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胡适存友朋信札”包括陈独秀致胡适由1920年至1935年长达15年的信件，其中就涉及了1920年《新青年》独立办报事件、1920年《新青年》编辑同仁分裂事件、1920年上海学生罢课游行运动、胡适参加段祺瑞政府“善后会议”事件、陈独秀狱中出版文稿等等。信札一经露面，掀起巨大波澜，本文披露这批信札的征集始末，个中因缘际会，令人啧啧称奇。
　　华盛顿特别行政区，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首府，在美华侨及其媒体将其简称为华府。不知为何，我在那里特别有妇人缘，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妇人也许加上一个“老”字更准确一些，因为她们都是耄耋之龄的老人了。记得那是1997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到了华盛顿，晚间，我们在一家中餐馆里用餐，饕餮之间，忽有人拍我肩膀，回首视之，乃一妇人，卷毛鹰鼻，蓝眼黄发，年纪约有五六十，典型西人妇女。我真的不认识她，也不知发生何事，十分纳闷，而她不管我的反应，斯文地说着一大堆洋文，没头没脑，我本来就是一个“哑巴”英语的水平，压根就反应不过来是怎么回事，这时，与我一同吃饭的老板笑了，对我说：“她说你长的很好!”我那时四十岁，没有现在这么臃肿。她是在说我长得标准?喜人?老实?绅士?精神?我通不知道，也不会问。但知道那是在夸奖我，这点反应我还是有的，连忙说谢谢，谢谢。美国人对情感就是这样地直白，不论是否相识，只要有好感，就可以直接向你表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此类事，所以感觉良好，自然就记忆深刻，难以忘却了。这也许就是我在华府的妇人缘。
　　几年前，经友人介绍，我在电话里认识了住在华府的L太太。今年初春，我刚好到美国公务，有一些时间，于是与公司的几位同仁从纽约驱车去华府。到达华府已是下午了，登记酒店住宿。简单用餐之后，便先去了“云南王”的千金大小姐L太太府邸，而后又去了正红旗镇国公的格格F太太府邸，晚上又去了胡太太府上。胡太太，年纪已是八十开外，身材不高，干净利索，眼睛明亮，思维清晰，非常精神，说口带有南味的国语。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的儿媳妇，可不是般人家的妇人。我们在L、F太太的引导之下，入得胡府。胡太太初见便说：我们既不相识，也没有预约，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谈的。我说，这话不对，我们是未曾谋面的老相识了。我给您讲个故事。胡太太说好啊，说来听听。于是，我就陈芝麻烂谷子地讲起一个外人鲜知的故事。
　　那是在四年以前，忽有一日，我接到上海文管会、上海博物馆的×先生电话，说有一客人要我们的两本图录，要我亲自送到上海。此事我感到非常蹊跷，但又不敢怠慢，于是匆匆收拾行装，便去了上海。由于X先生没有向我说明还有其他事，我在临行之前，与上海的一位前辈约好中午见面吃饭。于是我乘早班飞机到上海，直接先去了上海博物馆，见到了×先生。×先生将我带来的图录，放在一边，说中午汪庆正馆长请吃饭。我知道此时汪馆长因病已经住院，有一段时间没见过面了，甚是挂念。我问，为什么邀请我吃饭?×先生说，还有冯其庸先生。饭后请你们鉴定一下胡适先生收藏的甲成本《红楼梦》。我大惊，问道胡先生的藏本在上海?X先生说是的，已经从美国拿回来了。我知道，胡适先生收藏的甲成本《红楼梦》非常有名，是胡适先生建立新红学的资料基石，曾经多次出版，无需鉴定，只要对一下就知道了。故事说到这里，胡太太已经明白我是在说她所经手的事了，伤感万分地插话说道：那时胡适的公子因老年病，长期住院，花费甚巨，实是无奈，才将此书拿出，治病救人。我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在离京前，已另有约定。所以，我向×先生说：实在不好意思，来时不知有此重要事情，已与友约了饭局，如何办才好?×先生问，那边可以推吗?我说：时间来不及了，已经在饭店等我了。而且，那边也不是一般人，是邵阳先生夫妇两人请我吃饭。邵阳先生，是沪上著名的文人邵洵美、盛佩玉夫妇的女公子。我认识邵阳先生也很偶然。二十多年前(1987—1994)我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期间，整理过一些曾纪泽写给邵友濂关于出使俄国伊犁条约谈判的书札，后来发表在《近代史资料》上。
　　邵友濂，就是邵洵美的爷爷。邵阳先生的丈夫，著名心理学家吴立兰先生，是沪上著名画家杨之光先生的同母异父兄弟，也喜欢书画。在一次书画展览时我们偶然碰在一起，闲聊之间，从邵洵美说到邵友濂，从盛佩玉说到盛宣怀，很是投机，从此我成了邵先生夫妇喜欢在一起聊天的忘年朋友。所以，我无法推辞与邵先生夫妇的饭局。x先生说；也罢，你吃完饭后，再来上海博物馆看东西，如何?我说，没有问题，尽快回来。于是我去了与邵先生夫妇约好的餐馆。只可惜，这本来是可以与汪庆正先生再见一面的，谁知此后不久，汪先生就驾鹤仙去了，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我崇敬的前辈汪庆正先生。此事成为我难忘的憾事!说到这里，感念人生世事，胡太太更是惊得出神，说道：“真是天意啊，胡适先生当年看到了脂评甲成本《红楼梦》时，欲收入囊中，可惜手头银两并不宽余，就是找的邵洵美借的钱，才花了大钱买下了这部《红楼梦》。”
　　胡太太的话令我也异常震惊，原来几十年后邵家的人在这里等着胡家的人，真是宿命。如果汪庆正先生在天有灵，知道我是去见邵家人，一定是不会埋怨我的不恭和不周了。可以想象，没有邵洵美，就没有胡适先生收藏的这部《红楼梦》，也就没有上海博物馆购藏胡适旧藏的这部《红楼梦》的事，因此上天还要感念邵洵美先生。我那时急急忙忙吃完饭，与邵阳先生夫妇道别，很是失礼了，这么多年我也无法解释和说明。但是，如今听了胡太太的话，邵阳先生夫妇若能看到我写的这篇文章，就会理解，这是她的父亲邵洵美先生留下的事，要我去做最后的了结。我对胡太太说，邵阳先生曾送了我一本她母亲的书《盛佩玉的回忆：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这书里没有提到过此事。所以，我不知道胡适借邵洵美钱买书的事，更不知道借了多少钱买书。但是，我知道您卖书的钱。我问胡太太，当初上海博物馆买书时，曾经请了拍卖公司为此书做了估价，您知道吗?胡太太说知道啊。我说，那天中午饭后我到上海博物馆看到了胡适先生收藏的甲成本《红楼梦》，一函四册，老装，真伪无误。再后来，我出差在外，接到有关电话，要为此书做出估价，于是按照有关要求，经公司正式行文，为此书做出正式的估价。这个估价就是我做的，因为我们就是中介服务公司。
　　故事说到这里，胡太太已经明白了，我是“事”中人。于是胡太太说，胡适先生的手稿和大部分资料，都已经捐赠给了台湾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不知什么原因，胡适先生留了一些书信，现在家中只有剩下这些很少的书信之类。我说，我对胡先生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于是胡太太请我稍候，上楼取出一些胡适旧藏的书信，让我看看如何。
　　胡适先生做过图书馆工作，我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看到过胡适先生在此工作时批阅过的书——《清实录》，用铅笔批阅的，所以， 胡适先生的图书资料分类整理工作很在行。信件已经分好了类，非常清楚。我细看一遍，心中一惊，俱为可以补充某些历史事实的重要文献。大体如下：
　　陈独秀致胡适书信
　　其中有陈独秀致胡适书信十三通，包括一通为陈独秀致胡适与李大钊。时间主要为1920年前后，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时期，与胡适讨论如何坚持办好这份在新文化运动中，肩扛新文化大旗的杂志。当然，新文化后期各种西方的社会思想也传播到中国来，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因此，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陈与胡在这时发生思想分歧，这种分歧，可以认为是关系中国未来命运。陈与胡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变成论战的敌人，最终关系决裂。当然，我们过去很少知道陈与胡争论决裂后的人情关系，特别是陈独秀失去组织之后，直到三十年代胡适仍然保持着与陈独秀的书信与经济关系。胡适一辈子没有人国民党，也没有与成为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断绝私人关系，着实令人对胡适的“少谈点主义”的一生立场感到钦佩。
　　梁启超致胡适书信
　　晚期的梁启超与胡适，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两人之间有关系。梁启超是戊戌维新遗老，思想虽同时代在进步，但是，胡适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哲学博士，尤其是信奉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为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与梁启超的思想差距也太大了。可是，从梁启超致胡适的书信看到，梁启超非常尊敬胡适，那书信的工整，词稿的秀美，相信两人之间人格和学问的尊重关系也非一般。
　　徐志摩致胡适书信
　　徐志摩致胡适书信三通。从徐志摩致胡适书信的称呼“大哥”，就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兄弟”关系。从这些书信可以看到，一生只求“多谈些问题”的胡适博士，与社会上持各种思想的人的宽厚关系。特别是这批资料对于我们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不同侧面关系，具有极为重要资料参考价值。
　　粗粗看完之后，我对胡太太说，我对这些文献很有兴趣，我想大陆的收藏家对此也应该很有兴趣。而且这些东西放在美国，无人知晓，也鲜有人能够了解它的价值，实在是太可惜了。而且，先生后人也已经完全不在此行了，应该给这些东西找一个好的归宿了。胡太太最后对我说，拓先生你很能体谅我们这些老年人!这些东西你就带走吧。
　　天呐，这么好的运气，也许这就是我在华府的妇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