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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记者在大同已经泛滥成灾啦。”
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见到记者后，不断重复着这句话。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在大同活动的所谓记者至少有600人。”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前提是大同的煤矿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当地媒体的一位资深人士说。
在大同期间，几位煤矿老板告诉记者，这几年假记者太多了，让我们防不胜防，确实令人头痛!
他说，这些年国家对安全生产设施不达标的煤矿打击很严，但煤价这么高，利润确实好，于是许多人便偷偷摸摸地出煤。但是老有记者来采访，搞得我们没有办法赚钱。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家都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出点血，花点钱，大家出来不都是为了钱嘛，一般花上万把块钱便可以搞定。
他还告诉记者，这两年发现这些记者当中许多都是“冒牌货”，根本拿不出记者证。可是。私下出煤又是违规的，矿主一般不敢报警，或者私了，或者吓唬吓唬他们就算了。
“我是被逼上这条道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西记者说，“我当初刚进新闻行业的时候，也想做一个有新闻理想的好记者，但是，事实却把我改变了。刚开始很兴奋，想着为民请命，认真地做一些有舆论监督的报道，虽然有人阻挠但我还是坚持做，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的稿子不仅很难做，而且还得罪人，同时收益还非常少。记者是靠稿费生活的，有时候做了好半天这种稿件，不仅受罪耗时，反过来收入还没有人家在家瞎编的人挣得多，如果完不成任务，就得下岗，朋友们劝我还是现实点，老婆也在劝。”
“更重要的是，写这样得罪人的稿件，每篇也就一二百元的稿费收入，好多次，我去做这样的调查，人家监督对象给我钱，起初我不要。后来听说报社许多人都在收这个钱，又加上自己上有老下有小的，于是也开始收钱了。”
“其实我曾经也写过一些稿件，我不要钱，回来把稿件交给部主任，稿件总是不发，后来久了便知道了，人家把我的领导搞定了。我想想，自己又何苦呢?”
“后来看到人家整天给一些政府企业吹牛皮说假话的记者不仅穿得好吃得好，而且还有了不错的汽车开着，我也开始学习了。”
“一方面是吹牛皮，另一方面确实找不到吹的对象了，就去采访有问题的企业，一般不会空着手回来的。有些政府部门也有问题，照样可以从他们那里拿到封口费。”
对此，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认为，这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一些中央级的大媒体，而且广泛存在于省地县各级新闻媒体中。许多媒体、记者成了新闻资源与权力的寻租者。尤其在—个如此功利与人们普遍追求实惠、现实的时代，做纯新闻、追求理想越来越难以经受现实的考验，许多新闻从业者面对各种各样的“好处费”，便会渐渐放弃坚守，而随波逐流。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记者好处费收久了，便会产生“习惯性收钱”的新闻报道工作心态。做真新闻、当真记者的人在现实中处境尴尬，一些拿着记者证的假记者、黑记者却成为让许多年轻人羡慕与学习的“榜样”。
“假记者泛滥成公害”
不仅一些在媒体工作的新闻从业者知道，新闻资源可以换取利益，整个社会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当一些企业想把自己的产品推广出去的时候，往往会找几个记者写几篇“软文”，于是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为企业与记者牵线搭桥的“掮客”——如各种名目的文化传播公司、公关公司等等。
做这种“掮客”的不仅有企业、组织，也有一些大腕记者们，他们吃两头，一方面吃企业政府部门的“宣传费”，另一方面专门吃媒体舆论监督的“灭火费”。
有权威的传媒界人士分析，在这些吃“宣传费”及“灭火费”的人群中，还有一小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充当起了违法违规企业和单位的顾问与“危机公关部长”，成了违法乱纪的“保护伞”，专门帮这些单位协调所谓的“社会关系”。
据了解内幕的人介绍，每当有煤矿发生矿难什么的，有记者来到这些煤矿，常常会有个别人站出来或者是在背后出谋划策，给什么记者多少钱、来什么记者应该怎么对待等等。
山西媒体的同行告诉记者，导致兰成长被打死的一个关键是，有当地的媒体人士专门为煤老板“侯四”充当“传媒顾问”。警方的材料显示：当有记者来煤矿时，“侯四”不断向一个名叫“孟二”的媒体人士咨询，以确认兰成长是否是真记者。“孟二”，真名孟润利，据《法制日报》山西记者站介绍说，孟是《法制日报》山西记者站驻大同的工作人员。
因为听说做记者“油水”大，有人便生出了冒充“记者”的主意。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专门参加一些单位的新闻发布会，甚至有人因此而发了财，这些人是彻底的假记者。还有一些“聪明人”，发现进行“舆论监督”同样也可以发财致富，于是便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舆论监督”的假记者。
2005年1月10日《北京晨报》题为“山西：假记者泛滥成公害”的报道称：据了解，2004年春节过后，山西省冒出十几家非法期刊社，从事非法新闻采访活动。对此，山西省多次进行专项整治。仅2004年，山西就取缔非法期刊社、工作站、记者站21个，移交和警方抓获的假记者17人。
报道称：2004年12月9日，几名自称是中央某新闻单位记者的人来到山西省蒲县小柴沟煤矿，用微型摄像机在煤矿拍了几个镜头后，便匆匆离开。随后，他们以该矿以前发生的一次事故为借口，多次向该矿矿长赵新华索要13万元“封口费”。面对威胁，赵新华向警方报了案。在民警面前，这几人拿出了他们所谓的“记者证”和“调研证”，其中有两名自称是《中外市长》杂志社的，还有三名自称是《中经前沿管理研究中心动态决策》杂志社的。经查，这几个人的证件都是假的。
警方进一步调查得知，早在2004年7月18日，这几人在蒲县燕子山煤矿用同样的手法敲诈勒索16000元。警方还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敲诈时的录音以及得逞后的收据，其中涉及山西、河南、陕西3省20多个部门。
记者在太原、大同等地发现，驻当地的中央和外埠媒体的记者站为数不少。并且有些媒体的名字非常陌生。一位当地媒体的记者说，在山西设立记者站的媒体有80多家。在大同街头记者看到一些高档轿车上，前挡风玻璃后边放着很显眼的“某某报”“某某周刊”等牌子。
编后语：
面对金钱、商业利益甚至是巨大广告利润的诱惑，记者能否保持客观、公正的价值标准，真实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行使舆论监督职能，已经成为他们和他们所服务媒体的生存发展之本。更重要的是，在日益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中，新闻工作者不但是实现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一环，也是社会正义的一道重要防线。
然而。今日中国，每一个记者和媒体在媒体公信力建设的过程中仍然任重道远。一方面，尽管新闻出版部门重新核发记者证，并且多次重申采访活动和新闻报道的纪律，但是仍然有假记者或者媒体以各种名目聘任的人员存在。新闻事业是一个公共性很强的事业。而记者证只是一种基本的准入手段。在维护记者队伍纯洁性的过程中，仅仅依靠证件的准入是十分困难的。由于媒体在公众中的公信力，许多单位和个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很难单凭这种证件门槛进行约束。门槛准入之后，往往缺乏相应的监督。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将准入制度与后续监督职能更好地结合，此类问题可能会得到一定遏制。
另一方面，如果说假记者是中国媒体公信力的一个陷阱，那么部分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利用职权之便对被采访对象进行敲诈勒索、或者从事非法经营，进行有偿新闻报道，则是中国媒体更加脆弱和敏感的神经所在。面对今天中国传媒业界激烈的竞争，我们仍然要重申记者作为“无冕之王”的基本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
本栏目责编：雷 阳
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见到记者后，不断重复着这句话。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在大同活动的所谓记者至少有600人。”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前提是大同的煤矿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当地媒体的一位资深人士说。
在大同期间，几位煤矿老板告诉记者，这几年假记者太多了，让我们防不胜防，确实令人头痛!
他说，这些年国家对安全生产设施不达标的煤矿打击很严，但煤价这么高，利润确实好，于是许多人便偷偷摸摸地出煤。但是老有记者来采访，搞得我们没有办法赚钱。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家都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出点血，花点钱，大家出来不都是为了钱嘛，一般花上万把块钱便可以搞定。
他还告诉记者，这两年发现这些记者当中许多都是“冒牌货”，根本拿不出记者证。可是。私下出煤又是违规的，矿主一般不敢报警，或者私了，或者吓唬吓唬他们就算了。
“我是被逼上这条道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西记者说，“我当初刚进新闻行业的时候，也想做一个有新闻理想的好记者，但是，事实却把我改变了。刚开始很兴奋，想着为民请命，认真地做一些有舆论监督的报道，虽然有人阻挠但我还是坚持做，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的稿子不仅很难做，而且还得罪人，同时收益还非常少。记者是靠稿费生活的，有时候做了好半天这种稿件，不仅受罪耗时，反过来收入还没有人家在家瞎编的人挣得多，如果完不成任务，就得下岗，朋友们劝我还是现实点，老婆也在劝。”
“更重要的是，写这样得罪人的稿件，每篇也就一二百元的稿费收入，好多次，我去做这样的调查，人家监督对象给我钱，起初我不要。后来听说报社许多人都在收这个钱，又加上自己上有老下有小的，于是也开始收钱了。”
“其实我曾经也写过一些稿件，我不要钱，回来把稿件交给部主任，稿件总是不发，后来久了便知道了，人家把我的领导搞定了。我想想，自己又何苦呢?”
“后来看到人家整天给一些政府企业吹牛皮说假话的记者不仅穿得好吃得好，而且还有了不错的汽车开着，我也开始学习了。”
“一方面是吹牛皮，另一方面确实找不到吹的对象了，就去采访有问题的企业，一般不会空着手回来的。有些政府部门也有问题，照样可以从他们那里拿到封口费。”
对此，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认为，这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一些中央级的大媒体，而且广泛存在于省地县各级新闻媒体中。许多媒体、记者成了新闻资源与权力的寻租者。尤其在—个如此功利与人们普遍追求实惠、现实的时代，做纯新闻、追求理想越来越难以经受现实的考验，许多新闻从业者面对各种各样的“好处费”，便会渐渐放弃坚守，而随波逐流。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记者好处费收久了，便会产生“习惯性收钱”的新闻报道工作心态。做真新闻、当真记者的人在现实中处境尴尬，一些拿着记者证的假记者、黑记者却成为让许多年轻人羡慕与学习的“榜样”。
“假记者泛滥成公害”
不仅一些在媒体工作的新闻从业者知道，新闻资源可以换取利益，整个社会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当一些企业想把自己的产品推广出去的时候，往往会找几个记者写几篇“软文”，于是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为企业与记者牵线搭桥的“掮客”——如各种名目的文化传播公司、公关公司等等。
做这种“掮客”的不仅有企业、组织，也有一些大腕记者们，他们吃两头，一方面吃企业政府部门的“宣传费”，另一方面专门吃媒体舆论监督的“灭火费”。
有权威的传媒界人士分析，在这些吃“宣传费”及“灭火费”的人群中，还有一小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充当起了违法违规企业和单位的顾问与“危机公关部长”，成了违法乱纪的“保护伞”，专门帮这些单位协调所谓的“社会关系”。
据了解内幕的人介绍，每当有煤矿发生矿难什么的，有记者来到这些煤矿，常常会有个别人站出来或者是在背后出谋划策，给什么记者多少钱、来什么记者应该怎么对待等等。
山西媒体的同行告诉记者，导致兰成长被打死的一个关键是，有当地的媒体人士专门为煤老板“侯四”充当“传媒顾问”。警方的材料显示：当有记者来煤矿时，“侯四”不断向一个名叫“孟二”的媒体人士咨询，以确认兰成长是否是真记者。“孟二”，真名孟润利，据《法制日报》山西记者站介绍说，孟是《法制日报》山西记者站驻大同的工作人员。
因为听说做记者“油水”大，有人便生出了冒充“记者”的主意。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专门参加一些单位的新闻发布会，甚至有人因此而发了财，这些人是彻底的假记者。还有一些“聪明人”，发现进行“舆论监督”同样也可以发财致富，于是便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舆论监督”的假记者。
2005年1月10日《北京晨报》题为“山西：假记者泛滥成公害”的报道称：据了解，2004年春节过后，山西省冒出十几家非法期刊社，从事非法新闻采访活动。对此，山西省多次进行专项整治。仅2004年，山西就取缔非法期刊社、工作站、记者站21个，移交和警方抓获的假记者17人。
报道称：2004年12月9日，几名自称是中央某新闻单位记者的人来到山西省蒲县小柴沟煤矿，用微型摄像机在煤矿拍了几个镜头后，便匆匆离开。随后，他们以该矿以前发生的一次事故为借口，多次向该矿矿长赵新华索要13万元“封口费”。面对威胁，赵新华向警方报了案。在民警面前，这几人拿出了他们所谓的“记者证”和“调研证”，其中有两名自称是《中外市长》杂志社的，还有三名自称是《中经前沿管理研究中心动态决策》杂志社的。经查，这几个人的证件都是假的。
警方进一步调查得知，早在2004年7月18日，这几人在蒲县燕子山煤矿用同样的手法敲诈勒索16000元。警方还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敲诈时的录音以及得逞后的收据，其中涉及山西、河南、陕西3省20多个部门。
记者在太原、大同等地发现，驻当地的中央和外埠媒体的记者站为数不少。并且有些媒体的名字非常陌生。一位当地媒体的记者说，在山西设立记者站的媒体有80多家。在大同街头记者看到一些高档轿车上，前挡风玻璃后边放着很显眼的“某某报”“某某周刊”等牌子。
编后语：
面对金钱、商业利益甚至是巨大广告利润的诱惑，记者能否保持客观、公正的价值标准，真实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行使舆论监督职能，已经成为他们和他们所服务媒体的生存发展之本。更重要的是，在日益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中，新闻工作者不但是实现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一环，也是社会正义的一道重要防线。
然而。今日中国，每一个记者和媒体在媒体公信力建设的过程中仍然任重道远。一方面，尽管新闻出版部门重新核发记者证，并且多次重申采访活动和新闻报道的纪律，但是仍然有假记者或者媒体以各种名目聘任的人员存在。新闻事业是一个公共性很强的事业。而记者证只是一种基本的准入手段。在维护记者队伍纯洁性的过程中，仅仅依靠证件的准入是十分困难的。由于媒体在公众中的公信力，许多单位和个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很难单凭这种证件门槛进行约束。门槛准入之后，往往缺乏相应的监督。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将准入制度与后续监督职能更好地结合，此类问题可能会得到一定遏制。
另一方面，如果说假记者是中国媒体公信力的一个陷阱，那么部分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利用职权之便对被采访对象进行敲诈勒索、或者从事非法经营，进行有偿新闻报道，则是中国媒体更加脆弱和敏感的神经所在。面对今天中国传媒业界激烈的竞争，我们仍然要重申记者作为“无冕之王”的基本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
本栏目责编：雷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