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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文件发布，这是中央出台的第一份要素市场化配置文件，其中明确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五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与任务，标志着市场化改革开始提速。
对于普通人而言，如何理解新一轮要素市场化改革？文件中有哪些亮点？利好哪些行业？带着这些问题，《陆家嘴》独家专访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为大家解读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要点。
提升全社会要素使用效率
《陆家嘴》：最近有不少《意见》的解读，作为券商的分析师，你认为这份文件最大的看点在哪里？
王涵：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中，要素市场化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无论是早年农村的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还是加入WTO后劳动力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都为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红利。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提升要素的使用效率，使得同样的要素禀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本次发布的《意见》，涵盖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技术等各个要素市场，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
从这个五个方面来看，土地、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提升使用效率。
数据要素改革的核心在于培育相关的市场，让数据资源有清晰合理的市场化定价。
技术要素改革的核心在于激发供给活力，推升全社会创新能力和技术产业化效率。
所有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都離不开对要素合理的市场化定价、金融资源有效率的与生产要素相对接，因此《意见》中对应资本要素改革部分的要求，是“着力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
换句话说，由于资本市场处于全社会要素配置过程中的“枢纽”环节，因此资本市场改革的推进，对于提升全社会要素使用效率至关重要。
作为资本市场人士来说，《意见》对相关方面改革的要求和部署，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的信心。
更注重中长期经济增长
《陆家嘴》：应对疫情，欧美国家这一轮财政刺激规模都在GDP的10%以上，但国内并没有实施像2009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否意味着未来不会走“大水漫灌”的老路，而是以改革促发展？
王涵：很多发达国家政都是“小政府”，它们的金融、非金融企业服务社会的优先级也在服务股东利益之后，这使得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整个社会无法像中国社会一样“拧成一股绳”、“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最终的结果，是不少国家和经济体抗疫初期犹豫不决，错过了抗疫的“黄金时间”，间接上放大了疫情对其经济的冲击。
中国在抗疫初期就从货币、财政、社会保障等多个环节综合发力，一方面很快控制住了疫情，另一方面也间接降低了疫情带来的“次生灾害”。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无限量”地进行宽松政策，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产业链都会在供给与需求端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向改革要红利”的举措，显示政策重心除了关注短期问题之外，也注重中长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
五大生产要素市场化释放巨大红利
《陆家嘴》：在资本改革方面，文件的指导意见涉及股债汇改革同步推进、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开放，对于金融市场有哪些启示？
王涵：金融行业作为一个服务性行业，其核心在于为全社会各种资源进行合理的定价，从而使得市场能够更好、更有效地配置全社会资源。
《意见》中对于相关的改革部署涉及股债汇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全面性的改革方案，汇率、利率、股票，这些金融资产价格的定价进一步的市场化，有助于全社会金融要素定价更加趋于合理，也有助于将金融资源更有效地引导至经济中更加有效率的部门中去，这对于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正面意义的。
《陆家嘴》：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一直是我国近年来改革的重点领域，文件中提到改变城乡二元土地体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如何看待未来的城市与农村发展以及房地产市场？
王涵：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初期在土地市场化改革上的核心在于解决“有没有市场”的问题，从农村的土地，到城市的土地，这几十年来土地改革完成了相关市场和土地市场价值“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中间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
《意见》对于土地改革的核心，是“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换句话说，未来需要在土地使用和管理上更加有效率，这有助于解决由于地理条件、土地规划等因素导致的土地使用效率偏低的问题。
从未来来看，这一改革部署将有助于进一步在土地供给端提升效率，降低此前一些地区、一些类型的土地因其稀缺性而对经济产生的“瓶颈效应”，有助于达到“居者有其屋”的效果，有助于“房住不炒”等政策的落地。
《陆家嘴》：除了传统的人口、土地、技术和资本，《意见》还提到了数据要素，这将对数字经济带来哪些变化？
王涵：对数据要素，《意见》强调的是“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未来我们正在进入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那么数据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的统一市场，数据资源丰富的程度，是其他大多数经济体难以比拟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数据是中国资产负债表资产端的一部分，相关要素市场的建设，将为数据的合理市场化定价创造条件。
同时，《意见》中也强调要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这对于居民和企业部门来说，也意味着数据资源供给的进一步丰富。数据供给端搞活、市场化定价合理，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基础。
对于普通人而言，如何理解新一轮要素市场化改革？文件中有哪些亮点？利好哪些行业？带着这些问题，《陆家嘴》独家专访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为大家解读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要点。
提升全社会要素使用效率
《陆家嘴》：最近有不少《意见》的解读，作为券商的分析师，你认为这份文件最大的看点在哪里？
王涵：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中，要素市场化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无论是早年农村的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还是加入WTO后劳动力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都为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红利。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提升要素的使用效率，使得同样的要素禀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本次发布的《意见》，涵盖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技术等各个要素市场，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
从这个五个方面来看，土地、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提升使用效率。
数据要素改革的核心在于培育相关的市场，让数据资源有清晰合理的市场化定价。
技术要素改革的核心在于激发供给活力，推升全社会创新能力和技术产业化效率。
所有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都離不开对要素合理的市场化定价、金融资源有效率的与生产要素相对接，因此《意见》中对应资本要素改革部分的要求，是“着力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
换句话说，由于资本市场处于全社会要素配置过程中的“枢纽”环节，因此资本市场改革的推进，对于提升全社会要素使用效率至关重要。
作为资本市场人士来说，《意见》对相关方面改革的要求和部署，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的信心。
更注重中长期经济增长
《陆家嘴》：应对疫情，欧美国家这一轮财政刺激规模都在GDP的10%以上，但国内并没有实施像2009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否意味着未来不会走“大水漫灌”的老路，而是以改革促发展？
王涵：很多发达国家政都是“小政府”，它们的金融、非金融企业服务社会的优先级也在服务股东利益之后，这使得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整个社会无法像中国社会一样“拧成一股绳”、“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最终的结果，是不少国家和经济体抗疫初期犹豫不决，错过了抗疫的“黄金时间”，间接上放大了疫情对其经济的冲击。
中国在抗疫初期就从货币、财政、社会保障等多个环节综合发力，一方面很快控制住了疫情，另一方面也间接降低了疫情带来的“次生灾害”。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无限量”地进行宽松政策，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产业链都会在供给与需求端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向改革要红利”的举措，显示政策重心除了关注短期问题之外，也注重中长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
五大生产要素市场化释放巨大红利
《陆家嘴》：在资本改革方面，文件的指导意见涉及股债汇改革同步推进、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开放，对于金融市场有哪些启示？
王涵：金融行业作为一个服务性行业，其核心在于为全社会各种资源进行合理的定价，从而使得市场能够更好、更有效地配置全社会资源。
《意见》中对于相关的改革部署涉及股债汇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全面性的改革方案，汇率、利率、股票，这些金融资产价格的定价进一步的市场化，有助于全社会金融要素定价更加趋于合理，也有助于将金融资源更有效地引导至经济中更加有效率的部门中去，这对于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正面意义的。
《陆家嘴》：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一直是我国近年来改革的重点领域，文件中提到改变城乡二元土地体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如何看待未来的城市与农村发展以及房地产市场？
王涵：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初期在土地市场化改革上的核心在于解决“有没有市场”的问题，从农村的土地，到城市的土地，这几十年来土地改革完成了相关市场和土地市场价值“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中间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
《意见》对于土地改革的核心，是“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换句话说，未来需要在土地使用和管理上更加有效率，这有助于解决由于地理条件、土地规划等因素导致的土地使用效率偏低的问题。
从未来来看，这一改革部署将有助于进一步在土地供给端提升效率，降低此前一些地区、一些类型的土地因其稀缺性而对经济产生的“瓶颈效应”，有助于达到“居者有其屋”的效果，有助于“房住不炒”等政策的落地。
《陆家嘴》：除了传统的人口、土地、技术和资本，《意见》还提到了数据要素，这将对数字经济带来哪些变化？
王涵：对数据要素，《意见》强调的是“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未来我们正在进入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那么数据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的统一市场，数据资源丰富的程度，是其他大多数经济体难以比拟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数据是中国资产负债表资产端的一部分，相关要素市场的建设，将为数据的合理市场化定价创造条件。
同时，《意见》中也强调要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这对于居民和企业部门来说，也意味着数据资源供给的进一步丰富。数据供给端搞活、市场化定价合理，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