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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明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中最为另类的一位，同时也是那一代电影人中生活历程转变最多的一位。
梁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班，和张艺谋、顾长卫是同班同学。1982年，刚刚毕业的梁明担任电影《路》的摄影，作品问世轰动一时，影片获得了1983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候选和金鸡奖特别奖。与张艺谋、顾长卫等人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梁明转变身份出任导演，但他却没有像第五代其他导演追逐艺术片的探索，而是转向那时刚刚方兴未艾的商业片之路，并成功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立体声恐怖片《黑楼孤魂》，并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在此之后，声名鹊起的粱明却在1990年选择赴美留学，并在美国创办了华夏电视台。1996年，由于按捺不住自己内心对电影的狂热，梁明毅然放弃了美国的安逸生活，回国重新投身电影创作，先后担任《黑眼睛》、《女帅男兵》、《两个人的芭蕾》等影片的摄影，同时他也相继导演了《夏天，有风吹过》、《都市童话》、《吴哥的微笑》、《等开花》等影片。日前，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的梁明导演讲述了自己的电影情缘与曲折艺路。
老师到798把我“抢”了过来
中国电影第五代可以说是风云际幻的年代造就的一个空前绝后的传奇，粱明之所以能成为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一员，除了与对艺术的热爱密不可分，同时更有着冥冥中不可捉摸的命运使然。
谈及当年入学的经历，梁明说：“我从小就喜欢画画，1976年高中毕业，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班里有百分之八十的同学都下乡插队去了。我侥幸躲过了这一关，因为我的画画得好，就被招进了798厂做了工人，就是现在的大山子798艺术区，798是工厂的名字。这也算我和艺术有缘吧。刚工作的时候，我在车间当一名车工学徒。当时单位的政治活动多，我就经常被工会抽过去做宣传，出墙报、画宣传画和画一些革命题材的创作参加区里的美术展。后来厂里凡有会议、活动的一些摄影工作也让我去做，我就这样成为幸运的一族，在工作里有了与摄影的亲密接触。可是带我的师傅很有意见，说我是‘飞鸽牌’的，不好好学技术，也就不愿意教我技术。所以我也就把心思全放在画画上了。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宣布招生，我觉得不能放弃这个机会。这时北京电影学院招生已经停止了十二年之久，报考人数空前。我对能否考上电影学院并没有多少把握，只是想去试试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而已。我当时想，如果同事们都知道我去考电影学院而没考上多没面子，所以就没敢去直接找领导请示，只是把这想法悄悄和一位管人事的老大姐说了，这位大姐觉得‘你还想考电影学院呀？太没谱了，一点希望都没有’。索性也就没向领导汇报给我开了一封报名介绍信。就这样我迈出了通往电影学院的第一步。听说摄影系当年报考的年龄限制是22周岁以下，我当时已经21岁半了。在报名现场，我遇到了日后成为同班同学的张艺谋，当时他排在我前面，满脸苦大仇深的样子，和现在差不多。他说已经28岁了，根本不给报名。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作品。大多数报名的人只是拿着几张画或几张摄影作品，而张艺谋则是抱着厚厚的三大本摄影集，有风光、静物、人像等等，而且作品的光线、构图、立意都卓然不凡，达到了相当不错的艺术水平，让招生报名的老师也赞叹不已。后来他终于被电影学院破格录取了。相对而言，我不是录取不顺利，是录取了差点没上成。刚才说过，那时候我想自己肯定考不上，所以心里没有任何压力，结果，反而考得很好，初试过了，复试又通过了，这时候再不向领导汇报就不行了。当时我面临一个情况——我已经是工厂里面的‘721’工人大学的学生了，领导说，‘721’工人大学也属于高等教育，你不能再考别的大学了！听完之后，感觉五雷轰顶。我就左一趟右一趟跑去找领导，怎么求情，他都说不行。考不上是一回事，考上了却去不了就是另一回事儿，我当时连死的心都有了。
“几乎是绝望的时候，我的恩师——刘国典老师出现了，他先后七、八次来到我们工厂和领导交涉。你知道当时电影学院在昌平县朱辛庄，798在大山子，那时候除了坐公共汽车就是骑自行车，路程有多远呀。由于刘老师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据理力争，最终在798厂的上级主管单位国防工业办公室和高等教育招生办公室的协调下，因为我专业排名第四，最后破例由高招办与国防工业办公室联名发红头文件给厂领导，要求必须放人。我死而复生。”
张艺谋陪我飞到云南找投资
1982年，毕业时综合成绩第一的梁明选择留校当老师。同期，刚刚走出校门的粱明成为毕业后同学中第一个独立拍摄影片的摄影师，拍摄了福建电影厂由话剧《金子》改编的电影《路》，该片问世后轰动一时。1989年，已经转行做导演的梁明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立体声恐怖片《黑楼孤魂》。在梁明看来，这部电影的诞生与同学张艺谋的帮助密不可分。
梁明说：“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复杂的转型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电影文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电影业开始戴着各种现实的‘镣铐’走上了市场化的不归之路。娱乐片热是电影市场化的第一次冲刺。那时年轻，总想尝试新事物。我决定走市场，拍一部有艺术性的商业片。正巧看到《黑楼孤魂》的剧本，读完之后感到毛骨悚然，随之被感动被吸引。这个剧本用一种独特的恐怖形式，表现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扭曲的人性，虽然‘文革’时我年纪尚小，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已然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决定要排除一切困难来拍摄这部影片。应该说《黑楼孤魂》是中国较早的独立制片的影片。拍一部片子筹集资金是最重要的环节。在那时全部资金自筹在电影界还属凤毛麟角。《黑楼孤魂》的投资方是云南的一个乡镇企业，他们成立了云南前卫艺术中心，也算是最早搞文化的农民企业吧。当时合作意向有了，但合同还没有签。我的同学好友张艺谋出面帮了很大的忙。那时张艺谋已经凭借《红高粱》在中国声名大震，凭着对同学的了解和信任，他和我一起飞到云南，找到投资方说：“你要相信我张艺谋，就信任梁明。”这两句话掷地有声，七十万资金终于到位，影片得以顺利开拍。那时候的七十万比现在的七百万还好使呢。《黑楼孤魂》拍好后大卖，给投资人赚了不少钱。也为中国类型片开了一个好头。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10频道第十放映室栏目做了三期关于中国恐怖片的节目，他们的结论是至今中国的恐怖片《黑楼孤魂》仍然是最好的。” 《黑楼孤魂》堪称是新时期中国商业电影的发轫之作，据当年有媒体报道称，因为太恐怖，影院里还曾吓死过人。
梁明说：“有过这样的新闻报道。但我认为没那么严重。《黑楼孤魂》是自己找的钱，属于独立制作的商业电影，影片是不能赔本的。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我们申请了‘少儿不宜’放在片头，《黑楼孤魂》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少儿不宜’的影片。果然，它一问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轰动，人们争相前去观看，在恐怖气氛里尖叫不断却又欲罢不能。我的一个亲戚当时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是在黑市上才买到票观看的。《黑楼孤魂》总共为投资人赚得了十几倍的回报，获得了巨大成功。在80年代末中国艺术与商业良好结合的电影中获得巨大声誉，至今仍不断被提及。当时《中国电影报》主编赵葆华老师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黑楼孤魂》以它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去寻觅知音，而以它引人的情节故事性和视听震撼去吸引广大观众。’
在美国却始终难舍电影情缘
1990年，在《黑楼孤魂》取得巨大成功、艺术创作进入旺盛期的粱明却选择出国，赴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电影系攻读研究生。之后，身在美国的粱明转行进入电视领域，在美曾创办华夏电视台并出任台长、总编导。谈及这段有趣的经历，梁明说："1990年，正赶上出国潮，同时我觉得对于西方的东西我们了解的还比较少，我也比较喜欢美国电影，他们的表现手法很好，想去看看人家是怎么拍的，而且毕业已经8年了，拍了一些电影电视，教了—些学生，觉得自己也有些空了，正好也获得了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奖学金，就去了。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我的留学生活也是半工半读走过来的，芝加哥艺术学院电影制作的MFA高级硕士学位，读够60学分才可以毕业，一般的硕士30个学分就可以毕业了。我读了四年。没钱了就去打工赚钱，有钱了再回学校读书。有一段时间我同时打了三份工，白天除了在学校做助教之外还在电视台担任助理，晚上去给餐馆送外卖。这些年里我搞过装修公司、办过工具公司、开过比萨饼店，日子比在国内更辛苦，陌生的环境，频繁的打工，繁重的学业让我在短短的时间内瘦了一圈。后来，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创建了美国华夏电视台。创办之初就遇到了资金问题，不得不到处去拉广告，节目开播后我身兼多职，既做台长又是总编导，有时还得自己拍，每天工作到深夜一两点，好在我们的电视节目受到了广大华人观众、以及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朋友的欢迎和喜爱，也得到中国领事馆的帮助。
“出国前，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本来是我做摄影，前期工作都做完了。但此时拿到了美国签证。我选择了去美国留学，放弃了拍片。后来，这个片子入围了美国奥斯卡奖。在颁奖典礼那天，我开车到学校上课，刚进教室老师就跟我说，“明，别上课了，赶紧回家看电视，今晚奥斯卡颁奖典礼，有你同学的电影”。1993年，《霸王别姬》作为芝加哥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在这里放映，我既高兴又激动，一定得看。我们的电视台虽小但也是媒体，在美国是平等的，我们和其他大媒体一样，在芝加哥国际电影节可以凭记者证领票，但《霸王别姬》不行，主办方告诉我，所有的电影都可以凭证领票，但唯独这个电影不行，因为票都卖光了。中国电影多牛呀！那时候还年轻嘛，胆子也大，就找到了组委会主任，说我一定得看，导演陈凯歌是我同学。对方一听我有这么棒的同学，就答应帮我弄票，但是得花钱。哇，全场爆满。原来中国电影都拍得这么好了，我还在这里干吗呢？我的心里就比较受刺激。
“当时，我在美国的物质生活还是不错的，买了新车买了别墅，过起朝九晚五的日子，生活变得平淡了，新鲜感也都过去了。我时常想，我干的这些除了电视台跟专业沾点边儿外，其他的一点都不靠，那我来美国到底为了什么？这六年里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等电影震动美国、轰动全世界，看到那些曾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一个又一个地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此时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无数个夜晚我对着浩瀚星空犹疑叹息，无数次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当什么都不能让我快乐的时候，我知道是电影在呼唤我。终于在1996年，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对电影的狂热，我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属于我自己的天空，我也深深地明白，回国后的一切又将是从头开始。”
回国后选择重新从摄影师做起
时过境迁，从头再来。似乎用这八个字来形容阔别中国电影六年的梁明再恰当不过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梁明已经做导演指导电影，但回国后的他则选择重新从摄影师做起。
对于那段重新创业的往事，梁明说：“离开中国六年，很多电影界的关系都断掉了，马上做导演，没人信任你。但走之前，大家还是觉得我是个不错的摄影师。回国后陈国里找到我，邀我拍《黑眼睛》，这部电影蓄积了我多年的力量，把我在美国的一些思考都放了进去，出来之后，业界反响都很好，后来的机会都是因为这个片子，就这样，慢慢地跟我的同学和中国电影界联系上了。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作为摄影师，我的第一部电影《路》就获得了金鸡奖最佳摄影候选，当年有四部候选影片，我当副摄影的电影《我们的田野》还提名了最佳摄影。金鸡奖作为国内的专业电影奖项，如果拿不到最佳摄影，作为摄影师就没做到头。所以在2004年，《两个人的芭蕾》拿下最佳摄影奖之后，我就考虑转行做导演了。从2008年开始就拍了《夏天有风吹过》、《都市童话》，去年还在柬埔寨拍摄了《吴哥的微笑》，今年要拍《等开花》。”
在30年的艺术创作中，梁明先后荣获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获第十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摄影奖、评委会特别奖。5部影片获中国电影华表奖，6部电影获“五个一工程”奖。
除了电影艺术创作，梁明还担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摄影系主任。对外经贸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河北科技大学等外聘教授。同时还从事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他现为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委电影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电影高新科技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影视摄影师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北京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高教部副部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当代电影》杂志编委。第26、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第7、9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委；被北京市文联授予“繁荣首都文艺事业突出贡献者”荣誉称号。
梁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班，和张艺谋、顾长卫是同班同学。1982年，刚刚毕业的梁明担任电影《路》的摄影，作品问世轰动一时，影片获得了1983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候选和金鸡奖特别奖。与张艺谋、顾长卫等人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梁明转变身份出任导演，但他却没有像第五代其他导演追逐艺术片的探索，而是转向那时刚刚方兴未艾的商业片之路，并成功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立体声恐怖片《黑楼孤魂》，并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在此之后，声名鹊起的粱明却在1990年选择赴美留学，并在美国创办了华夏电视台。1996年，由于按捺不住自己内心对电影的狂热，梁明毅然放弃了美国的安逸生活，回国重新投身电影创作，先后担任《黑眼睛》、《女帅男兵》、《两个人的芭蕾》等影片的摄影，同时他也相继导演了《夏天，有风吹过》、《都市童话》、《吴哥的微笑》、《等开花》等影片。日前，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的梁明导演讲述了自己的电影情缘与曲折艺路。
老师到798把我“抢”了过来
中国电影第五代可以说是风云际幻的年代造就的一个空前绝后的传奇，粱明之所以能成为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一员，除了与对艺术的热爱密不可分，同时更有着冥冥中不可捉摸的命运使然。
谈及当年入学的经历，梁明说：“我从小就喜欢画画，1976年高中毕业，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班里有百分之八十的同学都下乡插队去了。我侥幸躲过了这一关，因为我的画画得好，就被招进了798厂做了工人，就是现在的大山子798艺术区，798是工厂的名字。这也算我和艺术有缘吧。刚工作的时候，我在车间当一名车工学徒。当时单位的政治活动多，我就经常被工会抽过去做宣传，出墙报、画宣传画和画一些革命题材的创作参加区里的美术展。后来厂里凡有会议、活动的一些摄影工作也让我去做，我就这样成为幸运的一族，在工作里有了与摄影的亲密接触。可是带我的师傅很有意见，说我是‘飞鸽牌’的，不好好学技术，也就不愿意教我技术。所以我也就把心思全放在画画上了。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宣布招生，我觉得不能放弃这个机会。这时北京电影学院招生已经停止了十二年之久，报考人数空前。我对能否考上电影学院并没有多少把握，只是想去试试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而已。我当时想，如果同事们都知道我去考电影学院而没考上多没面子，所以就没敢去直接找领导请示，只是把这想法悄悄和一位管人事的老大姐说了，这位大姐觉得‘你还想考电影学院呀？太没谱了，一点希望都没有’。索性也就没向领导汇报给我开了一封报名介绍信。就这样我迈出了通往电影学院的第一步。听说摄影系当年报考的年龄限制是22周岁以下，我当时已经21岁半了。在报名现场，我遇到了日后成为同班同学的张艺谋，当时他排在我前面，满脸苦大仇深的样子，和现在差不多。他说已经28岁了，根本不给报名。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作品。大多数报名的人只是拿着几张画或几张摄影作品，而张艺谋则是抱着厚厚的三大本摄影集，有风光、静物、人像等等，而且作品的光线、构图、立意都卓然不凡，达到了相当不错的艺术水平，让招生报名的老师也赞叹不已。后来他终于被电影学院破格录取了。相对而言，我不是录取不顺利，是录取了差点没上成。刚才说过，那时候我想自己肯定考不上，所以心里没有任何压力，结果，反而考得很好，初试过了，复试又通过了，这时候再不向领导汇报就不行了。当时我面临一个情况——我已经是工厂里面的‘721’工人大学的学生了，领导说，‘721’工人大学也属于高等教育，你不能再考别的大学了！听完之后，感觉五雷轰顶。我就左一趟右一趟跑去找领导，怎么求情，他都说不行。考不上是一回事，考上了却去不了就是另一回事儿，我当时连死的心都有了。
“几乎是绝望的时候，我的恩师——刘国典老师出现了，他先后七、八次来到我们工厂和领导交涉。你知道当时电影学院在昌平县朱辛庄，798在大山子，那时候除了坐公共汽车就是骑自行车，路程有多远呀。由于刘老师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据理力争，最终在798厂的上级主管单位国防工业办公室和高等教育招生办公室的协调下，因为我专业排名第四，最后破例由高招办与国防工业办公室联名发红头文件给厂领导，要求必须放人。我死而复生。”
张艺谋陪我飞到云南找投资
1982年，毕业时综合成绩第一的梁明选择留校当老师。同期，刚刚走出校门的粱明成为毕业后同学中第一个独立拍摄影片的摄影师，拍摄了福建电影厂由话剧《金子》改编的电影《路》，该片问世后轰动一时。1989年，已经转行做导演的梁明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立体声恐怖片《黑楼孤魂》。在梁明看来，这部电影的诞生与同学张艺谋的帮助密不可分。
梁明说：“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复杂的转型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电影文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电影业开始戴着各种现实的‘镣铐’走上了市场化的不归之路。娱乐片热是电影市场化的第一次冲刺。那时年轻，总想尝试新事物。我决定走市场，拍一部有艺术性的商业片。正巧看到《黑楼孤魂》的剧本，读完之后感到毛骨悚然，随之被感动被吸引。这个剧本用一种独特的恐怖形式，表现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扭曲的人性，虽然‘文革’时我年纪尚小，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已然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决定要排除一切困难来拍摄这部影片。应该说《黑楼孤魂》是中国较早的独立制片的影片。拍一部片子筹集资金是最重要的环节。在那时全部资金自筹在电影界还属凤毛麟角。《黑楼孤魂》的投资方是云南的一个乡镇企业，他们成立了云南前卫艺术中心，也算是最早搞文化的农民企业吧。当时合作意向有了，但合同还没有签。我的同学好友张艺谋出面帮了很大的忙。那时张艺谋已经凭借《红高粱》在中国声名大震，凭着对同学的了解和信任，他和我一起飞到云南，找到投资方说：“你要相信我张艺谋，就信任梁明。”这两句话掷地有声，七十万资金终于到位，影片得以顺利开拍。那时候的七十万比现在的七百万还好使呢。《黑楼孤魂》拍好后大卖，给投资人赚了不少钱。也为中国类型片开了一个好头。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10频道第十放映室栏目做了三期关于中国恐怖片的节目，他们的结论是至今中国的恐怖片《黑楼孤魂》仍然是最好的。” 《黑楼孤魂》堪称是新时期中国商业电影的发轫之作，据当年有媒体报道称，因为太恐怖，影院里还曾吓死过人。
梁明说：“有过这样的新闻报道。但我认为没那么严重。《黑楼孤魂》是自己找的钱，属于独立制作的商业电影，影片是不能赔本的。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我们申请了‘少儿不宜’放在片头，《黑楼孤魂》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少儿不宜’的影片。果然，它一问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轰动，人们争相前去观看，在恐怖气氛里尖叫不断却又欲罢不能。我的一个亲戚当时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是在黑市上才买到票观看的。《黑楼孤魂》总共为投资人赚得了十几倍的回报，获得了巨大成功。在80年代末中国艺术与商业良好结合的电影中获得巨大声誉，至今仍不断被提及。当时《中国电影报》主编赵葆华老师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黑楼孤魂》以它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去寻觅知音，而以它引人的情节故事性和视听震撼去吸引广大观众。’
在美国却始终难舍电影情缘
1990年，在《黑楼孤魂》取得巨大成功、艺术创作进入旺盛期的粱明却选择出国，赴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电影系攻读研究生。之后，身在美国的粱明转行进入电视领域，在美曾创办华夏电视台并出任台长、总编导。谈及这段有趣的经历，梁明说："1990年，正赶上出国潮，同时我觉得对于西方的东西我们了解的还比较少，我也比较喜欢美国电影，他们的表现手法很好，想去看看人家是怎么拍的，而且毕业已经8年了，拍了一些电影电视，教了—些学生，觉得自己也有些空了，正好也获得了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奖学金，就去了。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我的留学生活也是半工半读走过来的，芝加哥艺术学院电影制作的MFA高级硕士学位，读够60学分才可以毕业，一般的硕士30个学分就可以毕业了。我读了四年。没钱了就去打工赚钱，有钱了再回学校读书。有一段时间我同时打了三份工，白天除了在学校做助教之外还在电视台担任助理，晚上去给餐馆送外卖。这些年里我搞过装修公司、办过工具公司、开过比萨饼店，日子比在国内更辛苦，陌生的环境，频繁的打工，繁重的学业让我在短短的时间内瘦了一圈。后来，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创建了美国华夏电视台。创办之初就遇到了资金问题，不得不到处去拉广告，节目开播后我身兼多职，既做台长又是总编导，有时还得自己拍，每天工作到深夜一两点，好在我们的电视节目受到了广大华人观众、以及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朋友的欢迎和喜爱，也得到中国领事馆的帮助。
“出国前，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本来是我做摄影，前期工作都做完了。但此时拿到了美国签证。我选择了去美国留学，放弃了拍片。后来，这个片子入围了美国奥斯卡奖。在颁奖典礼那天，我开车到学校上课，刚进教室老师就跟我说，“明，别上课了，赶紧回家看电视，今晚奥斯卡颁奖典礼，有你同学的电影”。1993年，《霸王别姬》作为芝加哥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在这里放映，我既高兴又激动，一定得看。我们的电视台虽小但也是媒体，在美国是平等的，我们和其他大媒体一样，在芝加哥国际电影节可以凭记者证领票，但《霸王别姬》不行，主办方告诉我，所有的电影都可以凭证领票，但唯独这个电影不行，因为票都卖光了。中国电影多牛呀！那时候还年轻嘛，胆子也大，就找到了组委会主任，说我一定得看，导演陈凯歌是我同学。对方一听我有这么棒的同学，就答应帮我弄票，但是得花钱。哇，全场爆满。原来中国电影都拍得这么好了，我还在这里干吗呢？我的心里就比较受刺激。
“当时，我在美国的物质生活还是不错的，买了新车买了别墅，过起朝九晚五的日子，生活变得平淡了，新鲜感也都过去了。我时常想，我干的这些除了电视台跟专业沾点边儿外，其他的一点都不靠，那我来美国到底为了什么？这六年里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等电影震动美国、轰动全世界，看到那些曾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一个又一个地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此时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无数个夜晚我对着浩瀚星空犹疑叹息，无数次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当什么都不能让我快乐的时候，我知道是电影在呼唤我。终于在1996年，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对电影的狂热，我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属于我自己的天空，我也深深地明白，回国后的一切又将是从头开始。”
回国后选择重新从摄影师做起
时过境迁，从头再来。似乎用这八个字来形容阔别中国电影六年的梁明再恰当不过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梁明已经做导演指导电影，但回国后的他则选择重新从摄影师做起。
对于那段重新创业的往事，梁明说：“离开中国六年，很多电影界的关系都断掉了，马上做导演，没人信任你。但走之前，大家还是觉得我是个不错的摄影师。回国后陈国里找到我，邀我拍《黑眼睛》，这部电影蓄积了我多年的力量，把我在美国的一些思考都放了进去，出来之后，业界反响都很好，后来的机会都是因为这个片子，就这样，慢慢地跟我的同学和中国电影界联系上了。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作为摄影师，我的第一部电影《路》就获得了金鸡奖最佳摄影候选，当年有四部候选影片，我当副摄影的电影《我们的田野》还提名了最佳摄影。金鸡奖作为国内的专业电影奖项，如果拿不到最佳摄影，作为摄影师就没做到头。所以在2004年，《两个人的芭蕾》拿下最佳摄影奖之后，我就考虑转行做导演了。从2008年开始就拍了《夏天有风吹过》、《都市童话》，去年还在柬埔寨拍摄了《吴哥的微笑》，今年要拍《等开花》。”
在30年的艺术创作中，梁明先后荣获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获第十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摄影奖、评委会特别奖。5部影片获中国电影华表奖，6部电影获“五个一工程”奖。
除了电影艺术创作，梁明还担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摄影系主任。对外经贸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河北科技大学等外聘教授。同时还从事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他现为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委电影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电影高新科技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影视摄影师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北京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高教部副部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当代电影》杂志编委。第26、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第7、9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委；被北京市文联授予“繁荣首都文艺事业突出贡献者”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