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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拆迁纠纷是中国农村基层关系紧张的极端状态，具有严峻性和特殊性。本文以具体的拆迁纠纷为个案，借鉴“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在关注、描述和分析事件过程的基础上，分析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策略，探讨农村基层“官与民”关系的现状，以期探索出如何避免纠纷、实现农村更好发展的途径。
关键词：拆迁纠纷；农村“官民”关系；博弈；行动策略
随着城市化建設的快速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推行下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博弈论认为，每个局中人做出策略选择，策略选择的组合则决定了每个局中人的收益或结果，行动参与方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策略即是博弈[1]。局中人会受时空及对方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行动策略”。
拆迁和集中居住等行为使农民们面临生活上巨大变革，采取自我保护意识和行动策略来进行自我利益的守护。对此，村干部便会展现一贯的思维、行动策略。政府在“官民”双方博弈中作为第三方主体维持社会秩序。拆迁纠纷实际上是利益相关者的当地村干部、被拆迁村民以及当地政府分别出于自身的利益取向，做出行为策略选择，并获得相应结果。
一、理论综述
总体上，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现状与问题、农民的生活和福利等方面。党国英认为，迁村并居可以为中国建设和农业生产节约出上亿亩的土地，应该积极推广[2]；白莹和蒋青认为农民的集中居住意愿各不相同，与政府目标存在一定差异[3]，且贾燕指出，集中居住之后农民的生活福利并非全能得到提高，还需要一定的政策规范[4]；韩俊和秦中春认为，当前集中居住实践存在冒进、违背农民意愿、片面追求建设用地指标等问题[5]。
笔者深入S社区进行访谈和实地观察，借鉴“过程——事件”分析方法，通过当时的纠纷事件来展示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取向和行为策略，探析村干部与村民关系的状态，以期有益于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
二、事件简介
在拆迁过程中，Z庄和X庄的村干部与被拆迁居民间产生过激烈冲突。当地村民不愿意花费高额的费用入住集中区。然而由于自然村内不让翻新老房子的政策，他们处于矛盾和被动地位。在Z庄是最先产生拆迁纠纷的，村干部带领拆迁工人直接来到村里开始强拆，L姓男子自愿带头与拆迁组抗争，整个村庄里村民集体反对拆迁，暴力反抗，L姓男子被逮捕，不久事件平息，男子被释放，最终村民仍妥协买房入住集中区。
相类似，X庄也发生过暴力对峙，村里的拆迁组找来乡里的“头头”帮助拆迁、镇压村民，发生了暴力冲突，特警抓走了几个带头的村民。T姓副镇长在乡镇声望很高，暴力事件发生后，他在X庄深入做思想工作，因此最后村民们才都同意拆迁、入住集中区。
三、“民”与“官”的行动策略分析
（一）“民”：被拆迁村民的行动策略
1.利用弱者身份作为行动者
在拆迁中，被拆迁村民的行为策略是利用“利益受损者”的弱者身份。弱者本身成为一种武器，使其能够从“弱者身份”上获得强大的社会力量、道德潜力、正义表象及政策性庇护[6]。
2.以集体行动为策略
被拆迁村民会联结起来，将个体的利益需求以弱势群体行动展现出来。利用“法不责众”的心理，带头人发起集体反拆迁行动，以期达到不拆迁、或给予自身最优化利益的目的。实际上，最终村民们还是进行了权衡下的妥协。
（二）“官”：村干部的行动策略
1.由原始村内关系网络推进自我身份演变
原有的关系网络是通过生产大队建立起来的，权力和声望相应地附着在“生产大队队长”的手中。原生产队队长会借助这些情感支持与信任，将自己推上村干部的岗位。成为村干部之后，他们仍然依托原有的社会关系，策略性地游走在地位与村民群体之间。
2.借助权力运作来化解威胁的行动逻辑
村干部有一套借助权力运作来化解威胁的行动逻辑：一是拖延时间，二是变相逼迫。村干部拖延时间让村民因无法承担长时间抗争花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而选择自动妥协。另外，规定不让老房子翻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逼迫。村干部运用规定，变相逼迫被拆迁村民在客观条件下进行无奈妥协，从而达到自己的目标。
（三）“中间人”：政府的谈判策略
在此次拆迁纠纷中，将纠纷尽量化解在基层，防止其扩大化都是当地基层政府的首要目标。政府人员首先采取权威压制，然而这样的策略激化了矛盾冲突，这个策略失败了。然后政府开始采取谈判策略，选择高声望好口碑的工作人员深入村庄进行面对面谈判。
当地基层政府的处理方式，是在维持稳定的大目标下，协调村干部和村民双方在各自妥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对三方利益进行平衡。
四、农村“官民关系”的博弈特征
（一）拆迁村民行为的集体性
由于农村法制治安不健全、解决纠纷的渠道不畅，处于信息弱势的农民通过非正常渠道解决拆迁纠纷，从而采取极端行为。由于农村关系网络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员机制，反对拆迁的带头人得到较多支持，使得纠纷上升为集体事件。
（二）村干部行为的规避性
一方面，政策信息不对称使得村委会在权衡利弊时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农村的制度环境较为不健全，从而使得村委会可以利用类似于“不允许自然村房屋翻新”等政策优势来规避和应对纠纷。
（三）政府行为的变通性
“变通”作为一种非正式但却行之有效的治理技术，是科层制在实践中的创生[7]。T姓副镇长不仅是政府代表的身份，还利用自身的声望帮助推进调解工作，使这种调解变成了一种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略有成效的工作方式。
总结
首先，当地村民同意拆迁入住是无法抗衡当地村委会的压力和乡政府的涉入，是在先前行为策略无效后做出的又一次行为策略；其次，拆迁纠纷解决的关键是当地乡政府出面派人深入思想工作，降低姿态体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是强者的“弱武器”，是对权力关系网络的权益性修复。
纵观三方纠纷，可透视出农村基层关系的严峻性和特殊性。各方主体应当将关注点转向“如何避免纠纷”，并最终实现农民的自主性和自治性，让权利真正掌握在农民手里，这也是从根源上最符合三方利益最大化、实现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邱梦华.“讨价还价”：国家与农民间的利益博弈过程：以R村电价纠纷的个案为例[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4（2）：37-43.
[2] 党国英.如何看“迁村并居”热潮[J].人民论坛，2010（8）：6.
[3] 白莹，蒋青.农民集中居住方式的意愿调查与分析——以成都市郫县为例[J].农村经济，2011（7）：111-114.
[4] 贾燕.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状况变化研究——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09（2）：30-36.
[5] 韩俊，秦中春.引导农民集中居住存在的问题与政策思考[J].中国土地，2007（3）：35-38.
[6] 董海军.塘镇：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与协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18-220.
[7] 孙立平，王汉生.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号.
关键词：拆迁纠纷；农村“官民”关系；博弈；行动策略
随着城市化建設的快速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推行下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博弈论认为，每个局中人做出策略选择，策略选择的组合则决定了每个局中人的收益或结果，行动参与方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策略即是博弈[1]。局中人会受时空及对方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行动策略”。
拆迁和集中居住等行为使农民们面临生活上巨大变革，采取自我保护意识和行动策略来进行自我利益的守护。对此，村干部便会展现一贯的思维、行动策略。政府在“官民”双方博弈中作为第三方主体维持社会秩序。拆迁纠纷实际上是利益相关者的当地村干部、被拆迁村民以及当地政府分别出于自身的利益取向，做出行为策略选择，并获得相应结果。
一、理论综述
总体上，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现状与问题、农民的生活和福利等方面。党国英认为，迁村并居可以为中国建设和农业生产节约出上亿亩的土地，应该积极推广[2]；白莹和蒋青认为农民的集中居住意愿各不相同，与政府目标存在一定差异[3]，且贾燕指出，集中居住之后农民的生活福利并非全能得到提高，还需要一定的政策规范[4]；韩俊和秦中春认为，当前集中居住实践存在冒进、违背农民意愿、片面追求建设用地指标等问题[5]。
笔者深入S社区进行访谈和实地观察，借鉴“过程——事件”分析方法，通过当时的纠纷事件来展示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取向和行为策略，探析村干部与村民关系的状态，以期有益于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
二、事件简介
在拆迁过程中，Z庄和X庄的村干部与被拆迁居民间产生过激烈冲突。当地村民不愿意花费高额的费用入住集中区。然而由于自然村内不让翻新老房子的政策，他们处于矛盾和被动地位。在Z庄是最先产生拆迁纠纷的，村干部带领拆迁工人直接来到村里开始强拆，L姓男子自愿带头与拆迁组抗争，整个村庄里村民集体反对拆迁，暴力反抗，L姓男子被逮捕，不久事件平息，男子被释放，最终村民仍妥协买房入住集中区。
相类似，X庄也发生过暴力对峙，村里的拆迁组找来乡里的“头头”帮助拆迁、镇压村民，发生了暴力冲突，特警抓走了几个带头的村民。T姓副镇长在乡镇声望很高，暴力事件发生后，他在X庄深入做思想工作，因此最后村民们才都同意拆迁、入住集中区。
三、“民”与“官”的行动策略分析
（一）“民”：被拆迁村民的行动策略
1.利用弱者身份作为行动者
在拆迁中，被拆迁村民的行为策略是利用“利益受损者”的弱者身份。弱者本身成为一种武器，使其能够从“弱者身份”上获得强大的社会力量、道德潜力、正义表象及政策性庇护[6]。
2.以集体行动为策略
被拆迁村民会联结起来，将个体的利益需求以弱势群体行动展现出来。利用“法不责众”的心理，带头人发起集体反拆迁行动，以期达到不拆迁、或给予自身最优化利益的目的。实际上，最终村民们还是进行了权衡下的妥协。
（二）“官”：村干部的行动策略
1.由原始村内关系网络推进自我身份演变
原有的关系网络是通过生产大队建立起来的，权力和声望相应地附着在“生产大队队长”的手中。原生产队队长会借助这些情感支持与信任，将自己推上村干部的岗位。成为村干部之后，他们仍然依托原有的社会关系，策略性地游走在地位与村民群体之间。
2.借助权力运作来化解威胁的行动逻辑
村干部有一套借助权力运作来化解威胁的行动逻辑：一是拖延时间，二是变相逼迫。村干部拖延时间让村民因无法承担长时间抗争花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而选择自动妥协。另外，规定不让老房子翻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逼迫。村干部运用规定，变相逼迫被拆迁村民在客观条件下进行无奈妥协，从而达到自己的目标。
（三）“中间人”：政府的谈判策略
在此次拆迁纠纷中，将纠纷尽量化解在基层，防止其扩大化都是当地基层政府的首要目标。政府人员首先采取权威压制，然而这样的策略激化了矛盾冲突，这个策略失败了。然后政府开始采取谈判策略，选择高声望好口碑的工作人员深入村庄进行面对面谈判。
当地基层政府的处理方式，是在维持稳定的大目标下，协调村干部和村民双方在各自妥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对三方利益进行平衡。
四、农村“官民关系”的博弈特征
（一）拆迁村民行为的集体性
由于农村法制治安不健全、解决纠纷的渠道不畅，处于信息弱势的农民通过非正常渠道解决拆迁纠纷，从而采取极端行为。由于农村关系网络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员机制，反对拆迁的带头人得到较多支持，使得纠纷上升为集体事件。
（二）村干部行为的规避性
一方面，政策信息不对称使得村委会在权衡利弊时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农村的制度环境较为不健全，从而使得村委会可以利用类似于“不允许自然村房屋翻新”等政策优势来规避和应对纠纷。
（三）政府行为的变通性
“变通”作为一种非正式但却行之有效的治理技术，是科层制在实践中的创生[7]。T姓副镇长不仅是政府代表的身份，还利用自身的声望帮助推进调解工作，使这种调解变成了一种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略有成效的工作方式。
总结
首先，当地村民同意拆迁入住是无法抗衡当地村委会的压力和乡政府的涉入，是在先前行为策略无效后做出的又一次行为策略；其次，拆迁纠纷解决的关键是当地乡政府出面派人深入思想工作，降低姿态体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是强者的“弱武器”，是对权力关系网络的权益性修复。
纵观三方纠纷，可透视出农村基层关系的严峻性和特殊性。各方主体应当将关注点转向“如何避免纠纷”，并最终实现农民的自主性和自治性，让权利真正掌握在农民手里，这也是从根源上最符合三方利益最大化、实现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邱梦华.“讨价还价”：国家与农民间的利益博弈过程：以R村电价纠纷的个案为例[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4（2）：37-43.
[2] 党国英.如何看“迁村并居”热潮[J].人民论坛，2010（8）：6.
[3] 白莹，蒋青.农民集中居住方式的意愿调查与分析——以成都市郫县为例[J].农村经济，2011（7）：111-114.
[4] 贾燕.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状况变化研究——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09（2）：30-36.
[5] 韩俊，秦中春.引导农民集中居住存在的问题与政策思考[J].中国土地，2007（3）：35-38.
[6] 董海军.塘镇：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与协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18-220.
[7] 孙立平，王汉生.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