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们对于四季的感想大概颇不同。一般说来，大致为“游春”“消夏”“悲秋”。冬呢，我可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了，总之，诗人们对于“冬”好像不大怀好感，于“秋”则已“悲”了，更何况“秋”后的“冬”！
　　所以诗人在冬夜，只合围炉话旧，这就有点近于“蛰伏”了。幸而冬天有雪，给诗人们添了诗料。甚而至于踏雪寻梅，此时的诗人俨然又是活动家。不过，梅花开放的时候，其实“冬”已过完，早又是“春”了。
　　我不是诗人，对于一年四季无所偏憎。但寒暑数十易而后，我也渐渐辨出了四季的味道。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
　　因为冬天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给我三种不同的印象。
　　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觉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弄得我动作迟笨，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谢“冬”了。
　　在都市里生长的孩子是可怜的，他们只看见灰色的马路，从没见过整片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他们即使到公园里看见了比较广大的草地，然而那是细曲得像狗毛一样的草皮，枯黄了时更加难看。不用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是可以放起火来烧的。在乡下，可不同了。到了冬天，野外全是灰黄色的枯草，又高又密，脚踏下去簌簌地响，有时没到你的腿腕上。是这样的草——大草地，就可以放火烧。
　　我们都脱了长衣，划一根火柴，那满地的枯草就毕剥毕剥烧起来了。狂风着地卷去，那些草就像发狂似的叫着，夹着白烟，一片红火焰就像一个大舌头似的会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舐光。有时，我们站在上风头，那就跟着火头跑;有时故意站在下风处，看着那烈焰像潮水样涌过来。涌过来，我们就大声笑着、嚷着在火焰中间跳;一转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经上前去了，于是我们就又追上去送它。这些草地中，往往有浮厝的棺木或者骨殖甏，火势逼近了那棺木时，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就来了。我们就来一个“包抄”，扑到火线里一阵滚，收熄了我们放的火。这时候，我们便感到了克服敌人那样的快乐。
　　二十以后，我成了“都市人”，这“放野火”的趣味不能再有了，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了。这时，我对于冬理应无憎亦无爱了吧？可是，冬天却开始给我一点好印象。二十几岁的我是只要睡眠四个钟头就够了的，我照例五点钟一定醒来。这时候，被窝是暖烘烘的，人是神清气爽的，而大家又都在梦乡，静得很，没有声音来打扰我，这时候，躲在那里让思想像野马一般飞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够了时，顶天亮起身，我仿佛已经背着人，不声不响、自由自在做完了一件事，也感到一种愉快。
　　那时候，我把“冬”和春、夏、秋比较起来，觉得“冬”是不干涉人的，她不像春天那样逼人困倦，也不像夏天那样使得我上床的时候弄堂里还有人高唱《孟姜女》，而在我起身以前却又是满弄堂的洗马桶的声音，没有片刻的安静。它也不同于秋天。秋天是苍蝇蚊虫的世界，也是疟疾光顾我的季节啊！
　　然而，我对于“冬”有恶感，则始于最近。拥着热被窝让思想跑野马那样的事，已经不高兴再做了，而又沒有草地给我去“放野火”。何况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
　　不过，我也理智地认识了“冬”。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地统治这大地。相反，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命运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
　　“春”要来到的时候，一定先有“冬”。冷吧，更加冷吧，你这吓人的冬！
　　1934年1月
　　（摘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茅盾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