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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来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和弹性,国际收支和贸易结构调整更加均衡和合理,资本项目审慎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大趋势
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及部分发达国家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波及区。这些经济体基本上已从危机冲击和影响中走出来,开始转向经济稳定性措施。然而,过于宽松的全球货币环境造成全球能源和资源价格飙升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迫使这些经济体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应对热钱涌入和内外经济失衡的宏观困境。
欧、美等国目前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回升基础仍十分脆弱。在世界经济日益缩小的蛋糕中,主要国家都想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都想把危机的影响和调整的代价对外转嫁。
在短期,美国积极采取了扩大出口,创造就业、降低赤字和实现复苏的各项措施。在中长期,奥巴马提出了美国“经济之屋”要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之岩”上的复兴战略,先后推出了《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国家出口行动计划》《美国高技术再授权法案》《美国人就业法案》等调整措施。为了实现上述政策目标,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纷纷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一方面,试图通过本国的货币贬值来增强本国出口竞争力和复苏动力;另一方面,又不惜挑起贸易战、货币战、舆论战等方式对外转嫁风险和调整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成了最好的转嫁对象。
中国经济应当是危机波及区中基本面较好的之一。然而,近来美国等一些国家又开始在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施压。虽然因人民币汇率问题引发的中美贸易争端演变为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但这场危机的影响及摩擦,尤其是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及冲突,大大挤压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和空间。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导致出现汇率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事实上,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的2006年,美国金融和楼市泡沫造成的“非理性繁荣”,使其经常项目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8000亿美元之巨。同年,全球经常项目顺差排前四位的分别是中国、中东、德国、日本,顺差为2533亿美元、2521亿美元、1902亿美元和1705亿美元。其中德国和日本主要是全球重要零部件和设备净出口的收益,中东主要是石油净出口的收益,中国主要是农民工参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生产体系净出口的收益。
中美贸易中的美方逆差,既因双方统计数据差异,也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所形成的顺差转移,还有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等原因。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2009年,中国加工贸易顺差是贸易总顺差的135%。加工贸易是全球工序分工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中国所获得的本地增加值率很低。最近一项研究成果发现,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加工出口直接增加值率和完全增加值率分别为16.6%和28.7%;远低于美国对华出口的45.2%和88.5%。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大户,但其直接增加值率和完全增加值率仅为12.4%和19.0%,在制造业各行业中排名倒数第一。
美方研究也表明,中美贸易不平衡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及贸易顺差跨境转移的结果。据美国海关统计,2006年中国对美高技术贸易顺差达490亿美元,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对美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总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研究结果表明,1995～2006年间,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有95%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有90%以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2006年,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约有65%是在高新区等特殊区域完成的。其单位价值往往比在美、日、欧生产的同类产品低几倍、几十倍。中国只是承接了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低增值生产环节,如高技术产品中的包装、五金配件、塑胶零部件等加工组装工序。
人民币大幅升值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
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主要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或跨国公司之间贸易带来的。这部分贸易顺差,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或外资来华投资,在中国完成产品价值链的最后加工组装工序后复出口带来的。其投资动因主要是由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环境和其他要素的影响,汇率只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
2005年7月至2008年8月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6.7%,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在持续扩大。而2008年8月人民币重新钉住美元后,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不升反降。2009年逆差为2268.3亿美元,较2008年下降了14.8%。同期,美国主要对华贸易部门——农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有所下降。2005至2007年,农业就业人数减少约4万人,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35.7万人。如果人民币在外部压力下出现大幅升值,如短期升值25%至40%,虽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能会减少,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会增加,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跨境转移,美国贸易总逆差并不减少。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过猛,中国的出口部门将遭受沉重打击,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会更严重。中国内需萎缩将显著减少从美国的进口,使美国扩大出口和就业的预期落空。
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加强合作
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向是坚定不移的,目标是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指导下逐步放宽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灵活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美对此没有太大的分歧。但对汇率、利率、货币、价格等名义总量的改革力度和时序选择上,中美存在明显分歧。美国要求人民币较大幅度升值,否则就通过立法、行政及其他手段加以制裁。
在历史上,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签订《史密森协议》,用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的压力迫使主要货币升值,结果不仅没有走出美元危机,而代价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两年里日元升值一倍以上,也没有帮助美国减少贸易赤字,而代价是日本陷入十年经济停滞。如果人民币也在压力下被迫大幅升值,后果难以预期。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对世界、对美国、对中国都不是好事。
根据过去的经验,人民币主动和渐进升值,如年升值幅度控制在6%以内,出口企业往往会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创新产品、更新设备、调整产品价值链的区域布局、谈判提高出口价格等方式来化解压力。然而,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和升值速度过快,加上其他成本上升或外部冲击等不可预期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往往会超过企业的可承受能力。对于加工贸易的影响,一般来讲,加工贸易企业的产品价值链大多是全球分布,只是把低端劳动力密集型工序或加工组装环节配置在中国,需要用人民币支付的主要是本地劳动力工资和本地配套及采购料件的成本。据调查,用人民币支付的劳动力工资占总成本的比重很低,本地配套和采购的料件大多是包装、五金、塑胶件,成本也很低。人民币主动和渐进升值的影响有限。
从未来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和弹性,国际收支和贸易结构调整更加均衡和合理,资本项目审慎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大趋势。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创造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将包括扩大内需基础上的经济国际化,重视进口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促进“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提升出口增长效益和质量等新变化。国际收支将日趋平衡。同时,中国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低成本的要素禀赋优势将发生变化;外商来华投资内销比重增加,房地产等服务类比重增加,短期资本流动比重增加;扩大城乡消费和加快城镇化进程,都将带动全球商品和服务的进口。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市场和经济基础日益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爆发任何形式的贸易战或金融战,都将严重损害两国业已形成的相互依存、互利共赢的合作格局,损害两国的核心利益及全球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在人民币汇率、贸易不平衡、产业政策、企业社会责任、环境资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只有增进沟通与合作,才能构建两国共同利益。任何无端指责与挤压,只能延缓甚至打断这种调整的步伐,最终会危及自身。正如孟子所说,“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只有这样,中美两国的合作发展才能顺利推进。★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及部分发达国家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波及区。这些经济体基本上已从危机冲击和影响中走出来,开始转向经济稳定性措施。然而,过于宽松的全球货币环境造成全球能源和资源价格飙升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迫使这些经济体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应对热钱涌入和内外经济失衡的宏观困境。
欧、美等国目前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回升基础仍十分脆弱。在世界经济日益缩小的蛋糕中,主要国家都想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都想把危机的影响和调整的代价对外转嫁。
在短期,美国积极采取了扩大出口,创造就业、降低赤字和实现复苏的各项措施。在中长期,奥巴马提出了美国“经济之屋”要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之岩”上的复兴战略,先后推出了《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国家出口行动计划》《美国高技术再授权法案》《美国人就业法案》等调整措施。为了实现上述政策目标,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纷纷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一方面,试图通过本国的货币贬值来增强本国出口竞争力和复苏动力;另一方面,又不惜挑起贸易战、货币战、舆论战等方式对外转嫁风险和调整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成了最好的转嫁对象。
中国经济应当是危机波及区中基本面较好的之一。然而,近来美国等一些国家又开始在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施压。虽然因人民币汇率问题引发的中美贸易争端演变为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但这场危机的影响及摩擦,尤其是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及冲突,大大挤压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和空间。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导致出现汇率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事实上,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的2006年,美国金融和楼市泡沫造成的“非理性繁荣”,使其经常项目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8000亿美元之巨。同年,全球经常项目顺差排前四位的分别是中国、中东、德国、日本,顺差为2533亿美元、2521亿美元、1902亿美元和1705亿美元。其中德国和日本主要是全球重要零部件和设备净出口的收益,中东主要是石油净出口的收益,中国主要是农民工参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生产体系净出口的收益。
中美贸易中的美方逆差,既因双方统计数据差异,也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所形成的顺差转移,还有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等原因。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2009年,中国加工贸易顺差是贸易总顺差的135%。加工贸易是全球工序分工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中国所获得的本地增加值率很低。最近一项研究成果发现,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加工出口直接增加值率和完全增加值率分别为16.6%和28.7%;远低于美国对华出口的45.2%和88.5%。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大户,但其直接增加值率和完全增加值率仅为12.4%和19.0%,在制造业各行业中排名倒数第一。
美方研究也表明,中美贸易不平衡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及贸易顺差跨境转移的结果。据美国海关统计,2006年中国对美高技术贸易顺差达490亿美元,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对美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总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研究结果表明,1995～2006年间,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有95%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有90%以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2006年,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约有65%是在高新区等特殊区域完成的。其单位价值往往比在美、日、欧生产的同类产品低几倍、几十倍。中国只是承接了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低增值生产环节,如高技术产品中的包装、五金配件、塑胶零部件等加工组装工序。
人民币大幅升值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
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主要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或跨国公司之间贸易带来的。这部分贸易顺差,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或外资来华投资,在中国完成产品价值链的最后加工组装工序后复出口带来的。其投资动因主要是由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环境和其他要素的影响,汇率只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
2005年7月至2008年8月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6.7%,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在持续扩大。而2008年8月人民币重新钉住美元后,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不升反降。2009年逆差为2268.3亿美元,较2008年下降了14.8%。同期,美国主要对华贸易部门——农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有所下降。2005至2007年,农业就业人数减少约4万人,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35.7万人。如果人民币在外部压力下出现大幅升值,如短期升值25%至40%,虽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能会减少,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会增加,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跨境转移,美国贸易总逆差并不减少。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过猛,中国的出口部门将遭受沉重打击,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会更严重。中国内需萎缩将显著减少从美国的进口,使美国扩大出口和就业的预期落空。
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加强合作
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向是坚定不移的,目标是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指导下逐步放宽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灵活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美对此没有太大的分歧。但对汇率、利率、货币、价格等名义总量的改革力度和时序选择上,中美存在明显分歧。美国要求人民币较大幅度升值,否则就通过立法、行政及其他手段加以制裁。
在历史上,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签订《史密森协议》,用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的压力迫使主要货币升值,结果不仅没有走出美元危机,而代价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两年里日元升值一倍以上,也没有帮助美国减少贸易赤字,而代价是日本陷入十年经济停滞。如果人民币也在压力下被迫大幅升值,后果难以预期。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对世界、对美国、对中国都不是好事。
根据过去的经验,人民币主动和渐进升值,如年升值幅度控制在6%以内,出口企业往往会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创新产品、更新设备、调整产品价值链的区域布局、谈判提高出口价格等方式来化解压力。然而,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和升值速度过快,加上其他成本上升或外部冲击等不可预期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往往会超过企业的可承受能力。对于加工贸易的影响,一般来讲,加工贸易企业的产品价值链大多是全球分布,只是把低端劳动力密集型工序或加工组装环节配置在中国,需要用人民币支付的主要是本地劳动力工资和本地配套及采购料件的成本。据调查,用人民币支付的劳动力工资占总成本的比重很低,本地配套和采购的料件大多是包装、五金、塑胶件,成本也很低。人民币主动和渐进升值的影响有限。
从未来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和弹性,国际收支和贸易结构调整更加均衡和合理,资本项目审慎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大趋势。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创造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将包括扩大内需基础上的经济国际化,重视进口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促进“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提升出口增长效益和质量等新变化。国际收支将日趋平衡。同时,中国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低成本的要素禀赋优势将发生变化;外商来华投资内销比重增加,房地产等服务类比重增加,短期资本流动比重增加;扩大城乡消费和加快城镇化进程,都将带动全球商品和服务的进口。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市场和经济基础日益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爆发任何形式的贸易战或金融战,都将严重损害两国业已形成的相互依存、互利共赢的合作格局,损害两国的核心利益及全球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在人民币汇率、贸易不平衡、产业政策、企业社会责任、环境资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只有增进沟通与合作,才能构建两国共同利益。任何无端指责与挤压,只能延缓甚至打断这种调整的步伐,最终会危及自身。正如孟子所说,“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只有这样,中美两国的合作发展才能顺利推进。★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