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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被曝光之后，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了文件，除了通报事件本身之外，还对全国各级党委政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涉及到环境保护的多方面内容，包括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工艺，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坚守生态红线等等，并且要在全国立即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检查，要覆盖所有的排污企业。
2014年11月，本刊记者对中国北方的数个能源化工产业基地，尤其是生态环境原本脆弱和敏感的地区展开调查和走访。
走访过程充满着不同的体验，但一种必然性却呈现其中——在水域敏感、自然资源脆弱、环境容量有限的地方，冲击着自然条件底线的产业扩张终究会带来各式各样防不胜防的污染、破坏，甚至生态灾难。
违抗自然的发展冲动
在黄河中上游的各能源化工基地，装满污水的大水池基本上是各工业园的标准配备。因为不具备外排条件，有的“零排放”工业园甚至一个接一个地建水库一样大的污水池。并称等污水处理设施建起来之后，这些水都能处理并回用。
除了这些明面上的污水池，暗地里，湿地、沙漠、草原里的渗坑偷排也屡见不鲜。
在有的工业区，矿井水和洗煤水顺着地势横流，导致周边居民的饮用水源被污染，被迫异地打井取饮用水。而企业往往不认账。
与此同时，煤炭等资源的开采、工业园的扩张、招商引资的推进依旧没有任何停顿的意思。为其开路的是“进一步地提升技术”“进一步地提高标准”“进一步地加强监管”……
在黄河下游的湿地保护区周边，石油化工的污染依然在困扰着这里的人们，河水可能会“突然变黑”，辛苦养殖的水产品顷刻间血本无归；空气可能突然会变臭，间或发生的事故让人们时刻准备着“逃离毒气”。
自然湿地也在不可逆地逐渐退化，不仅面积在削减，涵养能力、自净能力进一步削减。而工业“圈地”的节奏也丝毫没有放缓。各级政府的规划都不断地在调整、变动，产业的进一步扩张却是永恒的主题。
在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几十年来的石油开采已经让传统的重工业基地濒临资源枯竭的境地，但是留给当地的并不是经济的腾飞和城市的现代化，却是城市的变空和人烟的稀少。干旱地区的内流河原本就没有更多自净能力，也更难以治理。
就在这样的窘迫之下，地方试图自救的产业转型之路竟然是从石油转向煤，开始重点打造耗水量巨大、全产业链污染压力巨大的煤化工……
“零排放”与“癌细胞转移”
中国的重工业沿江、河分散布局的传统由来已久，以黄河流域为例，早在上世纪中后期，黄河沿线就形成了一系列石油化工和钢铁生产基地。因为煤炭等资源的富集，采煤挖矿也在全流域遍地开花，在并不太注重环保的年代，逐年增加的工业废水直排入河流，造成了黄河干支流的严重污染。主要污染因子包括氨氮、COD、氟化物、石油类、TN、Hg等，有机污染和重金属污染特征也开始出现并逐渐明显。
因为工农业用水量的增加和城市化的扩张，再加上流域的水电开发和气候变化等因素，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黄河干流就出现了频繁断流的情况。生态危机进一步加剧。
上世纪90年代，黄河流域的截污治污工程取得了一些成效，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从2001年开始，每年入河的工业污水排放量开始降到了30亿吨以下。当时，光是火电厂直流式冷却水排放量和矿井水直排进入到黄河的量，一年就有2亿吨左右。但是，黄河的水质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尤其是在水量较少的年份，比如2002年，在7497公里长参与评价的河段中，就有4724公里的水质是五类和劣五类，比1998年增加了一倍。
近年来，黄河流域的降水量比历史年均降水量普遍增加了9%左右，但用水量却直逼瓶颈。因为加大了流域统筹的水量调度和进一步限制排污，黄河干流的水质呈现出逐年好转的趋势，频繁断流的现象也得到了遏制。
“形势依然不乐观，黄河的压力还是很大。”黄河水利委员会一位工程师告诉南都记者，近年来大举上马的能源化工基地和密布中国北方的工业园建设正如火如荼，黄河的河道不让排污，这些企业乃至工业园区就都打着清洁生产的旗号报“零排放”。这就意味着要增加更多的能耗水耗来处理污染物，也意味着可能出现更多更隐蔽和非常规的污水处理方式——要么是把水里的污染物排到天上，要么就是就地排放，污染当地的湿地、湖泊、土壤、地下水。
“这就好比是癌细胞转移了。”该工程师说，“但是长远地看，这些都是流域的污染负担。地下水和地表水是连通的，如果地下水被污染，河道的水也会被污染，只是可能呈现出来的周期更长，更不直观。”
不论是水利部门，还是环保部门，都缺少足够强制力的执法权。在地方经济发展愿景和GDP魔咒的驱动之下，监管的难题依然没有改变。
“水十条”重点“节水治污”
一位参与起草“水十条”的专家告诉南都记者，“节水”是“水十条”里面篇幅比例很大的“重头”。因为“节水就是治污”，水环境质量的好坏是由一个分子分母的比例构成的——分子就是污染物，分母就是水量。
“如果说污染物的排放削减了一半，水量也减少了一半，不等于水质还是没有改善吗？如果说污染物减少了三分之一，水量减少了一半，那水质还是在恶化的。”他解释说，“这跟大气不一样，大气的分母是老天，人控制不了。但水是可以控制的。节水，就是取水少了，分母就大了，分子除以分母的值就改善了。”
而这个“节水”的要求，并不仅仅指向居民区水龙头上贴的那种“节约用水”的口号，更是指向一种发展思路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比如说，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区，水资源有限，生态脆弱环境敏感。而能源化工产业却迅猛发展，大量占用地表水资源，挤占了农业用水的空间。地上没水了，中央就得去抗旱救灾，大规模的打井抽取地下水就获得了“应急必要”的合理性，因为要保大家的“饭碗”。水一少，就等于环境容量少了，水自然就脏了。排污产业没有了自然的排污条件，又会进一步造成非正常的污染——这就构成水环境的恶性循环。
“所以你说要不要对这种现象做一些约束性的考核呢？”该官员说。
再以这个思路延伸开来考虑——如果河北的森林覆盖率能够达到北京的水平，一年大概就能蓄积140亿立方米的水——超过一个南水北调中线的调水量。究竟是用这个钱种树好，还是投入调水工程，以诸多生态环境乃至社会环境的副作用为代价来解决问题更好？
如果充分做好节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在水资源相对匮乏地区减少高耗水行业的发展冲动，那么是不是还有必要举全国之力，再调长江上游的水去救黄河呢？
已经被生态危机逼近的各流域，其产业究竟应该如何发展？至此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刻。
2014年11月，本刊记者对中国北方的数个能源化工产业基地，尤其是生态环境原本脆弱和敏感的地区展开调查和走访。
走访过程充满着不同的体验，但一种必然性却呈现其中——在水域敏感、自然资源脆弱、环境容量有限的地方，冲击着自然条件底线的产业扩张终究会带来各式各样防不胜防的污染、破坏，甚至生态灾难。
违抗自然的发展冲动
在黄河中上游的各能源化工基地，装满污水的大水池基本上是各工业园的标准配备。因为不具备外排条件，有的“零排放”工业园甚至一个接一个地建水库一样大的污水池。并称等污水处理设施建起来之后，这些水都能处理并回用。
除了这些明面上的污水池，暗地里，湿地、沙漠、草原里的渗坑偷排也屡见不鲜。
在有的工业区，矿井水和洗煤水顺着地势横流，导致周边居民的饮用水源被污染，被迫异地打井取饮用水。而企业往往不认账。
与此同时，煤炭等资源的开采、工业园的扩张、招商引资的推进依旧没有任何停顿的意思。为其开路的是“进一步地提升技术”“进一步地提高标准”“进一步地加强监管”……
在黄河下游的湿地保护区周边，石油化工的污染依然在困扰着这里的人们，河水可能会“突然变黑”，辛苦养殖的水产品顷刻间血本无归；空气可能突然会变臭，间或发生的事故让人们时刻准备着“逃离毒气”。
自然湿地也在不可逆地逐渐退化，不仅面积在削减，涵养能力、自净能力进一步削减。而工业“圈地”的节奏也丝毫没有放缓。各级政府的规划都不断地在调整、变动，产业的进一步扩张却是永恒的主题。
在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几十年来的石油开采已经让传统的重工业基地濒临资源枯竭的境地，但是留给当地的并不是经济的腾飞和城市的现代化，却是城市的变空和人烟的稀少。干旱地区的内流河原本就没有更多自净能力，也更难以治理。
就在这样的窘迫之下，地方试图自救的产业转型之路竟然是从石油转向煤，开始重点打造耗水量巨大、全产业链污染压力巨大的煤化工……
“零排放”与“癌细胞转移”
中国的重工业沿江、河分散布局的传统由来已久，以黄河流域为例，早在上世纪中后期，黄河沿线就形成了一系列石油化工和钢铁生产基地。因为煤炭等资源的富集，采煤挖矿也在全流域遍地开花，在并不太注重环保的年代，逐年增加的工业废水直排入河流，造成了黄河干支流的严重污染。主要污染因子包括氨氮、COD、氟化物、石油类、TN、Hg等，有机污染和重金属污染特征也开始出现并逐渐明显。
因为工农业用水量的增加和城市化的扩张，再加上流域的水电开发和气候变化等因素，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黄河干流就出现了频繁断流的情况。生态危机进一步加剧。
上世纪90年代，黄河流域的截污治污工程取得了一些成效，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从2001年开始，每年入河的工业污水排放量开始降到了30亿吨以下。当时，光是火电厂直流式冷却水排放量和矿井水直排进入到黄河的量，一年就有2亿吨左右。但是，黄河的水质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尤其是在水量较少的年份，比如2002年，在7497公里长参与评价的河段中，就有4724公里的水质是五类和劣五类，比1998年增加了一倍。
近年来，黄河流域的降水量比历史年均降水量普遍增加了9%左右，但用水量却直逼瓶颈。因为加大了流域统筹的水量调度和进一步限制排污，黄河干流的水质呈现出逐年好转的趋势，频繁断流的现象也得到了遏制。
“形势依然不乐观，黄河的压力还是很大。”黄河水利委员会一位工程师告诉南都记者，近年来大举上马的能源化工基地和密布中国北方的工业园建设正如火如荼，黄河的河道不让排污，这些企业乃至工业园区就都打着清洁生产的旗号报“零排放”。这就意味着要增加更多的能耗水耗来处理污染物，也意味着可能出现更多更隐蔽和非常规的污水处理方式——要么是把水里的污染物排到天上，要么就是就地排放，污染当地的湿地、湖泊、土壤、地下水。
“这就好比是癌细胞转移了。”该工程师说，“但是长远地看，这些都是流域的污染负担。地下水和地表水是连通的，如果地下水被污染，河道的水也会被污染，只是可能呈现出来的周期更长，更不直观。”
不论是水利部门，还是环保部门，都缺少足够强制力的执法权。在地方经济发展愿景和GDP魔咒的驱动之下，监管的难题依然没有改变。
“水十条”重点“节水治污”
一位参与起草“水十条”的专家告诉南都记者，“节水”是“水十条”里面篇幅比例很大的“重头”。因为“节水就是治污”，水环境质量的好坏是由一个分子分母的比例构成的——分子就是污染物，分母就是水量。
“如果说污染物的排放削减了一半，水量也减少了一半，不等于水质还是没有改善吗？如果说污染物减少了三分之一，水量减少了一半，那水质还是在恶化的。”他解释说，“这跟大气不一样，大气的分母是老天，人控制不了。但水是可以控制的。节水，就是取水少了，分母就大了，分子除以分母的值就改善了。”
而这个“节水”的要求，并不仅仅指向居民区水龙头上贴的那种“节约用水”的口号，更是指向一种发展思路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比如说，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区，水资源有限，生态脆弱环境敏感。而能源化工产业却迅猛发展，大量占用地表水资源，挤占了农业用水的空间。地上没水了，中央就得去抗旱救灾，大规模的打井抽取地下水就获得了“应急必要”的合理性，因为要保大家的“饭碗”。水一少，就等于环境容量少了，水自然就脏了。排污产业没有了自然的排污条件，又会进一步造成非正常的污染——这就构成水环境的恶性循环。
“所以你说要不要对这种现象做一些约束性的考核呢？”该官员说。
再以这个思路延伸开来考虑——如果河北的森林覆盖率能够达到北京的水平，一年大概就能蓄积140亿立方米的水——超过一个南水北调中线的调水量。究竟是用这个钱种树好，还是投入调水工程，以诸多生态环境乃至社会环境的副作用为代价来解决问题更好？
如果充分做好节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在水资源相对匮乏地区减少高耗水行业的发展冲动，那么是不是还有必要举全国之力，再调长江上游的水去救黄河呢？
已经被生态危机逼近的各流域，其产业究竟应该如何发展？至此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