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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绛先生，是为数不多的一位女性文学翻译大师，更难得的是，虽已驾鹤西去，却谱写了超过百年的长寿神话。她的人生是充满苦难与不易的，但凭借一种流浪汉的心态，让自己和读者以一种理性、乐观的姿态去理解接应这个世界。不论环境变得多么令人难堪，杨绛先生都能够自我开脱，从她的身上，不仅能够获知独有的创作理念与翻译观，更多的是理性积极的生活态度。笔者从杨绛先生人格塑造归功于父亲和家庭的影响出发，剖析其人物性格与人生态度，并以她是一个翻译家的角度，浅析她的翻译理念，以及通过她的人生态度和翻译理念探知对人们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 杨绛 翻译 流浪汉 人生态度
杨绛，一位年岁过百的大师，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女性翻译家。她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且岁月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痕迹，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博学、才情、恬淡、低调的个人魅力，被称为是凡俗人间的一丝光亮。
一、解读杨绛
处世之道
杨绛，原名杨季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 2003年获当年度中华文学人物的评选“文学女士”称号。 2004年5月，杨绛先生从事创作7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八卷本《杨绛文集》。《文集》共约250万字，收有她的小说、散文、戏剧、文论和翻译作品，让人们看到杨绛作为一位小说家、评论家和翻译家的多方面才能。
杨绛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自由开明的诗礼之家。杨绛的父亲对于杨绛的教育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在教育子女对待政治问题时，启发他们“敢于说不”的处世原则。父亲还就此问题以自己亲身经历以及在杨绛遇事向其求助时严肃地并委婉地启发女儿要敢于坚持自我意识的独立。受到了父亲的启发，杨绛明白了凡事保持独立态度，不随波逐流。纪伯伦说的好，“静独是吹落我们枯枝残叶的一阵无声的风暴，但是，它把我们活生生的根芽，至深地送进活生生的大地和活生生的心里。”[8]比如在文革中，杨绛受到不少不公平待遇，精神和肉体都饱受侮辱，在经历了多次的改造后，她始终都保持着“我依然故我”的独立姿态。
家庭氛围造就的人生态度
据杨绛回忆：“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1][4]”和睦风趣、开明平等的家庭气氛使杨绛从未受到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我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我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2][4]
对待情感与人生追求
凡事自己琢磨，形成了杨绛沉稳笃定的思维模式。严格的礼仪教育使她懂得凡事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感。她对情感的韧性表达成为她的一种生命哲学。在她的《干校六记》中，文革期间干校艰苦的经历，并没有明显的流露出来，而是点到为止。和睦自由的环境往往能激发人的机智和幽默感，使其天性无约束地发展。
教育的启发
杨绛的一生受到的来自父亲的影响，大多体现在父亲身体力行上。其父在教导孩子过程中，善于表扬，不予指责。对于兴趣选择，父亲尊重子女的爱好。“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3][4]” 父親的原则性很强，宁可被罢官，也不参与沾染不正之风的事情。这种正义感着实令人钦佩。杨绛把从父亲身上学到的正确价值观践行在教育自己女儿钱瑗上面。杨绛的父母都是“书迷”，父亲学习法律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浩气冲天，掷地有声，其中的秘诀就是读的书多；妈妈在家中主持家务，忙里偷闲也读一些古典文学，现代小说。杨绛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养成了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杨绛在启明中学和振华女校读书时，受到学校里老师和相关人员的感染，从小懂得自爱和爱人，成为有爱心的人以及成人后对事业的忠诚与坚持。
二、 杨绛主要翻译贡献及翻译理念分析
《堂吉诃德》译路历程
杨绛是将西班牙文版《堂吉诃德》翻译成中文出版的第一人（上下两卷）。[4] 由于文革期间政治原因，杨绛译本《堂吉诃德》的道路可谓历尽艰辛，而且在出版前，为使译文更加准确精炼，杨绛在原译稿的基础上从头再译，最终于1978年，杨绛译本《堂吉诃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完成了杨绛久藏的夙愿。[5]
1956年，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林默涵，把翻译《堂吉诃德》的任务交给杨绛。她先找了英、法、德文五六种译本，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不知选哪种为好。为保证忠实，她决定直接从西班牙原文翻译。由此，她下决心自学西班牙文。她有很好的英、法文基础，这对自学西班牙文很有利。几年下来，她自认为，西班牙语的发音未必很准确，但翻译成中文还能胜任。就这样，学了译，译中又学，历经22年终于在1978年出版了我国首部由西班牙文翻译的《堂吉诃德》。而杨绛为了翻译一本书而坚持去自学一种外语，并且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功，更成为我国文坛的一则佳话。
《小癞子》与流浪汉小说
初入清华，杨绛翻译出版了《小癞子》，是西方文学史上首部流浪汉小说。杨绛翻译的《小癞子》最初是根据法译本转译的，中译本于1950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后多次重印，至1960年，杨绛又重新修订。十年动乱结束后，杨绛又根据富尔歇·台尔博斯克校订的1958年版西班牙原文本重新翻译，1978年七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3年后，杨绛又根据新版本重译，使译本日臻完善。
杨绛先生的译文，对照多种版本和注释，并一句句死盯着英译本，而力求通达流畅。她认为：“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哲学座谈会上的讲稿，所以我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6]她在前言中说：“人名地名等除了个别几个字可意译，一般只能音译。一个名字往往需用许多字，这一长串毫无意义的字并不能拼出原字的正确读音，只增添译文的涩滞，所以我大胆尽量简化了。不过每个名字不论简化与否，最初出现时都附有原译的英文译名。”[7] 《小癞子》是一部流浪汉小说。流浪汉小说是16、17世纪在欧洲广泛流行的小说创作类型。“流浪汉小说在构思过程中尤其强调空间意识。”[8]流浪汉虽然被生活所迫，四处流浪，但他们身上与生俱来有一种乐观精神，而他们看似可笑疯癫的行为，其实是在挑战世俗道德，幽默的故事中饱含对不公平社会的嘲讽。在流浪汉小说中：“流浪汉是赤手空拳、随处觅食的‘冒险者’。他们不务正业，在世途上‘走着瞧’，随身法宝是眼明手快，善于照顾自己，也善于与世妥协。他们讲求实际，并不考虑是非善恶的标准，也不理会传统的道德观念，反正只顾着自己方便，一切可以通融，但求不落法网——那是他们害怕的。他们能屈能伸，运气有逆有顺，人生的苦和乐经常是连带的。他们得乐且乐，吃苦也不怕，跌倒了爬起来重新上路。”[9]流浪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有些卑微的普通人，他们是被生活中的一件件琐事包裹着的真实个体，行为的可笑恰恰反映了时代的荒诞，蕴含着幽默，总能引起读者的理性思考。而杨绛的作品，也常常能令读者会心一笑之后，思考人性的缺憾，对人生和历史能进行理性的批判。[3] “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口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体面的人。’”[10] 杨绛奉行“拿来主义”，用流浪汉小说中人物的精神胜利法，来嘲笑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乖戾。杨绛的心理和行为，是对自我尊严的维护，更是对扭曲人性的时代的讽刺。
杨绛的翻译理念
杨绛秉持“一仆二主”的翻译原则——做翻译好比为主人服务，而且是两个主人，即原著和译文的读者。同时兼顾忠实于原著和让读者从译文中获得原文的代入感。“杨绛之所以不同于一般译者，在于她不使用一般的语言干巴巴地在作线条式的翻译，而是用符合原作精神的色彩绚烂的文学语言去临摹衣服元化，所得到的自然是一件有血有肉的丰满的艺术品。其效果仿佛原作者在用汉语写作，而对翻译者来说，则如同自己在进行创作”。[11]
杨绛认为翻译应按照以下步骤和方法进行：
一、以句为单位，译妥每一句。分清主句、分句以及各种词组，并明确以上各部分的从属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把原句断成几句，重新组合。原则是突出主句，并衬托出各部分之间的从属关系；
二、把原本的一句句连缀成句；
三、洗涤全文。通过对各句的整合，使全文更加流畅。但需注意两点：一个是要注意每一句的范围，不可私自将句子连接或者断开。另一点是在炼字的同时照顾原文的风格，不能因为简练或者繁冗改变原文的风格。
三、杨绛给人们带来的启示
杨绛的一生虽然充斥着各种辛苦与磨难，但她对生活有着美好的情怀和投入的热望，所以她不是愤世嫉俗的，她的“入世”是追求精神的生动与充实，所以她对世界有着不满不平，却始终安于此，乐于此，既看透了人类的虚妄蠢笨，却又像女娲那样有着不忍的同情和悲悯，她是宽厚和包容的，所以她是幽默的，她是会心微笑的，而不是酸辣讽刺或鄙薄挪榆，在她的笑声中有理智的优越，更有情感的和缓与温柔。
在杨绛的精神世界中，理智是处于优越和主导地位的，对情感进行着净化和规范，在内心天地吹起拂拂微风，安稳而平静而情感的支撑和滋养，也使这片天地充满力量，充满生机，充满美好。在自我解嘲的幽默中，化解外界和内心压力，在佛道哲学的通脱中，超越机巧算计，寻求大智慧、大是非，也在亲情友情的温暖中，对人生进行着弥补和提升。杨绛凭借着理智与情感的互补融合，获得了智性的生活与和谐的心境。
此外，杨绛在翻译实践中体现出的平和而又严谨的态度值得借鉴。通过对杨绛翻译实践和理论资料的整理，可以增进我们对这位大师的了解。
四、结语
杨绛先生始终以淡泊的态度做学问、搞翻译。虽然译作并不太多，但是每一部都得到大家的认可。在翻译实践中，通过个人经历总结出的实践方法给翻译学家和学者们以启发。她不但自谦自己的译作是“失败的翻译”，而且针对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杨绛先生提出了有见地的解决办法。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并不在于辞藻的华丽，也不在于道理的高深，而在于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在实践当中发挥作用。杨绛先生这种从平淡中得真知，从内心中找平衡的人生理念， 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学习。
注释：
[1]杨绛：《杨绛文集》（第二卷），《回忆我的父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62页。
[2]杨绛：《杨绛文集》（第二卷），《回忆我的父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69页。
[3]杨绛：《杨绛文集》（第二卷），《回忆我的父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93页。
[4]摘自孔庆茂，《杨绛评传》，沧海月明珠有泪·第188页。
[5]摘自孔庆茂，《杨绛评传》，沧海月明珠有泪·第191页。
[6]杨绛：《关于小说》，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88页。
[7]杨绛：《小癞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5页。
[8]杨经建：《西方流浪汉小说与中国当代流浪汉小说之比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9]杨绛：《关于小说》，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101页。
[10]杨绛：《杨绛文集》（第二卷），《丙午丁未年纪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83页。
[11]李红霞：《杨绛文学语言风格谈》，《绥化学院学报》，2005，第7页。
参考文献：
[1]孔庆茂， 杨绛评传[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8
[2]李红霞， 杨绛文学语言风格谈[J]， 绥化学院学报， 2005， 2（3）： 21-23
[3]楊绛，李文俊，等，一本书和一个世界[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4]杨绛， 回忆我的父亲，杨绛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5]杨绛，小癞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6]杨绛，关于小说[M]，北京：三联书店：1986
[7]杨经建，西方流浪汉小说与中国当代流浪汉小说之比较[J].社会科学，2004，1（3）：46-67
[8]尤岩，阅读杨绛[J]，江苏地方志，2005，1：45-48
【关键词】： 杨绛 翻译 流浪汉 人生态度
杨绛，一位年岁过百的大师，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女性翻译家。她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且岁月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痕迹，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博学、才情、恬淡、低调的个人魅力，被称为是凡俗人间的一丝光亮。
一、解读杨绛
处世之道
杨绛，原名杨季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 2003年获当年度中华文学人物的评选“文学女士”称号。 2004年5月，杨绛先生从事创作7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八卷本《杨绛文集》。《文集》共约250万字，收有她的小说、散文、戏剧、文论和翻译作品，让人们看到杨绛作为一位小说家、评论家和翻译家的多方面才能。
杨绛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自由开明的诗礼之家。杨绛的父亲对于杨绛的教育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在教育子女对待政治问题时，启发他们“敢于说不”的处世原则。父亲还就此问题以自己亲身经历以及在杨绛遇事向其求助时严肃地并委婉地启发女儿要敢于坚持自我意识的独立。受到了父亲的启发，杨绛明白了凡事保持独立态度，不随波逐流。纪伯伦说的好，“静独是吹落我们枯枝残叶的一阵无声的风暴，但是，它把我们活生生的根芽，至深地送进活生生的大地和活生生的心里。”[8]比如在文革中，杨绛受到不少不公平待遇，精神和肉体都饱受侮辱，在经历了多次的改造后，她始终都保持着“我依然故我”的独立姿态。
家庭氛围造就的人生态度
据杨绛回忆：“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1][4]”和睦风趣、开明平等的家庭气氛使杨绛从未受到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我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我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2][4]
对待情感与人生追求
凡事自己琢磨，形成了杨绛沉稳笃定的思维模式。严格的礼仪教育使她懂得凡事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感。她对情感的韧性表达成为她的一种生命哲学。在她的《干校六记》中，文革期间干校艰苦的经历，并没有明显的流露出来，而是点到为止。和睦自由的环境往往能激发人的机智和幽默感，使其天性无约束地发展。
教育的启发
杨绛的一生受到的来自父亲的影响，大多体现在父亲身体力行上。其父在教导孩子过程中，善于表扬，不予指责。对于兴趣选择，父亲尊重子女的爱好。“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3][4]” 父親的原则性很强，宁可被罢官，也不参与沾染不正之风的事情。这种正义感着实令人钦佩。杨绛把从父亲身上学到的正确价值观践行在教育自己女儿钱瑗上面。杨绛的父母都是“书迷”，父亲学习法律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浩气冲天，掷地有声，其中的秘诀就是读的书多；妈妈在家中主持家务，忙里偷闲也读一些古典文学，现代小说。杨绛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养成了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杨绛在启明中学和振华女校读书时，受到学校里老师和相关人员的感染，从小懂得自爱和爱人，成为有爱心的人以及成人后对事业的忠诚与坚持。
二、 杨绛主要翻译贡献及翻译理念分析
《堂吉诃德》译路历程
杨绛是将西班牙文版《堂吉诃德》翻译成中文出版的第一人（上下两卷）。[4] 由于文革期间政治原因，杨绛译本《堂吉诃德》的道路可谓历尽艰辛，而且在出版前，为使译文更加准确精炼，杨绛在原译稿的基础上从头再译，最终于1978年，杨绛译本《堂吉诃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完成了杨绛久藏的夙愿。[5]
1956年，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林默涵，把翻译《堂吉诃德》的任务交给杨绛。她先找了英、法、德文五六种译本，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不知选哪种为好。为保证忠实，她决定直接从西班牙原文翻译。由此，她下决心自学西班牙文。她有很好的英、法文基础，这对自学西班牙文很有利。几年下来，她自认为，西班牙语的发音未必很准确，但翻译成中文还能胜任。就这样，学了译，译中又学，历经22年终于在1978年出版了我国首部由西班牙文翻译的《堂吉诃德》。而杨绛为了翻译一本书而坚持去自学一种外语，并且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功，更成为我国文坛的一则佳话。
《小癞子》与流浪汉小说
初入清华，杨绛翻译出版了《小癞子》，是西方文学史上首部流浪汉小说。杨绛翻译的《小癞子》最初是根据法译本转译的，中译本于1950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后多次重印，至1960年，杨绛又重新修订。十年动乱结束后，杨绛又根据富尔歇·台尔博斯克校订的1958年版西班牙原文本重新翻译，1978年七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3年后，杨绛又根据新版本重译，使译本日臻完善。
杨绛先生的译文，对照多种版本和注释，并一句句死盯着英译本，而力求通达流畅。她认为：“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哲学座谈会上的讲稿，所以我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6]她在前言中说：“人名地名等除了个别几个字可意译，一般只能音译。一个名字往往需用许多字，这一长串毫无意义的字并不能拼出原字的正确读音，只增添译文的涩滞，所以我大胆尽量简化了。不过每个名字不论简化与否，最初出现时都附有原译的英文译名。”[7] 《小癞子》是一部流浪汉小说。流浪汉小说是16、17世纪在欧洲广泛流行的小说创作类型。“流浪汉小说在构思过程中尤其强调空间意识。”[8]流浪汉虽然被生活所迫，四处流浪，但他们身上与生俱来有一种乐观精神，而他们看似可笑疯癫的行为，其实是在挑战世俗道德，幽默的故事中饱含对不公平社会的嘲讽。在流浪汉小说中：“流浪汉是赤手空拳、随处觅食的‘冒险者’。他们不务正业，在世途上‘走着瞧’，随身法宝是眼明手快，善于照顾自己，也善于与世妥协。他们讲求实际，并不考虑是非善恶的标准，也不理会传统的道德观念，反正只顾着自己方便，一切可以通融，但求不落法网——那是他们害怕的。他们能屈能伸，运气有逆有顺，人生的苦和乐经常是连带的。他们得乐且乐，吃苦也不怕，跌倒了爬起来重新上路。”[9]流浪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有些卑微的普通人，他们是被生活中的一件件琐事包裹着的真实个体，行为的可笑恰恰反映了时代的荒诞，蕴含着幽默，总能引起读者的理性思考。而杨绛的作品，也常常能令读者会心一笑之后，思考人性的缺憾，对人生和历史能进行理性的批判。[3] “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口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体面的人。’”[10] 杨绛奉行“拿来主义”，用流浪汉小说中人物的精神胜利法，来嘲笑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乖戾。杨绛的心理和行为，是对自我尊严的维护，更是对扭曲人性的时代的讽刺。
杨绛的翻译理念
杨绛秉持“一仆二主”的翻译原则——做翻译好比为主人服务，而且是两个主人，即原著和译文的读者。同时兼顾忠实于原著和让读者从译文中获得原文的代入感。“杨绛之所以不同于一般译者，在于她不使用一般的语言干巴巴地在作线条式的翻译，而是用符合原作精神的色彩绚烂的文学语言去临摹衣服元化，所得到的自然是一件有血有肉的丰满的艺术品。其效果仿佛原作者在用汉语写作，而对翻译者来说，则如同自己在进行创作”。[11]
杨绛认为翻译应按照以下步骤和方法进行：
一、以句为单位，译妥每一句。分清主句、分句以及各种词组，并明确以上各部分的从属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把原句断成几句，重新组合。原则是突出主句，并衬托出各部分之间的从属关系；
二、把原本的一句句连缀成句；
三、洗涤全文。通过对各句的整合，使全文更加流畅。但需注意两点：一个是要注意每一句的范围，不可私自将句子连接或者断开。另一点是在炼字的同时照顾原文的风格，不能因为简练或者繁冗改变原文的风格。
三、杨绛给人们带来的启示
杨绛的一生虽然充斥着各种辛苦与磨难，但她对生活有着美好的情怀和投入的热望，所以她不是愤世嫉俗的，她的“入世”是追求精神的生动与充实，所以她对世界有着不满不平，却始终安于此，乐于此，既看透了人类的虚妄蠢笨，却又像女娲那样有着不忍的同情和悲悯，她是宽厚和包容的，所以她是幽默的，她是会心微笑的，而不是酸辣讽刺或鄙薄挪榆，在她的笑声中有理智的优越，更有情感的和缓与温柔。
在杨绛的精神世界中，理智是处于优越和主导地位的，对情感进行着净化和规范，在内心天地吹起拂拂微风，安稳而平静而情感的支撑和滋养，也使这片天地充满力量，充满生机，充满美好。在自我解嘲的幽默中，化解外界和内心压力，在佛道哲学的通脱中，超越机巧算计，寻求大智慧、大是非，也在亲情友情的温暖中，对人生进行着弥补和提升。杨绛凭借着理智与情感的互补融合，获得了智性的生活与和谐的心境。
此外，杨绛在翻译实践中体现出的平和而又严谨的态度值得借鉴。通过对杨绛翻译实践和理论资料的整理，可以增进我们对这位大师的了解。
四、结语
杨绛先生始终以淡泊的态度做学问、搞翻译。虽然译作并不太多，但是每一部都得到大家的认可。在翻译实践中，通过个人经历总结出的实践方法给翻译学家和学者们以启发。她不但自谦自己的译作是“失败的翻译”，而且针对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杨绛先生提出了有见地的解决办法。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并不在于辞藻的华丽，也不在于道理的高深，而在于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在实践当中发挥作用。杨绛先生这种从平淡中得真知，从内心中找平衡的人生理念， 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学习。
注释：
[1]杨绛：《杨绛文集》（第二卷），《回忆我的父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62页。
[2]杨绛：《杨绛文集》（第二卷），《回忆我的父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69页。
[3]杨绛：《杨绛文集》（第二卷），《回忆我的父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93页。
[4]摘自孔庆茂，《杨绛评传》，沧海月明珠有泪·第188页。
[5]摘自孔庆茂，《杨绛评传》，沧海月明珠有泪·第191页。
[6]杨绛：《关于小说》，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88页。
[7]杨绛：《小癞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5页。
[8]杨经建：《西方流浪汉小说与中国当代流浪汉小说之比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9]杨绛：《关于小说》，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101页。
[10]杨绛：《杨绛文集》（第二卷），《丙午丁未年纪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83页。
[11]李红霞：《杨绛文学语言风格谈》，《绥化学院学报》，2005，第7页。
参考文献：
[1]孔庆茂， 杨绛评传[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8
[2]李红霞， 杨绛文学语言风格谈[J]， 绥化学院学报， 2005， 2（3）： 21-23
[3]楊绛，李文俊，等，一本书和一个世界[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4]杨绛， 回忆我的父亲，杨绛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5]杨绛，小癞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6]杨绛，关于小说[M]，北京：三联书店：1986
[7]杨经建，西方流浪汉小说与中国当代流浪汉小说之比较[J].社会科学，2004，1（3）：46-67
[8]尤岩，阅读杨绛[J]，江苏地方志，2005，1：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