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是具有尊严的。性的快感与其尊严有着唇齿相连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性的尊严也是其快感的一部分。裸露是一种并不明智的艺术。在许多登峰造极的艺术品中,裸露仅仅充当了一种画龙点睛的道具,而无法扮演主要角色。
　　
　　大约在十年前,在一部名叫《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电影中,有一个镜头令我至今记忆深刻:夜间,一大群男孩在澡堂洗澡,一个性格洒脱的女主角直率地冲了进来,与男孩们旁若无人地聊天。在皎洁的月光下,一个男孩子的生殖器直了起来,都能挂毛巾了。于是,男主角骂道:“你丫怎么那么流氓啊?”
　　这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事。在编剧王朔和导演姜文的手下,一个在性萌芽中抓狂成长的少年从稚嫩中走向了成熟。电影最后,这个偏激的少年用强奸行为来对自己的青春期进行了一种终结。在“飞鸽自行车”、旧式蚊帐和露天游泳池的陪衬下,被害者雪白而丰满的胸部荡漾着一种生命的哀伤。
　　“裸露”是一种并不明智的艺术。据我所知,在许多登峰造极的艺术品中,裸露仅仅充当了一种画龙点睛的道具,而无法扮演主要角色。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裸露正在渐渐受到国家和人们的宽容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和中国人民必须将“性”作为一种餐前饭后的谈资加以侮弄。
　　性是具有尊严的。性的快感与其尊严有着唇齿相连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性的尊严也是其快感的一部分。2010年3月2日,作为性学研究者的李银河在“两会”上递交了一份“关于在刑法中取消聚众淫乱罪的提案”——倡议了“聚众淫乱”的合法性。这一点在我看来,与“裸露的艺术”一样,是并不明智而且哗宠取宠的。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三匹马车南辕北辙的状态。在过去几千年中政治一直占据着上风。文化的影响看起来根深蒂固,事实上一直无法超越政治而独立存在,至今还处于一种重建中。这一点恰恰构成了中国的文化魅力。在目前看来,经济又占据了上风,“物质”开始翻身作主。于是,与之相关的系列问题开始出现了。
　　西方色情现象的存在大体有两种来源:对个体的向往或对生命的焦灼。遗憾的是,目前愈来愈多的人是倾向于后者而非前者。如果说“群奸群宿、聚众淫乱”是西方社会正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行为,那只是对西方社会本质的一种片面看法(或者与看多了A片也有关系)。“性聚会”(sex orgy)或换偶活动 (swing)在西方社会并非我们想像中那么活跃,而仅以一种隐秘而低级的方式进行着,是人们对焦灼生命的一种非理性表达。
　　事实上,美国和大多欧洲国家都是严谨的以宗教为文化支撑的国家。在美国,每个州的法律都不同,有的州是很保守的。在中东的某些国家,甚至同性恋还要被判死刑。
　　看待一个社会问题(我愿意将其当作是社会问题而非法律问题),我们如果将其抽离出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来看待,常常有失偏颇。人们在远古时代,对性需要看得比较坦率而自然,在膜拜时,没人会有任何下流的感情。而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成人信息铺天盖地的网络时代),性与文明之间有着这样一条本质的联系通道:性进入意识,性意识的发现,性的羞怯,以及所导致的性的神秘,为人类的思维提供了第一条逻辑。
　　人区别于动物,因为人类看到了性,看到了性的羞耻,从而把性隐藏了起来。欧洲画家安格罗·格拉夫·冯·库腾在1894年创作的油画《爱情与强大》就鲜明地说出了这个问题:画面上有一头狮子躺在桌上,似乎处于昏迷状态。它的爪子蜷缩在一起,身体好像朝着一边歪去,又好象被一个年轻的女子拉过去。女子腰部围了一块纱巾。她像拨取猎物一样,伸出右手臂,搂住狮子的鬃毛,同时还把睑紧紧地贴在狮子的脖子上。她扬起右手,从挂在怀前的箭袋中取出一枝箭,对准狮子的头——她用母性的力量降服了野蛮的力量。
　　如果说我们将这种母性比喻为这个社会,那么,那头看似萎靡不振的狮子就如同“聚众淫乱”的猛兽,它总有一天会醒了过来,一口吞噬掉女子——这如同“聚众淫乱”的最大危害在于把性作为个人行为的存在上升到了社会存在,并威胁到了中性社会规则。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羞怯是大自然的某种秘密,它顺乎自然的召唤,却永远与善和德和谐一致——可以说,羞怯的本身是人的一种防御情感——更是一种生命的动力。野兽是不知道羞耻的,我们很难想象野兽也具有对生命的理性的动力。
　　可以说,我们是一个羞怯的民族,我们是一个羞怯的国家。在我们的羞怯背后,却埋藏着忍辱负重和坚强不屈的动力!如果“聚众淫乱”合法,那是否就意味着鼓励更多淫乱行为的诞生?甚至是否怂勇社会风气的进一步败坏?甚至是否为贪污腐败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张尽享人生的温床?这一点,对于一直在努力奋进的中华民族来说——是可耻的!
　　于是,根据我的判断——李银河——中国在50年内无法宽恕聚众淫乱的行为!为什么是50年?这一点,我想,与“香港50年保留不变”应该有着一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