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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珊，原国际新闻社社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世纪之交入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传媒中的世纪女性》。
抗战时期著名记者孟秋江（1910-1967，原名孟可权）是我的六爷爷。2010年4月，我和林珊约好，16日去看她。她住在北京东方太阳城，我到达已是中午12时半过了。林珊正在午休，她关照小保姆料理我的午餐。
大约过了20分钟，房门开了，随之而来的是清脆爽朗的声音：“知道你来，我很高兴。我能见到常州来的秋江的后代，真是太好了！”她端详我一会儿说：“像！”意在我和孟秋江像。
92岁的林珊身材匀称，皮肤白皙细腻，头发花白光泽很好，能够想象出她当年的俊俏模样。“我叫您阿姨好吗？”“随你怎么称呼，我见到你很高兴。”她的热情把我的陌生和拘谨一扫而光。那是我第一次拜访她，之后，我又几次专程去北京，听她谈我的六爷爷孟秋江和他的战友。
“秋江是我的老师”
早在抗战初期，林珊就投身战地服务工作，同著名爱国青年刘良模等一起活跃在战场。她到桂林后，由胡愈之引荐加入了国际新闻社。
林珊阿姨说：孟秋江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终身受用。
1940年初，我被派往国新社工作，首先见到的领导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记者孟秋江。他个子高高，很注重仪表，非常和善。他向我介绍国新社的内部组织，即编辑部、采访部和经理部，每个部门只有三至四个专职人员，人少事多，工作都非常紧张。我说我没有做过新闻工作，做个总务内勤吧！“不，你到采访部工作。”孟秋江果断地把我推上了外勤岗位。
国新社的新学员首先要接受正确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教育，然后专业培训，其中包括采访线索，采访技巧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炼，我采写的报道《孤岛女战士》，因及时揭露了汪伪特务杀害抗日女战士茅丽瑛的卑鄙行径，在社会上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我们的新闻发稿工作往往抢在国民党之前。10月底的一天，孟秋江从城里匆匆回来，得知日寇在桂南被打退，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将亲自率队接收南宁，孟秋江要我随部队去采访，并且马上出发。我从来没有跟随部队采访过，既高兴又怕完不成任务，心情非常复杂，孟秋江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他告诉我已经为我作了安排，顺手把一张当晚到柳州的车票给了我。到达张发奎部队驻地后，他的秘书左洪涛热情接待了我，看得出来，孟秋江事先已经和他打过招呼。我说明来意后，他帮我找了个客栈休息，给我拿来一套小号的旧军装和一些关于收复南宁战役的资料。翌日，我被安排在一辆吉普车上跟着张发奎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去南宁。一路行进很顺利，但是快到南宁时，一段公路被日军撤离时破坏得非常厉害，汽车无法通过。部队设法找来一群马匹。我从来没有骑过马，要骑着马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行進，对我来说是严峻的考验。看我个子小，左洪涛特地叫下属牵来一匹小马，派一个士兵教我并帮我骑上马背，还牵着马走了一段路。我记住要领壮着胆，独自骑上战马跟随部队行进。
我是第一个到达收复后的南宁的女记者。我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我以南宁地区“义民”抗击日寇占领为题材，写了大量报道，希望用活生生的事实告诉全国同胞，一定要坚持抗战和团结，反对投降和分裂。
回到国新社，孟秋江带领同志们隆重热烈地欢迎我，黑板报上以醒目的通栏标题写了表扬我的文章。这次长途跋涉虽然辛苦，我的心里却很温暖。
我的采访文章，国新社在第一时间编发。1940年，日本侵略者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疯狂“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同时又勾结“汪伪”向蒋介石政权“诱和”，千方百计破坏国共合作。那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十分恶劣，孟秋江一个人主持桂林国新社的工作，肩上的担子非常重，既要密切注意不断变幻的政治气候，还要设法寻找维持国新社正常运行的费用和社员们每天的生活开支。1940年下半年，孟秋江得知新知书店将要支付给我丈夫吴大琨（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香港基本法起草者之一）一笔稿费，数目比较大，征求我意见能否借用？我一口答应全捐给社里，因为我看秋江太辛苦了。
说到孟秋江和范长江的关系，林珊说道：“孟秋江和范长江早期同是《大公报》的著名记者，活跃于华北战场，后来又同是桂林国际新闻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他们之间不是兄弟胜似兄弟，革命的友谊很纯洁。如果说，国新社是一个大家庭，那么，长江是父亲，秋江就是母亲；如果说，国新社是一个事业，那么长江是创业者，秋江就是守业者。”
初次相见，林珊阿姨赠与我两本书，一本是她的著作《悠悠往事——我的传媒工作回顾》，另一本是她丈夫吴大琨的著作《白头惟有赤心存——风雨九十年琐记》。我对阿姨说：“以后我会用到您书中的一些内容。”“随你怎么用，我都同意。”
这次，我们聊到下午4时半。离别时，阿姨硬要给我10元车费，我拗不过她，心想：也好，留个纪念吧！（人民币10元，2005年版，号：GX90166689）至今，我还保存着林珊阿姨给我的10元钱。
当天晚上，我用酒店的信笺记录下温馨的一幕，可惜把“珊”写成了“姗”。
孟秋江和《文萃》烈士
2011年5月，我再到北京。林姗阿姨还是那么爽朗：“其实我很想看到你，但我又怕见到你，你和秋江像，看到你我就会想起秋江，想起秋江我会难过，我会难过好几天哪！秋江人好，我心里一直尊敬他。”
林珊阿姨沉浸在回忆中：“孟秋江领导国际新闻社坚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抗日、团结、民主。要求国新社社员和报业同行一同采访，把信息和他们分享，结成抗日联盟。1945年10月，党派孟秋江领导创办了《文萃》杂志上海版，11月又建立了《文萃》杂志北平版。陈子涛原是《广西日报》的采访部主任，我曾经和他一起采访过，他思想进步，朝气蓬勃，年轻有为。孟秋江亲自培养他，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文萃》困难的时候，坚定地接过《文萃》主编的重任。骆何民、陈子涛、吴承德都是孟秋江的爱将，陈子涛和吴承德是秋江一手培养起来的，很有才华，很优秀。他们在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时候，留在上海坚持承办《文萃》，不幸被捕，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被蒋介石密令杀害（南京雨花台矗立着“陈子涛、吴承德、骆何民文萃三烈士”的墓碑）。 骆何民、陈子涛、吴承德是我在国新社的同事。想到他们，我很难过。之前秋江和我讲了几次，要我到《文萃》去工作，因为我孩子生病，就派吴承德去……”想起当年并肩作战的亲密同志已经和自己阴阳两隔，林珊阿姨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
我敬重林珊阿姨，为了缓解她的痛苦，我建議她穿花衣服和我合影，她会打扮，92岁漂亮依然。
这次见面，林珊阿姨又和我回忆起孟秋江派她随张发奎部队采访收复南宁的故事：“现在想起来真好笑。我明明是一个共产党的新闻记者，竟然在国民党的军队中那么自由自在，做事那么顺畅，哈哈！”
2011年10月，我在去上海的火车上，不经意间看到一位坐在我左前方的先生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左上方的一个标题赫然映入我的眼帘“张发奎身边的地下党”，我马上想到了“左洪涛”，便向这位先生借看。果然，文章第一小标题就是“张发奎的机要秘书（左洪涛）是地下党员”。我向这位先生要了这张报纸（《作家文摘》2011年7月1日第四版，纪实栏目）。回家后，我就把这一信息复印后寄给林珊阿姨，她在电话中对我说：“建英，你还不能停下来啊！把秋江的材料建完整，让我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真正的孟秋江。”
林珊阿姨最后的贡献
林珊阿姨在她的著作《悠悠往事——我的传媒工作回顾》中写道：“在那国难深重，民族垂危的年代，刚成年的我就在抗日救亡的峥嵘岁月中经受锤炼，是党的教育培养使我能在记者和新闻教育的岗位上略尽微薄的力量。如今，已进入21世纪，喜看祖国一片繁荣景象，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无数英勇的先烈，是他们浴血奋战铸就了今天强盛的祖国。”回顾过去，她情不自禁吟唱起最喜欢的歌“五月的鲜花”。
林珊阿姨一生坚持进步，和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结成伉俪携手奋斗，1939年，吴大琨代表上海各界人民率团慰劳新四军，被国民党关押在上饶集中营，林珊阿姨为了营救他，只身奔走了多年。1941年5月，林珊将要离开国新社，孟秋江介绍她到浙江吴觉农那里办刊，伺机营救她的丈夫。经过林珊的深入探访，多位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宋庆龄等尽力支持和多种协助，终于迫使上饶集中营当局释放吴大琨。
林珊夫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遭遇也十分坎坷。丈夫满怀激情从国外回来，却被怀疑“里通外国”，多年遭受审查，一家都处在逆境中。直到改革开放，林珊阿姨热爱新闻工作的愿望才得以实现，她研究外国新闻理论，致力于培育新一代新闻工作者，还完成了不少新闻理论著作，赢得了她应得的荣誉，世纪之交入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传媒中的世纪女性》一书。
暮年的林珊阿姨征得家属同意，办理了志愿捐献遗体的登记和公证，她说：“这将是我最后的贡献。”
2014年春，得知林珊阿姨病重住进医院，我决定去看她。3月31日，我带上整理好的我六爷爷孟秋江的材料从上海飞到北京，在阜外医院的病床上见到了她。病魔夺去了她的倩影。她不会讲话，也不认识人了，氧气瓶和点滴维系着她微弱的生命，看着阿姨命悬一线，我非常伤心，阿姨已不能看我带去的材料了。
2014年9月25日，林珊阿姨走了。我的耳边时不时会响起林珊阿姨的歌声：“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们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息……”
（作者系孟秋江侄孙女）
抗战时期著名记者孟秋江（1910-1967，原名孟可权）是我的六爷爷。2010年4月，我和林珊约好，16日去看她。她住在北京东方太阳城，我到达已是中午12时半过了。林珊正在午休，她关照小保姆料理我的午餐。
大约过了20分钟，房门开了，随之而来的是清脆爽朗的声音：“知道你来，我很高兴。我能见到常州来的秋江的后代，真是太好了！”她端详我一会儿说：“像！”意在我和孟秋江像。
92岁的林珊身材匀称，皮肤白皙细腻，头发花白光泽很好，能够想象出她当年的俊俏模样。“我叫您阿姨好吗？”“随你怎么称呼，我见到你很高兴。”她的热情把我的陌生和拘谨一扫而光。那是我第一次拜访她，之后，我又几次专程去北京，听她谈我的六爷爷孟秋江和他的战友。
“秋江是我的老师”
早在抗战初期，林珊就投身战地服务工作，同著名爱国青年刘良模等一起活跃在战场。她到桂林后，由胡愈之引荐加入了国际新闻社。
林珊阿姨说：孟秋江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终身受用。
1940年初，我被派往国新社工作，首先见到的领导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记者孟秋江。他个子高高，很注重仪表，非常和善。他向我介绍国新社的内部组织，即编辑部、采访部和经理部，每个部门只有三至四个专职人员，人少事多，工作都非常紧张。我说我没有做过新闻工作，做个总务内勤吧！“不，你到采访部工作。”孟秋江果断地把我推上了外勤岗位。
国新社的新学员首先要接受正确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教育，然后专业培训，其中包括采访线索，采访技巧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炼，我采写的报道《孤岛女战士》，因及时揭露了汪伪特务杀害抗日女战士茅丽瑛的卑鄙行径，在社会上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我们的新闻发稿工作往往抢在国民党之前。10月底的一天，孟秋江从城里匆匆回来，得知日寇在桂南被打退，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将亲自率队接收南宁，孟秋江要我随部队去采访，并且马上出发。我从来没有跟随部队采访过，既高兴又怕完不成任务，心情非常复杂，孟秋江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他告诉我已经为我作了安排，顺手把一张当晚到柳州的车票给了我。到达张发奎部队驻地后，他的秘书左洪涛热情接待了我，看得出来，孟秋江事先已经和他打过招呼。我说明来意后，他帮我找了个客栈休息，给我拿来一套小号的旧军装和一些关于收复南宁战役的资料。翌日，我被安排在一辆吉普车上跟着张发奎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去南宁。一路行进很顺利，但是快到南宁时，一段公路被日军撤离时破坏得非常厉害，汽车无法通过。部队设法找来一群马匹。我从来没有骑过马，要骑着马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行進，对我来说是严峻的考验。看我个子小，左洪涛特地叫下属牵来一匹小马，派一个士兵教我并帮我骑上马背，还牵着马走了一段路。我记住要领壮着胆，独自骑上战马跟随部队行进。
我是第一个到达收复后的南宁的女记者。我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我以南宁地区“义民”抗击日寇占领为题材，写了大量报道，希望用活生生的事实告诉全国同胞，一定要坚持抗战和团结，反对投降和分裂。
回到国新社，孟秋江带领同志们隆重热烈地欢迎我，黑板报上以醒目的通栏标题写了表扬我的文章。这次长途跋涉虽然辛苦，我的心里却很温暖。
我的采访文章，国新社在第一时间编发。1940年，日本侵略者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疯狂“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同时又勾结“汪伪”向蒋介石政权“诱和”，千方百计破坏国共合作。那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十分恶劣，孟秋江一个人主持桂林国新社的工作，肩上的担子非常重，既要密切注意不断变幻的政治气候，还要设法寻找维持国新社正常运行的费用和社员们每天的生活开支。1940年下半年，孟秋江得知新知书店将要支付给我丈夫吴大琨（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香港基本法起草者之一）一笔稿费，数目比较大，征求我意见能否借用？我一口答应全捐给社里，因为我看秋江太辛苦了。
说到孟秋江和范长江的关系，林珊说道：“孟秋江和范长江早期同是《大公报》的著名记者，活跃于华北战场，后来又同是桂林国际新闻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他们之间不是兄弟胜似兄弟，革命的友谊很纯洁。如果说，国新社是一个大家庭，那么，长江是父亲，秋江就是母亲；如果说，国新社是一个事业，那么长江是创业者，秋江就是守业者。”
初次相见，林珊阿姨赠与我两本书，一本是她的著作《悠悠往事——我的传媒工作回顾》，另一本是她丈夫吴大琨的著作《白头惟有赤心存——风雨九十年琐记》。我对阿姨说：“以后我会用到您书中的一些内容。”“随你怎么用，我都同意。”
这次，我们聊到下午4时半。离别时，阿姨硬要给我10元车费，我拗不过她，心想：也好，留个纪念吧！（人民币10元，2005年版，号：GX90166689）至今，我还保存着林珊阿姨给我的10元钱。
当天晚上，我用酒店的信笺记录下温馨的一幕，可惜把“珊”写成了“姗”。
孟秋江和《文萃》烈士
2011年5月，我再到北京。林姗阿姨还是那么爽朗：“其实我很想看到你，但我又怕见到你，你和秋江像，看到你我就会想起秋江，想起秋江我会难过，我会难过好几天哪！秋江人好，我心里一直尊敬他。”
林珊阿姨沉浸在回忆中：“孟秋江领导国际新闻社坚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抗日、团结、民主。要求国新社社员和报业同行一同采访，把信息和他们分享，结成抗日联盟。1945年10月，党派孟秋江领导创办了《文萃》杂志上海版，11月又建立了《文萃》杂志北平版。陈子涛原是《广西日报》的采访部主任，我曾经和他一起采访过，他思想进步，朝气蓬勃，年轻有为。孟秋江亲自培养他，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文萃》困难的时候，坚定地接过《文萃》主编的重任。骆何民、陈子涛、吴承德都是孟秋江的爱将，陈子涛和吴承德是秋江一手培养起来的，很有才华，很优秀。他们在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时候，留在上海坚持承办《文萃》，不幸被捕，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被蒋介石密令杀害（南京雨花台矗立着“陈子涛、吴承德、骆何民文萃三烈士”的墓碑）。 骆何民、陈子涛、吴承德是我在国新社的同事。想到他们，我很难过。之前秋江和我讲了几次，要我到《文萃》去工作，因为我孩子生病，就派吴承德去……”想起当年并肩作战的亲密同志已经和自己阴阳两隔，林珊阿姨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
我敬重林珊阿姨，为了缓解她的痛苦，我建議她穿花衣服和我合影，她会打扮，92岁漂亮依然。
这次见面，林珊阿姨又和我回忆起孟秋江派她随张发奎部队采访收复南宁的故事：“现在想起来真好笑。我明明是一个共产党的新闻记者，竟然在国民党的军队中那么自由自在，做事那么顺畅，哈哈！”
2011年10月，我在去上海的火车上，不经意间看到一位坐在我左前方的先生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左上方的一个标题赫然映入我的眼帘“张发奎身边的地下党”，我马上想到了“左洪涛”，便向这位先生借看。果然，文章第一小标题就是“张发奎的机要秘书（左洪涛）是地下党员”。我向这位先生要了这张报纸（《作家文摘》2011年7月1日第四版，纪实栏目）。回家后，我就把这一信息复印后寄给林珊阿姨，她在电话中对我说：“建英，你还不能停下来啊！把秋江的材料建完整，让我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真正的孟秋江。”
林珊阿姨最后的贡献
林珊阿姨在她的著作《悠悠往事——我的传媒工作回顾》中写道：“在那国难深重，民族垂危的年代，刚成年的我就在抗日救亡的峥嵘岁月中经受锤炼，是党的教育培养使我能在记者和新闻教育的岗位上略尽微薄的力量。如今，已进入21世纪，喜看祖国一片繁荣景象，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无数英勇的先烈，是他们浴血奋战铸就了今天强盛的祖国。”回顾过去，她情不自禁吟唱起最喜欢的歌“五月的鲜花”。
林珊阿姨一生坚持进步，和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结成伉俪携手奋斗，1939年，吴大琨代表上海各界人民率团慰劳新四军，被国民党关押在上饶集中营，林珊阿姨为了营救他，只身奔走了多年。1941年5月，林珊将要离开国新社，孟秋江介绍她到浙江吴觉农那里办刊，伺机营救她的丈夫。经过林珊的深入探访，多位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宋庆龄等尽力支持和多种协助，终于迫使上饶集中营当局释放吴大琨。
林珊夫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遭遇也十分坎坷。丈夫满怀激情从国外回来，却被怀疑“里通外国”，多年遭受审查，一家都处在逆境中。直到改革开放，林珊阿姨热爱新闻工作的愿望才得以实现，她研究外国新闻理论，致力于培育新一代新闻工作者，还完成了不少新闻理论著作，赢得了她应得的荣誉，世纪之交入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传媒中的世纪女性》一书。
暮年的林珊阿姨征得家属同意，办理了志愿捐献遗体的登记和公证，她说：“这将是我最后的贡献。”
2014年春，得知林珊阿姨病重住进医院，我决定去看她。3月31日，我带上整理好的我六爷爷孟秋江的材料从上海飞到北京，在阜外医院的病床上见到了她。病魔夺去了她的倩影。她不会讲话，也不认识人了，氧气瓶和点滴维系着她微弱的生命，看着阿姨命悬一线，我非常伤心，阿姨已不能看我带去的材料了。
2014年9月25日，林珊阿姨走了。我的耳边时不时会响起林珊阿姨的歌声：“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们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息……”
（作者系孟秋江侄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