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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神病医生》是巴西杰出的心理学现实主义流派代表人物马查多·德·阿西斯的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该小说从精神病医生的视角出发,用讽刺的色彩和悖谬的笔调描写了一个荒诞的社会。本文试图运用福柯的理论来解读《精神病医生》,通过对疯癫,禁闭,权利,道德的分析来阐述《精神病医生》的内涵。
【关键词】疯癫;禁闭;权力;道德
马查多·德·阿西斯(1839—1908),巴西心理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被公认为是葡萄牙语文学界的泰斗。他的艺术植根于欧洲文化传统,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成就卓越,作品多以心理分析为主要特色,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和嘲讽风格。在《精神病医生》中,他把人类描写成为缺乏理性的,盲目行事的,乖张悖谬的形象,显现出漫画式的荒诞可笑。精神病医生对于“疯癫”的界定,禁闭机构绿色之家所折射出的权力观,皆与福柯的观点形成相互映照。读马查多的作品,不仅能引起我们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驱动着人,操纵着人所处的机制,同时也让我们形成一种道德评判,从而达到道德上的目的。
一、 疯癫的界分
福柯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在蛮荒状态不可能发现疯癫。疯癫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①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并没有绝对明显的界线,疯癫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疯癫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本质主义的概念,疯癫不是自古就有和一成不变的,相反,它是组建地建构起来的,疯癫是社会力量的客体化对象,它本身接近于空的概念,只是在不同时代,在不同的理性背景下,依据不同的外在力量,疯癫才获得它的所指和意义,疯癫的所指和意义因而不再是稳固和确定的。”②在《精神病医生》中,主人公精神病医生正是把“疯癫”放进社会关系背景中去界定,用夸张而荒诞的逻辑判断去引发读者思考。
精神病医生对于疯癫的界分一共发生了四次判断。
第一次是他从海外学成归来,精神病学这门领域在当地并没有被开发出来,精神病医生想在这一领域内拥有最高的判断权:“让我们彻底划定理性与疯癫之间的界线。所谓理性,就是所有官能的完美均衡;不均衡,则为精神错乱。”③于是他请求建造绿色之家,将当地的精神病人统统收容。精神病医生的行为代表着疯癫与理性的对话的破裂,使疯癫被置于一个被动的沉默的位置,理性以一种至高无上的姿态来支配疯癫,排除异己,从而使自己的地位得以稳固。
精神病医生的第二次判断是使“疯癫”的范围扩大化。一些性格上有缺陷的人也被送人绿色之家,这种扩大化是他对疯与非疯之间的界线的重新定位,这些性格上有缺陷的人,属于非理性的范畴,值得研究。
随着拘禁“疯癫”的恐慌事态的严重化,当地掀起了两场造反运动。在这过程中,精神病医生对于界定“疯癫”发生了第三次判断。造反运动的目的是要捣毁绿色之家和流放精神病医生,但造反成功后,造反者头目并未这样做,相反,他来与医生达成妥协,他反复无常的表现使精神病医生把造反者判断为“道地的病例”,随着第二次造反运动的成功,第一次的造反者被送入绿色之家。随后,一系列不道德的人都被送入其中。在道德上对疯癫的判断使医生把镇上大半的人都送进了绿色之家。
而如果大多数人普遍都存在这一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不能成立,因为社会主流必然排斥异己,真正应该研究的问题应该是其对立面。这是医生的第四次判断。这一次在逻辑关系上发生的戏剧性的转换,使他把性格上有缺陷和道德上有问题的人都释放了,而把心智均衡的、心灵优美的人囚禁到绿色之家,然后给他们进行治疗,直至他们恢复正常。最终,绿色之家空无一人,精神病医生又陷入沉思,突然他意识到自己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于是他将自己拘禁起来。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引用帕斯卡的话说:“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托斯陀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写道:“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定自己神智健全。”④精神病医生在不停地审视社会关系中作出对于疯癫的界分,与其说这种界分是一种颠倒的荒诞,不如说这是一种对于现实社会的冷眼的嘲讽的批判。
二、 疯癫与禁闭
禁闭是十七世纪创造的一种制度。1656年,在巴黎建立总医院的敕令颁布了,这个强制场所使用行政措施进行道德训诫,在取缔游手好闲的人的同时,疯人也包含在内。这项发明的出现,在疯癫的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福柯认为像总医院这样的机构,不仅仅是一个收容所和集中营,它是“在法律的边缘建立的一种奇特权力,是第三种压迫秩序。”⑤在古典时期,禁闭的目的在于压制疯癫,禁闭的意义表明了疯癫在实质上是一种非存在物的表现。“通过禁闭,疯癫被公认为虚无。”⑥禁闭将疯癫隐匿在了理性的视角里。
在《精神病医生》中的禁闭机构是绿色之家,绿色之家不仅是一所汇集着五花八门的疯癫症患者的疯人院,它的所指意义更广。
首先,绿色之家是座“私人监狱”。精神病医生建造绿色之家的目的是为了把疯癫的人集中起来,对疯癫的各种程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发明出治疗疯癫的药品。由于这个禁闭机构被赋予了强大的权力,所以被精神病医生判断为“疯人”的人,被强行拘押到它里面,没有申辩的资格,只能与世隔绝,它成为“人的理智的监狱”。
其次,绿色之家的禁闭作用让绿色之家的功能简化为一条线。这条线具有绝对的隔离作用,这个符号标志着一种对话的断裂。正常人或者是社会主流势力在线的这一边,具有话语权,而线的另一边,即被贴上了“疯癫”标签的人,却只能始终沉默,被视为虚无。
最后,绿色之家的禁闭作用起到了一种审判的效果。在福柯的理论中,总医院这类禁闭机构是一个道德机构,负责惩治当时被社会认为是某种道德阻滞的行为。绿色之家最后把没病的,正面的,美好的人禁闭在其中,而把有病的,负面的,丑恶的人排除在外,让道德评判机制黑白不分,正反颠倒,是一种带有强烈戏剧效果的反讽,起到了现实的审判效果。
三、 疯癫、权力与道德
在这场囚禁疯癫的狂乱行为中,我们不禁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驱动着人,操纵着人所处的机制。福柯认为“市民并不关心疯子,而是关心作用于疯子的权力。”⑦疯人之所以被禁闭,是因为禁闭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微观权力能够构成某种利益。禁闭是“各种滥用权力的大杂烩。”⑧福柯的“微观权力论”认为把握权力,要从距离法律最远的地方开始,要从社会最细微的“毛细血管”入手,自下而上地看待权力,看它如何突破自身的组织和规则向外延伸和植入制度中的。绿色之家便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本身并不是权力的核心机构,却在法律的边缘上被赋予权力,在禁闭各种疯癫的形态中体现了权力是怎么样起作用的,以及权力的流变过程。“疯人不是禁闭的第一个和最无辜的牺牲品,却是禁闭权力的一个最模糊又最明显最持久的象征。”⑨
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次造反成功后,造反者头目并没有实现他对人民的承诺,他与医生之间的妥协说明他所关心是权力。叫嚣捣毁绿色之家是顺应民心,是为了掌权,保存绿色之家是为了巩固权利。
然而权力并不属于个人,也不是固定存在物。福柯说权利是流动的东西,“权力运转着。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⑩个人是权力的结果,权力通过它建构的个人而通行,权力从未定位。所以当第二次造反兴起时,旧的政府随即垮台,第一次造反者的头目丧失了权力的光环,被投入进了绿色之家,权力流变到了新的统治者身上继续发挥作用。
在权力的运转下,德高望重,智能均衡的人均被强制拘押了,被迫丧失了话语权,被排斥,被强行视为虚无,这种反差性的判断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理性、道德在沉默的禁闭之地向读者的内心发出了怒喊,这种沉闷的爆发抨击了社会平均道德水平的低下,这种颠倒性的结局起到了道德上的警示作用,表达了作者马查多对于人类理智与崇高道德的呼吁,以及对人类真、善、美的追求。
【参考文献】
[1]马查多·德·阿西斯.精神病医生.李均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吴猛,和新风.文化权力的终结:与福柯对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4]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汪民安.疯癫与结构:福柯与德里达之争.外国文学研究,2002(3).
[6]黄晖.疯癫与理性的对话.理论界,2006(5).
责任编辑:张子佳
【关键词】疯癫;禁闭;权力;道德
马查多·德·阿西斯(1839—1908),巴西心理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被公认为是葡萄牙语文学界的泰斗。他的艺术植根于欧洲文化传统,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成就卓越,作品多以心理分析为主要特色,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和嘲讽风格。在《精神病医生》中,他把人类描写成为缺乏理性的,盲目行事的,乖张悖谬的形象,显现出漫画式的荒诞可笑。精神病医生对于“疯癫”的界定,禁闭机构绿色之家所折射出的权力观,皆与福柯的观点形成相互映照。读马查多的作品,不仅能引起我们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驱动着人,操纵着人所处的机制,同时也让我们形成一种道德评判,从而达到道德上的目的。
一、 疯癫的界分
福柯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在蛮荒状态不可能发现疯癫。疯癫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①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并没有绝对明显的界线,疯癫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疯癫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本质主义的概念,疯癫不是自古就有和一成不变的,相反,它是组建地建构起来的,疯癫是社会力量的客体化对象,它本身接近于空的概念,只是在不同时代,在不同的理性背景下,依据不同的外在力量,疯癫才获得它的所指和意义,疯癫的所指和意义因而不再是稳固和确定的。”②在《精神病医生》中,主人公精神病医生正是把“疯癫”放进社会关系背景中去界定,用夸张而荒诞的逻辑判断去引发读者思考。
精神病医生对于疯癫的界分一共发生了四次判断。
第一次是他从海外学成归来,精神病学这门领域在当地并没有被开发出来,精神病医生想在这一领域内拥有最高的判断权:“让我们彻底划定理性与疯癫之间的界线。所谓理性,就是所有官能的完美均衡;不均衡,则为精神错乱。”③于是他请求建造绿色之家,将当地的精神病人统统收容。精神病医生的行为代表着疯癫与理性的对话的破裂,使疯癫被置于一个被动的沉默的位置,理性以一种至高无上的姿态来支配疯癫,排除异己,从而使自己的地位得以稳固。
精神病医生的第二次判断是使“疯癫”的范围扩大化。一些性格上有缺陷的人也被送人绿色之家,这种扩大化是他对疯与非疯之间的界线的重新定位,这些性格上有缺陷的人,属于非理性的范畴,值得研究。
随着拘禁“疯癫”的恐慌事态的严重化,当地掀起了两场造反运动。在这过程中,精神病医生对于界定“疯癫”发生了第三次判断。造反运动的目的是要捣毁绿色之家和流放精神病医生,但造反成功后,造反者头目并未这样做,相反,他来与医生达成妥协,他反复无常的表现使精神病医生把造反者判断为“道地的病例”,随着第二次造反运动的成功,第一次的造反者被送入绿色之家。随后,一系列不道德的人都被送入其中。在道德上对疯癫的判断使医生把镇上大半的人都送进了绿色之家。
而如果大多数人普遍都存在这一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不能成立,因为社会主流必然排斥异己,真正应该研究的问题应该是其对立面。这是医生的第四次判断。这一次在逻辑关系上发生的戏剧性的转换,使他把性格上有缺陷和道德上有问题的人都释放了,而把心智均衡的、心灵优美的人囚禁到绿色之家,然后给他们进行治疗,直至他们恢复正常。最终,绿色之家空无一人,精神病医生又陷入沉思,突然他意识到自己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于是他将自己拘禁起来。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引用帕斯卡的话说:“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托斯陀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写道:“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定自己神智健全。”④精神病医生在不停地审视社会关系中作出对于疯癫的界分,与其说这种界分是一种颠倒的荒诞,不如说这是一种对于现实社会的冷眼的嘲讽的批判。
二、 疯癫与禁闭
禁闭是十七世纪创造的一种制度。1656年,在巴黎建立总医院的敕令颁布了,这个强制场所使用行政措施进行道德训诫,在取缔游手好闲的人的同时,疯人也包含在内。这项发明的出现,在疯癫的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福柯认为像总医院这样的机构,不仅仅是一个收容所和集中营,它是“在法律的边缘建立的一种奇特权力,是第三种压迫秩序。”⑤在古典时期,禁闭的目的在于压制疯癫,禁闭的意义表明了疯癫在实质上是一种非存在物的表现。“通过禁闭,疯癫被公认为虚无。”⑥禁闭将疯癫隐匿在了理性的视角里。
在《精神病医生》中的禁闭机构是绿色之家,绿色之家不仅是一所汇集着五花八门的疯癫症患者的疯人院,它的所指意义更广。
首先,绿色之家是座“私人监狱”。精神病医生建造绿色之家的目的是为了把疯癫的人集中起来,对疯癫的各种程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发明出治疗疯癫的药品。由于这个禁闭机构被赋予了强大的权力,所以被精神病医生判断为“疯人”的人,被强行拘押到它里面,没有申辩的资格,只能与世隔绝,它成为“人的理智的监狱”。
其次,绿色之家的禁闭作用让绿色之家的功能简化为一条线。这条线具有绝对的隔离作用,这个符号标志着一种对话的断裂。正常人或者是社会主流势力在线的这一边,具有话语权,而线的另一边,即被贴上了“疯癫”标签的人,却只能始终沉默,被视为虚无。
最后,绿色之家的禁闭作用起到了一种审判的效果。在福柯的理论中,总医院这类禁闭机构是一个道德机构,负责惩治当时被社会认为是某种道德阻滞的行为。绿色之家最后把没病的,正面的,美好的人禁闭在其中,而把有病的,负面的,丑恶的人排除在外,让道德评判机制黑白不分,正反颠倒,是一种带有强烈戏剧效果的反讽,起到了现实的审判效果。
三、 疯癫、权力与道德
在这场囚禁疯癫的狂乱行为中,我们不禁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驱动着人,操纵着人所处的机制。福柯认为“市民并不关心疯子,而是关心作用于疯子的权力。”⑦疯人之所以被禁闭,是因为禁闭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微观权力能够构成某种利益。禁闭是“各种滥用权力的大杂烩。”⑧福柯的“微观权力论”认为把握权力,要从距离法律最远的地方开始,要从社会最细微的“毛细血管”入手,自下而上地看待权力,看它如何突破自身的组织和规则向外延伸和植入制度中的。绿色之家便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本身并不是权力的核心机构,却在法律的边缘上被赋予权力,在禁闭各种疯癫的形态中体现了权力是怎么样起作用的,以及权力的流变过程。“疯人不是禁闭的第一个和最无辜的牺牲品,却是禁闭权力的一个最模糊又最明显最持久的象征。”⑨
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次造反成功后,造反者头目并没有实现他对人民的承诺,他与医生之间的妥协说明他所关心是权力。叫嚣捣毁绿色之家是顺应民心,是为了掌权,保存绿色之家是为了巩固权利。
然而权力并不属于个人,也不是固定存在物。福柯说权利是流动的东西,“权力运转着。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⑩个人是权力的结果,权力通过它建构的个人而通行,权力从未定位。所以当第二次造反兴起时,旧的政府随即垮台,第一次造反者的头目丧失了权力的光环,被投入进了绿色之家,权力流变到了新的统治者身上继续发挥作用。
在权力的运转下,德高望重,智能均衡的人均被强制拘押了,被迫丧失了话语权,被排斥,被强行视为虚无,这种反差性的判断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理性、道德在沉默的禁闭之地向读者的内心发出了怒喊,这种沉闷的爆发抨击了社会平均道德水平的低下,这种颠倒性的结局起到了道德上的警示作用,表达了作者马查多对于人类理智与崇高道德的呼吁,以及对人类真、善、美的追求。
【参考文献】
[1]马查多·德·阿西斯.精神病医生.李均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吴猛,和新风.文化权力的终结:与福柯对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4]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汪民安.疯癫与结构:福柯与德里达之争.外国文学研究,2002(3).
[6]黄晖.疯癫与理性的对话.理论界,2006(5).
责任编辑:张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