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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时节,《文化强国与语文教材改革》终于在作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完稿了。本书的写作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需要:一是反思的需要,二是研究的需要。
为什么需要反思呢?因为始于世纪之交的本轮课程改革至今已有15个年头了,语文教材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平心而论,这种变化并不大。本次课程改革,教材编制实行“一纲多本”。也就是说,教材的多样化既是课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课改的目的之一。现行语文教材的变化,最明显的标志则是单元的组织由原先单一的文体组元,毫无例外地改为采用人文主题(话题)来组元。因此,我们的语文教材同质性倾向十分严重,实际上只是做到了多本化,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多样化,即教材编写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多样化探索、多元化呈现的百花齐放的局面。从形式上看,用人文主题(话题)来组织单元似乎是一种创新,但人文主题并非只有语文学科独有。语文教材把单元的着眼点放在“人文主题”(话题)上,必然无法顾及语文因素之间的联系。温儒敏教授在《语文教学中常见的五种偏向》一文中,曾把这种“主题单元”批评为“缺乏梯度”。温教授指出,有的初中教材三年六册,费尽心思分列出诸如“家国情怀”“亲情歌吟”“生命礼赞”“品行善恶”“艺术感悟”“亲近自然”“时政聚焦”“科学之光”等二三十个单元。每个单元三四篇课文,都是按照主题类型来安排的,选文自然也主要从主题需要进行考虑,但对各单元之间本来应有的语文学习的逻辑递进关系,就难以照顾了。这样一来,任何一册语文课本,都打破了语文能力训练由浅入深的顺序;而不求系统性和知识连贯性的结果,又使课堂教学只能是随文讲授所谓的“人文性”。显而易见,通过这样的教材来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语文课程目标其实并不容易。
所谓研究的需要,实质上是深化语文教材改革的需要。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颁布是在2001年,其时,我国的文化强国战略尚未启动。2012年公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文化强国国家战略的呼应似乎也明显滞后。语文教材建设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它无疑负有特殊的作用。因此,如何使语文教材建设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由教育发展史观之,我们原本对语文教材的研究就不很重视,研究的成果也极其有限,如果仅靠原有的这些十分有限的认识来建设新教材显然无济于事,必须加强对新形势下语文教材的全方位研究。当下,无论是一线教师还是教材编辑,大家对语文教材建设的关注与热衷仍主要满足于对一篇篇所谓“好文章”的寻觅上,这当然需要,但远远不够。我们现时最缺乏的恰恰是对语文教材体系的研究和功能的开发(以往的所谓教材体系研究,多数也仅仅是教材体例的研究)。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知识,往往不在于其产出的量,而在于其是否成‘体系’,唯有成体系成建制的知识,才能推广和扩散;零星散乱、支离破碎的知识,即使量再多,不成体系,那么也很容易被别的知识体系所击溃、吸纳或收编。”(苏长和《学术评价体系建设的国际借鉴》,载《人民论坛》 2012年第12期)本书的研究旨在为探索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语文教材体系建设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当然,无论是反思与研究,本书的立足点在于文化,这是不同于一般语文教材研究著述的区别所在。
大家知道,近年来语文出版社针对语文教学中假语文泛滥成灾的现象,正在开展一场关于真语文的全国性大讨论。本书的写作,换个视角看,也是探索真语文教材建设之路,意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语文教材文化。如果本书的出版能引起语文教材建设者和出版者的共鸣,进而能为莘莘学子切实提高文化素养奠定坚实的语文基础,则幸莫大焉。
为什么需要反思呢?因为始于世纪之交的本轮课程改革至今已有15个年头了,语文教材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平心而论,这种变化并不大。本次课程改革,教材编制实行“一纲多本”。也就是说,教材的多样化既是课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课改的目的之一。现行语文教材的变化,最明显的标志则是单元的组织由原先单一的文体组元,毫无例外地改为采用人文主题(话题)来组元。因此,我们的语文教材同质性倾向十分严重,实际上只是做到了多本化,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多样化,即教材编写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多样化探索、多元化呈现的百花齐放的局面。从形式上看,用人文主题(话题)来组织单元似乎是一种创新,但人文主题并非只有语文学科独有。语文教材把单元的着眼点放在“人文主题”(话题)上,必然无法顾及语文因素之间的联系。温儒敏教授在《语文教学中常见的五种偏向》一文中,曾把这种“主题单元”批评为“缺乏梯度”。温教授指出,有的初中教材三年六册,费尽心思分列出诸如“家国情怀”“亲情歌吟”“生命礼赞”“品行善恶”“艺术感悟”“亲近自然”“时政聚焦”“科学之光”等二三十个单元。每个单元三四篇课文,都是按照主题类型来安排的,选文自然也主要从主题需要进行考虑,但对各单元之间本来应有的语文学习的逻辑递进关系,就难以照顾了。这样一来,任何一册语文课本,都打破了语文能力训练由浅入深的顺序;而不求系统性和知识连贯性的结果,又使课堂教学只能是随文讲授所谓的“人文性”。显而易见,通过这样的教材来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语文课程目标其实并不容易。
所谓研究的需要,实质上是深化语文教材改革的需要。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颁布是在2001年,其时,我国的文化强国战略尚未启动。2012年公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文化强国国家战略的呼应似乎也明显滞后。语文教材建设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它无疑负有特殊的作用。因此,如何使语文教材建设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由教育发展史观之,我们原本对语文教材的研究就不很重视,研究的成果也极其有限,如果仅靠原有的这些十分有限的认识来建设新教材显然无济于事,必须加强对新形势下语文教材的全方位研究。当下,无论是一线教师还是教材编辑,大家对语文教材建设的关注与热衷仍主要满足于对一篇篇所谓“好文章”的寻觅上,这当然需要,但远远不够。我们现时最缺乏的恰恰是对语文教材体系的研究和功能的开发(以往的所谓教材体系研究,多数也仅仅是教材体例的研究)。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知识,往往不在于其产出的量,而在于其是否成‘体系’,唯有成体系成建制的知识,才能推广和扩散;零星散乱、支离破碎的知识,即使量再多,不成体系,那么也很容易被别的知识体系所击溃、吸纳或收编。”(苏长和《学术评价体系建设的国际借鉴》,载《人民论坛》 2012年第12期)本书的研究旨在为探索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语文教材体系建设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当然,无论是反思与研究,本书的立足点在于文化,这是不同于一般语文教材研究著述的区别所在。
大家知道,近年来语文出版社针对语文教学中假语文泛滥成灾的现象,正在开展一场关于真语文的全国性大讨论。本书的写作,换个视角看,也是探索真语文教材建设之路,意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语文教材文化。如果本书的出版能引起语文教材建设者和出版者的共鸣,进而能为莘莘学子切实提高文化素养奠定坚实的语文基础,则幸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