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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富”的冠冕碎落一地，“首善”的身份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退场？
2019年7月，贵州省大方县通过国家贫困县退出第三方评估抽查，不少扶贫战线上的工作人员泪流满面。“当时大家的共同的感受，从悲壮走向自豪。”两年过去了，一位基层扶贫官员对《中国慈善家》记者谈及此事，仍然热泪盈眶。“外界对恒大褒贬不一，但大方的脱贫，首功归恒大”，这是许多基层官员的看法。
而当恒大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债务危机，人们不禁质问，深耕多年、为许家印和恒大带来无数荣誉的扶贫事业又将何去何从？“首富”的冠冕碎落一地，那么“首善”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退场？
危机四伏
2015年11月6日至8日，十二届全国政协第十三次常委会上建言献策题目为《如何通过精准扶贫，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分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常委、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表示，恒大有信心、有能力帮扶一到两个贫困县精准脱贫。
乌蒙山区是中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毕节市是乌蒙山区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总人口900多万人，到2015年末贫困人口有125.9万，是全国贫困面最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作为毕节的贫困典型，大方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总人口110万，贫困人口有18万，其中94.8%的贫困人口处于集中连片特困区。
2015年12月19日，在全国政协、贵州省领导的见证下，恒大正式签订结对帮扶毕节市大方县的协议，三年无偿投入30亿元，到2018年底实现大方县18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脱贫不是终点，而是阶段性任务，要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还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恒大扶贫办负责人曾对媒体说。
2016年1月8日，恒大首笔捐赠资金10亿元到位，这是贵州省扶贫基金会成立以来接受单笔最大额捐赠纪录;2017年2月17日，恒大第二笔捐赠资金10亿元到账;2017年7月3日，恒大第三笔捐赠资金20亿元到账;2018年1月9日，恒大第四笔捐赠资金20亿元到账……
仅仅两年，四笔扶贫捐款，累计捐赠到位60亿元。2017年5月3日，恒大开始扩大帮扶的范围，再无偿投入80亿元，共计110亿元扶贫资金，由帮扶大方县扩展到帮扶毕节全市10县区，包括黔西县、纳雍县、威宁县、赫章县、织金县等地区。
2018年9月，黔西县摘掉贫困县的帽子;2019年4月，大方县正式退出贫困县行列;2020年11月，随着恒大帮扶的纳雍县、威宁县、赫章县等退出贫困县序列，标志着贵州全省66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今年2月25日上午，在全國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恒大集团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许家印参加了表彰大会。
官方数据显示，自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以来，恒大集团共捐款178.7亿元，先后派驻2856人的专职扶贫团队，实施产业扶贫、搬迁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等一揽子综合措施，援建891个重点帮扶项目，助力贵州、广东、河南、陕西、新疆、甘肃、云南、江西、青海等9省区75个县打赢脱贫攻坚战。
“先不论效果，在中国社会扶贫史上，没有一家企业无偿投入如此巨量的扶贫资金，这是值得肯定的。”一位长期关注恒大扶贫的专家对《中国慈善家》说。
恒大集团在扶贫方面的“大方”，给许家印带来很多荣誉：8次中华慈善奖、3次荣登福布斯中国慈善榜“首善”之位……但也有人质疑指出，这些荣誉应该属于恒大，而非许家印个人。
就在一个月前，8月2日发布的《财富》世界“500强”名单上，恒大集团位列第122名，较去年上升30位，连续登榜6年。但让人万万没想到，恒大危机如同火山一样瞬间爆发。根据2020年财报，恒大负债1.95万亿;2021年上半年中期报显示，债务为1.97万亿。
9月12日夜晚，数百名投资者连夜赶到恒大集团总部堵门，因为手里的恒大理财产品逾期未付，颇具戏剧性的是，这些维权者中，有不少是恒大自己的员工。
一周后，正是象征团圆的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许家印写给恒大全体员工的“家书”被曝光。他在信中承认公司当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全体恒大员工都经受着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但仍然有信心“尽快走出至暗时刻”。
《中国慈善家》查阅恒大2020年财报发现，全年恒大在公益慈善方面的支出高达32.76亿元人民币。但实际上，这一年恒大已是危机四伏。今年7月，河南遭遇特大暴雨灾害，恒大捐款2000万元。对比以往，明显感觉“手头紧了”——当时，恒大的债务危机已经全面爆发。
对此，也有人提出质疑：“这个阶段不应该拿钱兑付理财、还供应商债吗？”
被层层转包的扶贫项目
《中国慈善家》注意到，去年有毕节市黔西县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称，2017年底，经朋友介绍参与恒大扶贫养牛项目建设，至今为止，还欠自己包工工程款10余万之多，手下参与该工程民工工资迟迟得不到解决。
毕节自古有养牛的传统，但因为受限于当地土牛品种不好，传统养牛业经济效益低。根据多家媒体公开报道，针对这一现状，恒大计划通过引调繁育10万头纯种安格斯牛和西门塔尔优质基础母牛，建设10万头饲养规模的养殖基地，引进200万枚国外优质冻精，改良50万头当地土牛等途径，全面助推毕节市优质肉牛产业发展，并以点带面迅速带动全产业链条的发展，推进形成良种繁育、饲料加工、疫病防治、市场营销四大体系。
恒大“脱贫牛”一时成为网络热词，并被寄予厚望。
针对上述网友反映的问题，黔西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回复中表示，拖欠工资的工程项目为黔西发展肉牛养殖基地产业项目钢构工程，该工程项目由恒大大方扶贫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由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后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该工程项目转包给自然人张某，张某又将此工程转包给刘某某，刘某某又将此工程转给李某，李某又将此工程转包给该网友进行施工。层层转包后由于没有签订书面进场用工协议，仅是双方之间的口头约定，建议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中国慈善家》调查得知，“层层转包”现象在恒大扶贫项目中并不鲜见。
去年也有人在网上留言反映，恒大威宁县移民安置区项目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恒大扶贫项目严重拖欠农民工工钱不给，祥和佳苑二期工程早就做完，住户已入住很久了，但是我们农民工的血汗钱却一直拖欠不给。”
这位被拖欠工程款的人士向《中国慈善家》坦言，自己是通过层层转包拿到的项目，他和10余名工友共被拖欠100多万元。“上一级承包人说恒大没有付尾款，所以给不了我们钱，我们也是没有用工协议，转包后就是给我们口头协议。”
另外，有纳雍县人士也反映过同样的问题。根据以往经验，项目通过层层转包后，用于项目上的资金越来越少，不光无法保证项目质量，更出现了拖欠工程款的情况。
鉴于此，国家相关部门多年来不断强调，严禁违法分包、层层转包、以包代管等行为，尤其是一些关系民生领域的工程建设。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也对相关转包问题做出明确禁止的规定：中标人违反本法规定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转让、分包无效，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像这种我们经过好几手转包过来的工程，都挣一点辛苦钱，都没有合同的，如果打官司很难打赢，只能通过信访，但作用也不是很大，没有人管。”上述被拖欠工程款的人士说。
消失的“分红”
2018年年底，恒大援建大方县恒大41村、42村、50村搬迁户在新村配套肉牛养殖基地相继举行2018年分红仪式，这是恒大援建大方县肉牛养殖基地首场分红仪式，当地和一些中央级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领到钱的村民笑得合不拢嘴的图片让公众印象深刻。
据媒体报道，贷款买了3头牛，那次光分红就分到4800元。所谓贷款是指村民买牛入股合作社，贷款由恒大担保，贷款利息也不用村民付，而且每年还有至少1600元（一头牛）的保底分红。
“大方宣传”公众号发布文章称，肉牛养殖作为中长期致富产业，风险较小，但周期较长，与草业种植配套正好长短结合、优势互补、相互增益、相得益彰。下步工作中，该乡将把握这一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继续加大肉牛养殖规模，深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走出一条种草与肉牛养殖相结合的产业扶贫新路子。
不少大方县创业青年从中看到“商机”，回家包地种草，但由于气候和技术出现问题，加上大公司的压价，让他们不赚反赔。
“一听这么多牛，这么多牛要吃草，我和朋友共同凑了200万，草苗刚出来就遭遇冰冻天气，产量一下子下来了，加上他们（恒大）引进的草业公司压价，200多万全赔了。”晏先生告诉《中国慈善家》，和他一样遭遇的创业者不在少数。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10万头纯种安格斯牛和西门塔尔优质基础母牛最多引进了2万多头，疫情影响可能是一方面，资金缺乏也是一方面。”大方某产业协会一位负责人说。
关于“分红”，恒大幸福50村多位村民向记者证实，2018年第一次分红拿到钱后就再没有分过红。“我们家贷款3万元入股领了3头牛，2018年分红得到1500元，之后就再没有（分红）了，现在贷款还上后退出合作社了。”该村一位谢姓村民说，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一些老人，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
对此，《中国慈善家》从大方县振兴局了解到，按照村民与合作社的合同约定，本来是2019年才第一次分红，2018年属于提前分红，2020年也有部分村民得到分红，没有分红的原因可能是有村民退出合作了。
和其他恒大援建的幸福村一样，恒大幸福50村一排排整齐的两层小楼，还有球场和简单的一些健身设施。记者走访发现，很多人家的大门紧锁，偶尔能看到上了岁数的老人坐在大门口晾晒玉米。
“真金白银给了那么多钱，肯定是想帮我们的，还让我们住上了新房子，我们真感谢人家。但一些说好的扶贫措施到后来就没有了，比如说养牛的分红。”村民对恒大在当地的扶贫都持肯定态度，但也对模式的可持续性表示迷茫。
恒大幸福50村村支书也向记者证实了村民的说法：“养牛的分红就进行过一次，后来没有了，原因不好说。”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分红”中断外，有承诺的育种场也已停建。根据大方县政府官方网站发布于2019年8月13日的《恒大帮扶大方县精准脱贫三年行动计划工作周报（第187期）》显示，“在建”的兴隆乡大沟村第十五育种场扶持规模3000（头），算是规模较大的育种场。当时完成了总进度39%。
两年多过去了，《中国慈善家》在大沟村实地探访发现，很多村民不知道育种场的存在，对“扶贫牛”也知之甚少。记者根据一位村民的指引，在村头的山顶看到一大片已被推平的场地。附近一位村民说：“两年前听说要建育种场，推平场地后就再没动静了，听说是没有钱了，具体原因不知道。”
“这就是第十五育种场。”一位村干部告诉《中国慈善家》。根据他的说法，恒大帮扶的这个育种场没做起来，目前有其他企业要接手这个场地，建养猪场。
“砸钱”不可持续
自精准扶贫实施以来，民营企业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脱贫攻坚格局中的重要一环，是重要参与者。
国务院扶贫办（现国家乡村振兴局）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企业扶贫蓝皮书（2020）》显示，超九成中国100强企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中的前100家中国企业）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企业不但直接捐赠、组织公益捐款，还采取动员职工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和服务、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提高供给水平和质量、派驻扶贫干部等多种方式参与扶贫。
蓝皮书中有一项“2019年中国企业100强精准扶贫发展指数”，恒大位居榜首，高达95分。大方县乡村振兴局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显示，2019年3月，大方县通过省级贫困县退出第三方专项评估检查，零漏评错退，群众认可度98.21%。同年4月，贵州省批准退出贫困县序列，7月通过国家贫困县退出第三方评估抽查，零漏评错退，群众认可度99.3%。
但也有观察者提出质疑：恒大扶贫大方的三年里，恒大扶贫项目配套设施需要地方财政自掏腰包，客观上也加剧了地方财政的紧张状况。
对于这种说法，大方县乡村振兴局予以否认：“恒大真金白银投入30亿，地方财政配套设施花费11亿左右。如果沒有恒大的30亿，政府也要去脱贫攻坚，可能面临的就是40多亿的大口子。”这位官员还介绍说，扶贫攻坚以来，大方县财政共投入160余亿元。
2020年7月接受脱贫攻坚普查验收成果显示，大方县建档立卡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6年的3037.71元上升到2020年的9290.17元，平均年增幅41.16%。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一个地方的脱贫和发展，决定因素是内生的动力。必须有内生的动力才能让地方进入发展的正轨，否则任何外部的帮助都是不可持续的。
“一个地方如果要形成发展的势态，稳定的脱贫，并远离返贫，要靠一大批能把当地资源利用起来的本土企业家群体和他们的企业，靠外部捐赠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李小云说，企业在帮助地方不管是脱贫还是发展经济，都要和基层政府形成长效机制，否则，盲目地砸钱建工厂没有任何意义——农民没有经营的能力，交给政府又不太现实。
李小云认为，企业捐钱给地方建设当然应该鼓励，但不管捐再多的钱，也要把自己当“配角”，“主角”还是地方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他们的“造血”能力。
公益是一项细水长流的事业，昙花一现的“砸钱”并非解决之道。对于恒大危机是否会危及帮扶的项目，大方县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对《中国慈善家》回应称，恒大目前对大方的帮扶资金已全部到位，并且已撤出，只是还有部分工作人员留下来跟踪项目的实施情况，所以恒大债务危机对大方县脱贫工作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记者试图就“脱贫牛”、移民安置区等项目中出现的问题采访恒大大方扶贫管理有限公司，截至发稿，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2019年7月，贵州省大方县通过国家贫困县退出第三方评估抽查，不少扶贫战线上的工作人员泪流满面。“当时大家的共同的感受，从悲壮走向自豪。”两年过去了，一位基层扶贫官员对《中国慈善家》记者谈及此事，仍然热泪盈眶。“外界对恒大褒贬不一，但大方的脱贫，首功归恒大”，这是许多基层官员的看法。
而当恒大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债务危机，人们不禁质问，深耕多年、为许家印和恒大带来无数荣誉的扶贫事业又将何去何从？“首富”的冠冕碎落一地，那么“首善”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退场？
危机四伏
2015年11月6日至8日，十二届全国政协第十三次常委会上建言献策题目为《如何通过精准扶贫，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分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常委、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表示，恒大有信心、有能力帮扶一到两个贫困县精准脱贫。
乌蒙山区是中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毕节市是乌蒙山区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总人口900多万人，到2015年末贫困人口有125.9万，是全国贫困面最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作为毕节的贫困典型，大方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总人口110万，贫困人口有18万，其中94.8%的贫困人口处于集中连片特困区。
2015年12月19日，在全国政协、贵州省领导的见证下，恒大正式签订结对帮扶毕节市大方县的协议，三年无偿投入30亿元，到2018年底实现大方县18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脱贫不是终点，而是阶段性任务，要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还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恒大扶贫办负责人曾对媒体说。
2016年1月8日，恒大首笔捐赠资金10亿元到位，这是贵州省扶贫基金会成立以来接受单笔最大额捐赠纪录;2017年2月17日，恒大第二笔捐赠资金10亿元到账;2017年7月3日，恒大第三笔捐赠资金20亿元到账;2018年1月9日，恒大第四笔捐赠资金20亿元到账……
仅仅两年，四笔扶贫捐款，累计捐赠到位60亿元。2017年5月3日，恒大开始扩大帮扶的范围，再无偿投入80亿元，共计110亿元扶贫资金，由帮扶大方县扩展到帮扶毕节全市10县区，包括黔西县、纳雍县、威宁县、赫章县、织金县等地区。
2018年9月，黔西县摘掉贫困县的帽子;2019年4月，大方县正式退出贫困县行列;2020年11月，随着恒大帮扶的纳雍县、威宁县、赫章县等退出贫困县序列，标志着贵州全省66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今年2月25日上午，在全國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恒大集团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许家印参加了表彰大会。
官方数据显示，自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以来，恒大集团共捐款178.7亿元，先后派驻2856人的专职扶贫团队，实施产业扶贫、搬迁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等一揽子综合措施，援建891个重点帮扶项目，助力贵州、广东、河南、陕西、新疆、甘肃、云南、江西、青海等9省区75个县打赢脱贫攻坚战。
“先不论效果，在中国社会扶贫史上，没有一家企业无偿投入如此巨量的扶贫资金，这是值得肯定的。”一位长期关注恒大扶贫的专家对《中国慈善家》说。
恒大集团在扶贫方面的“大方”，给许家印带来很多荣誉：8次中华慈善奖、3次荣登福布斯中国慈善榜“首善”之位……但也有人质疑指出，这些荣誉应该属于恒大，而非许家印个人。
就在一个月前，8月2日发布的《财富》世界“500强”名单上，恒大集团位列第122名，较去年上升30位，连续登榜6年。但让人万万没想到，恒大危机如同火山一样瞬间爆发。根据2020年财报，恒大负债1.95万亿;2021年上半年中期报显示，债务为1.97万亿。
9月12日夜晚，数百名投资者连夜赶到恒大集团总部堵门，因为手里的恒大理财产品逾期未付，颇具戏剧性的是，这些维权者中，有不少是恒大自己的员工。
一周后，正是象征团圆的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许家印写给恒大全体员工的“家书”被曝光。他在信中承认公司当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全体恒大员工都经受着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但仍然有信心“尽快走出至暗时刻”。
《中国慈善家》查阅恒大2020年财报发现，全年恒大在公益慈善方面的支出高达32.76亿元人民币。但实际上，这一年恒大已是危机四伏。今年7月，河南遭遇特大暴雨灾害，恒大捐款2000万元。对比以往，明显感觉“手头紧了”——当时，恒大的债务危机已经全面爆发。
对此，也有人提出质疑：“这个阶段不应该拿钱兑付理财、还供应商债吗？”
被层层转包的扶贫项目
《中国慈善家》注意到，去年有毕节市黔西县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称，2017年底，经朋友介绍参与恒大扶贫养牛项目建设，至今为止，还欠自己包工工程款10余万之多，手下参与该工程民工工资迟迟得不到解决。
毕节自古有养牛的传统，但因为受限于当地土牛品种不好，传统养牛业经济效益低。根据多家媒体公开报道，针对这一现状，恒大计划通过引调繁育10万头纯种安格斯牛和西门塔尔优质基础母牛，建设10万头饲养规模的养殖基地，引进200万枚国外优质冻精，改良50万头当地土牛等途径，全面助推毕节市优质肉牛产业发展，并以点带面迅速带动全产业链条的发展，推进形成良种繁育、饲料加工、疫病防治、市场营销四大体系。
恒大“脱贫牛”一时成为网络热词，并被寄予厚望。
针对上述网友反映的问题，黔西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回复中表示，拖欠工资的工程项目为黔西发展肉牛养殖基地产业项目钢构工程，该工程项目由恒大大方扶贫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由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后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该工程项目转包给自然人张某，张某又将此工程转包给刘某某，刘某某又将此工程转给李某，李某又将此工程转包给该网友进行施工。层层转包后由于没有签订书面进场用工协议，仅是双方之间的口头约定，建议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中国慈善家》调查得知，“层层转包”现象在恒大扶贫项目中并不鲜见。
去年也有人在网上留言反映，恒大威宁县移民安置区项目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恒大扶贫项目严重拖欠农民工工钱不给，祥和佳苑二期工程早就做完，住户已入住很久了，但是我们农民工的血汗钱却一直拖欠不给。”
这位被拖欠工程款的人士向《中国慈善家》坦言，自己是通过层层转包拿到的项目，他和10余名工友共被拖欠100多万元。“上一级承包人说恒大没有付尾款，所以给不了我们钱，我们也是没有用工协议，转包后就是给我们口头协议。”
另外，有纳雍县人士也反映过同样的问题。根据以往经验，项目通过层层转包后，用于项目上的资金越来越少，不光无法保证项目质量，更出现了拖欠工程款的情况。
鉴于此，国家相关部门多年来不断强调，严禁违法分包、层层转包、以包代管等行为，尤其是一些关系民生领域的工程建设。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也对相关转包问题做出明确禁止的规定：中标人违反本法规定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转让、分包无效，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像这种我们经过好几手转包过来的工程，都挣一点辛苦钱，都没有合同的，如果打官司很难打赢，只能通过信访，但作用也不是很大，没有人管。”上述被拖欠工程款的人士说。
消失的“分红”
2018年年底，恒大援建大方县恒大41村、42村、50村搬迁户在新村配套肉牛养殖基地相继举行2018年分红仪式，这是恒大援建大方县肉牛养殖基地首场分红仪式，当地和一些中央级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领到钱的村民笑得合不拢嘴的图片让公众印象深刻。
据媒体报道，贷款买了3头牛，那次光分红就分到4800元。所谓贷款是指村民买牛入股合作社，贷款由恒大担保，贷款利息也不用村民付，而且每年还有至少1600元（一头牛）的保底分红。
“大方宣传”公众号发布文章称，肉牛养殖作为中长期致富产业，风险较小，但周期较长，与草业种植配套正好长短结合、优势互补、相互增益、相得益彰。下步工作中，该乡将把握这一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继续加大肉牛养殖规模，深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走出一条种草与肉牛养殖相结合的产业扶贫新路子。
不少大方县创业青年从中看到“商机”，回家包地种草，但由于气候和技术出现问题，加上大公司的压价，让他们不赚反赔。
“一听这么多牛，这么多牛要吃草，我和朋友共同凑了200万，草苗刚出来就遭遇冰冻天气，产量一下子下来了，加上他们（恒大）引进的草业公司压价，200多万全赔了。”晏先生告诉《中国慈善家》，和他一样遭遇的创业者不在少数。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10万头纯种安格斯牛和西门塔尔优质基础母牛最多引进了2万多头，疫情影响可能是一方面，资金缺乏也是一方面。”大方某产业协会一位负责人说。
关于“分红”，恒大幸福50村多位村民向记者证实，2018年第一次分红拿到钱后就再没有分过红。“我们家贷款3万元入股领了3头牛，2018年分红得到1500元，之后就再没有（分红）了，现在贷款还上后退出合作社了。”该村一位谢姓村民说，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一些老人，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
对此，《中国慈善家》从大方县振兴局了解到，按照村民与合作社的合同约定，本来是2019年才第一次分红，2018年属于提前分红，2020年也有部分村民得到分红，没有分红的原因可能是有村民退出合作了。
和其他恒大援建的幸福村一样，恒大幸福50村一排排整齐的两层小楼，还有球场和简单的一些健身设施。记者走访发现，很多人家的大门紧锁，偶尔能看到上了岁数的老人坐在大门口晾晒玉米。
“真金白银给了那么多钱，肯定是想帮我们的，还让我们住上了新房子，我们真感谢人家。但一些说好的扶贫措施到后来就没有了，比如说养牛的分红。”村民对恒大在当地的扶贫都持肯定态度，但也对模式的可持续性表示迷茫。
恒大幸福50村村支书也向记者证实了村民的说法：“养牛的分红就进行过一次，后来没有了，原因不好说。”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分红”中断外，有承诺的育种场也已停建。根据大方县政府官方网站发布于2019年8月13日的《恒大帮扶大方县精准脱贫三年行动计划工作周报（第187期）》显示，“在建”的兴隆乡大沟村第十五育种场扶持规模3000（头），算是规模较大的育种场。当时完成了总进度39%。
两年多过去了，《中国慈善家》在大沟村实地探访发现，很多村民不知道育种场的存在，对“扶贫牛”也知之甚少。记者根据一位村民的指引，在村头的山顶看到一大片已被推平的场地。附近一位村民说：“两年前听说要建育种场，推平场地后就再没动静了，听说是没有钱了，具体原因不知道。”
“这就是第十五育种场。”一位村干部告诉《中国慈善家》。根据他的说法，恒大帮扶的这个育种场没做起来，目前有其他企业要接手这个场地，建养猪场。
“砸钱”不可持续
自精准扶贫实施以来，民营企业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脱贫攻坚格局中的重要一环，是重要参与者。
国务院扶贫办（现国家乡村振兴局）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企业扶贫蓝皮书（2020）》显示，超九成中国100强企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中的前100家中国企业）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企业不但直接捐赠、组织公益捐款，还采取动员职工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和服务、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提高供给水平和质量、派驻扶贫干部等多种方式参与扶贫。
蓝皮书中有一项“2019年中国企业100强精准扶贫发展指数”，恒大位居榜首，高达95分。大方县乡村振兴局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显示，2019年3月，大方县通过省级贫困县退出第三方专项评估检查，零漏评错退，群众认可度98.21%。同年4月，贵州省批准退出贫困县序列，7月通过国家贫困县退出第三方评估抽查，零漏评错退，群众认可度99.3%。
但也有观察者提出质疑：恒大扶贫大方的三年里，恒大扶贫项目配套设施需要地方财政自掏腰包，客观上也加剧了地方财政的紧张状况。
对于这种说法，大方县乡村振兴局予以否认：“恒大真金白银投入30亿，地方财政配套设施花费11亿左右。如果沒有恒大的30亿，政府也要去脱贫攻坚，可能面临的就是40多亿的大口子。”这位官员还介绍说，扶贫攻坚以来，大方县财政共投入160余亿元。
2020年7月接受脱贫攻坚普查验收成果显示，大方县建档立卡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6年的3037.71元上升到2020年的9290.17元，平均年增幅41.16%。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一个地方的脱贫和发展，决定因素是内生的动力。必须有内生的动力才能让地方进入发展的正轨，否则任何外部的帮助都是不可持续的。
“一个地方如果要形成发展的势态，稳定的脱贫，并远离返贫，要靠一大批能把当地资源利用起来的本土企业家群体和他们的企业，靠外部捐赠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李小云说，企业在帮助地方不管是脱贫还是发展经济，都要和基层政府形成长效机制，否则，盲目地砸钱建工厂没有任何意义——农民没有经营的能力，交给政府又不太现实。
李小云认为，企业捐钱给地方建设当然应该鼓励，但不管捐再多的钱，也要把自己当“配角”，“主角”还是地方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他们的“造血”能力。
公益是一项细水长流的事业，昙花一现的“砸钱”并非解决之道。对于恒大危机是否会危及帮扶的项目，大方县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对《中国慈善家》回应称，恒大目前对大方的帮扶资金已全部到位，并且已撤出，只是还有部分工作人员留下来跟踪项目的实施情况，所以恒大债务危机对大方县脱贫工作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记者试图就“脱贫牛”、移民安置区等项目中出现的问题采访恒大大方扶贫管理有限公司，截至发稿，没有收到任何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