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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游戏》去年在国内大热，但由于文化背景的缺失，这部电影中许多有价值的思考并未被深入挖掘。它的故事结构再简洁不过了，情节也已为人所周知，但始终使人觉得在情节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东西支配着这场悲剧的发展。
这个故事的前两层意涵再清楚不过。首先，是作为一个略有罗曼史色彩的、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故事；其次，则是一个人与社会矛盾的标准古典悲剧情节，即对历来不断发生的天才被后知后觉者拘束、少数人被多数人施暴、忠诚者被决策者怀疑这些现象的历史反思。此两者一望即知，毋庸赘言。
在通过上述两层叙事为电影铺上一种压抑、失落的基调后，泰氏自己在历史事实之外设计的一些细节耐人寻味。剧中三次对推动情节的戏剧冲突：图灵与中校的冲突，克拉克与选拔者的冲突，两人与这个歧视女性与同性恋者的社会的冲突——其细节均系导演的虚构或设计，且它们共同遵照一种范式，即特点鲜明的个人与平庸的群体的平庸代表的冲突——不仅仅是古典悲剧语境下的那种个人与群体的行为上或情感上的矛盾，而是群体欲吞没个人而向个人施暴、致使个人无法反抗的、近乎你死我活式的冲突。
然而，吊诡之处正在于此：导演在极力铺叙这种普遍的矛盾之后，却并没有真正指出这种矛盾的根源为何。但其实，如果对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潮与经济历程有初步的认识，就能明白不过地捕捉到导演无处不在的暗示。借图灵之口说出、贯穿全剧始终的“机器替代人”理论，以及故事结尾处图灵面对审讯官时描绘的、通过人机比较界定人工智能的，后世称之为“图灵测试”的思想主张——“模仿游戏”的本意——无不是对工业化与机械化对人类的改变乃至改造的明确暗示。屡在镜头中出现的令人震撼的机械齿轮阵——以及更令人震撼的、由“机械化的人”构成的女计算员“阵”，则令人窒息地具象化了这一点。
故事发生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是第二次科技革命彻底完成的年代，也就是机械全面取代人，成为生产的绝对的主导力量，而人力完全称为机械秩序的附庸的年代。电影中出现的女计算员方阵只是豹之一斑；在那个从泰勒到卡耐基再到梅奥的所谓“科学管理”理论尽数粉墨登场的年代中，一种将所有人打磨成毫无棱角的零件以彻底成为机械的一部分的浪潮已势不可挡。恰如丹尼斯顿中校对图灵的那句颐指气使的训斥：“我取得的胜利，纯粹是来自于服从，绝对的服从。”而图灵那种端坐在国王学院的单人办公室中、一个人研究着课题的书生式的个人主义，显然注定要被这个机械化、规模化的时代怒目相对。
更为讽刺的是，这个极端机械化的社会把“人”拖入社会机械之中的方法，不是抹杀人的个性色彩——当然，更不是尊重之——而恰恰是利用它，把它当成楔子或卡口，作为每个人特有的“把柄”，以把他们死死钉进这一机械秩序中无法动弹。图灵和克拉克终生无法摆脱的、被社会束缚的悲剧，本质上，固然是这个机械化的、无人情的社会所施加的，但更是他们自己的、异于当时的寻常人的、本该为之感到骄傲的不同之处而得以实施的。那台“图灵机”中被标了不同颜色的、转速各异的、却又不得不永世依附于那台庞然大物的转轮，是不是对那些被这个机械社会牢牢控制的、无法脱身的芸芸众生的一种隐喻呢？
荒诞之处在于，与这种把个人特征当成木材的棱角来利用的物化人性之风，在整个工业时代，却恰恰被当作资本主义背景下“对人的个性尊重”的证据被宣扬。根据工人的不同生理优势来确定他的岗位并使之年复一年地作重复劳动，被认为是扬长避短、尊重天性的科学管理法则；把大量非智力劳动的职位开放给女性，被认为是平权运动的一大成果、是确保女性获得工作岗位的重要进展；较早地把青少年进行分类，并分别专门培养成劳心者和劳力者，被认为是公民教育的重大进步……这些，的确是对人的个性有了充分的看重，然而这种看重，不是尊重，而只是物化地加以利用。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庞然大物的机器，不只隐喻工业时代的机械，也隐喻后工业时代固化的、秩序化的社会。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是一种三重叙事。首先，是作为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被永远平庸的社会束缚一生的传统悲剧。其次，是作为人的价值被机械的效益彻底吞噬、个人被迫选择服从与依附的悲壮史诗。最后，是作为对于那种现代社会下“人的价值回归”的历史重构的反讽与反思——显然，导演欲让观众切身感知到的，只限于第一层叙事；但我认为后两者的存在和反思才是第一层的叙述得以推进的动力。如此，才能解释为何导演在如前所述的那些基于历史虚构的、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上耗费这么多的笔墨。
一言以蔽之，若是没有后两层的驱动，则那种个人被时代与社会牢牢束缚的压抑感就无法全面而完整地得以展现。（等于说，后两者是作为对剧情的解构与重构才形成的，但它们在诠释剧情是如何一步步左右观众的情感上是融洽的。）正如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都选在了1951年的英国；百年之前，正是此时此地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开启了全面现代化、工业化的时代，也同时开启了大英帝国走向没落、而那种启蒙时代以来一直被重视的“人的价值”最终沦亡的潘多拉魔盒。这似乎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在全盘秩序化、机械化的历史洪流中，无论是克拉克、图灵，还是那个海军中尉，都不过是被湮没在滩涂上的几株微不足道的水草。
这个故事的前两层意涵再清楚不过。首先，是作为一个略有罗曼史色彩的、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故事；其次，则是一个人与社会矛盾的标准古典悲剧情节，即对历来不断发生的天才被后知后觉者拘束、少数人被多数人施暴、忠诚者被决策者怀疑这些现象的历史反思。此两者一望即知，毋庸赘言。
在通过上述两层叙事为电影铺上一种压抑、失落的基调后，泰氏自己在历史事实之外设计的一些细节耐人寻味。剧中三次对推动情节的戏剧冲突：图灵与中校的冲突，克拉克与选拔者的冲突，两人与这个歧视女性与同性恋者的社会的冲突——其细节均系导演的虚构或设计，且它们共同遵照一种范式，即特点鲜明的个人与平庸的群体的平庸代表的冲突——不仅仅是古典悲剧语境下的那种个人与群体的行为上或情感上的矛盾，而是群体欲吞没个人而向个人施暴、致使个人无法反抗的、近乎你死我活式的冲突。
然而，吊诡之处正在于此：导演在极力铺叙这种普遍的矛盾之后，却并没有真正指出这种矛盾的根源为何。但其实，如果对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潮与经济历程有初步的认识，就能明白不过地捕捉到导演无处不在的暗示。借图灵之口说出、贯穿全剧始终的“机器替代人”理论，以及故事结尾处图灵面对审讯官时描绘的、通过人机比较界定人工智能的，后世称之为“图灵测试”的思想主张——“模仿游戏”的本意——无不是对工业化与机械化对人类的改变乃至改造的明确暗示。屡在镜头中出现的令人震撼的机械齿轮阵——以及更令人震撼的、由“机械化的人”构成的女计算员“阵”，则令人窒息地具象化了这一点。
故事发生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是第二次科技革命彻底完成的年代，也就是机械全面取代人，成为生产的绝对的主导力量，而人力完全称为机械秩序的附庸的年代。电影中出现的女计算员方阵只是豹之一斑；在那个从泰勒到卡耐基再到梅奥的所谓“科学管理”理论尽数粉墨登场的年代中，一种将所有人打磨成毫无棱角的零件以彻底成为机械的一部分的浪潮已势不可挡。恰如丹尼斯顿中校对图灵的那句颐指气使的训斥：“我取得的胜利，纯粹是来自于服从，绝对的服从。”而图灵那种端坐在国王学院的单人办公室中、一个人研究着课题的书生式的个人主义，显然注定要被这个机械化、规模化的时代怒目相对。
更为讽刺的是，这个极端机械化的社会把“人”拖入社会机械之中的方法，不是抹杀人的个性色彩——当然，更不是尊重之——而恰恰是利用它，把它当成楔子或卡口，作为每个人特有的“把柄”，以把他们死死钉进这一机械秩序中无法动弹。图灵和克拉克终生无法摆脱的、被社会束缚的悲剧，本质上，固然是这个机械化的、无人情的社会所施加的，但更是他们自己的、异于当时的寻常人的、本该为之感到骄傲的不同之处而得以实施的。那台“图灵机”中被标了不同颜色的、转速各异的、却又不得不永世依附于那台庞然大物的转轮，是不是对那些被这个机械社会牢牢控制的、无法脱身的芸芸众生的一种隐喻呢？
荒诞之处在于，与这种把个人特征当成木材的棱角来利用的物化人性之风，在整个工业时代，却恰恰被当作资本主义背景下“对人的个性尊重”的证据被宣扬。根据工人的不同生理优势来确定他的岗位并使之年复一年地作重复劳动，被认为是扬长避短、尊重天性的科学管理法则；把大量非智力劳动的职位开放给女性，被认为是平权运动的一大成果、是确保女性获得工作岗位的重要进展；较早地把青少年进行分类，并分别专门培养成劳心者和劳力者，被认为是公民教育的重大进步……这些，的确是对人的个性有了充分的看重，然而这种看重，不是尊重，而只是物化地加以利用。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庞然大物的机器，不只隐喻工业时代的机械，也隐喻后工业时代固化的、秩序化的社会。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是一种三重叙事。首先，是作为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被永远平庸的社会束缚一生的传统悲剧。其次，是作为人的价值被机械的效益彻底吞噬、个人被迫选择服从与依附的悲壮史诗。最后，是作为对于那种现代社会下“人的价值回归”的历史重构的反讽与反思——显然，导演欲让观众切身感知到的，只限于第一层叙事；但我认为后两者的存在和反思才是第一层的叙述得以推进的动力。如此，才能解释为何导演在如前所述的那些基于历史虚构的、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上耗费这么多的笔墨。
一言以蔽之，若是没有后两层的驱动，则那种个人被时代与社会牢牢束缚的压抑感就无法全面而完整地得以展现。（等于说，后两者是作为对剧情的解构与重构才形成的，但它们在诠释剧情是如何一步步左右观众的情感上是融洽的。）正如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都选在了1951年的英国；百年之前，正是此时此地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开启了全面现代化、工业化的时代，也同时开启了大英帝国走向没落、而那种启蒙时代以来一直被重视的“人的价值”最终沦亡的潘多拉魔盒。这似乎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在全盘秩序化、机械化的历史洪流中，无论是克拉克、图灵，还是那个海军中尉，都不过是被湮没在滩涂上的几株微不足道的水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