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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庾信是我国南北朝文学史上创作的集大成者，他的创作大致上以其四十二岁出使西魏分为前后两期，其赋作尤为后人称道。前期赋作诞生于悠游的南朝宫廷时期，风格轻艳浮靡，入北后的赋作一改南朝靡丽文风，饱含乡关之思，家国之恸，文风刚健而有思致。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评价：“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前后期的赋作均以特有的感伤主义情怀和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唐代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庾信 赋 李商隐 骈文
《隋书》卷六十七《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轻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庾信的辞赋创作无疑是对南北文学之长的最好继承，这种继承延及唐代。至于晚唐，随着古文运动逐渐退潮，骈文再度兴盛。而李商隐更是这一时期骈文创作界的巨擘。本文的论述源于李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中的话语：“后又两为秘省房中宫，姿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俆、庾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从中不难窥见庾信的创作对李商隐的影响。而学者对庾信的研究多集中于庾信前后期创作的对比，而较少涉及庾信辞赋对后代文坛的影响。本文则主要以李商隐的骈文为比照点论述庾信对晚唐骈文创作的影响。
（一）庾信由南入北与其赋风之变化
庾信的赋作完整保存至今的仅仅十五篇。他的创作以于承圣三年其奉命出使西魏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他的赋作虽然没有全部明确提及写作年代，但是我们能从赋作的内容和风格大致能分辨出其为南朝作品还是仕于北朝时候的创作。其中，《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荡子赋》当属于庾信前期仕于梁朝的作品，而《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并序》、《小园赋》、《竹杖赋》、《邛竹杖赋》、《枯树赋》、《伤心赋并序》、《象戏赋》、《哀江南赋并序》则为庾信入于北朝之后的创作。
前期身处的南朝，“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庾信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与其父亲庾肩吾“在东宫，出入禁闥，恩礼莫与比隆”，當时的庾氏父子与徐氏父子的创作绮靡艳丽，被称为“徐庾体”。而该时期庾信的赋作也大多局限于奉和、应制，如《春赋》就是一篇辞藻华美的小赋，它铺陈春色盎然，写宫廷女子的梳妆打扮，写饮酒调乐，写春日游乐修禊。《七夕赋》写女子于七夕节乞巧。《灯赋》写夜幕降临后屋内燃起油灯后的情景。《对烛赋》写对烛的思妇。《镜赋》不厌其烦地描写女子对镜梳妆的经过。《鸳鸯赋》写鸳鸯从而引起男女情爱的主题。《荡子赋》写荡子出征的经过。这些内容显然与庾信长期身处的宫廷环境有关，齐梁偏安一隅，传统儒家思想观念沦丧，佛老思想盛行，仕宦贵族的悠游生活使得整个社会趋于衰朽浮糜，追求物欲享乐。在乎文章，梁元帝还提出过“至如文者，惟须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的见解。正是在这样一个追求文字华丽的思想风潮影响下，庾信前期的这些作品局限于绘景、描物、写人，虽然文字富艳精工，极尽描绘之能事，却缺乏作者思想的活力和深度，即刘勰所谓的“为文造情”，故难为后世推崇。
庾信由南入北后的赋作一改前期赋作的轻绮，得到当时乃至后世的极高赞誉。除了杜甫对庾信“暮年诗赋动江关”的评价外，《四库提要》也认为“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如《小园赋》通过写小园之景，追念古人，自悼身世，表达想要追求巢父、壶公那样的闲适生活而不可得的悲恸哀怨。《竹杖赋》、《邛竹杖赋》两篇都沿承汉大赋的手法表明自己无意于富贵仕禄的心志。《枯树赋》一篇使得庾信在北朝声名大振，它由槐树的盛衰变化引起自己的身世之悲，是他“乡关之思所为作也”。《伤心赋》和《哀江南赋》题出于《楚辞》的《招魂》篇：“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都追述身世伤亡的故事，故国由盛而衰的经过，饱含乡关之思和身世飘零之感。庾信在侯景之乱中遭历了父亲去世和丧子之痛，而后半生又不得不羁于北朝，从而作品中祛除了前期在南朝的作品中的柔媚奢靡之态，一改前期的“为文造情”而为“为情造文”，更多注入了建安时期的作品中那种“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风骨，与早年奠定的高超的赋作技巧相结合，从而能成为南北朝集大成的作家。
（二）骈文在唐代的发展与李商隐的骈文创作
骈文这一文体兴盛于汉魏六朝时期，讲求辞采、对偶、用事、声律。初唐时期还沿袭着之前的华丽铺饰文风，如魏征等人创作的史书总论多以骈体议论。初唐四杰的骈文创作更是以其铺陈、藻饰、声律脍炙人口。盛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倡导的古文运动席卷文坛，骈文创作一度隐遁，散文一度成为了文坛的主流。至于晚唐，李商隐更是以其骈文创作的才名“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体’”。
与唐代古文家柳宗元早年学习骈文后来以散文名家相反，李商隐早年正值古文运动的蓬勃期，学习古文，后由散入骈而大力创作骈文。他在《樊南甲集序》称：“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后又两为秘书省房中宫，姿展古籍，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从中我们能看出，李商隐走上骈文创作道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令狐楚的教授，而后李商隐对骈文的更加痴迷，南朝庾信的骈赋对他的影响可见一斑。而他所创作的骈文不仅讲求对偶用事，还具有情感，往往能够打动读者。
李商隐从最初的“能为古文，不喜偶对”转而变向大力进行骈文创作，大致有客观、主观两方面的因素。客观上，晚唐的社会出于藩镇割据的动乱状态，佛老思想盛行，再没有盛唐的繁盛景致和中唐的中兴气象，也有很多诗人作家沉醉于声色犬马之中以麻痹自己。而传统文坛的儒家正统思想隐匿也使得韩柳等倡导的以“明道”为宗旨的古文创作趋于低潮。主观上，李商隐青年时期积极接受令狐楚的骈文创作指导，而他的诗歌创作的高超技法也对其骈文创作有重要影响。此外，我们知道唐代的章、表、书、记等公文大多还是以骈文的形式来写的，而战乱的频繁仍使得各种启、状、檄等公文创作需求扩大。李商隐辗转于各幕府间，也不得不进行骈文创作以谋求生存。 （三）庾信赋对李商隐骈文思想内容和写作手法的影响
汉魏六朝时期一直有所谓的“以悲为美”的文学传统。东汉末年，世衰乱离，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诗歌中或传达思妇的孤独，或描写征人游子的羁旅和对人性的自我觉醒，或抒写“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悲怨之情，而刻画的意象和营造的意境都给读者以美感。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沿袭这种悲美的传统，庾信赋也对这种传统有很好的继承。他在《哀江南赋》序中称其创作“不为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清代倪璠也称庾信入关之后的作品“篇篇有哀”。
如《枯树赋》的开篇即借殷仲文虽为官却常常“忽忽不乐”来隐喻自己内心的不快。后又描写树木的繁盛之貌和“销亡”、“半死”的枯竭之貌，描写枯树时作者常多用“阻绝”、“飘零”、“垂泪”、“沥血”、“断节”、“半折”等词，树木由荣而枯的衰变，真是作者内心悲痛的摹写。篇末借桓温“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慨叹表达自己内心遍历盛衰枯荣的死灰之木般的心态。再如《小园赋》中写小园的景物写到“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花草鱼鸟本都是让人喜乐的意象，而在庾信笔下，他特选忘忧草和长乐花暗指内心忧愁和不快。而鱼鸟两种意象分别取《庄子》和《韩诗外传》中的佚事，将自身比作不能栖息树林的飞鸟和无法嬉戏水塘的鱼儿，集中表现自身的不自由。这些细节都深刻地展现作者的感伤情怀。
庾信的这种感伤主义延及初唐，中唐时候吕温推崇庾信，诗作里有“凄凉庾信赋，千载共伤情”的句子。可见庾信的作品中流露的感伤主义情怀在中晚唐得到了很好地接受。至于晚唐李商隐的骈文创作，他“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而李商隐的祭文又是李商隐骈文的精华所在。著名的《祭徐氏姊文》和《祭徐姊夫文》两篇都作于会昌三年，文中的李商隐以“没齿怀恨”的句子表现对徐氏姊的悼念，又誓于好好抚养自己的外甥外甥女使得外甥能有好的仕禄，外甥女能嫁得好人家，以慰徐氏姊的在天之灵。《祭裴氏姊文》作于会昌四年，因为李商隐与裴氏姊的关系极为亲密，于是作品中更是渗透了作者“锥心泣血”之痛。开篇便向逝去的姐姐交代这些年来家族的落魄与李商隐自幼的坎坷遭遇，为人抄书舂米的艱辛和贬谪的曲折仕宦生涯。文中的“心骨分裂”、“伤痛苍天”、“洒血荒墟”等词语无不精劲地表现出李商隐胸中的伤痛之情。作于同年的《祭小侄女寄寄文》被后人称为义山祭文的压卷之作。“朝饥谁抱，夜渴谁怜”这样的反问句强烈地道出了李商隐内心深深的自责懊恼之情，作者又描绘了“自尔殁后”即小侄女早夭之后的种种画面，都叫自己回忆起当年种种，这一段心境刻画得尤其悲凉，与庾信《伤心赋》中描绘自己睹见旧物思念儿女的心情有很大相似之处。
骈偶、声韵、用典、辞藻是是骈文最重要的四种审美特征，至于徐陵、庾信的骈赋之作，精工密丽、繁复多彩，达到了六朝骈文的巅峰。其用典的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庾信《哀江南赋》为例，它分为序和正文两部分，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指出：“至于庾子山文，亦知谋篇之法，如哀江南赋，先叙其家世，而由梁之太平，叙及梁之衰乱，层次分明，秩序不紊。”这就概括出了《哀江南赋》结构工整、层次明晰的特点。至于用典，光是序言，从开始几个分句自述生世后，每句几乎都充斥着各种典故一直到序尾。如“《燕歌》远别，悲不自胜”借魏文帝《燕歌行》和王褒的《燕歌》写北地之苦寒。除了直接用典外，庾信还擅长化用与表情达意无关的典故，钟涛曾经就提及庾信骈赋中这种用典手法，指出“将军一去，大树飘零”这一句虽然出自《后汉书·冯异传》但是“仅借取‘将军’和‘大树’之词，表现自己的溃败朱雀坊、出使西魏、梁朝的覆亡等，与原典本义并无联系”。但是庾信对各种典故的熟练运用并注入真情实感，所以并不显得累赘，而且常常不露痕迹，这就是沈德潜《古诗源》中所称道的“使事无迹”。
李商隐的骈文在用典的繁缛、结构的公正方面对六朝骈文的继承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樊南甲集序》中就称自己的骈文：“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而且范文澜先生也曾经指出：“四六文如果作为一种不切实用，但形式美丽不妨当作艺术作品予以保存的话，李商隐的四六文是唯一值得保存的。”可见李商隐的骈文创作的形式结构是极为工整精美的。以《祭小侄女寄寄文》为例，其中表达李商隐内心悲痛的“念当稚戏之辰，孰测死生之位”、“明知过礼之文，何忍深情所属”等句子都极为工整。又如大中六年创作的《梓州道兴观碑铭》一文的用典极为密集。开篇的“总天下之事，教为三分”就开始引用《隋书李士谦传》李士谦回答客问三教的优劣之事来起篇，阐明了道教作为三教之一的重要地位。之后又不停借用《老子》、《楚辞》、《庄子》、《史记》、《淮南子》、《抱朴子》等书中与道家有关的典故来为梓州道观的建造正名，结构极为工整，而且整篇碑铭几乎都是用各种典故连缀而成，这种现象在李商隐的骈文当中比比皆是。再如《祭裴氏姊文》中的“虽琴瑟著咏，终天壤以兴悲”，化用《诗经周南》的名篇《关雎》而不觉得生硬。又用《世说新语贤媛》中谢道韫不满自己丈夫的悲叹写自己裴氏姊的婚姻不如意，不仅遵循了骈偶的规则而且典故应用得恰到好处。
正是由于能够娴熟地运用高超的用典技法和工整的结构，连现代作家废名也极力称道庾信和李商隐二者的创作。而李商隐在骈文的技法上或多或少是受到庾信骈赋作品的影响的。
（四）结论
作为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作家，庾信的赋作以其骈俪之美、内容的丰富、情感抒写的清新老成对当时以及后世文坛就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庾信从早年的出入南朝宫廷到后半生屈仕北朝，而李商隐也游离于牛李两党之间，从很多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古之伤心之人。李商隐的骈文创作就多少接受了庾信创作的影响，从作品中渗透的浓厚的感伤主义情怀到艺术技巧上的运用都能看出其影响。
参考文献：
[1]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陈永正.李商隐诗选[M].上海：三联书店，1980.
[3]吴调公.李商隐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清]倪璠.庾子山集注[M].台北：源流出版社，1986.
关键词： 庾信 赋 李商隐 骈文
《隋书》卷六十七《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轻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庾信的辞赋创作无疑是对南北文学之长的最好继承，这种继承延及唐代。至于晚唐，随着古文运动逐渐退潮，骈文再度兴盛。而李商隐更是这一时期骈文创作界的巨擘。本文的论述源于李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中的话语：“后又两为秘省房中宫，姿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俆、庾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从中不难窥见庾信的创作对李商隐的影响。而学者对庾信的研究多集中于庾信前后期创作的对比，而较少涉及庾信辞赋对后代文坛的影响。本文则主要以李商隐的骈文为比照点论述庾信对晚唐骈文创作的影响。
（一）庾信由南入北与其赋风之变化
庾信的赋作完整保存至今的仅仅十五篇。他的创作以于承圣三年其奉命出使西魏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他的赋作虽然没有全部明确提及写作年代，但是我们能从赋作的内容和风格大致能分辨出其为南朝作品还是仕于北朝时候的创作。其中，《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荡子赋》当属于庾信前期仕于梁朝的作品，而《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并序》、《小园赋》、《竹杖赋》、《邛竹杖赋》、《枯树赋》、《伤心赋并序》、《象戏赋》、《哀江南赋并序》则为庾信入于北朝之后的创作。
前期身处的南朝，“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庾信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与其父亲庾肩吾“在东宫，出入禁闥，恩礼莫与比隆”，當时的庾氏父子与徐氏父子的创作绮靡艳丽，被称为“徐庾体”。而该时期庾信的赋作也大多局限于奉和、应制，如《春赋》就是一篇辞藻华美的小赋，它铺陈春色盎然，写宫廷女子的梳妆打扮，写饮酒调乐，写春日游乐修禊。《七夕赋》写女子于七夕节乞巧。《灯赋》写夜幕降临后屋内燃起油灯后的情景。《对烛赋》写对烛的思妇。《镜赋》不厌其烦地描写女子对镜梳妆的经过。《鸳鸯赋》写鸳鸯从而引起男女情爱的主题。《荡子赋》写荡子出征的经过。这些内容显然与庾信长期身处的宫廷环境有关，齐梁偏安一隅，传统儒家思想观念沦丧，佛老思想盛行，仕宦贵族的悠游生活使得整个社会趋于衰朽浮糜，追求物欲享乐。在乎文章，梁元帝还提出过“至如文者，惟须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的见解。正是在这样一个追求文字华丽的思想风潮影响下，庾信前期的这些作品局限于绘景、描物、写人，虽然文字富艳精工，极尽描绘之能事，却缺乏作者思想的活力和深度，即刘勰所谓的“为文造情”，故难为后世推崇。
庾信由南入北后的赋作一改前期赋作的轻绮，得到当时乃至后世的极高赞誉。除了杜甫对庾信“暮年诗赋动江关”的评价外，《四库提要》也认为“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如《小园赋》通过写小园之景，追念古人，自悼身世，表达想要追求巢父、壶公那样的闲适生活而不可得的悲恸哀怨。《竹杖赋》、《邛竹杖赋》两篇都沿承汉大赋的手法表明自己无意于富贵仕禄的心志。《枯树赋》一篇使得庾信在北朝声名大振，它由槐树的盛衰变化引起自己的身世之悲，是他“乡关之思所为作也”。《伤心赋》和《哀江南赋》题出于《楚辞》的《招魂》篇：“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都追述身世伤亡的故事，故国由盛而衰的经过，饱含乡关之思和身世飘零之感。庾信在侯景之乱中遭历了父亲去世和丧子之痛，而后半生又不得不羁于北朝，从而作品中祛除了前期在南朝的作品中的柔媚奢靡之态，一改前期的“为文造情”而为“为情造文”，更多注入了建安时期的作品中那种“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风骨，与早年奠定的高超的赋作技巧相结合，从而能成为南北朝集大成的作家。
（二）骈文在唐代的发展与李商隐的骈文创作
骈文这一文体兴盛于汉魏六朝时期，讲求辞采、对偶、用事、声律。初唐时期还沿袭着之前的华丽铺饰文风，如魏征等人创作的史书总论多以骈体议论。初唐四杰的骈文创作更是以其铺陈、藻饰、声律脍炙人口。盛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倡导的古文运动席卷文坛，骈文创作一度隐遁，散文一度成为了文坛的主流。至于晚唐，李商隐更是以其骈文创作的才名“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体’”。
与唐代古文家柳宗元早年学习骈文后来以散文名家相反，李商隐早年正值古文运动的蓬勃期，学习古文，后由散入骈而大力创作骈文。他在《樊南甲集序》称：“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后又两为秘书省房中宫，姿展古籍，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从中我们能看出，李商隐走上骈文创作道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令狐楚的教授，而后李商隐对骈文的更加痴迷，南朝庾信的骈赋对他的影响可见一斑。而他所创作的骈文不仅讲求对偶用事，还具有情感，往往能够打动读者。
李商隐从最初的“能为古文，不喜偶对”转而变向大力进行骈文创作，大致有客观、主观两方面的因素。客观上，晚唐的社会出于藩镇割据的动乱状态，佛老思想盛行，再没有盛唐的繁盛景致和中唐的中兴气象，也有很多诗人作家沉醉于声色犬马之中以麻痹自己。而传统文坛的儒家正统思想隐匿也使得韩柳等倡导的以“明道”为宗旨的古文创作趋于低潮。主观上，李商隐青年时期积极接受令狐楚的骈文创作指导，而他的诗歌创作的高超技法也对其骈文创作有重要影响。此外，我们知道唐代的章、表、书、记等公文大多还是以骈文的形式来写的，而战乱的频繁仍使得各种启、状、檄等公文创作需求扩大。李商隐辗转于各幕府间，也不得不进行骈文创作以谋求生存。 （三）庾信赋对李商隐骈文思想内容和写作手法的影响
汉魏六朝时期一直有所谓的“以悲为美”的文学传统。东汉末年，世衰乱离，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诗歌中或传达思妇的孤独，或描写征人游子的羁旅和对人性的自我觉醒，或抒写“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悲怨之情，而刻画的意象和营造的意境都给读者以美感。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沿袭这种悲美的传统，庾信赋也对这种传统有很好的继承。他在《哀江南赋》序中称其创作“不为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清代倪璠也称庾信入关之后的作品“篇篇有哀”。
如《枯树赋》的开篇即借殷仲文虽为官却常常“忽忽不乐”来隐喻自己内心的不快。后又描写树木的繁盛之貌和“销亡”、“半死”的枯竭之貌，描写枯树时作者常多用“阻绝”、“飘零”、“垂泪”、“沥血”、“断节”、“半折”等词，树木由荣而枯的衰变，真是作者内心悲痛的摹写。篇末借桓温“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慨叹表达自己内心遍历盛衰枯荣的死灰之木般的心态。再如《小园赋》中写小园的景物写到“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花草鱼鸟本都是让人喜乐的意象，而在庾信笔下，他特选忘忧草和长乐花暗指内心忧愁和不快。而鱼鸟两种意象分别取《庄子》和《韩诗外传》中的佚事，将自身比作不能栖息树林的飞鸟和无法嬉戏水塘的鱼儿，集中表现自身的不自由。这些细节都深刻地展现作者的感伤情怀。
庾信的这种感伤主义延及初唐，中唐时候吕温推崇庾信，诗作里有“凄凉庾信赋，千载共伤情”的句子。可见庾信的作品中流露的感伤主义情怀在中晚唐得到了很好地接受。至于晚唐李商隐的骈文创作，他“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而李商隐的祭文又是李商隐骈文的精华所在。著名的《祭徐氏姊文》和《祭徐姊夫文》两篇都作于会昌三年，文中的李商隐以“没齿怀恨”的句子表现对徐氏姊的悼念，又誓于好好抚养自己的外甥外甥女使得外甥能有好的仕禄，外甥女能嫁得好人家，以慰徐氏姊的在天之灵。《祭裴氏姊文》作于会昌四年，因为李商隐与裴氏姊的关系极为亲密，于是作品中更是渗透了作者“锥心泣血”之痛。开篇便向逝去的姐姐交代这些年来家族的落魄与李商隐自幼的坎坷遭遇，为人抄书舂米的艱辛和贬谪的曲折仕宦生涯。文中的“心骨分裂”、“伤痛苍天”、“洒血荒墟”等词语无不精劲地表现出李商隐胸中的伤痛之情。作于同年的《祭小侄女寄寄文》被后人称为义山祭文的压卷之作。“朝饥谁抱，夜渴谁怜”这样的反问句强烈地道出了李商隐内心深深的自责懊恼之情，作者又描绘了“自尔殁后”即小侄女早夭之后的种种画面，都叫自己回忆起当年种种，这一段心境刻画得尤其悲凉，与庾信《伤心赋》中描绘自己睹见旧物思念儿女的心情有很大相似之处。
骈偶、声韵、用典、辞藻是是骈文最重要的四种审美特征，至于徐陵、庾信的骈赋之作，精工密丽、繁复多彩，达到了六朝骈文的巅峰。其用典的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庾信《哀江南赋》为例，它分为序和正文两部分，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指出：“至于庾子山文，亦知谋篇之法，如哀江南赋，先叙其家世，而由梁之太平，叙及梁之衰乱，层次分明，秩序不紊。”这就概括出了《哀江南赋》结构工整、层次明晰的特点。至于用典，光是序言，从开始几个分句自述生世后，每句几乎都充斥着各种典故一直到序尾。如“《燕歌》远别，悲不自胜”借魏文帝《燕歌行》和王褒的《燕歌》写北地之苦寒。除了直接用典外，庾信还擅长化用与表情达意无关的典故，钟涛曾经就提及庾信骈赋中这种用典手法，指出“将军一去，大树飘零”这一句虽然出自《后汉书·冯异传》但是“仅借取‘将军’和‘大树’之词，表现自己的溃败朱雀坊、出使西魏、梁朝的覆亡等，与原典本义并无联系”。但是庾信对各种典故的熟练运用并注入真情实感，所以并不显得累赘，而且常常不露痕迹，这就是沈德潜《古诗源》中所称道的“使事无迹”。
李商隐的骈文在用典的繁缛、结构的公正方面对六朝骈文的继承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樊南甲集序》中就称自己的骈文：“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而且范文澜先生也曾经指出：“四六文如果作为一种不切实用，但形式美丽不妨当作艺术作品予以保存的话，李商隐的四六文是唯一值得保存的。”可见李商隐的骈文创作的形式结构是极为工整精美的。以《祭小侄女寄寄文》为例，其中表达李商隐内心悲痛的“念当稚戏之辰，孰测死生之位”、“明知过礼之文，何忍深情所属”等句子都极为工整。又如大中六年创作的《梓州道兴观碑铭》一文的用典极为密集。开篇的“总天下之事，教为三分”就开始引用《隋书李士谦传》李士谦回答客问三教的优劣之事来起篇，阐明了道教作为三教之一的重要地位。之后又不停借用《老子》、《楚辞》、《庄子》、《史记》、《淮南子》、《抱朴子》等书中与道家有关的典故来为梓州道观的建造正名，结构极为工整，而且整篇碑铭几乎都是用各种典故连缀而成，这种现象在李商隐的骈文当中比比皆是。再如《祭裴氏姊文》中的“虽琴瑟著咏，终天壤以兴悲”，化用《诗经周南》的名篇《关雎》而不觉得生硬。又用《世说新语贤媛》中谢道韫不满自己丈夫的悲叹写自己裴氏姊的婚姻不如意，不仅遵循了骈偶的规则而且典故应用得恰到好处。
正是由于能够娴熟地运用高超的用典技法和工整的结构，连现代作家废名也极力称道庾信和李商隐二者的创作。而李商隐在骈文的技法上或多或少是受到庾信骈赋作品的影响的。
（四）结论
作为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作家，庾信的赋作以其骈俪之美、内容的丰富、情感抒写的清新老成对当时以及后世文坛就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庾信从早年的出入南朝宫廷到后半生屈仕北朝，而李商隐也游离于牛李两党之间，从很多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古之伤心之人。李商隐的骈文创作就多少接受了庾信创作的影响，从作品中渗透的浓厚的感伤主义情怀到艺术技巧上的运用都能看出其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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