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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泛黄的照片，在岁月的流转中悠然地记录着姥爷在世时的时光。照片里的姥爷，身材高大，身体偏瘦，颧骨突出，两只黄浊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两腮缩回两个坑，嘴上两道八字胡，下巴上一撮花白山羊胡。
我记事后，姥爷来过几次东胜。
母亲经常带着崇拜的神情给我讲她父亲的故事，这更加深了我对姥爷的印象。姥爷几次踏着朝露和烈日，步行二百多里山路从府谷专程赶来，用独特的方法给我的家人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在这期间，他给我留下了诸多神秘、传奇色彩。
按母亲的年龄推算，姥爷应该是二十世纪初清末生人，年轻时正值民国初期。姥爷的头发前面秃着一半，后脑留着“二毛子”齐肩发向后背着，应该是先前留过辫子后来剪了的，跟电影《神鞭》里的那个独眼管家的发型一模一样。
姥爷话不多，说起话来一板一眼，满口乡音。幼稚的我跑到他的跟前，他会马上收起严肃漾出一脸和善，蹲下身来摸着我的头，柔和地说：“小孩儿，慢慢跳，可不敢碰了。”
当时，我感觉这个老头有点古怪，但很可爱，他没给我和两个弟弟留下过任何惧色。
姥爷在府谷镇羌的那个深山沟里长大，年轻时没有出过远门。一次傍晚，夕阳遍洒，母亲说起了姥爷之前的相关事情：姥爷识文断字，年轻时当过保长或甲长一类的职务，在村子里很有威信。
姥爷从小聪慧好学，略通医术。
我出生后，母亲得了一种怪病，大夫也说不清什么病因，一个多月不见好转，无奈，父亲回老家把姥爷请来，姥爷给母亲连诊断带掐算，用他独特的方法给母亲进行了治疗。
几天后，母亲的病神奇地好了。
在我的记忆里，姥爷给我和我的家人做过针灸，点过“艾草”，拨过火罐，放过“十指”。
这方面，父亲是姥爷最忠实的徒弟和“粉丝”，姥爷走后，只要我们有点头疼脑热，父亲也会学着姥爷的样子给我们拨火罐、放“十指”。
大姐在十四岁时得了重病，在縣医院住了两个多月，直至最后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母亲病急乱投医，又一次捎话给年近70的姥爷。姥爷急匆匆赶到，第二天一早就去医院看了已几天“水米不打牙”的大姐。姥爷绕着大姐的床头转了两圈，仔细观察了大姐的面色后，回头对父亲说：“回哇！”
当天下午，父亲不再听医生的劝阻，用平板车拉着大姐回了家。
半夜里，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看到家里香烟缭绕。姥爷左手拿着一条黄纸，右手里拿着一只像锅刷一样的物件，嘴里念念有词，走出一种奇怪步伐，过一会儿在大姐的头上点一下。父亲、母亲和二哥在一旁给姥爷打下手，见我醒来，母亲示意我不要出声，我缩在被窝里偷偷看了半宿，感觉姥爷从装扮、形影动作和声音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第二天，姥爷照常给大姐把了脉，做了针灸。
几天后，姥爷离开，奇迹再次发生。
当大姐可以在门口晒太阳、在周围散步时，连县医院的大夫见了父母都会问是怎么一回事？父母轻描淡写地回答：“可能是液体输得有点多了！”
做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我来猜想：其实，通过自学和多年的实践，姥爷的中医水平已经可以治疗一些疑难杂症。但在那个年代，他还需要借助神的光环营造出某种神秘色彩，才能让患者对他更加放心。人们笃信有万能的神的存在，并无所不能。反之，假使治疗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亦可找一条退路或理由。
除非，冥冥中真有一种神奇的存在，那就不是我的水平可以理解和解释清楚的了。
父亲带全家“走西口”也与姥爷有一定的关系。
“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时期，土地转为集体，干活由村里派给，村民种地挣工分，父亲却长年在外打工。村里人经常对母亲指指点点。另外，家里就母亲一个壮劳力，挣的工分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忙里忙外还吃不饱，受气、受累、又受饿。母亲一狠心，把两个儿子丢给了爷爷奶奶，带着最小的大姐回了娘家。
几天后，父亲来接母亲。姥爷盘腿坐在炕上抽着烟袋一直不说话，一袋烟抽罢，姥爷边磕打烟锅边对父亲淡淡地说：“养不活就不要往回接了！”
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对母亲说：“咱们离开这哇！”
从那天起，父亲不动声色地开始完善着他的出走计划。
一年后，父亲拉着两头毛驴阳坡落时分悄悄回到了家。收拾了一些简单的食物、铺盖，天黑后，驮着两个女儿和家当，领着两个儿子连夜离开了家乡，顶着初冬的寒风晓行夜宿，第五天来到了“酸刺沟”。走时，没给爷爷奶奶打一声招呼。
三十岁那年，我陪年近七十的母亲第一次回到她的娘家。
母亲领我看了她从小生活的家——一处已经荒废了多年、长满了荒草的背靠大山的几孔窑洞。窑洞的门框还在，低头走进，等着慢慢适应了里面的黑暗才看见屋里布满的厚厚尘埃，一半是坑坑洼洼的土地，一半是一盘两米多深的大炕连着发黑的炉台。半圆型的窑顶，烟熏的痕迹从炉台向外扩散。
恍惚间，眼前展现一幅画面：姥爷姥姥盘腿坐在炕上，少年时的母亲靠着姥爷，年幼的舅舅爬在姥姥的背上。姥爷姥姥张着豁口牙慈祥地冲着我笑，猛然间，一种柔婉的血脉亲情传遍我的全身。
抬头看，东侧的炕沿边，向上开辟出一条半米宽的窄道，顺着楼梯向上超过穹形屋顶，出现一个容得下三个人的小单间，正北的平台有一个佛龛，上面还有香炉和油灯。
走出倾颓的家门，我陪着母亲以老宅为中心向外扩展着走，母亲指给我她儿时玩耍的地方，又一次给我讲起她敬佩的，袒护她、保护她、帮助她的神奇的父亲的故事。
默立于大山之巅极目远眺。我想，年轻时的姥爷肯定也曾站在这里胸怀大志。
明媚的阳光照耀着黄土大地，空气中带着野草、土地、鲜果散发出的甜甜的味道。一阵劲风吹过，经过山峁带起了细细的一绺黄沙在山洼边打出个旋儿，继续向前一路上摇动着荒草、屋后土地庙的旗幡和山梁上的红枣树，来到我的耳边发出轻轻的呜咽，仿佛在向我诉说着家乡久远的过去和逝去的故人。
现在，年过五十的我，越来越对姥爷有了深刻的理解：做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总想让自己生出三头六臂，变成一个神一般的存在为家人遮风挡雨，守护平安。
如今，当了姥爷的我，对姥爷有了切身的感受：无论多么艰难，遭遇多么不堪的现实，只要外孙向我扑来，我会毅然张开双臂把他揽入怀中，不由自主张开豁牙的嘴巴，浮泛出温婉的一如蜀葵绽放般甜美的笑容。
我记事后，姥爷来过几次东胜。
母亲经常带着崇拜的神情给我讲她父亲的故事，这更加深了我对姥爷的印象。姥爷几次踏着朝露和烈日，步行二百多里山路从府谷专程赶来，用独特的方法给我的家人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在这期间，他给我留下了诸多神秘、传奇色彩。
按母亲的年龄推算，姥爷应该是二十世纪初清末生人，年轻时正值民国初期。姥爷的头发前面秃着一半，后脑留着“二毛子”齐肩发向后背着，应该是先前留过辫子后来剪了的，跟电影《神鞭》里的那个独眼管家的发型一模一样。
姥爷话不多，说起话来一板一眼，满口乡音。幼稚的我跑到他的跟前，他会马上收起严肃漾出一脸和善，蹲下身来摸着我的头，柔和地说：“小孩儿，慢慢跳，可不敢碰了。”
当时，我感觉这个老头有点古怪，但很可爱，他没给我和两个弟弟留下过任何惧色。
姥爷在府谷镇羌的那个深山沟里长大，年轻时没有出过远门。一次傍晚，夕阳遍洒，母亲说起了姥爷之前的相关事情：姥爷识文断字，年轻时当过保长或甲长一类的职务，在村子里很有威信。
姥爷从小聪慧好学，略通医术。
我出生后，母亲得了一种怪病，大夫也说不清什么病因，一个多月不见好转，无奈，父亲回老家把姥爷请来，姥爷给母亲连诊断带掐算，用他独特的方法给母亲进行了治疗。
几天后，母亲的病神奇地好了。
在我的记忆里，姥爷给我和我的家人做过针灸，点过“艾草”，拨过火罐，放过“十指”。
这方面，父亲是姥爷最忠实的徒弟和“粉丝”，姥爷走后，只要我们有点头疼脑热，父亲也会学着姥爷的样子给我们拨火罐、放“十指”。
大姐在十四岁时得了重病，在縣医院住了两个多月，直至最后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母亲病急乱投医，又一次捎话给年近70的姥爷。姥爷急匆匆赶到，第二天一早就去医院看了已几天“水米不打牙”的大姐。姥爷绕着大姐的床头转了两圈，仔细观察了大姐的面色后，回头对父亲说：“回哇！”
当天下午，父亲不再听医生的劝阻，用平板车拉着大姐回了家。
半夜里，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看到家里香烟缭绕。姥爷左手拿着一条黄纸，右手里拿着一只像锅刷一样的物件，嘴里念念有词，走出一种奇怪步伐，过一会儿在大姐的头上点一下。父亲、母亲和二哥在一旁给姥爷打下手，见我醒来，母亲示意我不要出声，我缩在被窝里偷偷看了半宿，感觉姥爷从装扮、形影动作和声音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第二天，姥爷照常给大姐把了脉，做了针灸。
几天后，姥爷离开，奇迹再次发生。
当大姐可以在门口晒太阳、在周围散步时，连县医院的大夫见了父母都会问是怎么一回事？父母轻描淡写地回答：“可能是液体输得有点多了！”
做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我来猜想：其实，通过自学和多年的实践，姥爷的中医水平已经可以治疗一些疑难杂症。但在那个年代，他还需要借助神的光环营造出某种神秘色彩，才能让患者对他更加放心。人们笃信有万能的神的存在，并无所不能。反之，假使治疗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亦可找一条退路或理由。
除非，冥冥中真有一种神奇的存在，那就不是我的水平可以理解和解释清楚的了。
父亲带全家“走西口”也与姥爷有一定的关系。
“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时期，土地转为集体，干活由村里派给，村民种地挣工分，父亲却长年在外打工。村里人经常对母亲指指点点。另外，家里就母亲一个壮劳力，挣的工分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忙里忙外还吃不饱，受气、受累、又受饿。母亲一狠心，把两个儿子丢给了爷爷奶奶，带着最小的大姐回了娘家。
几天后，父亲来接母亲。姥爷盘腿坐在炕上抽着烟袋一直不说话，一袋烟抽罢，姥爷边磕打烟锅边对父亲淡淡地说：“养不活就不要往回接了！”
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对母亲说：“咱们离开这哇！”
从那天起，父亲不动声色地开始完善着他的出走计划。
一年后，父亲拉着两头毛驴阳坡落时分悄悄回到了家。收拾了一些简单的食物、铺盖，天黑后，驮着两个女儿和家当，领着两个儿子连夜离开了家乡，顶着初冬的寒风晓行夜宿，第五天来到了“酸刺沟”。走时，没给爷爷奶奶打一声招呼。
三十岁那年，我陪年近七十的母亲第一次回到她的娘家。
母亲领我看了她从小生活的家——一处已经荒废了多年、长满了荒草的背靠大山的几孔窑洞。窑洞的门框还在，低头走进，等着慢慢适应了里面的黑暗才看见屋里布满的厚厚尘埃，一半是坑坑洼洼的土地，一半是一盘两米多深的大炕连着发黑的炉台。半圆型的窑顶，烟熏的痕迹从炉台向外扩散。
恍惚间，眼前展现一幅画面：姥爷姥姥盘腿坐在炕上，少年时的母亲靠着姥爷，年幼的舅舅爬在姥姥的背上。姥爷姥姥张着豁口牙慈祥地冲着我笑，猛然间，一种柔婉的血脉亲情传遍我的全身。
抬头看，东侧的炕沿边，向上开辟出一条半米宽的窄道，顺着楼梯向上超过穹形屋顶，出现一个容得下三个人的小单间，正北的平台有一个佛龛，上面还有香炉和油灯。
走出倾颓的家门，我陪着母亲以老宅为中心向外扩展着走，母亲指给我她儿时玩耍的地方，又一次给我讲起她敬佩的，袒护她、保护她、帮助她的神奇的父亲的故事。
默立于大山之巅极目远眺。我想，年轻时的姥爷肯定也曾站在这里胸怀大志。
明媚的阳光照耀着黄土大地，空气中带着野草、土地、鲜果散发出的甜甜的味道。一阵劲风吹过，经过山峁带起了细细的一绺黄沙在山洼边打出个旋儿，继续向前一路上摇动着荒草、屋后土地庙的旗幡和山梁上的红枣树，来到我的耳边发出轻轻的呜咽，仿佛在向我诉说着家乡久远的过去和逝去的故人。
现在，年过五十的我，越来越对姥爷有了深刻的理解：做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总想让自己生出三头六臂，变成一个神一般的存在为家人遮风挡雨，守护平安。
如今，当了姥爷的我，对姥爷有了切身的感受：无论多么艰难，遭遇多么不堪的现实，只要外孙向我扑来，我会毅然张开双臂把他揽入怀中，不由自主张开豁牙的嘴巴，浮泛出温婉的一如蜀葵绽放般甜美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