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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不仅出现了西方望尘莫及的图书馆事业，而且诞生了西方难以望其项背的图书馆学（校雠学说）。清末民国时期，随着新式图书馆逐步创建、外来文化不断输入与西学东渐持续发展，传统校雠学说在欧美图书馆学激荡下终于演进为初具近代学科特征的“中国的图书馆学”。古代校雠学说的近代化过程既普及了全新的图书馆管理方法、服务理念与教育观念，又形成了西式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专业教育与学术平台。近代图书馆学发展目标是建立“大众的图书馆学”、“科学的图书馆学”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其经验与启示则是坚持本土化、融入世界化与拓展生长点。
关键词：图书馆学 校雠学说 近代化 转型
中图分类号： G2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1-0041-13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From Ancient Collation Theory to Modern Library Science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both the library cause and library science （collation theory） appeared， which were so flourishing that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the time were difficult to approach the greatnes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creating of new libraries， the input of exotic culture and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learning， the traditional collation theory had evolved into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library science.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ollation theory， the library management method， service concept and education concept had gained popularity， and the western-style library science system，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academic platform had been established. The goal of modern library science development is to establish the public， scientific and Chinese-characterized library science， and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which is adhering to the localization， integrating into the world and expanding the growth point.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collation theory；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日本学者长仓美惠子指出：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设立专门学校培养专业人才则是近代的事[1]。这句话的后半截不够准确，更加贴切的说法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校雠学）研究一直存在，但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建制完备的学科研究与专业教育则是“近代的事”。《古代图书馆学学理反思与秉承》一文提出：中国古代不仅形成了官府图书馆、私人图书馆、书院图书馆与寺观图书馆等四大类型的图书馆，图书馆事业曾经一度达到同期西方望尘莫及的水平；而且诞生了基于“图书整理”与“图书管理”的古代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显现出以“校雠学说”为核心的文献学学科群的发展趋向[2]。中国图书馆学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两个阶段，从古代校雠学发展到近代图书馆学的过程可称之为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化演进。在清末至民国这段亘古未有的社会大变革中，正如中国社会独立发展进程被打断一样，我国古代的“校雠学说”也遭到了扭曲与转向。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化演进，继承了古代校雠学说的基因，也吸收了西方图书馆学的精华。
1 中国古代的治书之学：校雠学说
1.1 古代校雠学说的实质
我国古代图书馆事业非常发达，商之甲骨、夏之图法甚至三皇五帝之书都是早期的官方藏书，官府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寺观图书馆和书院图书馆等构成了完备的图书馆体系。文献搜集、图书著录、书库管理和藏书借阅等活动日益频繁，因而逐步产生了比较完善的有关图书“整理”与“管理”的理论体系。有学者认为：“大凡访书、选书、借书、抄书、购书、赠书、征书、读书、校书和书之补缺、辑佚、编撰、刊刻，以及与收藏相关的整理加工、分类编目、题跋提要、藏书印记、藏书保护、藏书设施、藏书建筑等皆是研究藏书楼，也即藏书事业史不可忽视之内容……从学术角度看，与藏书密不可分的更有目录学、文献分类学、版本学、考据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有人统称之‘治学之学’，不无道理。”[3]这种藏书事业实际上就是古代广义的校雠事业，这种“治学之术”或“治书之学”也就是郑樵、章学诚等大力倡导的“校雠学”。事实上，近现代图书馆工作流程仍然包括采访、登录、分类、编目、典藏、流通等，只不过随着技术进步与需求变化其工作中心有所转移而已；图书馆学在很大程度上承传了校雠学说的内核，只不过关于读者工作的内容日益受到重视罢了。因此，我国古代不同凡响的校雠学说，究其实质乃是近现代图书馆学的先祖。 无独有偶，西方把校理图书的学问单独称为图书学（science of books），将编制书目的学问叫做目录学（bibliography），图书学与目录学构成了西方古代图书馆知识体系的基本范畴[4]。对比校雠学与西方图书馆学知识体系，不难发现尽管两者的名称各异，但其主要内容是相通相容的或基本一致的。或许有人以为古代校雠学的研究重点在于“治书”而不是“治馆”，事实上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从“治书”逐渐波及到“治馆”。王子舟先生认为：在近代图书馆学时代，图书馆学的研究轴心或内容重心还在图书上，主要任务是图书的整理、编目、书籍史研究等。辟如1886年格丁根大学图书馆馆长齐亚茨科（K. Dziatzko）率先开办图书馆专业培训——格丁根大学图书馆讲座，所授图书馆学课程有目录学、抄本史、印刷史、古文书学、图书馆经营法等科目。目录学、抄本史、印刷史、古文书学是研究图书的传统知识体系，只有图书馆经营法是新图书馆的发展引申出来的新内容[4]。既然西方近代图书馆学的研究重心也是“图书”，我们为何非要苛求校雠学的研究重心必须是“藏书楼/图书馆”呢？
1.2 古代校雠学说的发展
随着文献生产、收藏、整理、传播与利用等活动不断拓展，其分类、编目、整理、校雠、辑佚、辨伪、训诂、收藏与利用等工作愈发频繁。我国古代不仅书写了图书馆事业的辉煌篇章，而且形成了系统化的“治书之学”——校雠学。孔子、刘向、刘歆、长孙无忌、郑樵、胡应麟、祁承、周永年、章学诚等学者，为古代藏书事业及其学说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早在周代，《周礼》就提出了“辟藏说”，阐述了图书的“藏”与“用”问题。西汉成帝时向歆父子大规模整理国家藏书并编纂目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图书校雠与分类著录的管理思想。这标志着校雠学的正式诞生，其内容涵盖版本考订、文字校勘、图书辨伪、古籍辑佚、文献编目等。郑樵认为，举凡设官专守、汇集图书、辨别真伪、校订误谬、确定类例、详究编次、设法流传等，都是校雠的范围。明代祁承的《澹生堂藏书约》、明代曹溶的《流通古书约》、清代孙庆增的《藏书纪要》等，阐述了藏书的采集、分类、编目、流通、版刻、使用等问题。章学诚通过总结刘向、刘歆、班固、郑樵等校雠学家的理论和方法，撰写了集古之大成的《校雠通义》。校雠学说从《别录》《七略》的肇始，到《通志·校雠略》的发展，再到《校雠通义》的光大，形成了系列的文献整理理论。正如清代学者朱一新所言：“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榷学术，洞彻源流。”[5]
北宋程俱的《麟台故事》是我国第一部深刻论述图书馆的建制、业务与管理的专书，全面地记录了北宋馆阁制度，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图书馆的职能、馆舍、馆员及其藏书的购求、整理、典藏、使用等。明代邱濬撰《论图籍之储》与《访求遗书疏》，主张增设图书馆、加强藏书建设、改进购书方法与制定图书馆规章等，譬如提出：“富余之书，各分一本送两京国子监典籍厅收掌”，“贮藏而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馆阁职清务简，不预他务，宜委之校雠勘正。有不究心者，坐以旷官之罪”[6]。明末胡应麟著《经籍会通》，第一次全面地研究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考察历代图书的收藏与聚散情况，探讨藏书功用、书目类例与分类方法等问题。胡氏初步确立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研究的基本格局，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为后世研究图书事业史作出了开创之功[7]。清代周永年的《儒藏说》阐述了至今仍然熠熠生辉的图书馆学思想，如“公藏公用”、“藏书流布”、主题整序法、编制联合书目等[8]。显然，我国古代学者在藏书管理实践中系统地总结了“图书馆”的工作经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图书馆学学术思想。这些理论成果曾经一度领先世界，即使相对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图书馆管理思想乃至后来的图书馆学“整理论”与“管理论”而言也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1.3 古代校雠学说的体系
“校雠学”亦称“流略之学”，原意指研究“九流”、“七略”的学问。最初的“广义校雠”主要阐述文献作用、书目作用、书目分类、书目方法等问题，通常散见于各书目之序等文献中。《周礼》和《史记》等著作涉及有关图书的访求、分类、编目、典藏等问题，反映了古代图书馆工作的经验。《别录》与《七略》的问世标志着校雠学已经诞生，当时的文献整理包括校勘、辨别、分类、编目等步骤。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共21论69篇，系统地阐述了类例（分类原理）、著录范围、著录方法和类书、解题四大方面[9]。有学者提出：郑樵目录学思想由求书、校书及分编三个前后相衔接的阶段组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开放性体系；这三个阶段又分别与辑佚学、校勘学和目录学紧密相关[10]。《通志·校雠略》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阐释校雠学说的理论著作，其在古代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章学诚特别推崇郑樵的“校雠”思想，所著《校雠通义》详细地阐述了校雠学的起源、目的、任务与流变，明确地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校雠学理论。章氏指出校雠学的目的和任务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推阐大义”、“宣明大道”，并针对校雠学之目录、校勘、版本等三大内容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在分类著录上，特别强调“序录”的重要性，提出互著与别裁、辨嫌名与著残逸、编韵编和制索引等具体方法；在校勘方法上，提出系统的“校勘条理”，强调校勘必须持有的态度和方法；在版本方面，提出广储副本、采辑补缀、书掌于官等观点[11]。毋庸置疑，《校雠通义》是继《通志·校雠略》之后最重要的一部校雠学理论著作，它进一步开拓了校雠学说的研究领域。
图书整理是图书馆藏书组织的重要环节，也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本要求；图书目录是图书馆藏书管理的重要方法，也是读书治学的基本途径。在长期的图书治理活动之中，校雠学研究的范围与深度不断拓展。我国古代图书馆知识体系被称为校雠学，主要由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组成，一般以图书为研究对象。从西汉至隋唐五代，图书依靠抄写，流传不畅且屡有散亡，校雠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撮旨意、叙作者、定是非、考存亡、分类例、明源流等，代表作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宋代以后，印刷术普及，图书易得且错误减少，校雠学的研究范围较之以往更加广泛，其内容增加了访图书、详著录、辨真伪、辑佚失、纂类书、职掌管等，代表作有《通志·校雠略》、《澹生堂藏书约》、《藏书纪要》、《校雠通义》等[12]。显然，我国古代的校雠学说已经完成了系统化的理论构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士大夫读书治学所必须具备的“显学”。总之，校雠学说是关于文献整理与文献管理的理论体系，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典藏学等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2 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演进的条件
2.1 古代校雠学说的传承
我国古代不仅有比西方更为出色的图书馆事业，而且有决不逊色于西方的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值得充分肯定的是，20世纪初期孙毓修、梁启超、杜定友、刘国钧等知名学者面对西方图书馆学强势冲击时，仍然能够坚持不懈地传承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1909-1910年，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连载《图书馆》一书，该书总结了我国古代的藏书管理经验、充分吸收了日本与欧美先进的图书馆管理方法、系统阐述了新式图书馆的业务工作。正如其《序言》曰：“援仿密士藏书之约，庆增纪要之篇，参以日本文部之成书，美国联邦之报告，而成此书”[13]。这里的“密士藏书之约”即祁承所著的《澹生堂藏书约》，“庆增纪要之篇”即孙从添所著的《藏书纪要》。孙著全篇以阐述业务工作技术方法为主，力图将古今中外图书馆管理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能够正视古代图书馆思想与西方图书馆理念，《图书馆》也就无愧为当时图书馆界新旧学术交融的经典之作了。古代藏书管理方法随着社会进步不断改进，并在近现代图书馆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譬如，当一本图书内容涉及两个以上主题时，明代祁承提出了“互”与“通”的概念，清代章学诚提出了“互著”与“别裁”的主张，这实际上是当今目录组织中“参见”与“分析”类目的前身[14]。从“互”、“通”到“互著”、“别裁”再到“参见”、“分析”，既是一脉相承的分类著录方式，又是不断发展的文献揭示方法。
从学术发展的源头来看，校雠学说是中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基因，它奠定了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发展的基础。1925年，梁启超指出：“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辞，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自刘向、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郑樵以至近代的章学诚，他们都各有通贯的研究，各有精到的见解。”[15]次年，杜定友提出：“我国向来有目录学、校雠学，也差不多有图书馆学的意思。”[16]这就是说，民国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虽无其名却有其实，并且还达到了“通贯研究”与“精到见解”等相当发达的水平。自1926年创刊至1937年终止的《图书馆学季刊》，一贯坚持体现“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的办刊宗旨。颇有意思的是：该刊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的办刊宗旨表述为“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17]，此后其办刊宗旨变更为“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见《图书馆学季刊》）。也就是说，从第一卷第二期开始，“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便排在“参酌欧美之成规”之前。这种看似无意的更改，其实表露了民国图书馆学家重视我国古代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的基本观念。
2.2 欧美图书馆学的引进
清末率先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无不感慨“泰西”都会之地繁华的藏书院、博物院，并呼吁仿效西方开办书籍馆、藏书院之类的藏书楼/图书馆。改良派与维新派积极介绍欧美先进的图书馆事业，西方近现代图书馆学思想随之源源不断地传入国内。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创办了一系列的学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从最初介绍泰西的“藏书院”到清末创办开放式的“藏书楼”，再到后来兴起美式的公共图书馆，这个过程初步完成了我国古代藏书楼向近现代图书馆的变革。“新图书馆运动”普及了开放式的公共图书馆观念，引进了西式分类法与卡片目录等图书管理方法，为我国古代传统藏书楼转变为近现代图书馆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从此，我国图书馆走上西式图书馆发展的轨道，形成定时开放、公开借阅、平等利用的管理模式。新图书馆运动绝非仅仅创办一系列的新式图书馆，构建类型比较完备的图书馆体系，更重要的是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在我国已经开花结果，开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近现代化的新时代。当时，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要素说”与“事业说”已经出现，图书馆经营、分类编目、读者服务等基础理论研究成绩突出，这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初，大清国留学日本风潮渐起，欧美文化经日本转手之后传入中国。图书馆术语、图书馆概念、图书馆译著、图书馆学思想等，无不留下了日本的印记。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留学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潮流也出现了。西方先进文化的原始“真经”源源不断地输入，图书馆学理论的引进也逐渐从日本转向美国。毋庸讳言，我国近现代图书馆思想观念与知识体系的发展，深深地受惠于西方先进文化的流传与影响。甚至连“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舶来品”。1923年杨昭■撰写的《图书馆学》，被称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图书馆学理论著作。不过，其中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定义，可是地地道道的“德国货”。他在组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知识时，首先介绍了德国学者休叶氏的图书馆定义：“图书馆是搜集有益的图书，随着大家的知识欲望，用最经济的时间，自由使用的地方”；然后引用了德国马叶氏《百科辞书》（1905）的图书馆学定义：图书馆学“是把关于图书馆的理论，和技术知识的，总和为有系统的研究”；还据此认为图书馆学包括两大部，即图书馆历史与统计说，以及整理与管理说[18]。欧美图书馆学知识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创造了古代校雠学向近现代图书馆学转型的前提条件。
2.3 新图书馆运动的兴起
历来有关“新图书馆运动”的起始时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对其发展高潮也有不同的解读。其实“新”是相对“旧”来说的，如果将传统藏书楼/图书馆视为“旧图书馆”，那么清末以后图书馆创办高潮就是一场“新式的”仿效西方的“图书馆运动”。清末新政建立的图书馆与民国建立的图书馆在“开放”的本质上基本一致，其差别主要是藏书开放与读者服务的程度不同。因此，从广义上来说，清末新政至抗战爆发这个时期，我国仿照西方创办新式图书馆以及宣传日本欧美图书馆思想的活动，都应当作为“新图书馆运动”。1917年至1920年，以及1925年前后，通常被视为新图书馆运动的两次高潮期。新图书馆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短期之内图书馆数量成倍地增加。据统计，1916年全国图书馆293所（包括巡回文库），1918年增至725所，其中通俗图书馆286所[19]。1917年，新图书馆运动第一次高潮刚刚形成，1918年的图书馆数量就相当于1916年的2.47倍。各种类型的图书馆数量急剧增长，新式图书馆思想迅速传播，“新图书馆运动”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各界人士的图书馆观念。社会公众平等利用图书馆的理念深入人心，较大地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古代藏书楼到近现代图书馆以及从传统校雠学到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是“新图书馆运动”重大的成果。 新图书馆运动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树立了“新图书馆运动”的指导思想；②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性较强的图书馆学论文著作；③完善了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尤其是第三点，他既是新图书馆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又是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达到较高水平的表征，还是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的保障。据范并思先生研究：1926年，杜定友曾表明希望在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开设的9种课程中，有“图书馆概论”、“图书馆学原理大纲”、“学术研究法”等三种理论性课程及“图书馆行政学”一门具有宏观性质的课程，这一教学体系对基础理论的重视，超过了杜威的教学体系，甚至不亚于后来的芝加哥大学GLS（Graduate Library School，图书馆学院）[20]。20世纪20年代，近代西式图书馆学随着西学东渐之潮流在我国日益占居主导地位。针对当时人们美化欧美的学术倾向，梁启超、刘国钧、杜定友等极力主张继承古代优良的文化传统，甚至提出了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倡议。民国时期，一批深受古典文化影响的学者，既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学思想，又极力推动传统图书馆学思想的传承。
3 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演进的内核
3.1 科学规范的管理方法
尽管集古代藏书经验之大成的校雠学说曾经无比辉煌，但它毕竟是前工业社会时代的“治书之学”，在管理观念、技术方法、服务手段等诸多方面，都难以与西方工业文明时期的近现代图书馆学相匹配。因此当国门洞开之后，有识之士无不赞叹西方图书馆事业之盛，并积极宣传欧美的图书馆理念。杜定友先生曾经呼吁研究欧美图书馆管理方法，认为“图书馆学，中国虽是有了数千年，毕竟和外国的望尘莫及。他们的种种方法，都是很经济、很有效率的。我们不得不采人之长，补我所短”[16]。近现代西方高度发达的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使我国还处于传统社会之中的藏书楼与校雠学相形见绌。清末民初图书馆事业的勃兴，要求人们不断更新技术方法与管理方式，这为杜威分类法、卡片目录、参考咨询等欧美图书馆业务管理技术及方法的流传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图书馆的管理制度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既有国家及其职能部门的法规，又有行业协会的业务标准与技术规范，还有个体图书馆制定的管理章程等。欧美图书馆界一直以来都偏重于“技术”与“管理”，它的引进、消化与吸收最终促使我国完成了图书馆科学管理的变革。
清末民初，日本和欧美都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是图书馆业务流程、图书馆管理方法、图书馆学研究内容还是图书馆学教育模式曾经都被广泛地模仿与复制。诸多图书馆学家仿照DDC编制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分类法，探讨适应社会要求的图书馆管理方式，也积极研究适合汉字特征的排检方法。有学者指出：“虽然古时候曾有几种管理书籍的方法，然而大部分只能用来藏书，而不能用来管理含有公开性的图书馆”；“外国的图书馆学，虽然有一部分我们可以采取；但有许多重要的部分，都不能运用到中国书籍上来的。比如书籍分类法……序列法……”[21]。尽管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献收藏、整理与利用活动中，产生了许多论述精辟的图书馆学思想，但是近现代中国图书馆学却深深地打上了“西学东渐”的烙印。1927年，李小缘阐述道：“无论男女老幼，皆得享其利益，或为参考，或为课外研究，或为欣赏消费之资”，“苟能一日打破旧式思想之藏书楼，使能公开群众，无论男女老幼，无等弟，无阶级，举凡学生、工人、农夫、行政家、商人、军人等，皆能识字读书，享受图书馆之利益，则方可谓图书馆之真正革命，之真正彻底改造，之真正彻底建设者也。”[22]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管理理念、服务手段、工作方式无不留下“西方的”痕迹，也正是在这种外力的推动下，民国图书馆学充分地吸收与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图书馆学思想。
3.2 开放平等的服务理念
虽然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相当发达，但各类图书馆（藏书楼）难以摆脱供极少人利用的“私有”特质，终究不过是士大夫阶层驰骋思想的苑囿。校雠学只是士大夫阶层“读书治学”的工具，其研究重点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是一种微观层面的“治书之学”。近现代新式图书馆是以“公藏公用”为目标，向社会大众开放的藏书机构。因此，相对于古代藏书楼而言，近现代图书馆的办馆宗旨、藏书规模、服务对象、技术手段、服务方式都远远地超越了传统模式。清末民初政府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图书馆建设的规章制度，图书馆协会以及图书馆也制定了一些管理章程，这相比古代皇帝、官员等个体随意左右藏书楼的做法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传统校雠学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由于没有外来文明的压力与碰撞，这种一元独大的“治书之学”逐渐失去了变革与转型的动力。近现代西方文化源源不断的涌入，产生了“师夷长技”、“中体西用”、“新文化运动”等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最终校雠学说在多元文化的洗礼下产生了趋向西方图书馆学的转换。
欧美图书馆学思想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以说我国图书馆学的制度、技术、业务、精神等各个领域都留下了其痕迹。这种转变的力度相当之大，当然我国的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在某些方面也有超越西方国家的精彩表现。譬如，在欧美公共图书馆思想的影响下，国内馆藏资源开放共享深入人心。柳诒徵先生曾开“住馆读书”之创举，主持制定的图书馆章程第九章为“住馆读书规程”，规定：“有志研究国学之士，经学术家之介绍，视本馆空屋容额，由馆长主任认可者，得住馆读书。”[23]这种“住馆读书”的事例，无论在国外哪个国家都可以称得上是读者服务的典范。由于藏书楼与图书馆的服务对象迥异，校雠学与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也颇为不同。校雠学的研究重点在于微观层次的图书整理及其保管，并且在图书分类编目过程中强调“辨考”；近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既有微观层次的文献整理、揭示与服务，又有宏观层次的图书馆事业管理。图书馆业务工作不断发展而产生了行业协会与工作标准，文献采访、分类编目、读者服务、参考咨询等都形成了规范化的操作程序。同时，图书馆事业作为国家必不可少的社会教育设施，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普及与发展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图书馆职业化发展需要一批具有图书馆知识的专门人才，于是图书馆学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均有较大程度的发展。 3.3 社会教育的普及手段
清末洋务派与维新派等主张兴教育、办学堂、启民智，并把创立西式的公共藏书楼作为社会改良的主要内容与重要工具；而传统士大夫认为藏书楼是弘扬儒学、研读经史的处所，建立公共藏书楼只不过是仿照乾隆故事罢了。当时知识分子阶层，无论其政治立场与思想观念是激进抑或保守，都支持与拥护这种新式的公共藏书楼。近代改良主义先驱者郑观应深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在《藏书》一节中系统地阐述了新式藏书楼思想，提出应当在中国创建公共藏书楼。郑氏由衷地赞美“泰西各国”的藏书院，积极地倡导藏书开放与学习西方办馆模式，从而真正实现“开一统之宏规，复三王之旧制”[24]。诸多仁人志士掀起“倡新学”、“启民智”、“育人才”、“开风气”、“兴民权”的文化救亡运动，我国图书馆事业因此经历了脱胎换骨般的艰难转变。它前承古代源远流长的藏书传统，后启近现代“藏用并举”的图书馆伟业。维新派曾经提倡广开“书藏”，并在学会中附设藏书楼，供会中人士或会外民众阅览。清末新政之后，学校图书馆、教会图书馆、官办图书馆、私立图书馆以及阅报社等纷纷成立，成为了当时社会教育极其重要的支柱。
民国建立后，社会教育一度得到蔡元培等人的大力支持，图书馆事业尤其是通俗图书馆事业喜获发展良机。知名学者、教育人士与图书馆学家都热衷于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提出了诸多关于创办通俗图书馆、民众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的建议与措施。从社会教育角度创建图书馆是一场“开启民智”的文化惠民之举，这远比古代藏书楼“惠嘉士林”更加接近芸芸众生。图书馆学界关注与研究社会民众的教育普及问题，跳出了传统读书人“独上高楼”的情怀，这无疑是专注“辨考”的校雠学所不及的。近现代图书馆是除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一大教育机关，它面向社会大众提供平等的服务。人们逐步接受与认同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不论贫富，官绅平民，男女老幼，皆可自由入览，真可算得是一个平民大学院，推广平民教育的最好方法”[25]，“民众教育必赖图书馆宣传而普及，更必赖图书馆辅助而完成”[26]，“民众图书馆真可谓民众教育事业的中流砥柱”[27]，“民众图书馆教育，确为我国目前要唤起民众、训练民众唯一的良剂”[28]。还有学者提出：民众化的图书馆应当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性别的限制、没有年龄的限制、没有程度的限制、没有职业的限制、没有贫富的限制[29]，从而“要使社会上无不读书的人，馆内无不被人读的书”[30]。为了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当时还面向社会大众设立了通俗图书馆，或者在民众教育馆中设置图书馆室。
4 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演进的成就
4.1 建立图书馆学学科体系
校雠学说曾经指导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耕耘书林，不过无须讳言还没有完全脱离“经验科学”的羁绊。我国近代图书馆学深受西方图书馆学的影响，因而表现出诸多“科学主义”的特质，并构建了相对成熟的“科学”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从图书馆业务工作到图书馆经营管理，然后到社会视野中的图书馆事业，再到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等，都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领域。1923年，杨昭■撰写的《图书馆学》是我国第一本以“图书馆学”命名的图书馆学理论著作，其中第1篇第4章第一次科学地划分和确定了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和内容。该书首次提出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今用普通科学分类法，分为两大类：一纯正的；二应用的。纯正的图书馆学，专为说明图书馆原理原则，或现有的事实……应用的图书馆学，专为指导图书馆实施的方法”[18]。然后在“纯正的”图书馆学下面分“具体的”图书馆学（包括“事实的”与“法规的”）与“抽象的”图书馆学，而在“应用的”图书馆学下面分“特殊的”图书馆学与“一般的”图书馆学。“特殊的”图书馆学主要指编目法、分类法、装订法、评价法、登录法与统计法等内容，“一般的”图书馆学则包括管理法、组织法、图书馆视察法、图书馆经济法等内容。杨氏初步建立符合近代学术规范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
1925年，杜定友在《图书馆学通论》[31]中将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分为“专门的”与“辅助的”两大块，所谓“专门的”图书馆学并非将图书馆学按专类分列，而是划分为“理论的”与“实用的”两个方面。他将“图书馆学原理”与“图书馆学及图书馆史”纳入理论图书馆学，把关于“行政管理”、“处理书籍”、“指导阅书”、“教育联络”的事务纳入实用图书馆学。杜氏罗列的“辅助的”相关学科，则根据其相关程度分为专门科学（印刷术、装订法、统计学、新闻学、博物院管理法）与普通科学（文学、哲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演讲术、广告术、伦理学、外国语）。1934年，刘国钧出版《图书馆学要旨》一书，认为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包括“图书的研究”、“人员的研究”、“设备的研究”与“管理方法的研究”四大部分，其理论构建的基本依据就是图书馆“四要素”。其中，“图书的研究”细分为“图书的实质”、“图书的内容”与“图书的收藏”，“人员的研究”细分为“图书馆人员养成法”与“图书馆人员资格”，“设备的研究”细分为“器具”与“房屋”，“管理方法的研究”细分为“行政”、“采访”、“整理”与“使用”。1935年，李景新在《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32]中，将图书学史、图书馆史与图书馆学史作为历史的图书馆学的三大组成部分，并把系统的图书馆学划分为包括原理、方法、目的与价值、与其他科学关系的理论图书馆学，以及包括行政、经营、形式的实际图书馆学。1936年，俞爽迷在《图书馆学通论》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基本上沿袭杨昭■的图书馆学理论框架，只有极个别的地方有所改动而已。
4.2 创办图书馆学专业教育
古代藏书管理员主要通过父子相传或师徒相授的一对一模式定量培养，其校雠学知识不是依靠学堂来获取与增加，而是依赖个人的悟道与总结。近代图书馆蓬勃兴起，传授图书馆学知识的学校教育与社会培训渐次出现。1886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开设图书馆学讲座，1891年正式纳入该校的教学组织；188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院成立[33]。欧美大学开始设置图书馆学讲座或课程，标着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学校培养模式的正式诞生。1899年韦棣华在文华中学首开图书馆专业人员培训点，1913年克乃文在金陵大学文科专业开设图书馆学课程，这宣告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已经开始起步。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设立国内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图书科，后来又独立为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1921年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增设图书管理科，1926年成都的四川图书馆专科学校成立[34]。1925年，上海国民大学设图书馆学系；1927年，南京金陵大学在文学院设图书科并于1930年经教育部核准后设置图书馆专科；1942年8月，教育部在四川璧山成立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时设有图书博物馆学系；194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创办图书馆专修科[35]。除图书馆学高等教育兴盛之外，1929年还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中等教育机构——广州市第一职业学校图书管理科（1937年停办）[36]。此外，许多学校尤其是师范学校设置了图书馆学课程供学生必修或选修，如厦门大学、大夏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河南大学、劳动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清心中学、创制中学等皆有图书馆学课程之设置[35][37]。这些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虽然办学规模不大，有的还由于时局艰难不久就停办了，但开创了我国图书馆学学校教育的光辉历史，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社会培训与学校教育的相继产生，表明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制度化的初步成型。当时的图书馆学课程体系融贯中西、兼顾古今，以培养图书馆实用人才为首要目标。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以及一些图书馆学培训班等，都设置了相对完整的图书馆学课程体系。1926年，杜定友曾经撰文《图书馆学的内容与方法》[16]，刊发在《教育杂志》第18卷第9-10期。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所得，并参酌二十余校的课程，设置了一个图书馆学教学方案，包括图书馆概论、图书馆原理大纲、图书馆行政学、图书馆实习、图书选择法、图书分类学、图书目录学、图书参考法与学术研究法等9大内容。其中，图书馆概论涉及图书馆学通论、学校图书馆、组织法、管理法、编目分类法、阅览指导法、利用图书馆方法、图书馆略史等，图书馆原理大纲包含图书馆哲学、图书馆与教育、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与社会、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服务论、图书馆种类等，图书馆行政学囊括组织法、购订法、建筑、设备、管理法、文件保管法、打字法、社会调查、图书馆调查、图书馆广告术、图书馆法令、书业学、图书流通法、图书典藏法以及各类型图书馆管理法，图书选择法、图书分类学、图书目录学、图书参考法与学术研究法等内容体系也相当的完备。从杜氏的图书馆学课程体系，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4.3 形成图书馆学学术平台
古代学者在读书治学过程中逐渐积累并适时总结藏书管理经验，这就是古代校雠学说研究的惯用模式。近现代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出现以后，图书馆学研究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国形成了以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协会组织、图书馆学期刊乃至图书馆学交流为核心的学术平台，还兴起了除学校开办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或设置图书馆学选修课程之外图书馆学社会教育。诸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夏期图书馆学讲习会（1919）、广东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1922年）、南京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图书馆讲习班（1923年）、成都暑期图书馆演讲会（1924年）、河南开封小学校教员讲习会（1924年，设立了图书馆管理课程）、上海圣约翰大学海氏图书馆讲习会（1924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暑期学校图书馆学组（1925年）、东吴大学暑期学校图书馆学组（1926）、湖北教育厅暑期图书馆学讲习所（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暑期图书馆讲习班（1928年）、江苏省社会教育学院（1930年，开设了暑期民众图书馆课程）、安徽省立图书馆专班（1930年）、山东民众教育馆图书馆讲习会（1932年）、河北教育厅图书馆讲习会（1932年）、成都图书管理员讲习班（1941年）、国立中央图书馆图书馆学补习班（1942年）、台湾教育厅图书馆学演讲会（1948年），以及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设图书馆学科（1937年）、上海中华图书馆服务社函授学校授图书馆课程（1939年）、上海文化函授学校添设图书馆学系（1947年）等[34-35]。1920年以后，几乎每年都举办图书馆学讲习会、训练班及函授教育。毋庸置疑，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与培训提供了难得的学术交流平台。
图书馆协会是图书馆的行业组织，开展了业务协作、经验介绍、学术交流等活动。1918年12月，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因经费困难，无法开展活动而停顿[38]。1924年3月，北平图书馆协会诞生，有团体会员20个，个人会员30个；同年6月，上海图书馆协会接着成立，有团体会员30个，个人会员80人。此后南京、天津、苏州、济南、浙江、广州等地相继成立图书馆协会，全国各地图书馆协会约有25个[39]。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5年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期刊纷纷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图书馆学学术交流，尤其是《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与《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备受学者关注。当时图书馆学国际交流卓有成效，如韦棣华、克乃文、鲍士伟与莱爱尼等纷纷来华，而沈祖荣、胡庆生、杜定友、刘国钧等则出国求学。韦棣华曾经四次代表中国出席美国和英国的图书馆协会会议：1907月5月参加美国图协29届年会，1924年6月参加美国图协46届年会，1926年10月和裘开明等四人参加美国图协50届年会，1927年参加英国图协50届年会并使中国成为倡导成立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委员会（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前身）的十五个国家代表之一[40]。1925年底，中华图书馆协会特委托刘国钧为代表，出席美国图书馆协会1925年年会[41]。1929年6月15日至30日，国际图书馆第一次大会在罗马召开，沈祖荣代表中国参加会议并于会后参观与考察了10多个欧洲国家的图书馆。作为国际图联的发起单位之一，中华图书馆协会1936年再次派人出席会议并参与讨论。正是通过各种频繁、密切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民国期间我国图书馆学跟上了世界图书馆学发展的步伐。
5 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演进的目标
5.1 创立“大众的图书馆学”
古代文献管理与利用的特权为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所垄断，“学统王宫”之时史官独家专享“文献权”，“学在四夷”之时士大夫阶层参与分享“文献权”。对普通民众来说，读书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更有目不识丁者连名字都不会写。显然，古代图书馆只是“鸿儒”聚集之所——统治阶级以及士大夫阶层的读书天堂，决非“白丁”往来之地——一般社会公众不能也不必进出的文化禁区。当时图书馆用户是谈经论道的读书人，而图书馆管理官员及图书整理人员则是享有崇高地位的饱读之士。中国古代秘阁（国家图书馆）职员的社会地位较七品官吏要高，所谓“一经此职，遂为名流”[42]。古代图书馆通常“不向社会开放”，并形成“重藏轻用”的管理理念。无论是图书馆的利用，还是校雠学说的传承，都与普通劳苦大众没有关系。校雠学被誉为“读书治学入门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读书引导之资”，其目标就是培养博古通今的士大夫。古代藏书楼“惠嘉士林”的根本宗旨，决定了其为上流社会服务的基本职责，更决定了校雠学说是一种知识精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论体系。古代图书馆实乃士大夫“研讨学术”之“治书”场所，因而基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雠学说”必定是“精英图书馆学”或“贵族图书馆学”。 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渐次兴起，实际上既是欧美图书馆学思想不断传入的直接产物，又是欧美图书馆学理论生根发芽的前提条件。近代中国不仅涌现面向社会公众的图书馆，而且出现面向普通民众的图书馆学。随着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受到人们认可，专家学者纷纷从社会角度审视图书馆事业，并初步形成“大众化”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他们高度肯定图书馆的民众共享特征，提出“民众对于‘公有’和‘公用’的图书馆，自然有应享的权力，也有应尽的义务”，前者包括使用权、监察权、建议权、请愿权，后者主要是纳税义务、守法义务、尚公义务[26]。正如李小缘所言：“公共图书馆乃人民之公共产业”，既可“人人得而管理之”又能“不出资而利用之”[43]。近代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普遍兴起，适合大众阅读的普及读物接连增多，前往图书馆阅读的普通民众持续增加，突破传统桎梏的图书馆管理技术与服务方式不断出现。传统书斋式的“校雠学说”面临难以逾越的困境，西方大众式的图书馆学获得广泛传播的时机。因此，20世纪初我国图书馆学的变革与转型，就是要从士大夫阶层的“校雠之学”转变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大众图书馆学”。
5.2 发展“科学的图书馆学”
校雠学说是古代图书馆工作经验持续积淀的产物，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等于一体。古代学者极其崇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理念，而非常轻视图书加工、整理、修补等“雕虫小技”。因此我国古代有关“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异常发达，而有关“图书管理”的职业技能甚为浅薄。近现代欧美图书馆普遍向社会开放，图书采访、分类、编目、典藏、服务等活动是图书馆业务工作之重心。于是，我国以前备受冷落的藏书建设、文献加工与读者服务，就成为了馆员必备的职业技能、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及专业教育的基本内容。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日新月异，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支撑与指导。相对西方图书馆管理技术与工作方法而言，校雠学说因难以满足新型图书馆的业务要求而被贴上落后与保守的标签。随着新式图书馆的创办与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传入，传统校雠学说受到了巨大的冲击。1909年，孙毓修开始撰写《图书馆》，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图书馆知识，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校雠学的范围。1926年，洪有丰提出：“图书馆对于图书，若何处理；对于阅览者，若何指导；以及一切事业，若何推广，若何改进。研究其原理，而应用适当之方法，此种学术，是谓之图书馆学。”[44]因此，在“西学东渐”的大潮流之中，校雠学说被视为“非科学”或“前科学”也就在所难免了。
清末以来，我国图书馆学不可避免地打上欧美之烙印。从四部法到杜威十进分类法，从书本目录到卡片目录，从封闭看守到开放借阅，从收藏儒家经典到收藏科技书籍，从单个图书馆管理到图书馆事业管理等，西方图书馆学“实用至上”与“技术至上”的管理技能得到了充分应用。1919年秋，戴志骞自美归国后对清华图书馆进行全面改组，设置管理、中文编目、西文编目和参考4股，在图书馆界开创了设立参考部门的先河[45]。20世纪初，在美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影响下，古代面向统治阶级的“资治”活动终于扩展到面向普通民众的“参考咨询”。我国图书馆学开始从传统治学方法转向技术应用层面，全面吸收诸如卡片目录、开架借阅、巡回服务、馆际互借以及十进分类法等西式图书馆技术与方法，从而迈向所谓的“科学图书馆学”。教会团体与传教士纷纷创办教堂、学校与医院等，并在其附设的图书馆中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与业务技术，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随后，沈祖荣、戴志骞、杜定友等留洋学者相继归国，将国外图书馆发展经验与图书馆学学科理论介绍给广大国民，进一步促进了“科学图书馆学”的发展。文华大学图书科等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仿照美国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开设专业课程，促使图书馆学在大学学科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培育了一批坚持“科学图书馆学”的薪火相传之人。西方图书馆管理理念、技术与方法的广泛传播，促使“科学图书馆学”大行其道。
5.3 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
古代校雠学到底怎样转向近代图书馆学呢？是对传统校雠学的修修补补，还是“言必称希腊”的全盘西化？梁启超早年积极呼吁创立图书馆“开启民智”，1917年底退出政坛后潜心学术研究，从而又以学者身份体验了图书馆的重要性。他终生与“大书藏”、“藏书楼”及“图书馆”打交道，在图书馆学原理、目录学和辨伪学等方面颇有建树，曾身兼松坡图书馆馆长（1923）、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1925）和北海图书馆馆长（1926）等三职，为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古代校雠学迈向近现代图书馆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学科发展路向上，梁启超曾经做出了十分明确的阐述。1925年6月2日，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长梁启超发表演说，强烈呼吁建设“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无疑”的“中国的图书馆学”[15]。他对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主张在广义目录学（传统校雠学）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学思想，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自从“中国的图书馆学”命题提出来之后，众多学者孜孜不倦地思考与探索，力图开创一条颇具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学科发展之路。
民国图书馆学家拚弃激进的“全盘西化论”，主张继承古代校雠学说的合理内核与引进西方图书馆学的先进思想。杜定友指出：“没有一所外国图书馆学校能够养成全面的图书馆学者，以应中国图书馆用的”；“中国图书馆有中国的特别情形、特别应用，不是把外国的东西贩运过来，就可以用的。”[16]刘国钧认为西方图书分类法无法适合中国古书的分类，以及欧美著者目录与传统书名目录各有所长，因而希望通过新图书馆运动来解决图书馆事业中的问题。正如他所言：“本新图书馆之原理，以解决中国特有问题之趋势，已皎然可见。”[46]在传统图书馆学思想的继承方面，梁启超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整理中国的书籍要研究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也要掌握我国校雠学（广义目录学）的知识”；“用四部分类法分现代书籍固然穷屈不适用，但用杜威十进分类法分中国书籍，其穷屈比四部更甚”；“中国古代编目中的优良传统要继承下来，如章学诚倡及的‘互注’、‘别裁’的方法，就可以施用于新的书目编制中去”；“中国古代有编纂大型类书的文化传统及好的经验，新式图书馆要加以发扬”；“图书馆管理人才的养成，不能光靠一所图书馆学校，要在大图书馆里设立学校，一面学理论一面从事学习[4]。事实表明：发扬光大传统的校雠学说，借鉴吸收西方的图书馆学，是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正确选择。 6 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演进的启示
6.1 坚持图书馆学的本土化
近代“西方文明中心论”一度甚嚣尘上，国人往往非理性地批判传统文化。不少学者激进地提出“废孔学”与“废汉字”，甚至声称：“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汉字不灭，中国必亡”！[47]这种偏激态度一方面扫除了西学传播的障碍，另一方面产生了传统文化断裂的教训。20世纪初，图书馆学研究亦存在“西化”倾向：一二十年代学日本，三四十年代学欧美[48]。这导致人们“对自己民族图书馆学优良传统的无知、偏见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西方图书馆学的学术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的丧失”[49]。校雠学是我国传统的“治书之学”，是古代学者“读书治学”的思想积淀。其实，我国近代“向社会开放”与“藏用并举”的图书馆，并非完全是西方图书馆的翻版；古代“惠嘉士林”的各类“开放式”的藏书楼，就跟西式图书馆类似与相通。由于受到不同文化体系的影响与制约，图书馆学必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校雠学说实乃中华民族的一大思想瑰宝，贡献了图书馆学发展的另类方式，展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民国学者主张消化吸收欧美图书馆学，并结合实际改良“中国的图书馆学”。杨昭■曾经指出译著“只合于图书馆员参考，不足供一般人研究”，“只可供应用不能示提倡”，“只能供参考，不能资比较”[18]。因此，他极力主张以编书取代译书，从而将“合理借鉴”与“推陈出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沈祖荣、刘国钧、杜定友、王云五、皮高品等的仿杜、改杜、补杜与辅杜的分类法，杜定友、王云五、赵景源等学者根据西方原理创造的汉字检字法，以及图书馆学教学中东西方并重的图书馆学课程等，都是将传统校雠学与西方图书馆学结合的典范。
我们对待传统的校雠学说，必须拚弃一无是处的虚无主义或盲目夸大的自恋情结。针对校雠学说日渐式微与图书馆学过度西化之不良倾向，梁启超、杜定友、刘国钧等学者采取“两相融合”的正确态度，梁氏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开幕式上公开呼吁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尽管当时欧美图书馆学表现极其强势，但传统校雠学说依然显现出独特作用。譬如，古籍分类不宜使用西式分类法，却适合采用传统四部分类法；汉字排检法不可能在西方图书馆学中找到解决办法，却可以在传统字词排列中得到启发；古代“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类书，萌发了采用“主题法”编排组织的质朴思想；传统目录中的“解题”体现了“辨考”思想，姚名达亦说其优于西方目录。毛坤撰文《图书馆的中国化问题》[50]，探讨我国图书馆事业本土化发展途径。西方图书馆界极其重视经验、技术与方法等，长期偏颇地将职业技能与工作方法当作关注焦点，难怪乎其图书馆学长期陷入是“术”而不是“学”的论争。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抛弃传统校雠学思想，效法西方图书馆管理的技术方法，似乎建立了“科学的”图书馆学，但实质上不仅割裂了古代“治书之学”的精髓，而且导致了当前图书馆学发展的困境。显然，过分贬低传统的“校雠学说”，取而代之以西方的“图书馆学”，我国图书馆学未免“科学化”过了头。清末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必须时时“殷鉴”的宝贵财富。因此，“中国的图书馆学”必须承继校雠学说，坚持走一脉相传的“本土化”道路。
6.2 融入图书馆学的世界化
文艺复兴、印刷术改进与工业革命接踵而至，欧美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纷纷问世，“向社会开放”与“藏用并举”的图书馆观念日益普及。清末民国时期，西方图书馆学对我国影响极其深远，除宏观的图书馆“开放”思想之外，微观的图书馆“经营”方法也得到广泛应用。其中，分类方法、卡片目录、读者服务及参考咨询等，都借鉴了西方图书馆界的管理技术。当然，盲目跟风的照搬方式不可取，而甄别借鉴后的创新模式则倍受欢迎。1876年，杜威十进制分类法难以兼容中文书籍，国内学者根据其原理编制了一系列仿杜、改杜与补杜的分类法。1928年，沈学植认为“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工作的图本；图书馆工作，是图书馆技术的材料”，但图书馆学“当然不仅研究技术而已”，还应有“理论上的探讨”[51]。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消化吸收，同样包括技术与理论或应用与理论这两个方面。梁启超中肯地指出：“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有许多不相同之点”，“从事整理之人，须要对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15]。由此可知，从传统校雠学到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并非古代校雠学说与西方图书馆学之间简单的二选一，而是如何让传统校雠学与欧美图书馆学有机交融形成“中国的图书馆学”。
近现代西方牢牢把握世界学科发展的话语权，其图书馆学的光环效应同样令人眩目。现代化和全球化从某个方面来说就是西方化，清末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的发展成就，无疑跟西学东渐有极其重要的关系。我们不能抹杀西方图书馆学的推动作用，当然也不能忽视传统的校雠学说的积极贡献。东西方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中，“治书之学”的具体方法及其思想体系总有诸多相异之处。西方图书馆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图书馆学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用西方的公共图书馆制度改造中国的藏书楼体制，如何将西方图书馆学这种“新知”与中国传统的校雠学这种“旧学”实现对接[4]。尽管各国国情差异很大但图书馆学的基本原理都是相通的，所谓“科学无国界是也”！沈祖荣说过：“图书馆学为属世界性的科学，无畛域之分，无种族之异。”[52]中西文化各有所长，“相得”才能“益彰”。中国传统校雠学是“治书之学”的思想宝藏，值得充分的挖掘与承传；西方图书馆学说不能全盘照搬，而应当兼顾国情进行合理的借鉴。传统校雠学说必须接纳与融合西方图书馆学，才能真正完成迈向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只有坚持图书馆学的“世界化”，中国图书馆学才能跟上世界图书馆学的发展步伐，并为世界图书馆学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6.3 拓展图书馆学的生长点 民国图书馆学家绝不是一味地鹦鹉学舌，而是提出了许多新颖独特的理论见解。他们疾呼继承传统文化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编制适合中国国情的图书分类法，制定符合中文图书的编排方法，还贡献了独创的“要素说”与“比较图书馆学”等理论学说。“要素说”是民国图书馆学界反复阐释的图书馆学理论，最早可追溯到1921年刘国钧主张的儿童图书馆必要的三种要素——“合法的设备、适宜的管理员和正当的书籍”[53]。此后，1923年杨昭■之“三要素”、1925年梁启超之“两要素”、1927年杜定友之“三要素”、1929年陶述先之“三要素”、1929年陈颂之“三要素”、1932年杜定友之“三要素”、1934年刘国钧之“四要素”等相继登场，系统地揭示了图书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要素说”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它厘清了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使我们从感性上更加全面地把握图书馆，进而在理性上摸清图书馆发展的规律”[54]；“在理论上已经超越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大多数西方图书馆学家，可与此时美国巴特勒的理论并列”；“作为图书馆学理论中的一朵奇葩”，它“使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列于当时世界前列”；“这种图书馆界原创性的理论”是“理性认识图书馆的一个飞跃”，“奠定了转型时期重大理论成果的地位”[55]。
从比较角度研究图书馆学，也是民国图书馆学家的一大贡献。比较图书馆学研究权威J. P. 丹顿提出：1954年美国蔡斯·戴恩发表的《比较图书馆学》和《比较图书馆学的益处》可作为研究比较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吴稌年认为中国图书馆界应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可以说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而根据丹顿“比较学三要点：具体的对照，多国度、多社会或多文化的因素，对已知差异的解释”来判断，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史上能够列入比较图书馆学研究的代表著作至少可有两部：1927年李小缘的《图书馆学》，1935年程伯群的《比较图书馆学》，此外1935年张宏书也发表了《比较图书馆》一文[56]。近代我国图书馆事业艰难前行的背后都蕴含中西对比之因素，“比较图书馆学”应时而生也就水到渠成了。“要素说”和“比较图书馆学”无疑是民国图书馆学的两大亮点，然而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此外，杜定友等学者紧跟世界图书馆学发展趋势，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处于领先地位。1933年，巴特勒提出“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社会机制，而图书馆则是将人类记忆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去的社会装置”[57]。不过，早在八年之前的1925年，杜定友就撰写《图书馆通论》，专设一章探讨“图书馆与社会”；1926年发表《图书馆学的内容与方法》，明确指出“人类没有记载，就没有文明、没有进步……图书馆学专门研究人类记载的产生、保存和应用”[16]；1928年刊发《研究图书馆学之心得》，进一步提出图书馆就是“代社会上一切人记忆一切”、“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58]其实，他们所说的“记忆”都是指人类知识，巴氏的“社会装置”也类似于杜氏的“公共脑子”。民国学者积极吸收欧美图书馆学养料，形成了原创性的图书馆学思想。
7 结语
文献是文化传承最重要的载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决定了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及校雠学说的无比繁荣。古代校雠学说迈向近现代图书馆学的演化，不是传统图书管理思想视域中固步自封式的自我陶醉，也不是西方图书馆学话语权下亦步亦趋式的简单复制，更不是校雠学说被彻底拚弃后另起炉灶式的全盘西化，而是本土校雠学说在西方图书馆学作用下的延续、嬗变与创新。我国近代“西式”图书馆学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初步形成，是“古代文化传承”和“近代西学东渐”相融合的产物与结晶。对于“中国的图书馆学”，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与正确的定位。黄宗忠中肯地认为“首先提出理论与技术或原理与应用相结合的图书馆学体系者是中国人，他们突破了19世纪欧美以技术方法为中心的图书馆学体系框架，使图书馆学体系更科学化”，“中国图书馆学体系的研究，大有创新，其思想与成果都超过外国人”。[59]纵观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化演化过程，我们不难得出中国图书馆学健康发展的基本路向：理性传承古代“治书之学”的内核，选择吸收欧美“图书馆学”的精华，不断拓展“图书馆学”新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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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龚蛟腾（1973-），男，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博士后，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图书馆知识管理、图书馆学史。
关键词：图书馆学 校雠学说 近代化 转型
中图分类号： G2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1-0041-13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From Ancient Collation Theory to Modern Library Science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both the library cause and library science （collation theory） appeared， which were so flourishing that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the time were difficult to approach the greatnes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creating of new libraries， the input of exotic culture and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learning， the traditional collation theory had evolved into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library science.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ollation theory， the library management method， service concept and education concept had gained popularity， and the western-style library science system，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academic platform had been established. The goal of modern library science development is to establish the public， scientific and Chinese-characterized library science， and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which is adhering to the localization， integrating into the world and expanding the growth point.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collation theory；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日本学者长仓美惠子指出：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设立专门学校培养专业人才则是近代的事[1]。这句话的后半截不够准确，更加贴切的说法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校雠学）研究一直存在，但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建制完备的学科研究与专业教育则是“近代的事”。《古代图书馆学学理反思与秉承》一文提出：中国古代不仅形成了官府图书馆、私人图书馆、书院图书馆与寺观图书馆等四大类型的图书馆，图书馆事业曾经一度达到同期西方望尘莫及的水平；而且诞生了基于“图书整理”与“图书管理”的古代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显现出以“校雠学说”为核心的文献学学科群的发展趋向[2]。中国图书馆学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两个阶段，从古代校雠学发展到近代图书馆学的过程可称之为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化演进。在清末至民国这段亘古未有的社会大变革中，正如中国社会独立发展进程被打断一样，我国古代的“校雠学说”也遭到了扭曲与转向。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化演进，继承了古代校雠学说的基因，也吸收了西方图书馆学的精华。
1 中国古代的治书之学：校雠学说
1.1 古代校雠学说的实质
我国古代图书馆事业非常发达，商之甲骨、夏之图法甚至三皇五帝之书都是早期的官方藏书，官府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寺观图书馆和书院图书馆等构成了完备的图书馆体系。文献搜集、图书著录、书库管理和藏书借阅等活动日益频繁，因而逐步产生了比较完善的有关图书“整理”与“管理”的理论体系。有学者认为：“大凡访书、选书、借书、抄书、购书、赠书、征书、读书、校书和书之补缺、辑佚、编撰、刊刻，以及与收藏相关的整理加工、分类编目、题跋提要、藏书印记、藏书保护、藏书设施、藏书建筑等皆是研究藏书楼，也即藏书事业史不可忽视之内容……从学术角度看，与藏书密不可分的更有目录学、文献分类学、版本学、考据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有人统称之‘治学之学’，不无道理。”[3]这种藏书事业实际上就是古代广义的校雠事业，这种“治学之术”或“治书之学”也就是郑樵、章学诚等大力倡导的“校雠学”。事实上，近现代图书馆工作流程仍然包括采访、登录、分类、编目、典藏、流通等，只不过随着技术进步与需求变化其工作中心有所转移而已；图书馆学在很大程度上承传了校雠学说的内核，只不过关于读者工作的内容日益受到重视罢了。因此，我国古代不同凡响的校雠学说，究其实质乃是近现代图书馆学的先祖。 无独有偶，西方把校理图书的学问单独称为图书学（science of books），将编制书目的学问叫做目录学（bibliography），图书学与目录学构成了西方古代图书馆知识体系的基本范畴[4]。对比校雠学与西方图书馆学知识体系，不难发现尽管两者的名称各异，但其主要内容是相通相容的或基本一致的。或许有人以为古代校雠学的研究重点在于“治书”而不是“治馆”，事实上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从“治书”逐渐波及到“治馆”。王子舟先生认为：在近代图书馆学时代，图书馆学的研究轴心或内容重心还在图书上，主要任务是图书的整理、编目、书籍史研究等。辟如1886年格丁根大学图书馆馆长齐亚茨科（K. Dziatzko）率先开办图书馆专业培训——格丁根大学图书馆讲座，所授图书馆学课程有目录学、抄本史、印刷史、古文书学、图书馆经营法等科目。目录学、抄本史、印刷史、古文书学是研究图书的传统知识体系，只有图书馆经营法是新图书馆的发展引申出来的新内容[4]。既然西方近代图书馆学的研究重心也是“图书”，我们为何非要苛求校雠学的研究重心必须是“藏书楼/图书馆”呢？
1.2 古代校雠学说的发展
随着文献生产、收藏、整理、传播与利用等活动不断拓展，其分类、编目、整理、校雠、辑佚、辨伪、训诂、收藏与利用等工作愈发频繁。我国古代不仅书写了图书馆事业的辉煌篇章，而且形成了系统化的“治书之学”——校雠学。孔子、刘向、刘歆、长孙无忌、郑樵、胡应麟、祁承、周永年、章学诚等学者，为古代藏书事业及其学说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早在周代，《周礼》就提出了“辟藏说”，阐述了图书的“藏”与“用”问题。西汉成帝时向歆父子大规模整理国家藏书并编纂目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图书校雠与分类著录的管理思想。这标志着校雠学的正式诞生，其内容涵盖版本考订、文字校勘、图书辨伪、古籍辑佚、文献编目等。郑樵认为，举凡设官专守、汇集图书、辨别真伪、校订误谬、确定类例、详究编次、设法流传等，都是校雠的范围。明代祁承的《澹生堂藏书约》、明代曹溶的《流通古书约》、清代孙庆增的《藏书纪要》等，阐述了藏书的采集、分类、编目、流通、版刻、使用等问题。章学诚通过总结刘向、刘歆、班固、郑樵等校雠学家的理论和方法，撰写了集古之大成的《校雠通义》。校雠学说从《别录》《七略》的肇始，到《通志·校雠略》的发展，再到《校雠通义》的光大，形成了系列的文献整理理论。正如清代学者朱一新所言：“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榷学术，洞彻源流。”[5]
北宋程俱的《麟台故事》是我国第一部深刻论述图书馆的建制、业务与管理的专书，全面地记录了北宋馆阁制度，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图书馆的职能、馆舍、馆员及其藏书的购求、整理、典藏、使用等。明代邱濬撰《论图籍之储》与《访求遗书疏》，主张增设图书馆、加强藏书建设、改进购书方法与制定图书馆规章等，譬如提出：“富余之书，各分一本送两京国子监典籍厅收掌”，“贮藏而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馆阁职清务简，不预他务，宜委之校雠勘正。有不究心者，坐以旷官之罪”[6]。明末胡应麟著《经籍会通》，第一次全面地研究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考察历代图书的收藏与聚散情况，探讨藏书功用、书目类例与分类方法等问题。胡氏初步确立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研究的基本格局，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为后世研究图书事业史作出了开创之功[7]。清代周永年的《儒藏说》阐述了至今仍然熠熠生辉的图书馆学思想，如“公藏公用”、“藏书流布”、主题整序法、编制联合书目等[8]。显然，我国古代学者在藏书管理实践中系统地总结了“图书馆”的工作经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图书馆学学术思想。这些理论成果曾经一度领先世界，即使相对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图书馆管理思想乃至后来的图书馆学“整理论”与“管理论”而言也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1.3 古代校雠学说的体系
“校雠学”亦称“流略之学”，原意指研究“九流”、“七略”的学问。最初的“广义校雠”主要阐述文献作用、书目作用、书目分类、书目方法等问题，通常散见于各书目之序等文献中。《周礼》和《史记》等著作涉及有关图书的访求、分类、编目、典藏等问题，反映了古代图书馆工作的经验。《别录》与《七略》的问世标志着校雠学已经诞生，当时的文献整理包括校勘、辨别、分类、编目等步骤。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共21论69篇，系统地阐述了类例（分类原理）、著录范围、著录方法和类书、解题四大方面[9]。有学者提出：郑樵目录学思想由求书、校书及分编三个前后相衔接的阶段组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开放性体系；这三个阶段又分别与辑佚学、校勘学和目录学紧密相关[10]。《通志·校雠略》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阐释校雠学说的理论著作，其在古代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章学诚特别推崇郑樵的“校雠”思想，所著《校雠通义》详细地阐述了校雠学的起源、目的、任务与流变，明确地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校雠学理论。章氏指出校雠学的目的和任务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推阐大义”、“宣明大道”，并针对校雠学之目录、校勘、版本等三大内容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在分类著录上，特别强调“序录”的重要性，提出互著与别裁、辨嫌名与著残逸、编韵编和制索引等具体方法；在校勘方法上，提出系统的“校勘条理”，强调校勘必须持有的态度和方法；在版本方面，提出广储副本、采辑补缀、书掌于官等观点[11]。毋庸置疑，《校雠通义》是继《通志·校雠略》之后最重要的一部校雠学理论著作，它进一步开拓了校雠学说的研究领域。
图书整理是图书馆藏书组织的重要环节，也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本要求；图书目录是图书馆藏书管理的重要方法，也是读书治学的基本途径。在长期的图书治理活动之中，校雠学研究的范围与深度不断拓展。我国古代图书馆知识体系被称为校雠学，主要由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组成，一般以图书为研究对象。从西汉至隋唐五代，图书依靠抄写，流传不畅且屡有散亡，校雠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撮旨意、叙作者、定是非、考存亡、分类例、明源流等，代表作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宋代以后，印刷术普及，图书易得且错误减少，校雠学的研究范围较之以往更加广泛，其内容增加了访图书、详著录、辨真伪、辑佚失、纂类书、职掌管等，代表作有《通志·校雠略》、《澹生堂藏书约》、《藏书纪要》、《校雠通义》等[12]。显然，我国古代的校雠学说已经完成了系统化的理论构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士大夫读书治学所必须具备的“显学”。总之，校雠学说是关于文献整理与文献管理的理论体系，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典藏学等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2 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演进的条件
2.1 古代校雠学说的传承
我国古代不仅有比西方更为出色的图书馆事业，而且有决不逊色于西方的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值得充分肯定的是，20世纪初期孙毓修、梁启超、杜定友、刘国钧等知名学者面对西方图书馆学强势冲击时，仍然能够坚持不懈地传承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1909-1910年，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连载《图书馆》一书，该书总结了我国古代的藏书管理经验、充分吸收了日本与欧美先进的图书馆管理方法、系统阐述了新式图书馆的业务工作。正如其《序言》曰：“援仿密士藏书之约，庆增纪要之篇，参以日本文部之成书，美国联邦之报告，而成此书”[13]。这里的“密士藏书之约”即祁承所著的《澹生堂藏书约》，“庆增纪要之篇”即孙从添所著的《藏书纪要》。孙著全篇以阐述业务工作技术方法为主，力图将古今中外图书馆管理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能够正视古代图书馆思想与西方图书馆理念，《图书馆》也就无愧为当时图书馆界新旧学术交融的经典之作了。古代藏书管理方法随着社会进步不断改进，并在近现代图书馆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譬如，当一本图书内容涉及两个以上主题时，明代祁承提出了“互”与“通”的概念，清代章学诚提出了“互著”与“别裁”的主张，这实际上是当今目录组织中“参见”与“分析”类目的前身[14]。从“互”、“通”到“互著”、“别裁”再到“参见”、“分析”，既是一脉相承的分类著录方式，又是不断发展的文献揭示方法。
从学术发展的源头来看，校雠学说是中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基因，它奠定了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发展的基础。1925年，梁启超指出：“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辞，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自刘向、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郑樵以至近代的章学诚，他们都各有通贯的研究，各有精到的见解。”[15]次年，杜定友提出：“我国向来有目录学、校雠学，也差不多有图书馆学的意思。”[16]这就是说，民国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虽无其名却有其实，并且还达到了“通贯研究”与“精到见解”等相当发达的水平。自1926年创刊至1937年终止的《图书馆学季刊》，一贯坚持体现“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的办刊宗旨。颇有意思的是：该刊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的办刊宗旨表述为“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17]，此后其办刊宗旨变更为“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见《图书馆学季刊》）。也就是说，从第一卷第二期开始，“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便排在“参酌欧美之成规”之前。这种看似无意的更改，其实表露了民国图书馆学家重视我国古代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的基本观念。
2.2 欧美图书馆学的引进
清末率先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无不感慨“泰西”都会之地繁华的藏书院、博物院，并呼吁仿效西方开办书籍馆、藏书院之类的藏书楼/图书馆。改良派与维新派积极介绍欧美先进的图书馆事业，西方近现代图书馆学思想随之源源不断地传入国内。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创办了一系列的学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从最初介绍泰西的“藏书院”到清末创办开放式的“藏书楼”，再到后来兴起美式的公共图书馆，这个过程初步完成了我国古代藏书楼向近现代图书馆的变革。“新图书馆运动”普及了开放式的公共图书馆观念，引进了西式分类法与卡片目录等图书管理方法，为我国古代传统藏书楼转变为近现代图书馆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从此，我国图书馆走上西式图书馆发展的轨道，形成定时开放、公开借阅、平等利用的管理模式。新图书馆运动绝非仅仅创办一系列的新式图书馆，构建类型比较完备的图书馆体系，更重要的是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在我国已经开花结果，开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近现代化的新时代。当时，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要素说”与“事业说”已经出现，图书馆经营、分类编目、读者服务等基础理论研究成绩突出，这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初，大清国留学日本风潮渐起，欧美文化经日本转手之后传入中国。图书馆术语、图书馆概念、图书馆译著、图书馆学思想等，无不留下了日本的印记。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留学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潮流也出现了。西方先进文化的原始“真经”源源不断地输入，图书馆学理论的引进也逐渐从日本转向美国。毋庸讳言，我国近现代图书馆思想观念与知识体系的发展，深深地受惠于西方先进文化的流传与影响。甚至连“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舶来品”。1923年杨昭■撰写的《图书馆学》，被称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图书馆学理论著作。不过，其中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定义，可是地地道道的“德国货”。他在组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知识时，首先介绍了德国学者休叶氏的图书馆定义：“图书馆是搜集有益的图书，随着大家的知识欲望，用最经济的时间，自由使用的地方”；然后引用了德国马叶氏《百科辞书》（1905）的图书馆学定义：图书馆学“是把关于图书馆的理论，和技术知识的，总和为有系统的研究”；还据此认为图书馆学包括两大部，即图书馆历史与统计说，以及整理与管理说[18]。欧美图书馆学知识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创造了古代校雠学向近现代图书馆学转型的前提条件。
2.3 新图书馆运动的兴起
历来有关“新图书馆运动”的起始时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对其发展高潮也有不同的解读。其实“新”是相对“旧”来说的，如果将传统藏书楼/图书馆视为“旧图书馆”，那么清末以后图书馆创办高潮就是一场“新式的”仿效西方的“图书馆运动”。清末新政建立的图书馆与民国建立的图书馆在“开放”的本质上基本一致，其差别主要是藏书开放与读者服务的程度不同。因此，从广义上来说，清末新政至抗战爆发这个时期，我国仿照西方创办新式图书馆以及宣传日本欧美图书馆思想的活动，都应当作为“新图书馆运动”。1917年至1920年，以及1925年前后，通常被视为新图书馆运动的两次高潮期。新图书馆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短期之内图书馆数量成倍地增加。据统计，1916年全国图书馆293所（包括巡回文库），1918年增至725所，其中通俗图书馆286所[19]。1917年，新图书馆运动第一次高潮刚刚形成，1918年的图书馆数量就相当于1916年的2.47倍。各种类型的图书馆数量急剧增长，新式图书馆思想迅速传播，“新图书馆运动”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各界人士的图书馆观念。社会公众平等利用图书馆的理念深入人心，较大地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古代藏书楼到近现代图书馆以及从传统校雠学到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是“新图书馆运动”重大的成果。 新图书馆运动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树立了“新图书馆运动”的指导思想；②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性较强的图书馆学论文著作；③完善了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尤其是第三点，他既是新图书馆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又是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达到较高水平的表征，还是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的保障。据范并思先生研究：1926年，杜定友曾表明希望在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开设的9种课程中，有“图书馆概论”、“图书馆学原理大纲”、“学术研究法”等三种理论性课程及“图书馆行政学”一门具有宏观性质的课程，这一教学体系对基础理论的重视，超过了杜威的教学体系，甚至不亚于后来的芝加哥大学GLS（Graduate Library School，图书馆学院）[20]。20世纪20年代，近代西式图书馆学随着西学东渐之潮流在我国日益占居主导地位。针对当时人们美化欧美的学术倾向，梁启超、刘国钧、杜定友等极力主张继承古代优良的文化传统，甚至提出了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倡议。民国时期，一批深受古典文化影响的学者，既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学思想，又极力推动传统图书馆学思想的传承。
3 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演进的内核
3.1 科学规范的管理方法
尽管集古代藏书经验之大成的校雠学说曾经无比辉煌，但它毕竟是前工业社会时代的“治书之学”，在管理观念、技术方法、服务手段等诸多方面，都难以与西方工业文明时期的近现代图书馆学相匹配。因此当国门洞开之后，有识之士无不赞叹西方图书馆事业之盛，并积极宣传欧美的图书馆理念。杜定友先生曾经呼吁研究欧美图书馆管理方法，认为“图书馆学，中国虽是有了数千年，毕竟和外国的望尘莫及。他们的种种方法，都是很经济、很有效率的。我们不得不采人之长，补我所短”[16]。近现代西方高度发达的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使我国还处于传统社会之中的藏书楼与校雠学相形见绌。清末民初图书馆事业的勃兴，要求人们不断更新技术方法与管理方式，这为杜威分类法、卡片目录、参考咨询等欧美图书馆业务管理技术及方法的流传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图书馆的管理制度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既有国家及其职能部门的法规，又有行业协会的业务标准与技术规范，还有个体图书馆制定的管理章程等。欧美图书馆界一直以来都偏重于“技术”与“管理”，它的引进、消化与吸收最终促使我国完成了图书馆科学管理的变革。
清末民初，日本和欧美都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是图书馆业务流程、图书馆管理方法、图书馆学研究内容还是图书馆学教育模式曾经都被广泛地模仿与复制。诸多图书馆学家仿照DDC编制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分类法，探讨适应社会要求的图书馆管理方式，也积极研究适合汉字特征的排检方法。有学者指出：“虽然古时候曾有几种管理书籍的方法，然而大部分只能用来藏书，而不能用来管理含有公开性的图书馆”；“外国的图书馆学，虽然有一部分我们可以采取；但有许多重要的部分，都不能运用到中国书籍上来的。比如书籍分类法……序列法……”[21]。尽管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献收藏、整理与利用活动中，产生了许多论述精辟的图书馆学思想，但是近现代中国图书馆学却深深地打上了“西学东渐”的烙印。1927年，李小缘阐述道：“无论男女老幼，皆得享其利益，或为参考，或为课外研究，或为欣赏消费之资”，“苟能一日打破旧式思想之藏书楼，使能公开群众，无论男女老幼，无等弟，无阶级，举凡学生、工人、农夫、行政家、商人、军人等，皆能识字读书，享受图书馆之利益，则方可谓图书馆之真正革命，之真正彻底改造，之真正彻底建设者也。”[22]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管理理念、服务手段、工作方式无不留下“西方的”痕迹，也正是在这种外力的推动下，民国图书馆学充分地吸收与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图书馆学思想。
3.2 开放平等的服务理念
虽然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相当发达，但各类图书馆（藏书楼）难以摆脱供极少人利用的“私有”特质，终究不过是士大夫阶层驰骋思想的苑囿。校雠学只是士大夫阶层“读书治学”的工具，其研究重点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是一种微观层面的“治书之学”。近现代新式图书馆是以“公藏公用”为目标，向社会大众开放的藏书机构。因此，相对于古代藏书楼而言，近现代图书馆的办馆宗旨、藏书规模、服务对象、技术手段、服务方式都远远地超越了传统模式。清末民初政府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图书馆建设的规章制度，图书馆协会以及图书馆也制定了一些管理章程，这相比古代皇帝、官员等个体随意左右藏书楼的做法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传统校雠学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由于没有外来文明的压力与碰撞，这种一元独大的“治书之学”逐渐失去了变革与转型的动力。近现代西方文化源源不断的涌入，产生了“师夷长技”、“中体西用”、“新文化运动”等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最终校雠学说在多元文化的洗礼下产生了趋向西方图书馆学的转换。
欧美图书馆学思想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以说我国图书馆学的制度、技术、业务、精神等各个领域都留下了其痕迹。这种转变的力度相当之大，当然我国的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在某些方面也有超越西方国家的精彩表现。譬如，在欧美公共图书馆思想的影响下，国内馆藏资源开放共享深入人心。柳诒徵先生曾开“住馆读书”之创举，主持制定的图书馆章程第九章为“住馆读书规程”，规定：“有志研究国学之士，经学术家之介绍，视本馆空屋容额，由馆长主任认可者，得住馆读书。”[23]这种“住馆读书”的事例，无论在国外哪个国家都可以称得上是读者服务的典范。由于藏书楼与图书馆的服务对象迥异，校雠学与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也颇为不同。校雠学的研究重点在于微观层次的图书整理及其保管，并且在图书分类编目过程中强调“辨考”；近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既有微观层次的文献整理、揭示与服务，又有宏观层次的图书馆事业管理。图书馆业务工作不断发展而产生了行业协会与工作标准，文献采访、分类编目、读者服务、参考咨询等都形成了规范化的操作程序。同时，图书馆事业作为国家必不可少的社会教育设施，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普及与发展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图书馆职业化发展需要一批具有图书馆知识的专门人才，于是图书馆学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均有较大程度的发展。 3.3 社会教育的普及手段
清末洋务派与维新派等主张兴教育、办学堂、启民智，并把创立西式的公共藏书楼作为社会改良的主要内容与重要工具；而传统士大夫认为藏书楼是弘扬儒学、研读经史的处所，建立公共藏书楼只不过是仿照乾隆故事罢了。当时知识分子阶层，无论其政治立场与思想观念是激进抑或保守，都支持与拥护这种新式的公共藏书楼。近代改良主义先驱者郑观应深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在《藏书》一节中系统地阐述了新式藏书楼思想，提出应当在中国创建公共藏书楼。郑氏由衷地赞美“泰西各国”的藏书院，积极地倡导藏书开放与学习西方办馆模式，从而真正实现“开一统之宏规，复三王之旧制”[24]。诸多仁人志士掀起“倡新学”、“启民智”、“育人才”、“开风气”、“兴民权”的文化救亡运动，我国图书馆事业因此经历了脱胎换骨般的艰难转变。它前承古代源远流长的藏书传统，后启近现代“藏用并举”的图书馆伟业。维新派曾经提倡广开“书藏”，并在学会中附设藏书楼，供会中人士或会外民众阅览。清末新政之后，学校图书馆、教会图书馆、官办图书馆、私立图书馆以及阅报社等纷纷成立，成为了当时社会教育极其重要的支柱。
民国建立后，社会教育一度得到蔡元培等人的大力支持，图书馆事业尤其是通俗图书馆事业喜获发展良机。知名学者、教育人士与图书馆学家都热衷于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提出了诸多关于创办通俗图书馆、民众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的建议与措施。从社会教育角度创建图书馆是一场“开启民智”的文化惠民之举，这远比古代藏书楼“惠嘉士林”更加接近芸芸众生。图书馆学界关注与研究社会民众的教育普及问题，跳出了传统读书人“独上高楼”的情怀，这无疑是专注“辨考”的校雠学所不及的。近现代图书馆是除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一大教育机关，它面向社会大众提供平等的服务。人们逐步接受与认同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不论贫富，官绅平民，男女老幼，皆可自由入览，真可算得是一个平民大学院，推广平民教育的最好方法”[25]，“民众教育必赖图书馆宣传而普及，更必赖图书馆辅助而完成”[26]，“民众图书馆真可谓民众教育事业的中流砥柱”[27]，“民众图书馆教育，确为我国目前要唤起民众、训练民众唯一的良剂”[28]。还有学者提出：民众化的图书馆应当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性别的限制、没有年龄的限制、没有程度的限制、没有职业的限制、没有贫富的限制[29]，从而“要使社会上无不读书的人，馆内无不被人读的书”[30]。为了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当时还面向社会大众设立了通俗图书馆，或者在民众教育馆中设置图书馆室。
4 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演进的成就
4.1 建立图书馆学学科体系
校雠学说曾经指导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耕耘书林，不过无须讳言还没有完全脱离“经验科学”的羁绊。我国近代图书馆学深受西方图书馆学的影响，因而表现出诸多“科学主义”的特质，并构建了相对成熟的“科学”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从图书馆业务工作到图书馆经营管理，然后到社会视野中的图书馆事业，再到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等，都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领域。1923年，杨昭■撰写的《图书馆学》是我国第一本以“图书馆学”命名的图书馆学理论著作，其中第1篇第4章第一次科学地划分和确定了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和内容。该书首次提出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今用普通科学分类法，分为两大类：一纯正的；二应用的。纯正的图书馆学，专为说明图书馆原理原则，或现有的事实……应用的图书馆学，专为指导图书馆实施的方法”[18]。然后在“纯正的”图书馆学下面分“具体的”图书馆学（包括“事实的”与“法规的”）与“抽象的”图书馆学，而在“应用的”图书馆学下面分“特殊的”图书馆学与“一般的”图书馆学。“特殊的”图书馆学主要指编目法、分类法、装订法、评价法、登录法与统计法等内容，“一般的”图书馆学则包括管理法、组织法、图书馆视察法、图书馆经济法等内容。杨氏初步建立符合近代学术规范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
1925年，杜定友在《图书馆学通论》[31]中将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分为“专门的”与“辅助的”两大块，所谓“专门的”图书馆学并非将图书馆学按专类分列，而是划分为“理论的”与“实用的”两个方面。他将“图书馆学原理”与“图书馆学及图书馆史”纳入理论图书馆学，把关于“行政管理”、“处理书籍”、“指导阅书”、“教育联络”的事务纳入实用图书馆学。杜氏罗列的“辅助的”相关学科，则根据其相关程度分为专门科学（印刷术、装订法、统计学、新闻学、博物院管理法）与普通科学（文学、哲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演讲术、广告术、伦理学、外国语）。1934年，刘国钧出版《图书馆学要旨》一书，认为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包括“图书的研究”、“人员的研究”、“设备的研究”与“管理方法的研究”四大部分，其理论构建的基本依据就是图书馆“四要素”。其中，“图书的研究”细分为“图书的实质”、“图书的内容”与“图书的收藏”，“人员的研究”细分为“图书馆人员养成法”与“图书馆人员资格”，“设备的研究”细分为“器具”与“房屋”，“管理方法的研究”细分为“行政”、“采访”、“整理”与“使用”。1935年，李景新在《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32]中，将图书学史、图书馆史与图书馆学史作为历史的图书馆学的三大组成部分，并把系统的图书馆学划分为包括原理、方法、目的与价值、与其他科学关系的理论图书馆学，以及包括行政、经营、形式的实际图书馆学。1936年，俞爽迷在《图书馆学通论》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基本上沿袭杨昭■的图书馆学理论框架，只有极个别的地方有所改动而已。
4.2 创办图书馆学专业教育
古代藏书管理员主要通过父子相传或师徒相授的一对一模式定量培养，其校雠学知识不是依靠学堂来获取与增加，而是依赖个人的悟道与总结。近代图书馆蓬勃兴起，传授图书馆学知识的学校教育与社会培训渐次出现。1886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开设图书馆学讲座，1891年正式纳入该校的教学组织；188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院成立[33]。欧美大学开始设置图书馆学讲座或课程，标着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学校培养模式的正式诞生。1899年韦棣华在文华中学首开图书馆专业人员培训点，1913年克乃文在金陵大学文科专业开设图书馆学课程，这宣告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已经开始起步。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设立国内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图书科，后来又独立为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1921年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增设图书管理科，1926年成都的四川图书馆专科学校成立[34]。1925年，上海国民大学设图书馆学系；1927年，南京金陵大学在文学院设图书科并于1930年经教育部核准后设置图书馆专科；1942年8月，教育部在四川璧山成立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时设有图书博物馆学系；194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创办图书馆专修科[35]。除图书馆学高等教育兴盛之外，1929年还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中等教育机构——广州市第一职业学校图书管理科（1937年停办）[36]。此外，许多学校尤其是师范学校设置了图书馆学课程供学生必修或选修，如厦门大学、大夏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河南大学、劳动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清心中学、创制中学等皆有图书馆学课程之设置[35][37]。这些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虽然办学规模不大，有的还由于时局艰难不久就停办了，但开创了我国图书馆学学校教育的光辉历史，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社会培训与学校教育的相继产生，表明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制度化的初步成型。当时的图书馆学课程体系融贯中西、兼顾古今，以培养图书馆实用人才为首要目标。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以及一些图书馆学培训班等，都设置了相对完整的图书馆学课程体系。1926年，杜定友曾经撰文《图书馆学的内容与方法》[16]，刊发在《教育杂志》第18卷第9-10期。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所得，并参酌二十余校的课程，设置了一个图书馆学教学方案，包括图书馆概论、图书馆原理大纲、图书馆行政学、图书馆实习、图书选择法、图书分类学、图书目录学、图书参考法与学术研究法等9大内容。其中，图书馆概论涉及图书馆学通论、学校图书馆、组织法、管理法、编目分类法、阅览指导法、利用图书馆方法、图书馆略史等，图书馆原理大纲包含图书馆哲学、图书馆与教育、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与社会、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服务论、图书馆种类等，图书馆行政学囊括组织法、购订法、建筑、设备、管理法、文件保管法、打字法、社会调查、图书馆调查、图书馆广告术、图书馆法令、书业学、图书流通法、图书典藏法以及各类型图书馆管理法，图书选择法、图书分类学、图书目录学、图书参考法与学术研究法等内容体系也相当的完备。从杜氏的图书馆学课程体系，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4.3 形成图书馆学学术平台
古代学者在读书治学过程中逐渐积累并适时总结藏书管理经验，这就是古代校雠学说研究的惯用模式。近现代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出现以后，图书馆学研究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国形成了以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协会组织、图书馆学期刊乃至图书馆学交流为核心的学术平台，还兴起了除学校开办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或设置图书馆学选修课程之外图书馆学社会教育。诸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夏期图书馆学讲习会（1919）、广东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1922年）、南京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图书馆讲习班（1923年）、成都暑期图书馆演讲会（1924年）、河南开封小学校教员讲习会（1924年，设立了图书馆管理课程）、上海圣约翰大学海氏图书馆讲习会（1924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暑期学校图书馆学组（1925年）、东吴大学暑期学校图书馆学组（1926）、湖北教育厅暑期图书馆学讲习所（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暑期图书馆讲习班（1928年）、江苏省社会教育学院（1930年，开设了暑期民众图书馆课程）、安徽省立图书馆专班（1930年）、山东民众教育馆图书馆讲习会（1932年）、河北教育厅图书馆讲习会（1932年）、成都图书管理员讲习班（1941年）、国立中央图书馆图书馆学补习班（1942年）、台湾教育厅图书馆学演讲会（1948年），以及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设图书馆学科（1937年）、上海中华图书馆服务社函授学校授图书馆课程（1939年）、上海文化函授学校添设图书馆学系（1947年）等[34-35]。1920年以后，几乎每年都举办图书馆学讲习会、训练班及函授教育。毋庸置疑，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与培训提供了难得的学术交流平台。
图书馆协会是图书馆的行业组织，开展了业务协作、经验介绍、学术交流等活动。1918年12月，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因经费困难，无法开展活动而停顿[38]。1924年3月，北平图书馆协会诞生，有团体会员20个，个人会员30个；同年6月，上海图书馆协会接着成立，有团体会员30个，个人会员80人。此后南京、天津、苏州、济南、浙江、广州等地相继成立图书馆协会，全国各地图书馆协会约有25个[39]。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5年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期刊纷纷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图书馆学学术交流，尤其是《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与《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备受学者关注。当时图书馆学国际交流卓有成效，如韦棣华、克乃文、鲍士伟与莱爱尼等纷纷来华，而沈祖荣、胡庆生、杜定友、刘国钧等则出国求学。韦棣华曾经四次代表中国出席美国和英国的图书馆协会会议：1907月5月参加美国图协29届年会，1924年6月参加美国图协46届年会，1926年10月和裘开明等四人参加美国图协50届年会，1927年参加英国图协50届年会并使中国成为倡导成立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委员会（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前身）的十五个国家代表之一[40]。1925年底，中华图书馆协会特委托刘国钧为代表，出席美国图书馆协会1925年年会[41]。1929年6月15日至30日，国际图书馆第一次大会在罗马召开，沈祖荣代表中国参加会议并于会后参观与考察了10多个欧洲国家的图书馆。作为国际图联的发起单位之一，中华图书馆协会1936年再次派人出席会议并参与讨论。正是通过各种频繁、密切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民国期间我国图书馆学跟上了世界图书馆学发展的步伐。
5 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演进的目标
5.1 创立“大众的图书馆学”
古代文献管理与利用的特权为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所垄断，“学统王宫”之时史官独家专享“文献权”，“学在四夷”之时士大夫阶层参与分享“文献权”。对普通民众来说，读书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更有目不识丁者连名字都不会写。显然，古代图书馆只是“鸿儒”聚集之所——统治阶级以及士大夫阶层的读书天堂，决非“白丁”往来之地——一般社会公众不能也不必进出的文化禁区。当时图书馆用户是谈经论道的读书人，而图书馆管理官员及图书整理人员则是享有崇高地位的饱读之士。中国古代秘阁（国家图书馆）职员的社会地位较七品官吏要高，所谓“一经此职，遂为名流”[42]。古代图书馆通常“不向社会开放”，并形成“重藏轻用”的管理理念。无论是图书馆的利用，还是校雠学说的传承，都与普通劳苦大众没有关系。校雠学被誉为“读书治学入门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读书引导之资”，其目标就是培养博古通今的士大夫。古代藏书楼“惠嘉士林”的根本宗旨，决定了其为上流社会服务的基本职责，更决定了校雠学说是一种知识精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论体系。古代图书馆实乃士大夫“研讨学术”之“治书”场所，因而基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雠学说”必定是“精英图书馆学”或“贵族图书馆学”。 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渐次兴起，实际上既是欧美图书馆学思想不断传入的直接产物，又是欧美图书馆学理论生根发芽的前提条件。近代中国不仅涌现面向社会公众的图书馆，而且出现面向普通民众的图书馆学。随着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受到人们认可，专家学者纷纷从社会角度审视图书馆事业，并初步形成“大众化”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他们高度肯定图书馆的民众共享特征，提出“民众对于‘公有’和‘公用’的图书馆，自然有应享的权力，也有应尽的义务”，前者包括使用权、监察权、建议权、请愿权，后者主要是纳税义务、守法义务、尚公义务[26]。正如李小缘所言：“公共图书馆乃人民之公共产业”，既可“人人得而管理之”又能“不出资而利用之”[43]。近代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普遍兴起，适合大众阅读的普及读物接连增多，前往图书馆阅读的普通民众持续增加，突破传统桎梏的图书馆管理技术与服务方式不断出现。传统书斋式的“校雠学说”面临难以逾越的困境，西方大众式的图书馆学获得广泛传播的时机。因此，20世纪初我国图书馆学的变革与转型，就是要从士大夫阶层的“校雠之学”转变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大众图书馆学”。
5.2 发展“科学的图书馆学”
校雠学说是古代图书馆工作经验持续积淀的产物，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等于一体。古代学者极其崇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理念，而非常轻视图书加工、整理、修补等“雕虫小技”。因此我国古代有关“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异常发达，而有关“图书管理”的职业技能甚为浅薄。近现代欧美图书馆普遍向社会开放，图书采访、分类、编目、典藏、服务等活动是图书馆业务工作之重心。于是，我国以前备受冷落的藏书建设、文献加工与读者服务，就成为了馆员必备的职业技能、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及专业教育的基本内容。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日新月异，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支撑与指导。相对西方图书馆管理技术与工作方法而言，校雠学说因难以满足新型图书馆的业务要求而被贴上落后与保守的标签。随着新式图书馆的创办与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传入，传统校雠学说受到了巨大的冲击。1909年，孙毓修开始撰写《图书馆》，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图书馆知识，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校雠学的范围。1926年，洪有丰提出：“图书馆对于图书，若何处理；对于阅览者，若何指导；以及一切事业，若何推广，若何改进。研究其原理，而应用适当之方法，此种学术，是谓之图书馆学。”[44]因此，在“西学东渐”的大潮流之中，校雠学说被视为“非科学”或“前科学”也就在所难免了。
清末以来，我国图书馆学不可避免地打上欧美之烙印。从四部法到杜威十进分类法，从书本目录到卡片目录，从封闭看守到开放借阅，从收藏儒家经典到收藏科技书籍，从单个图书馆管理到图书馆事业管理等，西方图书馆学“实用至上”与“技术至上”的管理技能得到了充分应用。1919年秋，戴志骞自美归国后对清华图书馆进行全面改组，设置管理、中文编目、西文编目和参考4股，在图书馆界开创了设立参考部门的先河[45]。20世纪初，在美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影响下，古代面向统治阶级的“资治”活动终于扩展到面向普通民众的“参考咨询”。我国图书馆学开始从传统治学方法转向技术应用层面，全面吸收诸如卡片目录、开架借阅、巡回服务、馆际互借以及十进分类法等西式图书馆技术与方法，从而迈向所谓的“科学图书馆学”。教会团体与传教士纷纷创办教堂、学校与医院等，并在其附设的图书馆中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与业务技术，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随后，沈祖荣、戴志骞、杜定友等留洋学者相继归国，将国外图书馆发展经验与图书馆学学科理论介绍给广大国民，进一步促进了“科学图书馆学”的发展。文华大学图书科等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仿照美国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开设专业课程，促使图书馆学在大学学科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培育了一批坚持“科学图书馆学”的薪火相传之人。西方图书馆管理理念、技术与方法的广泛传播，促使“科学图书馆学”大行其道。
5.3 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
古代校雠学到底怎样转向近代图书馆学呢？是对传统校雠学的修修补补，还是“言必称希腊”的全盘西化？梁启超早年积极呼吁创立图书馆“开启民智”，1917年底退出政坛后潜心学术研究，从而又以学者身份体验了图书馆的重要性。他终生与“大书藏”、“藏书楼”及“图书馆”打交道，在图书馆学原理、目录学和辨伪学等方面颇有建树，曾身兼松坡图书馆馆长（1923）、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1925）和北海图书馆馆长（1926）等三职，为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古代校雠学迈向近现代图书馆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学科发展路向上，梁启超曾经做出了十分明确的阐述。1925年6月2日，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长梁启超发表演说，强烈呼吁建设“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无疑”的“中国的图书馆学”[15]。他对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主张在广义目录学（传统校雠学）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学思想，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自从“中国的图书馆学”命题提出来之后，众多学者孜孜不倦地思考与探索，力图开创一条颇具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学科发展之路。
民国图书馆学家拚弃激进的“全盘西化论”，主张继承古代校雠学说的合理内核与引进西方图书馆学的先进思想。杜定友指出：“没有一所外国图书馆学校能够养成全面的图书馆学者，以应中国图书馆用的”；“中国图书馆有中国的特别情形、特别应用，不是把外国的东西贩运过来，就可以用的。”[16]刘国钧认为西方图书分类法无法适合中国古书的分类，以及欧美著者目录与传统书名目录各有所长，因而希望通过新图书馆运动来解决图书馆事业中的问题。正如他所言：“本新图书馆之原理，以解决中国特有问题之趋势，已皎然可见。”[46]在传统图书馆学思想的继承方面，梁启超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整理中国的书籍要研究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也要掌握我国校雠学（广义目录学）的知识”；“用四部分类法分现代书籍固然穷屈不适用，但用杜威十进分类法分中国书籍，其穷屈比四部更甚”；“中国古代编目中的优良传统要继承下来，如章学诚倡及的‘互注’、‘别裁’的方法，就可以施用于新的书目编制中去”；“中国古代有编纂大型类书的文化传统及好的经验，新式图书馆要加以发扬”；“图书馆管理人才的养成，不能光靠一所图书馆学校，要在大图书馆里设立学校，一面学理论一面从事学习[4]。事实表明：发扬光大传统的校雠学说，借鉴吸收西方的图书馆学，是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正确选择。 6 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演进的启示
6.1 坚持图书馆学的本土化
近代“西方文明中心论”一度甚嚣尘上，国人往往非理性地批判传统文化。不少学者激进地提出“废孔学”与“废汉字”，甚至声称：“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汉字不灭，中国必亡”！[47]这种偏激态度一方面扫除了西学传播的障碍，另一方面产生了传统文化断裂的教训。20世纪初，图书馆学研究亦存在“西化”倾向：一二十年代学日本，三四十年代学欧美[48]。这导致人们“对自己民族图书馆学优良传统的无知、偏见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西方图书馆学的学术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的丧失”[49]。校雠学是我国传统的“治书之学”，是古代学者“读书治学”的思想积淀。其实，我国近代“向社会开放”与“藏用并举”的图书馆，并非完全是西方图书馆的翻版；古代“惠嘉士林”的各类“开放式”的藏书楼，就跟西式图书馆类似与相通。由于受到不同文化体系的影响与制约，图书馆学必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校雠学说实乃中华民族的一大思想瑰宝，贡献了图书馆学发展的另类方式，展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民国学者主张消化吸收欧美图书馆学，并结合实际改良“中国的图书馆学”。杨昭■曾经指出译著“只合于图书馆员参考，不足供一般人研究”，“只可供应用不能示提倡”，“只能供参考，不能资比较”[18]。因此，他极力主张以编书取代译书，从而将“合理借鉴”与“推陈出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沈祖荣、刘国钧、杜定友、王云五、皮高品等的仿杜、改杜、补杜与辅杜的分类法，杜定友、王云五、赵景源等学者根据西方原理创造的汉字检字法，以及图书馆学教学中东西方并重的图书馆学课程等，都是将传统校雠学与西方图书馆学结合的典范。
我们对待传统的校雠学说，必须拚弃一无是处的虚无主义或盲目夸大的自恋情结。针对校雠学说日渐式微与图书馆学过度西化之不良倾向，梁启超、杜定友、刘国钧等学者采取“两相融合”的正确态度，梁氏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开幕式上公开呼吁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尽管当时欧美图书馆学表现极其强势，但传统校雠学说依然显现出独特作用。譬如，古籍分类不宜使用西式分类法，却适合采用传统四部分类法；汉字排检法不可能在西方图书馆学中找到解决办法，却可以在传统字词排列中得到启发；古代“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类书，萌发了采用“主题法”编排组织的质朴思想；传统目录中的“解题”体现了“辨考”思想，姚名达亦说其优于西方目录。毛坤撰文《图书馆的中国化问题》[50]，探讨我国图书馆事业本土化发展途径。西方图书馆界极其重视经验、技术与方法等，长期偏颇地将职业技能与工作方法当作关注焦点，难怪乎其图书馆学长期陷入是“术”而不是“学”的论争。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抛弃传统校雠学思想，效法西方图书馆管理的技术方法，似乎建立了“科学的”图书馆学，但实质上不仅割裂了古代“治书之学”的精髓，而且导致了当前图书馆学发展的困境。显然，过分贬低传统的“校雠学说”，取而代之以西方的“图书馆学”，我国图书馆学未免“科学化”过了头。清末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必须时时“殷鉴”的宝贵财富。因此，“中国的图书馆学”必须承继校雠学说，坚持走一脉相传的“本土化”道路。
6.2 融入图书馆学的世界化
文艺复兴、印刷术改进与工业革命接踵而至，欧美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纷纷问世，“向社会开放”与“藏用并举”的图书馆观念日益普及。清末民国时期，西方图书馆学对我国影响极其深远，除宏观的图书馆“开放”思想之外，微观的图书馆“经营”方法也得到广泛应用。其中，分类方法、卡片目录、读者服务及参考咨询等，都借鉴了西方图书馆界的管理技术。当然，盲目跟风的照搬方式不可取，而甄别借鉴后的创新模式则倍受欢迎。1876年，杜威十进制分类法难以兼容中文书籍，国内学者根据其原理编制了一系列仿杜、改杜与补杜的分类法。1928年，沈学植认为“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工作的图本；图书馆工作，是图书馆技术的材料”，但图书馆学“当然不仅研究技术而已”，还应有“理论上的探讨”[51]。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消化吸收，同样包括技术与理论或应用与理论这两个方面。梁启超中肯地指出：“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有许多不相同之点”，“从事整理之人，须要对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15]。由此可知，从传统校雠学到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并非古代校雠学说与西方图书馆学之间简单的二选一，而是如何让传统校雠学与欧美图书馆学有机交融形成“中国的图书馆学”。
近现代西方牢牢把握世界学科发展的话语权，其图书馆学的光环效应同样令人眩目。现代化和全球化从某个方面来说就是西方化，清末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的发展成就，无疑跟西学东渐有极其重要的关系。我们不能抹杀西方图书馆学的推动作用，当然也不能忽视传统的校雠学说的积极贡献。东西方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中，“治书之学”的具体方法及其思想体系总有诸多相异之处。西方图书馆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图书馆学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用西方的公共图书馆制度改造中国的藏书楼体制，如何将西方图书馆学这种“新知”与中国传统的校雠学这种“旧学”实现对接[4]。尽管各国国情差异很大但图书馆学的基本原理都是相通的，所谓“科学无国界是也”！沈祖荣说过：“图书馆学为属世界性的科学，无畛域之分，无种族之异。”[52]中西文化各有所长，“相得”才能“益彰”。中国传统校雠学是“治书之学”的思想宝藏，值得充分的挖掘与承传；西方图书馆学说不能全盘照搬，而应当兼顾国情进行合理的借鉴。传统校雠学说必须接纳与融合西方图书馆学，才能真正完成迈向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只有坚持图书馆学的“世界化”，中国图书馆学才能跟上世界图书馆学的发展步伐，并为世界图书馆学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6.3 拓展图书馆学的生长点 民国图书馆学家绝不是一味地鹦鹉学舌，而是提出了许多新颖独特的理论见解。他们疾呼继承传统文化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编制适合中国国情的图书分类法，制定符合中文图书的编排方法，还贡献了独创的“要素说”与“比较图书馆学”等理论学说。“要素说”是民国图书馆学界反复阐释的图书馆学理论，最早可追溯到1921年刘国钧主张的儿童图书馆必要的三种要素——“合法的设备、适宜的管理员和正当的书籍”[53]。此后，1923年杨昭■之“三要素”、1925年梁启超之“两要素”、1927年杜定友之“三要素”、1929年陶述先之“三要素”、1929年陈颂之“三要素”、1932年杜定友之“三要素”、1934年刘国钧之“四要素”等相继登场，系统地揭示了图书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要素说”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它厘清了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使我们从感性上更加全面地把握图书馆，进而在理性上摸清图书馆发展的规律”[54]；“在理论上已经超越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大多数西方图书馆学家，可与此时美国巴特勒的理论并列”；“作为图书馆学理论中的一朵奇葩”，它“使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列于当时世界前列”；“这种图书馆界原创性的理论”是“理性认识图书馆的一个飞跃”，“奠定了转型时期重大理论成果的地位”[55]。
从比较角度研究图书馆学，也是民国图书馆学家的一大贡献。比较图书馆学研究权威J. P. 丹顿提出：1954年美国蔡斯·戴恩发表的《比较图书馆学》和《比较图书馆学的益处》可作为研究比较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吴稌年认为中国图书馆界应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可以说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而根据丹顿“比较学三要点：具体的对照，多国度、多社会或多文化的因素，对已知差异的解释”来判断，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史上能够列入比较图书馆学研究的代表著作至少可有两部：1927年李小缘的《图书馆学》，1935年程伯群的《比较图书馆学》，此外1935年张宏书也发表了《比较图书馆》一文[56]。近代我国图书馆事业艰难前行的背后都蕴含中西对比之因素，“比较图书馆学”应时而生也就水到渠成了。“要素说”和“比较图书馆学”无疑是民国图书馆学的两大亮点，然而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此外，杜定友等学者紧跟世界图书馆学发展趋势，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处于领先地位。1933年，巴特勒提出“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社会机制，而图书馆则是将人类记忆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去的社会装置”[57]。不过，早在八年之前的1925年，杜定友就撰写《图书馆通论》，专设一章探讨“图书馆与社会”；1926年发表《图书馆学的内容与方法》，明确指出“人类没有记载，就没有文明、没有进步……图书馆学专门研究人类记载的产生、保存和应用”[16]；1928年刊发《研究图书馆学之心得》，进一步提出图书馆就是“代社会上一切人记忆一切”、“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58]其实，他们所说的“记忆”都是指人类知识，巴氏的“社会装置”也类似于杜氏的“公共脑子”。民国学者积极吸收欧美图书馆学养料，形成了原创性的图书馆学思想。
7 结语
文献是文化传承最重要的载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决定了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及校雠学说的无比繁荣。古代校雠学说迈向近现代图书馆学的演化，不是传统图书管理思想视域中固步自封式的自我陶醉，也不是西方图书馆学话语权下亦步亦趋式的简单复制，更不是校雠学说被彻底拚弃后另起炉灶式的全盘西化，而是本土校雠学说在西方图书馆学作用下的延续、嬗变与创新。我国近代“西式”图书馆学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初步形成，是“古代文化传承”和“近代西学东渐”相融合的产物与结晶。对于“中国的图书馆学”，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与正确的定位。黄宗忠中肯地认为“首先提出理论与技术或原理与应用相结合的图书馆学体系者是中国人，他们突破了19世纪欧美以技术方法为中心的图书馆学体系框架，使图书馆学体系更科学化”，“中国图书馆学体系的研究，大有创新，其思想与成果都超过外国人”。[59]纵观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化演化过程，我们不难得出中国图书馆学健康发展的基本路向：理性传承古代“治书之学”的内核，选择吸收欧美“图书馆学”的精华，不断拓展“图书馆学”新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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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龚蛟腾（1973-），男，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博士后，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图书馆知识管理、图书馆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