属地位。及至五四时期，新闻事业不仅有了职业化的长足发展，而且随着西方新闻学观念的引进，新闻学科的独立意识也随之起步。在这一背景的促使下，我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进一步发展起来，不仅一批报学系科（后改称新闻系）先后建立，新闻学也逐渐从“术”的角色定位向“学”的角色定位转型。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就是这一时期新闻学著作的优秀代表。
一、《中国报学史》的价值
（一）治史态度
《中国报学史》所呈现的历史资料之丰之细可谓“史无前例”， 作者有心治学的态度加上对经年累月的调查和积累的坚持，才有如此丰硕而详实的史料呈现。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曾在《时报》刊登了“访求旧报”广告，高价征集所需各种中外报刊，并多次到上海徐家汇藏书楼阅读和查找有关报刊资料。他还曾特地致函马相伯、丁福保、郑振铎等人，虚心向他们请教。《中国报学史》终于在1926年底完成，并于1927年11月发行。
（二）开创新闻史学研究先河
在全书的绪论部分，戈公振开宗明义地提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 此前，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像戈公振这样明确地提出将报业史作为研究对象，也正因为戈公振这种筚路蓝缕的开路精神，《中国报学史》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次确定了报刊史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科。也正是直到《中国报学史》的诞生，新闻学的学科框架体系才宣告建构完成，新闻学教育的三大分支才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的学术源头。
（三）当代新闻实践的参考
《中国报学史》语言虽文白相间，然而书中所述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很多仍为今天的学者所关注。作者在描述民国报界现状时说：“北京与上海为政治与商务之中心，故常有专员驻其间，所得新闻为一报所独有。”描述了独家新闻和特派记者的新闻现象；“试观各报新闻，十分之七八雷同，编制亦无大异，阅过一报，则他报即一无可阅，事实诚如此也。”尖锐地提出了当时报纸的同质化现象，这一问题仍然困扰着当今传媒行业。
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作为中国第一部研究报刊史的专著，在编撰以及治史态度等方面上为现代的新闻史研究做了示范，同时借助戈公振的系统搜集整理工作，现代研究得以对报刊的整体沿革进行把握，从而尝试创建新的研究范式。
末尾一章中，作者提纲挈领，总结全书，指出报纸发展的趋势在于“平民化”“艺术化”“全球化”，这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更值得为当前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所借鉴。
二、《中国报学史》的不足
《中国报学史》虽然质量明显高于同时代大部分著作，但也多少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对报业历史上经典个案的论述不够深入和完整，对新闻史人物的研究不够彻底，采用文言文写作增加阅读难度等。需要明确的，早期新闻史著作中出现的不足仍是我们现在从事新闻传播史研究需重点注意的问题，还原新闻史事件的本来面目是我们学术研究中必须坚持并践行的目标。
三、结合《中国报学史》谈对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几点认识
（一）史料素材陈旧、单一，与整个社会发展史严重脱节
戈公振先生在写《中国报学史》时十分注重史料的收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会发现，书中涉及的许多史料已经过时，许多说法也显得不合适。挖掘新史料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推进史学研究，也难以得出正确结论。如果仅仅是把几位学者挖掘的史料引用来转载去，而没有主动发掘新史料的意识和勇气，那么研究就会缺乏考证与可信度，就会产生由于与社会发展史脱节而使得新闻史研究缺乏时代感与使命感的尴尬局面。
（二）新闻史研究发展比较快，传播学史研究比较滞后
新闻界中一些具有里程碑式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关于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就是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权威性著作。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中国新闻史的整体综合研究取得了学科内公认的完善成果的是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主编），1996—1999年陆续出版，共计3600多页；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质量较高的成果，如《新记大公报史稿》等；世界新闻史的研究有所进展，如《日本传播史》、《世界新闻史》等出现。而传播学史，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史研究相当滞后。
四、小结
写史向来无法尽善尽美，作者无法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术倾向等完全隔离开来，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因此对于《中国报学史》中出现的纰漏我们不必过于苛责，对于历史的记录本来就该随着时代的进步及研究方法的改进而不断进行修订。我们应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它诸多的开创性见地及其启示意义上，再根据其提供的史料进行更加详实的研究和考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坦然接受所有现实的煽动，而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学术研究者特别是史学研究者该有的冷静和客观，让学术成果尽可能的科学而让人信服，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奠定坚实的现实根基。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岳麓书社，2011.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关键词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启示
在戈公振、徐宝璜等学者的新闻本位观提出之前，中国的新闻学仅仅处于启蒙阶段。梁启超的一句“报馆有益于国事”既充分表达了当时知识分子“以报报国”的心志和愿望，却也限定了新闻事业作为政治变革“利器”的工具角色。同理，也框定了新闻学作为政治驾驭下“术”的隶属地位。及至五四时期，新闻事业不仅有了职业化的长足发展，而且随着西方新闻学观念的引进，新闻学科的独立意识也随之起步。在这一背景的促使下，我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进一步发展起来，不仅一批报学系科（后改称新闻系）先后建立，新闻学也逐渐从“术”的角色定位向“学”的角色定位转型。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就是这一时期新闻学著作的优秀代表。
一、《中国报学史》的价值
（一）治史态度
《中国报学史》所呈现的历史资料之丰之细可谓“史无前例”， 作者有心治学的态度加上对经年累月的调查和积累的坚持，才有如此丰硕而详实的史料呈现。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曾在《时报》刊登了“访求旧报”广告，高价征集所需各种中外报刊，并多次到上海徐家汇藏书楼阅读和查找有关报刊资料。他还曾特地致函马相伯、丁福保、郑振铎等人，虚心向他们请教。《中国报学史》终于在1926年底完成，并于1927年11月发行。
（二）开创新闻史学研究先河
在全书的绪论部分，戈公振开宗明义地提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 此前，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像戈公振这样明确地提出将报业史作为研究对象，也正因为戈公振这种筚路蓝缕的开路精神，《中国报学史》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次确定了报刊史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科。也正是直到《中国报学史》的诞生，新闻学的学科框架体系才宣告建构完成，新闻学教育的三大分支才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的学术源头。
（三）当代新闻实践的参考
《中国报学史》语言虽文白相间，然而书中所述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很多仍为今天的学者所关注。作者在描述民国报界现状时说：“北京与上海为政治与商务之中心，故常有专员驻其间，所得新闻为一报所独有。”描述了独家新闻和特派记者的新闻现象；“试观各报新闻，十分之七八雷同，编制亦无大异，阅过一报，则他报即一无可阅，事实诚如此也。”尖锐地提出了当时报纸的同质化现象，这一问题仍然困扰着当今传媒行业。
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作为中国第一部研究报刊史的专著，在编撰以及治史态度等方面上为现代的新闻史研究做了示范，同时借助戈公振的系统搜集整理工作，现代研究得以对报刊的整体沿革进行把握，从而尝试创建新的研究范式。
末尾一章中，作者提纲挈领，总结全书，指出报纸发展的趋势在于“平民化”“艺术化”“全球化”，这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更值得为当前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所借鉴。
二、《中国报学史》的不足
《中国报学史》虽然质量明显高于同时代大部分著作，但也多少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对报业历史上经典个案的论述不够深入和完整，对新闻史人物的研究不够彻底，采用文言文写作增加阅读难度等。需要明确的，早期新闻史著作中出现的不足仍是我们现在从事新闻传播史研究需重点注意的问题，还原新闻史事件的本来面目是我们学术研究中必须坚持并践行的目标。
三、结合《中国报学史》谈对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几点认识
（一）史料素材陈旧、单一，与整个社会发展史严重脱节
戈公振先生在写《中国报学史》时十分注重史料的收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会发现，书中涉及的许多史料已经过时，许多说法也显得不合适。挖掘新史料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推进史学研究，也难以得出正确结论。如果仅仅是把几位学者挖掘的史料引用来转载去，而没有主动发掘新史料的意识和勇气，那么研究就会缺乏考证与可信度，就会产生由于与社会发展史脱节而使得新闻史研究缺乏时代感与使命感的尴尬局面。
（二）新闻史研究发展比较快，传播学史研究比较滞后
新闻界中一些具有里程碑式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关于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就是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权威性著作。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中国新闻史的整体综合研究取得了学科内公认的完善成果的是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主编），1996—1999年陆续出版，共计3600多页；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质量较高的成果，如《新记大公报史稿》等；世界新闻史的研究有所进展，如《日本传播史》、《世界新闻史》等出现。而传播学史，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史研究相当滞后。
四、小结
写史向来无法尽善尽美，作者无法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术倾向等完全隔离开来，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因此对于《中国报学史》中出现的纰漏我们不必过于苛责，对于历史的记录本来就该随着时代的进步及研究方法的改进而不断进行修订。我们应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它诸多的开创性见地及其启示意义上，再根据其提供的史料进行更加详实的研究和考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坦然接受所有现实的煽动，而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学术研究者特别是史学研究者该有的冷静和客观，让学术成果尽可能的科学而让人信服，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奠定坚实的现实根基。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岳麓书社，2011.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