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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罗尔斯关于正义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其中两个正义原则是其正义观的核心内容。《正义论》全面阐述了关于自由平等两个正义原则，对美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系统的解决办法，同时引起了西方世界关于自由平等这两个价值的反思。而在当今中国是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时刻，关于如何树立正确并且符合中国的正义观是一个关键问题。从罗尔斯的正义观中挖掘其有利的因素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关键词】 罗尔斯 正义观 中国当代社会
一、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思想
1971年罗尔斯出版《正义论》一书，引起西方世界的轰动，观点不一的专家纷纷发表对罗尔斯这本书意见。《正义论》一书是罗尔斯正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罗尔斯所认同的正义观。罗尔斯在此书中首先批判一直在西方乃至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正义观，他认为功利主义正义观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揭露功利主义的弊端，极力反对功利主义。他尽量协调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以实现这两个价值的最大化。其次在此基础上罗尔斯也提出了自己关于公平的正义的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也就是其正义观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原则是平等自由原则，即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去享有与服务于所有人的类似自由体系协调一致的、由平等的诸基本自由构成的最大总体系[1] 。这一原则主要是强调自由。他认为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自由的权利，这一点也契合了西方原本崇尚自由的传统。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受到尊重，获得基本权利平等自由的权益。国家及其法律应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一步用国家的手段或者法律的形式保证公民基本的公平，实现自由平等，从而实现全社会公平与正义。
第二原则是机会公平原则与差别原则相结合。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2] 虽然有第一原则的构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但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各种因素造成的不平等也会对公平造成一定影响，所以需要第二原则的产生。机会公平就是人人在机会面前享有同等的权利，不会由于其他各种原因造成不公平。这主要强调的是平等。而差别平等是指人由于先天或者后天的原因造成的能力上的差异，应根据其能力来进行差别对待，放宽对他的要求。差别原则强调的是博爱。
罗尔斯也为这两个原则提出了优先原则。也就是第一原则绝对优先于第二原则。整个社会的正义优最重要，应放在首要地位。实现整个社会的正义才能更好地解决由于经济等原因造成的不公平。而第二原则中的机会公平原则优于差别原则。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机会公平能使公民在竞争职位时得到相同的机会，而差别机会也给能力相对不足的公民一些关照。这两个原则的辩证关系是主次分明但又相互补充，互不缺少。第一原则是首要原则，首先实现社会整体的公平。 然后在考虑效率和福利。而效率也就是机会公平原则优先于福利即差别原则。
罗尔斯否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是希望实现“最少受惠者”最有利。“最小受惠者”是指天生资质差、家庭条件地位低下和经济不富裕的人。其第二原则即机会公平原则和差别原则就是为了解决社会和经济等原因造成的巨大差异，强调“最少受惠者”的平等與博爱，这就区别于新保守主义以及传统西方主张的价值观。罗尔斯《正义论》所体现的是公平的正义，这就是希望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正义的，不论对于富人还是穷人来说。他极力的协调公平与平等的关系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二、罗尔斯《正义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力求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国家，不仅对于西方国家有借鉴意义，同时也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指导作用。
（一）有利于我国不断发展民主政治，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罗尔斯的两个原则中，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也就是说自由平等原则是首要的、管大局的。自由平等原则就是实现整个社会的最大范围的公平正义，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当代社会如何让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呢？靠法律的制定实施。我国现在法律不够健全，执法不严，违法行为时常发生，需要健全法律体系，让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确保。同时我们要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有所作为，做到官为民、民爱官。一方面，选出真正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人民代表能确实的反映人民的真实情况和想法，做到实事求是，而不是隐瞒实情。另一方面，政府要做实事，积极调动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使国家决策更民主、更进步、更科学，更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从而构建并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正义性基础。[3]
（二）有利于我国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罗尔斯主张绝对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实现社会的真正的公平和正义。政府要做的就是为人民干实事，官员也应该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最近几年，我国陆续发生官员贪污案，官员过度用权的事件，导致公民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官员。有些公民办事觉得正常途径并不能真正的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时常选择走后门送礼等违法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认为政府有意刁难，延长办事时间，一旦送礼便能办成事。而有些政府官员则是不按规定办事，过度使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亲戚开后门，不经过法律程序就草草了事。而对其他人则是不送礼不贪就不办事的态度。我国应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里，防止腐败和过度用权。
（三）有利于我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罗尔斯认为正义即公平的相对稳定，这一点非常契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通过价格、竞争和供求等发挥作用来实现对资源的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政府的作用是力求能够创造更好的条件和平台以实现市场的公平竞争。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为每一个主体提供平等机会，使参与其中的主体能够各尽其用，各得其所。这样能够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繁荣我国的经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由此可见，政府应该为参与者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美好氛围，给予广大劳动者平等公平的机会，保证生产效率和社会和谐。
罗尔斯的两个原则中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也就是说公平优先于效率。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效率占重要地位。发展经济是我国的主要任务，而往往使我们忽视公平的重要性。在我国应该尽力协调公平与效率关系，把公平放在重要的位置，不能仅仅抓住效率。所以，罗尔斯认为，自然的自由体系存在最明显的不正义之处，在于它容许资源分配受到这些非常偶然、任性随意又专横霸道的因素的不当影响。[4] 公平决不能是兼顾，而是放在突出地位。
（四）有利于我国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将政策倾向于弱势群体。罗尔斯第二原则中的差别原则强调的就是博爱，也就是国家实施福利制度。罗尔斯主张“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也就是利用国家的手段来提高贫困者的生活水平。国家应合理税收制度，将税收的钱用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我国面临老龄化加剧、收入分配不均、贫困差距扩大的问题，迫切的需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老有所养、幼有所依。同时国家的政策应对弱势群体倾斜。所谓弱势群体，一般指社会政治地位低、社会身份卑微、经济收入少、生活困难、天生资质弱、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如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失业者、农民工等。国家在鼓励一般群体积极劳动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弱势群体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并不仅仅靠精英来衡量，主要是社会的整体实力和人均收入。就像水桶能装多少水不在于其长的有多长，相反的在于短板有多短。如果我国能重视弱势群体的健康良性发展，那么我们的短板也就会不断地发展，而国家这个水桶也就可以可以装更多的水了。
【参考文献】
[1][2]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0、23页。
[3] 何鹏举：“罗尔斯正义论的和谐意蕴及其现代启示”，《求索》，2009年第8期。
[4] 许文：“罗尔斯的正义论及其现实意义”，《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9期。
作者简介：张敏（1994），女，汉族，湖北孝感人，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6级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新疆地方党史研究。
【关键词】 罗尔斯 正义观 中国当代社会
一、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思想
1971年罗尔斯出版《正义论》一书，引起西方世界的轰动，观点不一的专家纷纷发表对罗尔斯这本书意见。《正义论》一书是罗尔斯正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罗尔斯所认同的正义观。罗尔斯在此书中首先批判一直在西方乃至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正义观，他认为功利主义正义观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揭露功利主义的弊端，极力反对功利主义。他尽量协调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以实现这两个价值的最大化。其次在此基础上罗尔斯也提出了自己关于公平的正义的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也就是其正义观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原则是平等自由原则，即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去享有与服务于所有人的类似自由体系协调一致的、由平等的诸基本自由构成的最大总体系[1] 。这一原则主要是强调自由。他认为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自由的权利，这一点也契合了西方原本崇尚自由的传统。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受到尊重，获得基本权利平等自由的权益。国家及其法律应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一步用国家的手段或者法律的形式保证公民基本的公平，实现自由平等，从而实现全社会公平与正义。
第二原则是机会公平原则与差别原则相结合。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2] 虽然有第一原则的构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但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各种因素造成的不平等也会对公平造成一定影响，所以需要第二原则的产生。机会公平就是人人在机会面前享有同等的权利，不会由于其他各种原因造成不公平。这主要强调的是平等。而差别平等是指人由于先天或者后天的原因造成的能力上的差异，应根据其能力来进行差别对待，放宽对他的要求。差别原则强调的是博爱。
罗尔斯也为这两个原则提出了优先原则。也就是第一原则绝对优先于第二原则。整个社会的正义优最重要，应放在首要地位。实现整个社会的正义才能更好地解决由于经济等原因造成的不公平。而第二原则中的机会公平原则优于差别原则。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机会公平能使公民在竞争职位时得到相同的机会，而差别机会也给能力相对不足的公民一些关照。这两个原则的辩证关系是主次分明但又相互补充，互不缺少。第一原则是首要原则，首先实现社会整体的公平。 然后在考虑效率和福利。而效率也就是机会公平原则优先于福利即差别原则。
罗尔斯否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是希望实现“最少受惠者”最有利。“最小受惠者”是指天生资质差、家庭条件地位低下和经济不富裕的人。其第二原则即机会公平原则和差别原则就是为了解决社会和经济等原因造成的巨大差异，强调“最少受惠者”的平等與博爱，这就区别于新保守主义以及传统西方主张的价值观。罗尔斯《正义论》所体现的是公平的正义，这就是希望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正义的，不论对于富人还是穷人来说。他极力的协调公平与平等的关系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二、罗尔斯《正义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力求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国家，不仅对于西方国家有借鉴意义，同时也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指导作用。
（一）有利于我国不断发展民主政治，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罗尔斯的两个原则中，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也就是说自由平等原则是首要的、管大局的。自由平等原则就是实现整个社会的最大范围的公平正义，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当代社会如何让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呢？靠法律的制定实施。我国现在法律不够健全，执法不严，违法行为时常发生，需要健全法律体系，让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确保。同时我们要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有所作为，做到官为民、民爱官。一方面，选出真正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人民代表能确实的反映人民的真实情况和想法，做到实事求是，而不是隐瞒实情。另一方面，政府要做实事，积极调动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使国家决策更民主、更进步、更科学，更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从而构建并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正义性基础。[3]
（二）有利于我国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罗尔斯主张绝对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实现社会的真正的公平和正义。政府要做的就是为人民干实事，官员也应该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最近几年，我国陆续发生官员贪污案，官员过度用权的事件，导致公民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官员。有些公民办事觉得正常途径并不能真正的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时常选择走后门送礼等违法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认为政府有意刁难，延长办事时间，一旦送礼便能办成事。而有些政府官员则是不按规定办事，过度使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亲戚开后门，不经过法律程序就草草了事。而对其他人则是不送礼不贪就不办事的态度。我国应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里，防止腐败和过度用权。
（三）有利于我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罗尔斯认为正义即公平的相对稳定，这一点非常契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通过价格、竞争和供求等发挥作用来实现对资源的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政府的作用是力求能够创造更好的条件和平台以实现市场的公平竞争。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为每一个主体提供平等机会，使参与其中的主体能够各尽其用，各得其所。这样能够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繁荣我国的经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由此可见，政府应该为参与者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美好氛围，给予广大劳动者平等公平的机会，保证生产效率和社会和谐。
罗尔斯的两个原则中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也就是说公平优先于效率。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效率占重要地位。发展经济是我国的主要任务，而往往使我们忽视公平的重要性。在我国应该尽力协调公平与效率关系，把公平放在重要的位置，不能仅仅抓住效率。所以，罗尔斯认为，自然的自由体系存在最明显的不正义之处，在于它容许资源分配受到这些非常偶然、任性随意又专横霸道的因素的不当影响。[4] 公平决不能是兼顾，而是放在突出地位。
（四）有利于我国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将政策倾向于弱势群体。罗尔斯第二原则中的差别原则强调的就是博爱，也就是国家实施福利制度。罗尔斯主张“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也就是利用国家的手段来提高贫困者的生活水平。国家应合理税收制度，将税收的钱用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我国面临老龄化加剧、收入分配不均、贫困差距扩大的问题，迫切的需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老有所养、幼有所依。同时国家的政策应对弱势群体倾斜。所谓弱势群体，一般指社会政治地位低、社会身份卑微、经济收入少、生活困难、天生资质弱、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如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失业者、农民工等。国家在鼓励一般群体积极劳动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弱势群体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并不仅仅靠精英来衡量，主要是社会的整体实力和人均收入。就像水桶能装多少水不在于其长的有多长，相反的在于短板有多短。如果我国能重视弱势群体的健康良性发展，那么我们的短板也就会不断地发展，而国家这个水桶也就可以可以装更多的水了。
【参考文献】
[1][2]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0、23页。
[3] 何鹏举：“罗尔斯正义论的和谐意蕴及其现代启示”，《求索》，2009年第8期。
[4] 许文：“罗尔斯的正义论及其现实意义”，《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9期。
作者简介：张敏（1994），女，汉族，湖北孝感人，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6级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新疆地方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