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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宋初的社会心理
宋朝文人受佛、道学说影响很深。禅宗发展到北宋，宗派众多、公案精致，战胜了其他佛教派别。禅宗教义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在对自然的态度上有相近之处，要求自身与自然合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吮吸灵感和了悟，摆脱认识羁绊，获取心灵的解放。禅宗也越来越脱离原本的佛教教义，对佛的阐释更具有文人色彩，颇受文人推崇。这种心境，对文士的性格、心态和创作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同时宋朝政府重文，给予文学艺术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科举制度的完善，各阶层的杰出人才不受门阀限制，都能网罗到政府的各级机构中去，保证他们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和收入。同时由野而朝、由农而仕的文人多，文人高官也多。这也造成了宋朝的文弱，其时代的对外战略处于守势，战争繁多，起义不断。政治上的反复使文人报国之心屡次受创，他们自然从政治上的失意退避到了文学艺术创作中去。这一退避态度在文学作品中也不断表现出来。其中以宋词的艺术成就最高。
北宋建立时，太祖赵匡胤曾说： “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帛， 厚自娱乐……多置歌儿舞女， 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不论宋太祖这番话是不是为加强中央集权， 用经济手段和腐朽的人生观所进行的政治交易，但帝王的表率和鼓励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上自君王，中有臣僚，下到平民百姓，整个宋王朝自始至终喜好歌舞升平，笼罩着及时行乐的享乐风气。
二、市井繁榮和宴乐之风的盛行
宋统一后，商业的发达和手工业的兴盛，市民阶层得以发展壮大，也对文化很多方面产生影响。即物质的富足产生对精神情感方面的娱乐需求，势必产生一种新的生活时尚，促成了市井文化氛围的形成。《乐府指迷》说：“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词的创作虽应朝廷官署所喜好，却越来越因瓦市的演唱需要而繁荣起来。词的诞生和各类词的创作，都吸引了大量平民化的传诵者，促成了词的兴盛，使词具有语言俚俗化的时代特征。
与此同时，风俗文化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形成新的精神风貌。随着市井文化的商业化，当时把酒听曲，浅酌低唱，是官宦、士大夫司空见惯的消遣娱乐和交际方式。“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寝侈，不唯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真宗欲革此弊，虽先后于咸平二年（999年）、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二月、四年（1011年）六月、八年（1015年）三月下诏禁臣庶泥金铺翠之饰，但收效不大。沈括记载：“时天下无事， 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官士大夫为燕集， 以至市楼酒肆， 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可见宴饮对宋人的重要性。宴游活动范围的扩大和更普遍，成为趋向一致的社会时尚爱好，呈现出“游观之盛，冠与前代”的特征。
而词这种适合享乐生活需要的歌唱文体就被广受欢迎。词的格式不拘一格，对纵情抒发和自我的审美感受的释放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北宋的文人士大夫们“闲上碧江游画鷁，醉留红袖舞鸣鼍” （范仲淹 《同年魏介之会上作》），自得其乐地徜徉在“佳人盼影横哀柱，狎客分光缀艳诗” （穆修《烛》）的氛围里。宴游狎妓、听歌观舞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文学创作是现实生活真实而艺术的再现，那么宋代的都市生活文化成就了词的最高艺术。
三、 歌妓文化的渗透
而与宴游崇侈和风俗奢靡相并行的另一风俗现象，则是专门服务于殇政的歌妓阶层的社会化和普遍化。“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东京梦华录》里汴京燕馆歌楼茶肆的记载，数量之多且成为文士官宦所乐趣之处。歌妓歌舞侑酒，文人宴饮听曲，这种生活模式给文人士大夫的创作带来了浓烈的艺术氛围。
凡官府宴会，民间文士雅集；抑或青楼调笑，总少不了唱词。柳永《玉蝴蝶》：“珊瑚席上，亲持犀管，旋叠相笺，要索新词。”欧阳修《玉楼春》：“青春才子有新词，红粉佳人重劝酒。”晏几道《小山词》自序：“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四位歌妓）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草授诸儿。”苏轼《减字木兰花》：“秒词佳曲。啭出新声能断续，重客多情。满劝金卮玉手擎。”由此等等词作是歌妓文化在北宋士大夫词作中的反映。
从历史中看，宋代的妓女与文人交流最多，关系密切。这种关系在宋词的创作上产生了影响，叙写妓女题材的词作很多。与此同时，宋代艺术沿着中唐走入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宋词形象细腻、含义微妙，通过对日常所见抒发内心的情感。正是这个特点，宋词与女性细腻的感情世界的关系尤为密切。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谈到这种现象说：“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也。”
时至北宋，歌妓文化已蔚然成风，这不仅促成了词体从音乐文艺中脱胎而出，自称一体，而最终又促进了词的广泛传播，在文化进程当中功不可没。
无论唐代还是宋代，词的创作主体主要是文人士大夫。以上种种社会因素的作用，北宋时代下的文化风俗对高层位的文学创作，有着新的崇尚和导向，对词体的创作有明显指向。
【参考文献】
[1]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
[2]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2005.
[3]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5]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6]董浩麟.汴京与宋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3）.
宋朝文人受佛、道学说影响很深。禅宗发展到北宋，宗派众多、公案精致，战胜了其他佛教派别。禅宗教义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在对自然的态度上有相近之处，要求自身与自然合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吮吸灵感和了悟，摆脱认识羁绊，获取心灵的解放。禅宗也越来越脱离原本的佛教教义，对佛的阐释更具有文人色彩，颇受文人推崇。这种心境，对文士的性格、心态和创作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同时宋朝政府重文，给予文学艺术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科举制度的完善，各阶层的杰出人才不受门阀限制，都能网罗到政府的各级机构中去，保证他们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和收入。同时由野而朝、由农而仕的文人多，文人高官也多。这也造成了宋朝的文弱，其时代的对外战略处于守势，战争繁多，起义不断。政治上的反复使文人报国之心屡次受创，他们自然从政治上的失意退避到了文学艺术创作中去。这一退避态度在文学作品中也不断表现出来。其中以宋词的艺术成就最高。
北宋建立时，太祖赵匡胤曾说： “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帛， 厚自娱乐……多置歌儿舞女， 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不论宋太祖这番话是不是为加强中央集权， 用经济手段和腐朽的人生观所进行的政治交易，但帝王的表率和鼓励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上自君王，中有臣僚，下到平民百姓，整个宋王朝自始至终喜好歌舞升平，笼罩着及时行乐的享乐风气。
二、市井繁榮和宴乐之风的盛行
宋统一后，商业的发达和手工业的兴盛，市民阶层得以发展壮大，也对文化很多方面产生影响。即物质的富足产生对精神情感方面的娱乐需求，势必产生一种新的生活时尚，促成了市井文化氛围的形成。《乐府指迷》说：“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词的创作虽应朝廷官署所喜好，却越来越因瓦市的演唱需要而繁荣起来。词的诞生和各类词的创作，都吸引了大量平民化的传诵者，促成了词的兴盛，使词具有语言俚俗化的时代特征。
与此同时，风俗文化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形成新的精神风貌。随着市井文化的商业化，当时把酒听曲，浅酌低唱，是官宦、士大夫司空见惯的消遣娱乐和交际方式。“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寝侈，不唯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真宗欲革此弊，虽先后于咸平二年（999年）、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二月、四年（1011年）六月、八年（1015年）三月下诏禁臣庶泥金铺翠之饰，但收效不大。沈括记载：“时天下无事， 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官士大夫为燕集， 以至市楼酒肆， 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可见宴饮对宋人的重要性。宴游活动范围的扩大和更普遍，成为趋向一致的社会时尚爱好，呈现出“游观之盛，冠与前代”的特征。
而词这种适合享乐生活需要的歌唱文体就被广受欢迎。词的格式不拘一格，对纵情抒发和自我的审美感受的释放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北宋的文人士大夫们“闲上碧江游画鷁，醉留红袖舞鸣鼍” （范仲淹 《同年魏介之会上作》），自得其乐地徜徉在“佳人盼影横哀柱，狎客分光缀艳诗” （穆修《烛》）的氛围里。宴游狎妓、听歌观舞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文学创作是现实生活真实而艺术的再现，那么宋代的都市生活文化成就了词的最高艺术。
三、 歌妓文化的渗透
而与宴游崇侈和风俗奢靡相并行的另一风俗现象，则是专门服务于殇政的歌妓阶层的社会化和普遍化。“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东京梦华录》里汴京燕馆歌楼茶肆的记载，数量之多且成为文士官宦所乐趣之处。歌妓歌舞侑酒，文人宴饮听曲，这种生活模式给文人士大夫的创作带来了浓烈的艺术氛围。
凡官府宴会，民间文士雅集；抑或青楼调笑，总少不了唱词。柳永《玉蝴蝶》：“珊瑚席上，亲持犀管，旋叠相笺，要索新词。”欧阳修《玉楼春》：“青春才子有新词，红粉佳人重劝酒。”晏几道《小山词》自序：“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四位歌妓）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草授诸儿。”苏轼《减字木兰花》：“秒词佳曲。啭出新声能断续，重客多情。满劝金卮玉手擎。”由此等等词作是歌妓文化在北宋士大夫词作中的反映。
从历史中看，宋代的妓女与文人交流最多，关系密切。这种关系在宋词的创作上产生了影响，叙写妓女题材的词作很多。与此同时，宋代艺术沿着中唐走入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宋词形象细腻、含义微妙，通过对日常所见抒发内心的情感。正是这个特点，宋词与女性细腻的感情世界的关系尤为密切。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谈到这种现象说：“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也。”
时至北宋，歌妓文化已蔚然成风，这不仅促成了词体从音乐文艺中脱胎而出，自称一体，而最终又促进了词的广泛传播，在文化进程当中功不可没。
无论唐代还是宋代，词的创作主体主要是文人士大夫。以上种种社会因素的作用，北宋时代下的文化风俗对高层位的文学创作，有着新的崇尚和导向，对词体的创作有明显指向。
【参考文献】
[1]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
[2]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2005.
[3]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5]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6]董浩麟.汴京与宋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