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动物与人类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共生共存的漫长历史中，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时而剑拔弩张，时而温情脉脉。动物之于人类，或是野性难驯的危险和敌人，或是忠诚的朋友和助手。人类用艺术表达情感与认知，也用艺术记录下与动物有关的点点滴滴。
　　在距今一万多年的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的岩壁上，旧石器时期的人类用最原始的颜料画下了野牛、野山羊和鹿群，尽管笔触粗粝，却生动描绘了远古以来人们一直在做的三件事—狩猎、绘画和祈祷。
　　在古代中国，《山海经》里记述的上古神兽大多面目狰狞、嗜血残暴，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饕餮纹亦是一派怒目圆睁之相，商代晚期的青铜酒器虎食人卣更是令人胆战心惊。这些无不向我们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在弱肉强食的洪荒时代，人对动物既敬畏，又觊觎。
　　随着人类征服自然，驯养牲畜，动物逐渐成为人们田间劳作的帮手。春秋战国之交，绵延1500多年之久的青铜时代走向尾声。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牺尊是一头倔强的耕牛形象，它承载了农耕文明的时代记忆。随着铁质工具与牛耕技术的普及，人类社会步入新的文明。

　　古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养宠之风的兴盛。无论是锦衣玉食的达官贵族，还是衣食无忧的平民百姓，皆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享受，而是更加重视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需求。他们把温顺、灵巧的动物们豢养在家宅园林中，照顾其飲食起居，与之嬉戏玩耍、朝夕相伴。与人漫长的一生相比，宠物的生命终究短暂，于是，人们又为之吟诗作画、塑像雕砖，永久纪念。

长空鹤唳见祥瑞

　　《诗经·小雅》云：“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自由往来于天地间的“使者”—仙鹤，姿态优雅，羽翼丰美，善于闻乐而舞，深受世人喜爱。鹤的寿命很长，大多能达到五六十年，这在“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古人心中堪称高寿。于是，人们以鹤入诗入画，与鹤为伴，表达着对鹤的特殊感情和对安康长寿的美好祈愿。
　　白居易一生爱鹤如子，为鹤写下了100多首诗，每次迁居都携鹤同行。好友裴度到他家拜访，看到一双白鹤很是喜爱，便向白居易索要。主人自是不舍，但念在好友情真意切，他只得忍痛割爱，随鹤附赠一首《送鹤与裴相临别赠诗》。他像老父亲一样絮絮叨叨，嘱咐白家的“宠儿”到了裴家要通达礼让、端正姿态，“夜栖少共鸡争树，晓浴先饶凤占池”，不要与鸡抢地盘，也不要和凤鸟争浴池。多年后，他还惦念着这一对远行的白鹤，又在《问江南物》中写道：“别有夜深惆怅事，月明双鹤在裴家。”仿佛在和老友叮咛，万万不可怠慢了他的两只鹤。

　　文人好咏鹤。他们敬慕鹤的高洁淡泊，咏鹤实则是咏叹自己心中向往的高逸境界。“梅妻鹤子”的北宋诗人林逋，后人称为“和靖先生”，在杭州西湖边过着恬淡的隐逸生活，终生不仕不娶，唯喜植梅养鹤。现在的杭州孤山上，仍有为纪念他而修建的“放鹤亭”。林逋常常驾舟寻访诸寺高僧，与之诗文往来。每次出门前，他就嘱咐自己的书童，如果有客到访，便开笼纵鹤，他看到鹤，便知道该归棹返家了。放鹤归山，“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人生通达至此，唯有林和靖。
　　帝王也爱鹤。早在《左传》中，就记载了春秋时期卫懿公好鹤亡国的故事：卫国第十八任君主卫懿公对鹤迷恋不已，不仅给鹤封官加爵，甚至为了养鹤加重赋税，因此招致臣民怨恨。他即位8 年后的鲁闵公二年（前660年）冬，北方的狄人入侵，将士们拒绝作战，卫懿公因此国破身亡。在后世，这个故事经常被当作玩物丧志的案例警示国君。
　　最富传奇色彩的，是宋徽宗赵佶与鹤的故事。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元宵节后的一天，都城汴京上空忽然云气沉浮，低映端门，群鹤聚集于宫殿上空，盘旋飞舞，争鸣和应。宋徽宗亲睹此景，兴奋不已，认为这是国运兴盛之兆，于是欣然提笔，便有了传世名品《瑞鹤图》。遗憾的是，“祥云瑞鹤”并没有给国运日渐衰败的北宋王朝带来任何转机。

舞马驯象盛唐景

　　舞马也是宫廷的爱宠之一。早在魏晋南北朝，人们就开始训练马匹随着音乐节拍做出各种动作，形成一种表演形式，以取悦王公贵族。曹植《献马表》曰：“臣于先武皇帝（指曹操）世，得大宛紫骍一匹，形法应图，善持头尾，教令习拜，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应，谨以表奉献。”经过训练，这匹大宛马不仅能向人跪拜，而且“行与鼓节相应”。这是关于舞马最早的记载。 　　舞马的姿态，从现存的考古实物中可窥一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宝级的唐代文物—鎏金舞马衔杯银壶，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壶身中央装饰了一匹风姿秀逸的舞马，这匹马身躯健硕，长鬃披颈，前肢绷直，后肢弯曲跪地，口中叼着一只酒杯，上扬的马尾和颈部飘动的绶带显示其正在翩然起舞。
　　舞马及舞马艺术主要来自西域一带。据《文献通考·乐考》载，大宛“其国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种。其马有肉角数寸，或解人语言及知音乐，其舞与鼓节相应。观马如此，其乐可知矣”。唐玄宗喜爱的舞马中，有许多是来自西域的汗血马。
　　舞马表演类似于今日马术比赛中的“盛装舞步”，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在唐开元、天宝年间，舞马艺术达到鼎盛。据史料记载，每逢“千秋节”，上百匹舞马披金戴银，分为左右两队，在玄宗的勤政楼下随着《倾杯乐》的曲目起舞。曲终之时，群马口衔酒杯，向皇帝屈膝敬酒祝寿。到了武则天时代，宫廷舞马的装饰更为华丽，正如唐人薛曜在《舞马篇》中所描绘：“紫玉鸣珂临宝镫，青丝彩络带金羁。”群马贺寿，这是只会出现在盛唐的恢宏景象。

　　在唐朝，比舞马表演气势更胜一筹的，还有象舞、犀舞。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每千秋节……内闲厩使引戏马，五坊使引象、犀，入场拜舞。”大象和犀牛作为外邦进献的珍贵贡品，漂洋过海来到盛世长安，随之而来的还有驯养动物的技师。与唐人相比，他们更加熟悉大象、犀牛的生活习性，负责日常照料和训练这些异兽。大象与犀牛身体庞大，动作迟缓，不如舞马风姿绰约，它们的表演虽然观赏性不强，但对大唐天子而言，主要意义在于体现八方来朝的盛世威仪。
　　可悲的是，来自温暖国度的大象和犀牛不能适应干燥寒冷的中原气候，尽管受到精心照料，往往一到冬天便因受寒而病死他乡。但身居高位的权贵对此毫不在意，因为等到来年，朝贡使臣会送來更多的珍禽异兽。四方来朝、万邦臣服的大国气派，对统治者而言固然值得自豪和骄傲，但如果千万人的奔走，不是为了国计民生，只为满足皇帝的娱乐需要和炫耀王朝强盛的虚荣心，那这个时代的气数终不会长久。

狸奴猧儿常相伴

　　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它们不仅是人们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帮手，亦是妇孺皆爱的宠物。
　　顽皮小儿总是沉迷于“捉蝴蝶，趁猧子”的游戏。猧子，也被称为“拂菻犬”，是唐初从西域传入的一种卷毛小狗，众多诗词和画作中都有它们的身影，可谓风靡一时。路德延的《小儿诗》中就有“莺雏金镟系，猧子彩丝牵”之句。不过，猧子是世家大族才有条件饲养的宠物，平民百姓的孩子是无福享受这种奢侈的乐趣的。
　　仕女阶层对猧子也是相当迷恋，这在唐代的诗歌、笔记小说及画卷中多有体现。有情郎把名贵的猧子赠予心仪之人，作为不能时时陪伴对方的慰藉。于是，不少独守空门的深闺怨女便把它们视作移情对象。《全唐诗》中就有很多借猧子表达思恋和苦闷之情的诗歌。如薛涛在《十离诗·犬离主》中写道：“驯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着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作者借着对猧子失宠的描写，抒发自己的郁闷之情。《簪花仕女图》《唐人宫乐图》等画卷中也对唐代女子养猧子自娱的现象进行了直观描绘。

　　到了宋代，人们饲养宠物狗的习惯，从宫廷贵族扩大到富有的平民家庭。城市中还出现了宠物市场，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就说，开封府的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由此可知，此时养猫之习也同样风靡民间。
　　宋人养猫有一个特殊的仪式—聘猫，是指用盐、鱼等物品作为聘礼，向主人求得猫儿。聘猫风气尤其流行于文人士大夫之间，因而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乞猫诗”。猫作为宠物，温柔可人，给主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作为捉鼠能手，它还是守护书房的功臣。陆游写过一首《赠猫》诗：“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毡坐食无鱼。”这样一首表达怀才不遇的自嘲诗，字里行间却充满对猫儿的宠溺之情。

　　在宋代，猫不仅入诗，也入画。《宣和画谱》中收录了百余幅与猫有关的册页小品，如画家李迪的传世之作《狸奴小影图》和《蜻蜓花狸图》。画家一笔一笔画出小猫全身纤细的毛发，使画作呈现出极为立体的视觉效果，传神之至。这除了依赖画家本身敏锐的观察力，爱猫之心亦不可少。此外，《富贵花狸图》《狸奴婴戏图》等珍贵画作，为我们还原了宋人养猫的诸多细节。人们给猫脖子上系上彩色绸带，让它们在花间玩耍。这些宠物猫的毛发整洁光亮，神态怡然自得，显然受到主人的精心喂养，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宋代繁荣发达的社会经济。
　　万物有灵。古人与宠物的万千情结，总会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柔软的心弦，这也许就是人与动物之间亘古不变的共情力。那些落在砖石、器物和画纸上的花鸟鱼虫、飞禽走兽，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唯心中有所依，下笔才如有神，笔墨纤毫封存了古人当时的情感记忆，直到千百年后遇到志同道合的陌生灵魂，彼此心照不宣，暗生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