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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要认真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这些讲话体现了习近平深远的历史眼光、深厚的历史智慧和深邃的历史思维。习近平运用历史思维，通过对中国历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深刻认识，阐明了历史的科学性、历史的规律性、历史的独特性、历史的整体性的重要内涵。这些对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历史思维党史研究
习近平结合世情、国情、党情，多次强调要认真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他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史、国史“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这些讲话体现了习近平深远的历史眼光、深厚的历史智慧和深邃的历史思维。他善于运用历史思维分析现状、认清趋势、把握未来，善于汲取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指导和推动现实工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以历史为前提和基础，正确认识和主动适应历史阶段新特点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是在探索历史规律、积累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的整合，体现出一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历史思维。历史思维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用以认识过去、现在并预见未来的智力活动，是揭示历史本质和规律的逻辑体系[1]。习近平运用历史思维，通过对中国历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深刻认识，阐明了历史的科学性、历史的规律性、历史的独特性、历史的整体性的重要内涵。这些对指导中共党史研究极具重要意义。
一、历史的科学性
对历史是否是一门科学，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许多分歧意见。一些西方学者对历史的科学性持否定态度，中国学者胡适曾说过“历史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可以任人装扮”的话。其实，这些意见过分强调历史的偶然因素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史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某些区别，而忽视了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和通过种种偶然性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根本规律[2]。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作过充分的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习近平对历史的科学性的论述很多，特别是在2010年7月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对中共历史的科学研究作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他还要求在党史研究中，“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党史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还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党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载体”[3]。
这段论述深刻揭示了党史研究的重要内涵，阐述了党史研究的科学方法论，特别指出了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统一的原则。作为党史研究者，如何理解和把握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呢？这里可以从统一的原因、内容、方式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在原因层面，要理解党史研究和政治的关系。胡乔木曾说：“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行动的向导。”他还说，“如果把历史科学和其他科学为政治服务理解成为一种从属于政治的临时的局部的甚至错误的需要，那就会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破坏了政治本身。”[4]p119胡乔木所理解的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是指为政治提供新的研究成果，做历史的促进者。因此，政治性很强的中共党史研究，作为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5]p389，更应该为政治服好务。坚持党性原则，通过研究总结我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深入认识和正确应对前进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借鉴，这也是党史研究的应有之义。其次，在内容层面，要处理好党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作为史学研究，历史和现实的内在关系不容回避。胡绳指出：“忠实于历史科学的人，都反对按照现实的某种需要来改造历史，也不认为现实的问题可以用历史的简单类比或推论就能解决。……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关心现实的问题，常常刺激我们对探讨过去的历史的强烈的兴趣，这种探讨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些现实问题。”[6]p540因此，党史研究应该紧紧围绕当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探究党在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道路上积累了的丰富的经验，借鉴党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智慧和艺术，力求党史资政研究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最后，在方式层面，要处理好史料和方法论的关系。中共党史是靠事实说话的。在立信史、存真史，保持历史的求真求实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去认识和分析问题，去研究、考察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这样才能使党史研究成果符合历史真实，反映时代要求，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二、历史的规律性
历史的规律性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及其基本的发展趋势，是历史运动本质特征的反映。[7]p288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科学的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习近平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8]他还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都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9]。这段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我们党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探寻社会发展规律，然后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把握、运用规律，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
马克思曾经说过：“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0]p92如同解析几何中通过考察某个点的运动轨迹可以建立起反映其运动规律的函数方程式一样，考察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执政60多年、领导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深藏于这一历史背后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集中起来就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11]。作为党史研究者，一方面，要站在历史的视角，理性地把握历史事件的发展变化，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丝剥茧，找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逻辑，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规律、合目的地向前发展。另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考察研究党的历史发展的进程，深入探寻、认识和掌握党的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供有力的历史借鉴，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三、历史的独特性
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2]他还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3]。
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必然性。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漫长历史的国家之一，中国文化以其绵延悠长的历史，以及独特的历史延续性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开篇就从中国的独特性入手，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根源进行了细致的剖析。钱穆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深刻地表述了中国历史各个方面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是构成我们民族经久不衰的内在力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作了重要论述。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明确指出不同国家、民族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演进，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走不同的道路。列宁提出，要正确看待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和顺序上的特殊性，并重点论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功地走上了一条不照抄照搬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些都充分印证了马克思列宁的这一观点。这就要求党史研究的立足点，要以中国独特的历史脉络为中心，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为主线，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从而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积极投身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正如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作过的论述：“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14]p407
四、历史的整体性
注重对历史人物、历史实践活动的整体把握，是习近平提出和阐述的全面正确的历史观。他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他还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15]。
这一重要论述是分析和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应持的科学方法，对于正确评价毛泽东，正确看待党和国家的历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些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更有指导意义，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党史人物、党史事件进行研究的时候，要把研究对象和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情境和历史范围中去考察。任何事物都是一定历史境遇中的历史性存在，要根据事物所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从事物的历史关联和相互制约中去具体地认识、把握事物，强调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这既要实事求是承认过去的失误和挫折，又要充分肯定探索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5]二是要把党史研究与社会整体考察联系起来。中共党史是研究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侧面，但不能离开对社会整体的考察孤立地研究这个侧面。胡乔木曾说：“党的历史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是不能分开的，否则党的历史便得不到科学的解释，离开社会的发展，孤立地讲党史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16]p55如果在研究中仅仅满足于孤立地考察党的自身活动，难免会使研究工作流于空泛，缺乏深度，甚至于连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难以解释清楚。三是要把某一时段党史研究与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研究联系起来。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他还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14]p399比如“文化大革命”史研究，有学者就主张需要跳出“文化大革命”研究“文化大革命”，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史的“长时段”关注“文化大革命”，无疑更能够透视“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次问题及其复杂性[17]。
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一门政治性与现实性极强的历史学科，研究者应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史思维的重要论述，善于运用历史思维，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研究出一批有深度、有创新、有说服力的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成果。○
参考文献：
[1]赵恒烈.论历史思维和历史思维能力[J].历史教学，1994（10）.
[2]杨向群.试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12）.
[3]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中共党史研究，2010（8）.
[4]胡乔木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胡绳.胡绳全书（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陈晓明，周宏，孙强.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新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8]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J].人民日报，2013-03-25.
[9]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12月3日）[J].人民日报，2013-12-0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李忠杰.从党史中汲取治党治国经验[J].人民日报，2012-06-08.
[12]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人民日报，2013-08-21.
[13]习近平同志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人民日报，2014-09-06.
[1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J].人民日报，2013-12-27.
[16]杨尚昆等.我所知道的胡乔木[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17]杨凤城.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文化大革命”[J].北京党史，2006（4）.
责任编辑冷波
[关键词]习近平历史思维党史研究
习近平结合世情、国情、党情，多次强调要认真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他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史、国史“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这些讲话体现了习近平深远的历史眼光、深厚的历史智慧和深邃的历史思维。他善于运用历史思维分析现状、认清趋势、把握未来，善于汲取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指导和推动现实工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以历史为前提和基础，正确认识和主动适应历史阶段新特点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是在探索历史规律、积累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的整合，体现出一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历史思维。历史思维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用以认识过去、现在并预见未来的智力活动，是揭示历史本质和规律的逻辑体系[1]。习近平运用历史思维，通过对中国历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深刻认识，阐明了历史的科学性、历史的规律性、历史的独特性、历史的整体性的重要内涵。这些对指导中共党史研究极具重要意义。
一、历史的科学性
对历史是否是一门科学，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许多分歧意见。一些西方学者对历史的科学性持否定态度，中国学者胡适曾说过“历史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可以任人装扮”的话。其实，这些意见过分强调历史的偶然因素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史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某些区别，而忽视了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和通过种种偶然性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根本规律[2]。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作过充分的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习近平对历史的科学性的论述很多，特别是在2010年7月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对中共历史的科学研究作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他还要求在党史研究中，“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党史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还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党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载体”[3]。
这段论述深刻揭示了党史研究的重要内涵，阐述了党史研究的科学方法论，特别指出了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统一的原则。作为党史研究者，如何理解和把握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呢？这里可以从统一的原因、内容、方式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在原因层面，要理解党史研究和政治的关系。胡乔木曾说：“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行动的向导。”他还说，“如果把历史科学和其他科学为政治服务理解成为一种从属于政治的临时的局部的甚至错误的需要，那就会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破坏了政治本身。”[4]p119胡乔木所理解的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是指为政治提供新的研究成果，做历史的促进者。因此，政治性很强的中共党史研究，作为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5]p389，更应该为政治服好务。坚持党性原则，通过研究总结我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深入认识和正确应对前进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借鉴，这也是党史研究的应有之义。其次，在内容层面，要处理好党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作为史学研究，历史和现实的内在关系不容回避。胡绳指出：“忠实于历史科学的人，都反对按照现实的某种需要来改造历史，也不认为现实的问题可以用历史的简单类比或推论就能解决。……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关心现实的问题，常常刺激我们对探讨过去的历史的强烈的兴趣，这种探讨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些现实问题。”[6]p540因此，党史研究应该紧紧围绕当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探究党在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道路上积累了的丰富的经验，借鉴党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智慧和艺术，力求党史资政研究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最后，在方式层面，要处理好史料和方法论的关系。中共党史是靠事实说话的。在立信史、存真史，保持历史的求真求实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去认识和分析问题，去研究、考察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这样才能使党史研究成果符合历史真实，反映时代要求，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二、历史的规律性
历史的规律性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及其基本的发展趋势，是历史运动本质特征的反映。[7]p288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科学的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习近平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8]他还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都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9]。这段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我们党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探寻社会发展规律，然后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把握、运用规律，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
马克思曾经说过：“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0]p92如同解析几何中通过考察某个点的运动轨迹可以建立起反映其运动规律的函数方程式一样，考察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执政60多年、领导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深藏于这一历史背后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集中起来就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11]。作为党史研究者，一方面，要站在历史的视角，理性地把握历史事件的发展变化，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丝剥茧，找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逻辑，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规律、合目的地向前发展。另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考察研究党的历史发展的进程，深入探寻、认识和掌握党的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供有力的历史借鉴，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三、历史的独特性
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2]他还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3]。
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必然性。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漫长历史的国家之一，中国文化以其绵延悠长的历史，以及独特的历史延续性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开篇就从中国的独特性入手，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根源进行了细致的剖析。钱穆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深刻地表述了中国历史各个方面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是构成我们民族经久不衰的内在力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作了重要论述。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明确指出不同国家、民族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演进，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走不同的道路。列宁提出，要正确看待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和顺序上的特殊性，并重点论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功地走上了一条不照抄照搬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些都充分印证了马克思列宁的这一观点。这就要求党史研究的立足点，要以中国独特的历史脉络为中心，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为主线，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从而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积极投身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正如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作过的论述：“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14]p407
四、历史的整体性
注重对历史人物、历史实践活动的整体把握，是习近平提出和阐述的全面正确的历史观。他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他还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15]。
这一重要论述是分析和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应持的科学方法，对于正确评价毛泽东，正确看待党和国家的历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些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更有指导意义，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党史人物、党史事件进行研究的时候，要把研究对象和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情境和历史范围中去考察。任何事物都是一定历史境遇中的历史性存在，要根据事物所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从事物的历史关联和相互制约中去具体地认识、把握事物，强调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这既要实事求是承认过去的失误和挫折，又要充分肯定探索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5]二是要把党史研究与社会整体考察联系起来。中共党史是研究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侧面，但不能离开对社会整体的考察孤立地研究这个侧面。胡乔木曾说：“党的历史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是不能分开的，否则党的历史便得不到科学的解释，离开社会的发展，孤立地讲党史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16]p55如果在研究中仅仅满足于孤立地考察党的自身活动，难免会使研究工作流于空泛，缺乏深度，甚至于连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难以解释清楚。三是要把某一时段党史研究与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研究联系起来。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他还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14]p399比如“文化大革命”史研究，有学者就主张需要跳出“文化大革命”研究“文化大革命”，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史的“长时段”关注“文化大革命”，无疑更能够透视“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次问题及其复杂性[17]。
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一门政治性与现实性极强的历史学科，研究者应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史思维的重要论述，善于运用历史思维，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研究出一批有深度、有创新、有说服力的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成果。○
参考文献：
[1]赵恒烈.论历史思维和历史思维能力[J].历史教学，1994（10）.
[2]杨向群.试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12）.
[3]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中共党史研究，2010（8）.
[4]胡乔木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胡绳.胡绳全书（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陈晓明，周宏，孙强.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新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8]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J].人民日报，2013-03-25.
[9]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12月3日）[J].人民日报，2013-12-0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李忠杰.从党史中汲取治党治国经验[J].人民日报，2012-06-08.
[12]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人民日报，2013-08-21.
[13]习近平同志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人民日报，2014-09-06.
[1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J].人民日报，2013-12-27.
[16]杨尚昆等.我所知道的胡乔木[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17]杨凤城.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文化大革命”[J].北京党史，2006（4）.
责任编辑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