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材中有不少老课文，虽历经几十年社会文化变迁的风雨，受过多次教材课文调整的冲击，都顽强地“生存”下来，屹立不倒，并且依然勃发着郁郁生机。这些经典的文本，给了数代中学生精神上的滋养、智慧的启迪和文化的熏陶，成为整个民族文化宝库中共同的记忆。这些课文，虽为老井，波光依然粼粼;虽为旧矿，珠玉依然生辉。然而，令人尴尬的一个现状却是：我们的语文教育界对这些文本的解读似乎还“定格”在它们刚刚被选入教材的那个阶段，“药”不换，“汤”亦不换。毫不客气地说，课文解读尤其是经典文学作品解读的三个倾向（权威依赖倾向、标准化倾向、固化倾向）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这也是广大中学生轻视语文甚至厌恶语文的重要根源，它直接束缚了学生的发展，萎缩了语文老师的精神人格，更直接导致了语文学科在中学教学中事实上的边缘化。当我们的老师现在仍然站在讲台上义正辞严地批判“黑暗的沙皇专制统治”、批判“沙皇政府忠实的走狗鹰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的别里科夫的时候，是否可悲地意识到，自己已自觉或不自觉地钻入文本解读的“套子”里而无法自拔？
　　 按照文本解释学的观点，文本、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并不是一个认识与被认识的僵化的镜像反映的关系。文本一旦完成，它甚至“已不再属于作者，而属于广大读者”“根本不存在客观的文本，读者对文本有充分处置的权利”。因此，语文教学中文本解读的开放、灵活、有新意既是当前深化语文教学改革的需要，也是适应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表现。也因此，我们的语文老师完全应该钻出束缚我们心灵的“套子”，实现经典文本解读的创新求变，涅槃新生。
　　 一、挣脱“意识形态”的套子，从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经典作品
　　 建国以来，我们的文学教育长期被意识形态所笼罩。具体到文学作品的解读上，则坚持以“唯物史观和价值观”为指导，坚持“阶级分析”立场，构建“革命话语体系”。这样的解读，浸透在从文学作品的背景理解到作家创作动机乃至作品人物形象上。比如，一提到别里科夫，就是“狐假虎威，是沙皇反动统治的忠实走狗，实际充当了沙皇统治的帮凶”“他既是沙皇专制制度的鹰犬，又是牺牲品。既是凶恶可怕的卫道士，又是不堪一击的可怜虫”。这样的解读，既充满了不合时宜的陈腐气息，容易对学生造成思想上的误导。更由于其远离学生社会生活实际而带来的隔阂感，而造成“视界融合”的障碍。因而，破除意识形态之套，从人性的角度去解读文本，去把握人物性格特征，是经典焕发活力的重要路径。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因此，从人本身的特性去观照和理解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就会有新的发现。比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认识到，文中的别里科夫是一个存在严重心理疾病的人，“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他的睡眠不好“房里又热又闷，风推着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叫，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怕小贼溜进来。他通宵做噩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他存在社会交往障碍，“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并排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他甚至有迫害妄想“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了，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指导学生阅读上述文字，让他们感受和体会心理问题带给主人公别里科夫生活和工作的烦恼和痛苦，探究心理疾患的危害和治疗的方法。并且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我若是别里科夫的同事，我可以怎样跟他谈话沟通，使之摆脱巨大的心理阴影？如果从这个角度切入文本，既能促进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又有助于发展学生的言语表达能力。
　　 二、挣脱“时代背景”之套，寻求文本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
　　 大多数情况下，对经典文学作品的学习，老师先要为学生介绍“时代背景”，以此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这种方式背后所隐藏的哲学观念即是“作者中心”的原型分析和原意追寻。这种方式，显然是高效并且较为“客观”的。然而，这种模式也带来了两大问题。
　　 一是旧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先入为主”式的背景分析。如初中语文教材《海燕》的写作背景就一定是“高尔基写这首诗是在1901年俄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前夜，当时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沙皇反动政府加紧了对人民的镇压，正是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时候。”而《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写作背景就是“19世纪末期，俄国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工人运动逐渐展开，马克思主义已在全国传播，工人阶级的政党正在形成，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形势，沙皇政府极力加强反动统治，疯狂镇压人民，在全国造成了阴沉郁闷的气氛。这种专制统治剥夺了人们的自由。而且沙皇政府到处都有耳目，老百姓稍有越轨，就会遭到无情的迫害。沙皇政府的忠实卫道者，也极力维护沙皇的反动统治。他们死守着旧有的陣地，仇视和反对一切新鲜事物。这种人不仅出现在官场，而且也出现在知识界……”这样的时代背景分析，必然会对读者在文本解读上形成强烈的暗示乃至明确的引导，使之对于文中的人物形象产生简单的“即友非敌”“非好即坏”的认识，对文章的主旨进行粗略的“非歌颂即批判”的归纳，最终陷入低层次的“二元对立”思维和粗糙粗暴的“批判斗争”思想，甚至造成学生价值观的扭曲。
　　 二是拘执于作品特定的时代背景。这种以“时代背景”为笼作茧自缚的心态，既限制了作品的思想价值，也造成了读者的疏离感。对《装在套子里的人》的解读，如果只是局限在19世纪的沙皇俄国时代，则其意义也将非常有限。而如果我们能够淡化本文的时代背景，甚至将其置于现代社会进行观照，那可以发掘的“焦点”就会很多。比如婚恋问题，这是对别里科夫影响最大甚至最终导致其死亡的一个事件。但一开始的时候，男女主角之间其实是互有好感的。不仅“华连卡开始对我们的别里科夫明白地表示好感了”;就连我们一贯沉默如闷葫芦般的男主人公别里科夫，都吃力地在华连卡的弟弟科瓦连卡面前承认：华连卡是一个“跟您和我都有密切关系的人”。然而，他们的关系最终以惨痛的悲剧结束：别里科夫在痛苦中死去，而华连卡“当棺木下了墓穴时，她大声哭了一阵”（小说原文）。对于内心的感情如何勇敢去表达，而不是老想着用“正人君子”的套子去伪装;对恋人性格行为如何在“求同存异”中主动包容;失恋之后如何自我调适，及时走出阴影……这都是从小说中可以去探究的富有“现代”色彩的话题。 　　 三、挣脱“单向阐释”的套子，鼓励生成多元解读乃至逆向解读
　　 引导学生解读文本的过程，同时也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过程。《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强调“发展思维品质，增强思维的深刻性和批判性”。对于经典文本的解读，老师既应力求避免“权威至上”，以专家、学者的观点为圭臬;又应转变“唯我独尊”的思维方式，避免以自己对文章的理解强加于学生，大搞文本解读上的“一言堂”“教学法西斯”。相反，在当前语文教学受急功近利的应试文化严重影响，师生都在汲汲追求“标准答案”“正确理解”的教育大背景下，更应有勇气、有正确的方法来引导和培养学生多角度解读文本，形成“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一”的思维品质。
　　 老师应鼓励学生质疑。敢于质疑是个体独立思考能力形成的基础条件。通过质疑，我们也许会发现更多值得思考的东西。比如本文中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曾不无自豪地说：“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似乎以此来标榜自身相较于别里科夫在道德上的優越感。然而，如果仔细阅读文本，敢于质疑，那么，这些所谓的“有思想的”“很正派”的老师们，形象怕未必有那么美好了：正是他们中的“促狭鬼”所画的戏弄性的漫画，给了原本就极为内向和保守的别里科夫心灵上莫大的伤害：“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他的嘴唇发抖了”。尽管会有人说，这只不过是别里科夫心胸过于狭窄而已。但是，明知该同事性格保守，胆小怕事，仍要兴风作浪，造谣生事，而且唯恐不大，“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教师们、神学校的教师们、衙门里的官儿，全接到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一份。”则其情可恶，其心可诛了。孔子曾处理过这么一个小事情：“孔子将行，雨而无盖。门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恡于财！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矣。’”（《孔子家语》）相形之下，德行高低也就不言自现了。甚至，当别里科夫卧床一月，我们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前去探望和宽心疏导的行径。有的，仅是当主人公去世之后，他们如释重负般“大快人心”“快活”但又努力伪装出一副“忧郁和谦虚”的假面。此处看不到任何“正派”“道德”的温情，有的仅是人情的冷漠甚至仇视。更有甚者，从原文我们甚至可以知道，这些“古道热肠”，热心为别里科夫张罗婚事的同事们真实的心理却是“在我们省，人们出于无聊，什么事干不出来呢？干了无数不必要的蠢事！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却没人去做。哦，就拿这件事来说吧，既然我们很难设想别里科夫会结婚，我们又为什么突然之间头脑发热要给他做媒呢？校长太太，督学太太，以及全体教员太太全都兴致勃勃，甚至连模样都变好看了，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生活的目标。”这些穷极无聊的人们，他们其实都是一群看客——一群有意制造“笑料”并等着看笑话，精神庸俗空虚甚至别有用心的看客而已。
　　 教师要鼓励学生多向解读。一部作品，尤其是经典文学作品，它的研究路向必然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不可能像数学题一样，只有一个解。如对于文学经典《红楼梦》，鲁迅就曾说过：“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从这篇课文来说，我们所能探究的角度，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心理问题”“婚恋问题”之外，“教师的职业性格”“保守与前卫的平衡点”“告密人格”等都可以成为我们切入的有效路径。就拿“教师的职业性格”这一点来说，事实上，在外人看来别里科夫那些个很可笑的谨小慎微、固执保守、死要面子、内向封闭等“毛病”，长期从事教师职业的人哪一个人身上能没有？别里科夫的形象只不过是教师“职业病”的一个夸张的缩影而已。社会对教师精神人格过高的期许、学生管理的巨大压力、教师较高文化素养所形成的群体自身强烈的社会示范意识和固守规范的原则性，这也许才是别里科夫式教师层出不穷的根源吧。只有冷静分析，客观看待，而不是一味指责嘲笑，我们对于别里科夫的人生悲剧才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也才会由单纯的“批判揭露”中读出作者不易为人所察觉的悲悯情怀。
　　 再如，文中主人公别里科夫的“告密人格”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这个人物张嘴“必须把这次谈话内容的要点向校长报告”，闭口“校长会说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既是专制社会中的“报告机器”，又是惶惶不安的受害者。这种现象在半世纪前的中国曾经盛极一时，相信现在五十岁以上且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陌生：同事之间相互揭发、社员之中互相检举、甚至父子互揭、夫妻反目、向组织“交心”……在社会逐步进入现代化的中国，如何清除专制社会治理背景下的“毒瘤”，营造一种健康规范的社会生活氛围，或许是透过可笑可鄙的别里科夫形象，全体中国国民应该深思的问题……
　　 文学经典的最大的魅力应该在于其思想的深刻性和阐释的多义性。文学大师在逝去的时代里为我们营造了一座座美妙的文本解读的迷宫。而引导正处在思想逐渐形成的中学生们摆脱照本宣科式的“定点投篮”，并且曲径通幽，在多样的探寻中感受思考的乐趣，形成独立健康的人格，最终挣脱“套子”的束缚，破茧化蝶，这才是我们的语文教学真正走向成功的表现。
　　[作者通联：西安市铁一中滨河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