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民间戏剧家、美学家李渔，是位极接地气的主儿，有着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走的却不是常规文墨书生的路子，而是将传统文化根植到自己的个性创意生活中，无论富庶还是穷困潦倒，始终坚守着一种内能适意于心，外能娱乐于众的生命姿态。
　　一
　　李渔，原名仙侣，中年之后改名为渔，明末清初的文学家、美学家、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世称“李十郎”。在他步入古稀之际，偶得天资聪颖、才貌双全的乔、王二姬，于是，他依据自己对传统戏剧的爱好和理论研究，悉心调教二姬，组建了以二姬为台柱子的家庭戏班，常年巡演于各地的达官贵人之家，无意中成就了自己的戏剧人生。
　　他一生创作了多部戏剧和小说，流传下来的有《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美人香》《风筝误》等剧作，其中，演出最多的是《风筝误》一剧。此外，还有《无声戏》《十二楼》《肉蒲团》等脍炙人口的小说。这些创作均源于日常生活，通俗易懂，寓教于乐，深受民众喜爱，每每作品一问世，便被抢购一空。除了原创，李渔还批阅《三国志》，改定《金瓶梅》，倡编《芥子园画谱》。按李渔的自我评价，他写的和改的都是“新耳目之书”，一意求新，不依傍他人，不重复自己，唯求“前人未见之事”“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全之态”。
　　李渔的戏剧表演市场，是依仗他自己的广泛社交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据不完全统计，与李渔交往的、有文字记载的800余人中，上至位高权重的宰相、尚书、大学士，下至三教九流，遍及十七个省，二百余州县。没有这些人，就没有李渔全国巡演的戏剧市场。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戏剧理论研究著作《闲情偶寄》是他在人生鼎盛时期完成的。当时，文化填词首先看重的是音律，李渔却破除成法，创新性地提出结构先行的理念。他认为结构须在确定音韵前就提前考虑，“就像造物主创造人形，要在精血凝结之初，胚胎形成之前，先制定出整体形状，使一滴血也具备五官和躯骸的形式。开始没有总体格局，而从头到顶到脚跟，分段生长，那么人的躯体上就会有无数断续的伤痕，血气也会因此而阻断。”类似的观点，也贯穿到了《闲情偶记》中的“居室部”，以为建构房室，也要先定格局再定内饰。
　　《闲情偶记》中的后六部，主要谈生活情趣和娱乐养生之道，文辞优雅，情理兼容，几乎全景式地描绘出了清初时期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情。林语堂先生如此评价《闲情偶寄》：“李笠翁的著作中，又一个重要部分，时专门研究生活乐趣，时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室与庭院、室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梳妆、美容、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系列。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
　　二
　　在我看来，《闲情偶记》是李渔一生文化创意实践的理性总结。他自己造房舍、建园林，刊行自己的原创小说，经营书坊，创建家庭戏班，独自承担舞台和舞美设计，一年四季各地巡演，对每一个不同的场景，他都精心创造，从心境、情境到语境，都一一刻画在《闲情偶记》中，成为了李渔个性化生活方式的完整反映。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成为“中国戏剧理论始祖”“世界喜剧大师”和“东方莎士比亚”，同时也是中国早期休闲文化的创导者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先行者。他有意而为的是生活本身，他的戏剧小说和学术著作只是个人文化情趣的一种外化。
　　所以说，李渔作为这一领域的标杆人物，对中国当下文化创意产业最重要的启示并不在于其书作，而在于践行他个人文化创意生活的内在态度。他的实践告诉我们：发自内心、融于生活、立足个人的喜爱，才是文化创意的真正源泉。外在的产业化，只能作为副产品，而不宜作为主业，否则就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了。
　　李渔认为，不管人们具体喜爱什么，只要能发乎于心，外导于乐，就很好。技艺不分大小，贵在能否精通，才能不在多少，贵在能否善用。若能精通且善用，就算是雕虫小技，也可成大家。为了他的家庭戏班，他既要当编剧、导演，又要当保健医生、营养师、建筑设计师和房屋建造师等等。他无惧身兼多职，都当作生活本来使然，认真去观察、研究和实践，最终样样都做出了名堂。
　　虽不是人人都能有这样的天资和能力，但这种善于并乐于在融会贯通中进行文化创意的心态和价值观念，却是当下中国的文化创意所缺少的。
　　所谓文化创意产业，是指在创意产业的概念基础上，依靠个人或团队的努力，将主体文化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进行开发和营销。由此，公认的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包括广播、影视、动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工艺与设计、雕塑、环境艺术、广告装潢、服装设计、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等。
　　在笔者看来，上述对文化创意产业不完全归纳式的定义，是对文化创意活动结果的呈现，缺乏内在有理论说服力和实践引导力的硬核。其实，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就是这个国家和地区民众生活方式的直接呈现。它源自一个个鲜活个体的创意实践，借助媒体向泱泱大众进行传扬，然后慢慢地自然沉淀。当整个社会开始点点滴滴地接受这些创新思想时，相关的创意产品就会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和消费，文化创意产业便得以形成，规模化的新生活方式也会逐渐形成。如果我们只是单单地去看作为中介和转化层的大众媒体，看到的只是传媒文化创意产业，而不是整个文化创意产业——新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三
　　在此，不妨回头仔细去看我们内容繁杂、体量庞大的传统文化，它真正的魅力和精髓都源于精彩人物的精彩人生。比如：从儒学创始者孔子，到素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学大师”的梁漱溟，他们都是人生大于学问的典型。孔子与他的三千弟子，天天讲的都是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体会，并藉此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先河。而梁漱溟更是把整个宇宙都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只可惜，这些文化大师和他们的学问，往往被后人过度抽象和符号化，于是心生距离。倘若认真找个具体的点钻进去，看到最里面，则所见之处都是日常生活，是个性化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真的把《论语》和《诗经》当散文集来看，会更容易去繁就简地感触到古人们文化生活的鲜活与灵动。他们的诗文画作，只不过是对个性生活方式言而未尽的艺术表达。
　　从儒家早期经典看过去，中国传统文化骨子里首先都是感性的个人生活，然后才是理性的学问。从孔子、墨子、庄周、孙武，到徐霞客、王船山、梁启超、梁漱溟等，他们真正的学问都包容在现实生活里，是一种内观的人生体验与高度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因此，虽然常常看上去十分细碎，甚至于杂乱无章，但一旦落实于鲜活的生命实践，却显得如此周到和严谨。正如孔子的《论语》，一言一行里都足以见仁知乐。
　　李渔的个人文化创意生活，持续了一生，盛行了一时，然后经时百年，慢慢沉淀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当中。它至今也只是在默默潜行，需要后人悉心去挖掘，重新阐释并鼎力传扬。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李渔越发地喜爱。他细辨人情是非，内心却始终充满善解人意的温柔。他心灵手巧，乐于动手实践，既能亲手制作满足日常需要的物件，又能自如创作满足精神和戏剧舞台需要的艺术品。而大部分名人雅士，一般只爱笔墨功夫，而不善手工匠制。无形中，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的文化生活与品味，渐渐地少了人性的沟通，生出了太多隔膜乃至偏见，以为阳春白雪就是上好高雅，下里巴人就是粗鄙，而不是两相融合、相得益彰。
　　笔者以为，李渔做了一个非常之外的示范，即用个性化的创造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文化有机融为一体，在娱乐大众的过程中很好地转译并传扬了阳春白雪。他的原创戏剧在官宦之家和普通民众中都得到了积极响应，这样的文化实践，即使对当下的我们，仍有着较高的启示意义和示范价值。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本质上就是保护、激发、肯定和传扬新观念和新想法，让它们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从容地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因此，与文化相关的一切，尤其是文化创意，一时一刻都离不开人。始终是要靠人去领悟、去喜欢、去传播、去创新、去辨析、去批判、去新陈代谢。
　　在这样的人群中，李渔，当属于其中最难得的一类。
　　【周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 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